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庚申之变”

次年春季，美法联军北上攻陷大沽，兵临天津。中国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1859年，战事因换约再起。第二年，联军侵入北京。在更加苛刻的条件下，中国同英、法、俄三国又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这7个条约构成了第二批不平等条约。这是一个屡战与屡和交错的过程。屡战与屡和，既反映了西方人侵逼煎迫的强韧无情，也反映了中国君臣的彷徨与颟顸。1858年(咸丰八年)御史陈庆松曾不无尖刻地指出过这种对比:“向来办理夷务，本未通盘筹划。不过来到天津，支应回广东去，而广东亦不过搪塞了事，故事终不了。夷人机警，窥破此情，故于我全用劫法。不独叶名琛系被劫去，近日抚局亦系劫成。”⁽¹⁷⁾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情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保存了当日中西交涉的旧案，从中揆度咸丰的心事，可以看出他所最舍不得丢掉的东西是中国帝王在百夷面前的固有颜面。《天津条约》签订以后，西人南返，津沽危局甫缓，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已奉派蹑踪而至上海，与西人再开谈判，期于以免除关税为代价，换取彼族放弃公使驻京、江路通商、内地游历和归还广东省城。在折冲甚苦之际，上谕迭至，辞气愤厉:“桂良等迭次陈奏办理情形，其经剀切训示，总以阻其进京，停其江路通商，并将游行内地罢议，及早归还广东省城四事为最要。桂良等果肯竭力转圜，何至徘徊两月有余，又复奏请训示?前次准将钦差(西方使节——引者)移至上海，原为阻其进京及赴天津之计，若仍准其随时进京，则进京之后，如何驱遣?岂不与驻京无异?又何必改钦差移上海，且何必派桂良等前往挽回耶?总之，进京一节，万不能允，内江通商，必须消弭;其余两事，亦当设法妥办。”⁽¹⁸⁾其所谓“剀切训示”的四项，本都关乎中国主权，但咸丰之力与相争，其意盖在保全华夷之间的藩篱和沟壑，尤在避免中国君主与西方人的直面相对。他害怕这种直面相对会扫尽天朝的礼文和成宪，因此宁肯舍弃关税之利，后来的历史学家孟森说:“外使之来，苟非崩角稽首，而与为姑容，其耻甚于亡国。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浼。得正而毙，虽败犹荣。此当时之舆论然也。”又说:“若使当时桂良遵旨请求，进口货且不能收税，洋人重利，其于驻使一层，必可暂缓留作后图，而洋货之灌输，海关之不必设，中国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挢舌者。”⁽¹⁹⁾其评论可谓能中肯綮。这种心理导致了1859年僧格林沁对入京换约的西方人愤然而且懵然的一击。于是由《天津条约》止息的武装冲突重新发展为更激烈的民族战争，直到咸丰“车驾北狩”，圆明园在烈火中化为废墟。

被英法联军焚毁后的圆明园

如果说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连头带尾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它发端于广东一隅而最终进入华北，使上国帝京一时成为夷狄世界，夷夏之大防因之而完全崩溃。一个目睹了事变场面的京官记叙说:西人自入安定门之后，“立时恃悍登城，猱升望杆，悬起彼国五色旗帜，尽逐我城上防兵，将我大小炮位，掀落城下，纳诸沟中”，另设夷炮四十六尊，炮口皆指南向。“北面城垣，东西长十里，尽被占踞，支搭帐房数百座，城门听其启闭，反禁止中国人不得出入，唯巴(夏礼)酋号令是听而已。”当和议未成之际，“群丑罔知顾忌，性且畏寒，城上不耐栖止，擅入人家住宿”，城北居人，因受辱而纷纷南迁，街市累见扶老携幼，背负袱被，仓皇逃难之群。而王公大臣汉官富户之未及迁徙者则多“门首摘去科第匾额、官衙门封”以自晦匿。在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军事统治之下，华夷旧序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日前崇文门外三转桥地方，有一傻子，立于门前，见夷人经过，拍手大笑曰:‘鬼子来也。’夷众立将此傻子毒殴，伤重垂毙，复入其家，举室尽被殴伤，毁坏什物。”在这种局面之下，昔日京华景象正如洪水过地，荡然无存。叙其事者辛酸地说:“夜敲夷鼓，通宵达旦，枕上闻声，魂梦为之不安。”国破山河在，追抚旧时旧事，其感触无疑会刻骨铭心。富有意味的是，当他描述额尔金坐着“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到礼部换约一幕时，其笔调由沉痛而转为明显的愤怒。西方人这样做，是存心践踏外夷入京只能坐车不能乘轿的旧章，以此勒取与中国政府交往的平等，但在中国士人眼中，这种践踏包含着比烧杀抢掠更多的难堪:“伊在英国，只一伯爵耳，乃敢僭越狂妄至此。”比照历史，往往唤起更多的苦涩:“海国作乱，自古无闻，明时有倭寇之警，亦未尝连衡诸海国，直犯神州赤县也。”⁽²⁰⁾然而沉痛和愤怒都不能抑制西方人用大炮取得的权利。

英法联军在天津的驻地

经历了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士大夫们痛苦地名之曰:“庚申之变”。与之相比，记叙前一次鸦片战争的作品不过称为《道光洋艘征抚记》。“车驾北狩”和联军入京的震击产生于华北，其脉波却传到了很远的地方。1860年，正同太平天国相持于东南的曾国藩“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²¹⁾。“不知所以为计”正是重击下的一种茫然失措。这样的心态，在当日士人群体中是极富典型色彩的。名者实之宾，“庚申之变”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体会到有一种不受欢迎，但又无法拒却的变化正在发生。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这种意识还朦胧地羼杂着种种臆测和附会，但比起鸦片战争之后十几年中浑浑噩噩的天朝旧梦来，终究是另一番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