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体西用”

1861年，因出入过“夷场”而早识时务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大概是最先思考用西学辅接中学的人，在这里，取彼之长和守护旧物的意思是同样明显的。继之，身处中西交际之局的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也先后以不同的言词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七八十年代以后，论者渐多，王韬、郑观应、邵作舟、沈寿康、孙家鼐、盛宣怀诸人往往本之同一旨趣，或引申发挥，或就事论议，多归指于“中体西用”，用一个节略语为命题，概括了一部分人的共识。甲午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一种“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¹⁵⁾。按照今日的分类标准，这些人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之别，但他们却同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各自阐发自己的思想。显然，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一途，如欲细作辨析，那么，洋务派多在朝的当权人物，早期改良派和其他谈时务的人们则多不居于庙堂，后者是附从于前者的，洋务派是“中体西用”的实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论更像是一种理论指导，言论先行，实施随之，实施的成败得失，言论家又往往是敏锐的批评者。在这两重意义上，可以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

《格致新报》，1898年3月创刊于上海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¹⁶⁾虽说“中体西用”后来久被指为包庇封建，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因此，“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地把这一部分引进到中国来，成为中西文化交冲汇融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翻译、出版、科技、学堂、留学生为内容的近代文化事业都是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有益结果。这些东西是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虽然力量有限，但终究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中体西用”这个命题，既表述了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又规定了中学和西学的区分。“中学”是熟识的东西，或指为“伦常名教”，或指为“四书五经”，或指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指为“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推而及于中国旧有的文化皆属之，统归于形而上的“道”。西学是陌生的东西，并且伴随着民族冲突来到中国，因此，对于它的认识和汲取，不能不表现为几代中国人经历的艰辛曲折的过程。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因中国人眼中西学内涵的延伸，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自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间，沿海少数官员开始注视外部世界。杨炳南的《海录》、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都是这种观察的记录。他们最为震慑同时又希望拿来的还是来自泰西的“坚船利炮”，多数人心目中的西学或“长技”仅止于此。只有个别人开始接触到了机器生产上的技术。

(二)从60年代中叶初创江南制造局，到各省相继设立机器局的70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阶”，因此，为了制器而不得不翻译。其时，沪局译馆所出之书虽以军制与制造为大类，但数学和声、光、化、电等等学问亦渐入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徐建寅、李善兰、华蘅芳，其科学事业都与译书有不解之缘。这个过程，又成为格致之学“藉制器以显”⁽¹⁷⁾的时期。

(三)70—80年代，机器工业由自强而入求富。薜福成作《机器殖财说》，郑观应倡“商战”，以为“十万之豪富，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这种呼声，唤来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一类企业。他们认识到工业是商业的基础，格致又是发展工业的前提，对西学的要求也随同洋务企业的扩展而扩展，并视声、光、化、电为西学的精华。此期所译西书，显以科技类为多，感世忧时之士往往寄希望于“延精于中西学者，广译西国有用之书，贱价出售，以广流传，使咸识格致之妙用，然后迂腐之见化，然后诽谤之风息，朝野一心，人无间言，为国者则庶几乎有所藉手矣”⁽¹⁸⁾。

李善兰及其译作《谈天》

(四)由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还在70年代，若干敏锐的人们已经看出:西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¹⁹⁾。经过80年代的思索酝酿，到了90年代，散见的点滴言论与私相议谈渐变为那个时候先进中国人的公开论题。“盖中国之人震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²⁰⁾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尽管以此立论者并未同时修改“中体西用”的宗旨，多半仍是把议院当作“西用”来接纳，但议院是与民权相联系的，它的实行必然是对君权的限制和削弱，并会改造以“君臣之义”为纲纪的“中体”。多年来以是否赞成议院这一条作为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界线，其实这一条也不是铁案如山的。70年代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80年代的两广总督张树声都在奏议中言及过西人的政体。前者说:“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²¹⁾后者说:西人“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²²⁾此外，郭嵩焘、彭玉麟也有类似的言论。这些人多被目为洋务人物之典型者，但他们已程度不同地看到了“西体”，并想把它引进来，使“中体”有所改变。

《格致汇编》

(五)比政教更深一层的，是西学中“形而上学”的哲理学说。虽然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中国知识界所发掘和传介，但在“西用”的逐步延伸中，80年代已有人开始在窥其崖岸了。在严复申论达尔文、斯宾塞学说数年以前，钟天纬曾作《格致论》，略述西学源流:“考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为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辩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其中提到阿卢力士托德尔(亚里士多德)、贝根(培根)、达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并扼要地介绍了他们的学说，以事实纠正“西学源出中国”的附会之说。其论述之简明和准确，在那时的中国人中还是罕见的。这种对西学的探索由格致而进入哲理的趋向，代表了西学东渐过程中必然会有的一个阶段。稍后，康有为等之谈及培根，严复《天演论》之风靡一时，不是突然出现在中国学界的。

上述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汲取西学的过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下起步的，而其本身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因为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中体”和“西用”不会互不侵犯，“用”在“体”中会发酵，势必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因此，洋务运动中的好些人，觉察到桎梏与荆棘，寖寖乎要以“西体”为法，去改变中国的某些旧制。曾任天津武备学堂总教习的卢木斋自述本不厝意于西学，“以谓一艺一术，不足语道，及读西士译就各种新理新书，又与严又陵诸君子游，则益恍然于宇宙之大，古今之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中土圣人递相传授之实际，洎今学者亦湮其源，独赖二三西士深操力取，穹乎阖辟之始，扩诸名教之繁，推隐钩沉，发交畅，虽其于道，未必遽合，要其征实不诬，则固吾圣人复起，有不能废者也”⁽²³⁾。这是“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推动观念变嬗的结果。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中体”应是对于“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照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内，实际却很难如愿。当这种矛盾日益明显之后，更开明的人们就会在事实的刺激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