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主阶级的分化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居中央枢要之地的奕、文祥、桂良为了谈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东南军政重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溯江而上的西方人相遇。这两部分人是那个时候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人。在今日被称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和奕，本来并不乐于此道。他们与官僚士大夫群中的其他人一样鄙夷西方人，并相信天朝的挞伐可以驱赶逆夷。但民族战争失败以后，在被迫与西方人周旋交际的过程中，他们渐从对手的身上感触到另一个世界的一部分;获得了中国传统历史经验中所没有的新知识，思想因之而发生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家书和日记中多次痛詈英夷“性同犬羊”。对于一个没有目见过西方人的士大夫来说，这种骂词，一半来自历史，一半来自途说。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由阅历和观察，却颇知西人亦有“素重信义”的一面。这并没有消解他对西方人的疑虑和制夷意识，然而其见识却因此而明达地近乎事理了。在当时的中国人当中，明乎中西事理的人并不多，这样，他们与恪守传统的顽固派之间就不能不出现区别和分歧。于是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洋务派的出现，标示了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在两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务实济世的努力因多少有利于当时的社会而受到后代历史学家的称道。但归根到底，地主阶级改革派是传统之内的改革派，他们的改革体现了传统社会的自我复兴和振兴，然而复兴并不能打破旧有的循环。与之相比，洋务派却具有不同的意义。由于时代的逼迫和造就，他们的改革主张，常常已经别具面目了。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奕

作为“庚申之变”的结果，《北京条约》当然带有明显的民族耻辱的印记。因此，签订条约的奕、文祥常常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追究罪责，而施以口诛笔伐。的确，作为身负外交责任的主持“抚局”者，他们有对外妥协退让的一面。这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可洗刷，也无须洗刷。但是，他们是民族战争失败一方的代表，而战争本身已为外交划出了定局。虽然如此，许多人还是喜欢宽容战败的军人而苛责签署和约的文官。尤甚者则因之而推论奕、文祥一辈为甘心卖国。在这种推论下，历史就像是一锅混煮的粥了。人们曾经反复提起奕、文祥把“发捻交乘”比作心腹之害，把俄国比作肘腋之患，把英国比作肢体之患，并以这三句话来概括他们的全部思想。然而，在这三个比喻之前，还有一句含义深邃的话却常被忘记:“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²²⁾权宜和实事也是比喻，但意思却不大相同。其中有着显而易见的抵洋自卫之志。言情言理，这种思想更能体现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本来感情。这是他们思想中的另一面，不妥协的一面。正因为不妥协，所以才有造船造炮、富国强兵的种种议论和行动。这些议论和行动，虽然久已被概括为“洋务运动”，但当时的人们却是以“自强”命名的，在“自强”的词义中正隐伏着中国对西方的民族抗争。因此，在奕和文祥那里，妥协和不妥协是同时存在的。这种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压迫之下封建传统中的人们在分化过程中的彷徨。离开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是难以解释它的本来意义的。比起那班仍然沉湎于“花月正春风”的旧式士大夫来，彷徨毕竟表现了新旧之间的一种探索。它可能孕育着历史的进步。

近代百年，中国社会处中西折冲之局的人们中有三种不同类型。一是文祥那样的人。《清史稿·文祥传》中保存了他的一段话:“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²³⁾“势有难行”是对现实的感慨，而“义可采取”则是对来者的期望。虽说议院之议已超出了船坚炮利的范围，但其中同样包含着师夷以制夷的用心。在当时，比较中西，改革旧物而能达到这样的眼光和见识是不容易的。他是一个满人，而且可以归入权贵一类，比起早期改良派们以在野的知识分子作自由议论，他的言论无疑会面对更多的忌讳和束缚。因此，就这一方面来说，文祥表现了更多的勇气。二是耆英那样以苟且办国事的人。鸦片战争之后，他一度主持过中国的外交大局(《南京条约》的中国首席代表，战后的两广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管夷务)，而他所倚为能事的，却是滑头主义的敷衍应付。他曾非常起劲地试图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建立起一种亲密的私人关系，并不惜以天朝大吏的身份认夷人为义子。在这种出格举动的背后，包藏着他力图以融洽的私人交谊消弭中西冲突的官场技术。但他并没有真正认识西方人，在给皇帝的疏奏中，他对夷人的丑诋、贬斥和蔑视又不稍容情。然而，靠滑头而成中外交涉之事者古来未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耆英被咸丰起用，赴天津参与谈判。正当他满怀希望地与英人重叙旧谊时，李泰国用缴获的文件和疏奏粗暴地揭穿了他的虚伪。西方人的恶作剧使耆英黔驴技穷了，其外交和性命都因此而走到了尽头。三是徐广缙、叶名琛那样以顽固为倔强的死硬派。他们同西方人的抗持，更多表现了传统观念派生出来的情绪。这种情绪未必没有伸张正义的民族合理性，但当情绪遮没事理之后，就会变成盲目，而盲目总是导致中国在劣境中备受勒逼。这三类人中，能够顺乎时序而为中国谋利的，应当是文祥这样的人。而三者的并存，则明白地显现了中国地主阶级古来未有的一种格局。

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