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近代化一小步

今天所称的洋务运动有过好多名目:“同治中兴”、“同光新政”、“自强新政”、“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等等。可以说有名有字有号。洋务运动是一个反映时代的概念，它概括了近代历史一个阶段中所出现过的活动和事物，本无褒贬之义。但后来洋务同崇洋媚外联在一起，等同起来，于是，这一概念就带上主观色彩，变成一个贬义词。“同治中兴”是随太平天国失败而产生的名称。这个名称比附历史，寄托了清王朝的希望，并明显地带有规复旧物的幻想。但中国社会已面临近代化带来的剧烈变动，不会再有本来意义的所谓“中兴”。相比之下，“同光新政”之称稍明新旧区分，因此，更合乎实际一点儿。海外学者则多名以“自强新政”，重在抉示其回应泰西逼迫的一面。

自强，是中国古有的概念。《易·乾象》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概念已被赋予新的意义。奕、文祥、曾、左、李，还有众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忧国之士都借它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甚至“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¹⁾。其实，那个时候自强一词应有两重含义。一就阶级意义言，它所寻求的是在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打击面前王朝的自我振兴。对中国社会来说，这多少是一个被重新提出的古老问题;二就民族意义言，它所寻求的是:在“鸱张弥甚”的外国侵略面前，中国的自我图强。《北京条约》签订后，“洋人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奉命通筹全局的人们固然曾因洋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而感到“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但这是一种略带惊讶的自幸，而绝不是洋洋自得。“通川(州)烽火逼，仓皇幸热河。密云惟豆麦，宫禁满兵戈。”⁽²⁾西方大炮带给中国社会的耻辱和创伤毕竟太深了。因此，痛定思痛之后，庙堂中人的策论已多见“制敌在乎自强，自强必先练兵。比者抚局虽成，而国威未振，宜亟图振兴，使彼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³⁾之议。自强以图御侮开始成为自觉意识，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刺激的结果。

自强一词所包裹的这两重含义，在持续垂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其比重先后不同。一开始，买洋枪以镇压农民起义一面为多，所谓“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但太平天国与捻军相继失败之后，民族图强一面寖假转多。同治初年，李鸿章领淮军入苏南，比较西洋利器与中国枪炮之后，在一封信中已经说及“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⁴⁾。其不甘低首洋人的意识是明晰的。当然，身在局中的洋务人物同时又有种种弱点，因此抵洋的历史效果常常不如人意，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比之欧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实现的产业革命，洋务运动像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⁵⁾。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最初一小步实始于这种支离斑驳之中。洋务运动包罗孔多，但大致而言，其核心或主导的东西可以归为二端:(一)在这个过程中所建立的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二)创置于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诸种近代设施。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观念变化，构成了近代化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