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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增开了11个口岸: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因此而开始进入长江流域和华北。这是条约带来的直接变化。另一重变化是出现了中心口岸。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的中心由广州逐渐移到上海。但对外政治中心仍是钦差大臣所在的广州。这种经济和政治的脱节体现了王朝的限制和夷人的反限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上海作为口岸的中心重新达到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某种程度的统一。在华北，北洋大臣所在的天津成为口岸的另一个中心。比之南方，它更多一点儿外交色彩。除此之外，口岸的增多带来了租界的增多。而贸易、传教、航运、居留，随西方人深入内地和华洋杂处之局的形成，在民族战争停止之后，是此起彼伏的民众与洋人的冲突。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则日见明显。

与此同时，某些腐旧而且僵固的封建传统观念被迫发生变化。这一点主要体现于辨“夷”“洋”。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夷与夏(或华)相对待，在区分民族地域的同时又划出了文化上的高低。千百年来，国人熟悉而且惯用的这个称呼在近代中西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礼仪、文化和心理不平等之沟。英国人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明白了“夷”字的涵义，并敏感地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他们的诘问和抗议在中国人的眼中算不得一回事。鸦片战争后十几年间，民间指称和公文用语中“夷人”、“夷酋”、“夷船”、“夷语”每每可见可闻。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由《天津条约》作了明白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夷”的使用自此受到了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逼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但对亲身经历这种变化的那一代人来说，却不啻是一种精神上的剧痛。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特地在奏疏中申说当地“人心愤夷已极，而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牍，称夷务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不敢斥言夷字”⁽²⁴⁾。他显然把称谓的变化等同于媚外行径了。这种心理，表现了社会观念嬗移之际的历史惯性。与罗惇衍固执旧称的态度相比，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则表现了明理通变的气概。他在《资政新篇》中说:“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²⁵⁾罗惇衍与洪仁玕的不同，折射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不同侧面，其中无疑有着许多可以深思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强调西方侵略者对我们不平等，但同时又把中国封建主义以夏傲夷的不平等置于视野之外。这多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论题本身会唤起民族感情。然而，以夏傲夷的不平等，毕竟不能同义于反侵略的抗争。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时代的差距，所以，带来了不平等条约的西方人却又向中国要求平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鞭笞。半是势的压力，半是理的悟通，两者作用之下官场文牍和私人著述中由夷到洋的词汇变换，反映了西人西事在中国的升值。虽然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此有自愿和不自愿两种感情，但这种变化发生之后已无可逆转。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交事务，记录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国人世界观念发展的脉络。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每走一步都滞重而且艰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其一，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这是当时最完整的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中论述的内容，在许多地方实开早期改良派的先声。这一著作之所以能产生，无疑与洪仁玕在香港生活多年，较广泛地接触过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同他经历不同的洪秀全能产生《天朝田亩制度》那样的思想，却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其二，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这一著作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冯桂芬在上海租界生活过，因此，他对西学要比魏源知道得更多一点儿;但冯桂芬又接受过线装书的长期熏陶，这使他的文章又不同于洪仁玕。《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最能反映时代要求的是两篇文章:《采西学议》、《制洋器议》。洋务运动中的举措虽可罗列很多，其要旨则不出冯桂芬所论。其三，是郑观应的《救时揭要》。他是一个买办，但富有思想，并因此而较多地知悉近代企业经营术，是当时操商贾之业而志不仅仅在货利者。这一著作涉及很多东西，例如华工(猪仔)、习俗(溺女婴)、旁门左道，等等，具见经世之意，里面有反映时代的内容。其中最有意义的是《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提出轮船要“进”，须由官办变商办，在当时的新议论中较多地表现了对经济的关注和见解的内行。此外，他还提到在国外设领事的问题。其若干主张早于实际的历史进程好多年。其四，是1861年容闳向洪仁玕提出的改良政府、军队，改变教育体制、举办洋务等七条建议。就教育背景来说，容闳比以上三个人更西化。正因为这样，他对中西之间的历史距离比别人有更深的感受。所以，其主张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努力也往往包含着更多的炽烈。虽然容闳不久之后就离开了太平天国，但他的主张和努力并没有因此而变。意味深长的是，在相差不多的时间里，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接纳了他，以扑灭太平天国为事业的湘军主帅曾国藩也接纳了他，而且其主张的一部分能够由议论转化为现实，最初正是借助于后者的力量。这说明，在60年代，民族矛盾刺激下的内战双方对于时代命题似乎有着一种共识。大体上这些就是1860年前后出现在中国的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改革思想。人们多注意1840年的划时代意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百年中国所受到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这是历史着意赋予近代中国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同一性。先进的人们之所以为先进，就因为他们深浅不同地体会和理解了这一历史趋势，所以，力求用自觉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自强，并以此阻止来自外国的进逼;顽固的人们之所以为顽固，就因为他们抱残守缺，一厢情愿地指望用封建主义来打败资本主义。这种改革和反改革曾经形成争论冲突，并贯穿于近代史的每一环节而构成百年历史的主线。但中国人认真对民族战争背后的内容做出反应，并相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而波及各个阶层，则无疑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2)参见《克勒拉得恩伯爵致包伶博士函》，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16，767～768页。

(3)在这方面，西方人具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马士评论说:“叶名琛于一八五二年八月被任命为专办夷务的钦差大臣兼驻广州的总督，徐广缙调任驻武昌的总督，担负镇压当时威胁扬子江流域的‘叛军’的专责。从那时起，对于外国代表实行不理睬就成了政府既定政策的一部分，而外交当局的这项政策则是通过驻广州的钦差大臣予以执行。”(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63页)

(4)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5)参见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12、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8)筱园:《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43页。

(9)参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65页。

(10)筱园:《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43页。

(11)广州的入城和反入城之争，是鸦片战争后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耆英和徐广缙曾经用拖延的办法来对付。但在叶名琛手里，这个问题已经同修约连在一起而无可拖延了。

(12)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29页。

(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册，6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31页。

(15)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31页。

(16)［澳］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1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平步青:《霞外捃屑·陈侍御奏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317页。

(19)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146页。

(20)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13～25页。

(21)《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初三日，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宣统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