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务衙门

洋务运动以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起点。这一机构总揽外交(对外交涉:如教案、出使之类)以及同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制造、矿物、交通、海防、边务等各方面的大权，亦称“译署”或“总署”，成为一切洋务的包办者。由于它设立之初即“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并始终以亲王为总领，因此，其地位和影响超越六部，并不在军机处之下。从这个时候起，直到20世纪初，总理衙门实际上成为清政府的另一个中枢。在此之前，中国向以礼部与理藩院为主，分别接待藩邦、属国或外国的贡使。⁽⁶⁾这种机构体现了天朝体制居中驭外的命意，本身就以上国与夷狄之间不平等为前提。但是，从道光到咸丰，20年之间，新来的外国人用大炮两次向中国说明，他们不是贡使。于是，中外交往的机构不得不因此而变: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咸丰十年，设抚夷局于嘉兴寺。奏准: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值，一切俱传照军机处办理。又奏准:司员轮班办事，以五日为一班;满汉各四员到署，每日派一员住宿。又奏准:于司员十六人内，择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奏折、照会、文移等事。其机密要件，内阁各员缮写;关税事件，由户部司员经理;各站驿递事件，由兵部司员经理。⁽⁷⁾

局设未久，即改总理衙门。名称的变换，反映了天朝大国观念遭到打击而动摇的事实。所以，它有被迫适应外国资本主义需要的一面，并因之而带上半殖民地化的印记。当其时，君臣朝野之间，往往视之为不祥之物，士大夫顾清议者多耻预其选。这种心理，反映了传统中人忍辱含垢的感受。其中既有千年闭塞留下的惯性，也有重创之后的民族苦痛。因此，总理衙门从开始起，同时又被视为一种临时性的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⁸⁾终晚清之世，国史馆于大臣出任军机处、内阁、部院、疆吏者皆立年表，而于任事于总理衙门之人，则独无年表。

但从礼部、理藩院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毕竟有旧与新的区分和联系，这种区分和联系表现了近代政治制度的第一个变化。最初设置于总理衙门之内的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以及后来设置的海防股都是以古所未有的机构承当古所未有的业务。它们筦连同文馆、总税务司，并与设在上海、天津的南、北洋大臣职掌相关，在传统官制以外另成一种系统。其初意虽在应付时局，但随着事权的扩大，则不得不变为“新政”的总枢之地。所以，光绪年间的刑部官吏沈瑞琳慨乎言之曰:

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司注册而已。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洋公费，悉由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司销核而已。互市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赉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并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公使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护，畸轻畸重，皆向该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得不修船政、铁政，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工作益繁，该衙门已设有铁路、矿物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矣。⁽⁹⁾

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以新物取代旧物，而是在旧物边上别置一新物。可以称为布新而不除旧。布新而不除旧是整个洋务运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