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

文化教育上的新设施是洋务运动仅次于工业的重要内容。这些设施，是传统的封建文教体制边上长出来的新东西。虽然它们没有直接取代后者，但由于它们的存在，保守的封闭圈子毕竟出现了缺口。

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这是一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的学校，初设英文馆，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任教习。以后次第增设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日文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任总教务近30年。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教育事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随后两年，上海、广州先后成立了性质相类的广方言馆。无疑，这是一种进步。但“同文”、“广方言”之命名，其虚骄自大的意思还显然可见。因此，这又是一种拖着根深蒂固传统观念蹒跚而行的进步。

同文馆

与之相联系的是译书。京师同文馆30年中翻译西书近200部，尤以外交和史地政法一类为多，其中有中国人看到的第一本国际公法。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40年里翻译的书籍达199部，而以自然科学、实用科学为多。梁启超所编的《西学书目表》，近一半出自于江南翻译馆。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供职几十年，以翻译事业沟通中西，功不可没。他所主编的《格致汇编》是这个时候很有影响的一种出版物，但其主旨并不在传教，篇幅以科技为多。他虽是一个西方人，但却成为洋务潮流中的同道者和参与者。当时，类似这样的人，还有一些。

傅兰雅手迹及其与江南制造局所签订的合约

另一件可以记录的洋务创举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在容闳主持下，从1872年到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被派赴美留学。(原定以15年为期，学成回国。但顽固派担心幼童将成为“美化”之人，“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矣”⁽¹³⁾，因而出死力以阻挠。由是于1881年全数撤回。)同一时期，福州船政学堂也曾派遣30余名留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这是名副其实的走向世界了。在这两批留学生中，出过一些近代著名人物。知名度最高的，前一批里有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后一批里有翻译《天演论》的严复。

洋务运动的发展，本身会呼唤人才。机器、大炮、轮船、电报，饱读八股制义、高头讲章的士子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因此，出现了一批专攻军事和工艺的专门学堂。其中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65年)、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天津军工学堂(1893年)尤为知名。这些地方研讨的是“艺事”。在“重理义、轻艺事”的传统观念之下，读书人从来不以技艺为正业，但在西方器物的刺激下，艺事渐为人重。在它们刚刚出现的时候，自然还比不上科举制度的尊荣，但它们的存在又会动摇和瓦解科举制度。因此风气稍开之后，又出现了以西学为主的自强学堂，甚至旧式书院也开设了一部分西学课程，古老的书院制度以其顺乎潮流的变化表现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这一切，又推进了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

天津水师学堂学生合影

总算起来，洋务运动所创办的新式文化事业大约有30个。这个数目，也可以称为“一批”。同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相比，不见得逊色。正是这一批事业(包括从事文化活动的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播了声、光、化、电和西方的史地国情，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另一片天地。这是一种真正的智力开发，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并哺育出戊戌维新的成批志士。梁启超后来说:“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籍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¹⁴⁾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这一点，洋务的倡导者是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