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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务运动120年之后，我们审视已经过去了的往事，可以多一点儿理性，少一点儿感情，对其间的是非曲直做求实之论。但当时，每一件带有创置意义的举措设施都曾招来詈责，激成争论。它们常常在反对声中艰难地出世，其中一部分又在反对声中夭折。传统社会中守护夷夏大防的人们容不得这些东西。在他们那里，即使“西用”依附于“中体”，其入门之途仍然处处障碍难逾。过去立论，多视洋务派与顽固派为一丘之貉，虽有分异，亦不过在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其实历史的真相不尽如此。⁽²⁴⁾两者之间不仅有论辩，而且有忿争。

概括这一类争论，比较大的先后有三次。

1866年年底，奕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算馆，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仕人(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这一建议，本是洋务事业发展之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自浸润于传统观念中的人们视之，洋务毕竟是“用夷变夏”，是一种有悖正道的东西。要把正途子弟拖入洋务，则事关名教之能否继往开来，一脉相传，实不可等闲处之。因此，它惹得守旧官僚们肝火极旺，群起而攻击痛诋是毫不奇怪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道学鸣于时的大学士倭仁。他真诚地相信中国的礼义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因，在人心不在技艺。”这种礼义和权谋，人心和技艺的对比，使西学在传统文化的光环之中显得格外鄙陋和渺小，又反衬出守旧者宗旨的正大:“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²⁵⁾但正是这种真诚，恰又深刻地显示了传统惰力的沉重和可怕。在沉重的惰力压迫之下，一些本来有意入馆学习的科甲人员也退缩回去了。主持洋务的奕不无憾意地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报考者。”⁽²⁶⁾

70年代发生的关于设厂造船(炮)和海防的争论，其中突出的是造船问题。1871年，内阁学士宋晋指称闽省连年造船，糜费太重而并无实用:“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将谓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海本没有水师船只，如果制造坚实，驭以熟悉沙线之水师将弁，未尝不可制胜，何必于师船之外更造轮船，转增一番浩费?将欲用以运粮，而核其水脚数目，更比沙船倍费。”他由福建推及江苏，主张“将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其每年额拨之款，即以转解户部”。与宋晋见识相近的还有历任闽浙总督吴棠、英桂、文煜。⁽²⁷⁾这一类言论见诸奏折，又经上谕批发各地疆臣，在当时发生过很大影响。左宗棠是闽省船局的创始人，也是反对这种主张最尽力的人。他说:“窃维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他与宋晋的着眼点不同，因此算出来的账也与宋晋不同:“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堕军实而寇仇，殊为失算，且即原奏因节费起见言之，停止制造，已用之三百余万，能复追乎，定买之三十余万，及洋员洋匠薪工等项，能复扣乎，所谓节者又安在也?”宋晋的攻讦既使他愤怒，又使他伤情:“兹朝廷洞瞩情形，密交疆臣察议，成效渐著，公论尚存，微臣得于钦承垂询之余，稍申惓惓不尽之意，否则微臣虽矢以身家性命殉之，究与国事奚所裨益?兴念及此，实可寒心。”⁽²⁸⁾他的话正说出了一代洋务人物共有的惆怅。

1880年岁末，刘铭传于奉诏入京之际力

请修建铁路，其词曰:“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²⁹⁾李鸿章本同此心，倾力赞助。以为“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³⁰⁾。他们着意于中外比较，未甘后居他国。但更多的人却“群相哗骇”⁽³¹⁾，指“铁路之说，刘铭传倡于前，李鸿章和于后”，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³²⁾。他们相信的是“自昔圣人刳木为舟，法斗为车，此即机器之权舆，迄后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原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养吾民也”。因为外夷以谋利为主，中国以养民为主，所以，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³³⁾。在义与利的对立之中显示农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排斥。而朝野之议论更易为人接受的是因铁路而致“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这种观念虽不可论证，却比能够论证的东西更合乎社会心理。新旧对峙，由此而激发长期争论。风水龙脉之类，比起倭仁的“礼义”，更是等而下之的东西。但在落后的社会里，它却能因为落后而成为力量，足以同风驰电掣的蒸汽机车相抗衡。

以上所述三次争论，在当时曾有过颇大影响。除此之外，那些较小的争论、冲突则难以缕述。可以说，新政之举，几乎步步都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盛宣怀在江西、湖北勘察煤铁矿藏的时候，就曾因探查地质而触及坟山，因触及坟山而惊动宗族;因惊动宗族而引出种种封建势力的群起而攻之。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步履之艰难，不读当日留下的材料是难以体味的。郭嵩焘说:“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³⁴⁾他的话心含痛楚而笔意冷峭，画出了顽固官僚的愚昧与可恶。

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中国，顽固是一种社会病症，仅仅把它归于守旧官僚的可恶是不够的。因事及人，新政的遭遇不可能不连累新政的主持者。奕排行第六，又力倡洋务，于是被目为“鬼子六”;洋务能手丁日昌则有“丁鬼奴”之称;李鸿章一生事业与洋务相连，久被清议攻讦，晚期曾心酸地自谓:“三十年来无时不在被谤。”尤为凄惨的是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西方)使节，他是在一片冷嘲热骂中步出国门的，作为洋务同辈里见识、才干高人一头的早熟者，他又因真话讲得太多而备受攻击，体无完肤。在他生前，《出使日记》被毁版;在他死后(庚子事变正盛之际)，有人还奏请戮他的尸体，以谢天下。顽固派对于洋务派的憎恶，有的时候真有点儿切齿腐心的味道。但是，复杂的问题在于，守卫祖宗之法是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联在一起的。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而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顽固的人们借助于神圣的东西而居优势，迫使改革者回到老路上去。近代百年都是如此。过去我们总是强调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封建主义同一性。但从两者的冲突，争论之尖锐程度来看，光说这一点是不全面的。洋务派有保卫封建的一面，但它的事业已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封建的范围。

改良派也批评洋务派，但他们同顽固派的攻讦是不同道的。实际上，改良派、洋务派本是同根所生，虽自立门户，而多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所以，他们的论争没有那么多的喧嚣和意气。改良派批评洋务派是因为洋务派“遗其体而求其用”，前进得不够。这种批评，是为后来的维新变法作思想准备。过去，常常强调改良派与洋务派的种种区别。其实，洋务派同改良派的真正差异不过在于:前者只布新而不除旧，后者布新同时除旧。

(1)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文祥》，392页，上海，世界书局，1937。

(4)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12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5)这句话是五四运动前后杜威在中国讲的，用以描述洋务运动非常确切。

(6)此外，鸿胪寺有时也兼办这一类事务，如缅甸与中国的交往，在清代常由鸿胪寺主持。

(7)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抚夷局”，50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5。

(8)奕等:《章程六条》，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2676页。

(9)“添裁机构及官制吏治”，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林则徐集·奏稿》，中册，8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13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12)《机器局》，见毛祥麟:《墨余录》，24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转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1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46页。

(18)《中国亟宜广开风气论》，见《皇朝经世文编》，卷105，7页。

(19)《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见马建忠:《适可斋记言》，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20)高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见《皇朝经世文统编》，卷6，7页。

(23)刘行宜:《卢木斋、卢慎之兄弟》，见《天津文史资料》第17辑，106～10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24)很奇怪，在叙述鸦片战争的时候，人们常常过分夸大了实际上并不那么厉害的所谓禁烟和反禁烟的争论;而叙述洋务运动，则对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那种不无刻毒色彩的激烈争论漠然视之。

(25)《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4)《伦敦致李伯相》，见《郭嵩焘诗文集》，卷11，189～19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