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留给历史的余响

作为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在纵横十数年之后失败了。但它是近代中国的一次大海波潮，潮来潮去之后，许多东西都会改变旧日模样。

从社会经济来说，太平天国虽然没有改变土地制度，但它对部分地主分子的人身消灭和整个地主阶级的经济勒迫，又造成了地主分子的出逃和地主经济的萎缩，部分农民因此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同时，内战之后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经界变形，“向存鱼鳞册、黄册荡然无存”⁽⁴¹⁾，促成“客民”开垦得地的种种可能和永佃制度大量形成。当时江、浙、皖诸省往往“客民争携耒耜来受塍廛。其中强有力者，飞来客燕，敢欺本地篱，有主田畴，强行霸占，有喧宾夺主情形”。而“土著之流亡者，一旦生还，反致无所归宿。田为人有，屋为人居，力不能夺，讼不能胜，乃不得已而亦舍己芸人，占别家之产以自活。展转易主，遂至境内之田，尽非原户”⁽⁴²⁾。这个过程会产生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浸润首先开始于东南。因此，这些增多的自耕农面对的已不是旧时的自然经济了，他们离商品和市场近在咫尺，并时时受到刺激。这种经济环境无疑会使自耕农的增多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增多。这些对后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多少有点儿好处。

太平军与清军作战图

从社会政治来说，太平天国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这种搅乱是统治阶级永远无法平复的。由此，间接地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倾向。这对于削弱中央集权起了很大作用，原来的政治体制就不能不发生变化。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本是对于太平天国搅动天下的反应，但由此发生的制度递嬗却又不是最初作出反应的人们所预料得到的。庚子与辛丑之间的东南互保是有清270多年未见之局，然而追本溯源，其始点却起自太平天国的影响。此外，湖南近代出了这么多人，同太平天国有很大关系。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出了很多高官大吏。原先的闭塞打破了，出现了世代汲引，内外交流。在这种闭塞和开放俱存的地方，最容易出现典型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除了这两点外，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对后来的许多政治力量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在戊戌维新期间，金田起义常被康有为借来作为迫使皇帝变法的力量，这是用反衬来促成革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自觉接受了太平天国反清的正面影响和因争权夺利而导致分裂火并的反面教训;这些影响说明，太平天国在它失败以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进程还在起促进作用。它留给历史的余响是长久的。

【注释】

(1)《龚自珍全集》，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49，列传136，112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新”有两种含义:(一)质变和飞跃的产物。这是性质之新;(二)在质不变的条件下，一物取代另一物。这是形式之新。太平天国之为新朝，是后一种意义。

(4)《太平救世歌》，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2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5)《钦定英杰归真》，同上书(二)，572页。

(6)《天命诏旨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64页。

(7)《天父下凡诏书一》，同上书(一)，13页。

(8)《天命诏旨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65页。

(9)圣库制度的来源有争论。我说过圣库制度是由“米饭主”这种形式发展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圣库制度一定直接来自“米饭主”。发展，是指两者之间有前后影响的关系。“米饭主”是少数天地会山堂搞的，而太平天国圣库制度则是推到全体。

(10)《太平天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632页。

(11)据考证，洪秀全所看到的《圣经》可能是哥世略等人所译的本子。在此之前，已有马礼逊的译本。

(12)《天情道理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360～361页。

(13)参见《太平天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636～637页。

(14)《太平救世歌》说:“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也。”又说:“自我兄弟五人(应指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引者)赖蒙天恩主恩授封为王，恭承天父亲命，下凡辅定真主”，则萧朝贵本应是上帝诸子之一。但是萧朝贵在尘世已做了洪秀全的妹夫，以兄弟而兼妹夫无疑是一种乱伦。为避免这种矛盾，遂以洪宣娇为上帝之女，而称萧朝贵为“帝婿”、“贵妹夫”。可见，太平天国设计上帝的家庭关系是非常随意的。(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241～243页。)

(15)《东王杨秀清答覆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304～3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干王洪宝制》，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657页。

(17)《翻译官麦多士君在南京及镇江与革命军首领叙话记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904页。

(18)《天京游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950页。

(19)《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161～162页。

(20)《金陵癸甲新乐府》，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735页。

(21)《讨粤匪檄》，见《曾国藩全集·文集》，卷3，1～3页，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

(22)《原道醒世训》，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92页。

(23)参见《金陵省难纪略》，同上书(四)，719页;《太平天日》，同上书(二)，636页。

(24)《金陵省难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719页。

(25)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附记3，6页，上海申报馆仿圣珍版印。

(26)同治《浔州府志》，卷27，《紫荆事略》，30页。

(27)《盾鼻随闻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367页。

(28)《建天京于金陵论》，同上书(一)，257页。

(29)《贼情汇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272页。

(30)《贬妖穴为罪隶论》，同上书(一)，297页。

(31)《天父诗》115，同上书(二)，449页。

(32)《天父诗》378，同上书(二)，484页。

(33)《幼学诗》，同上书(一)，232页。

(34)《贼情汇纂》，同上书(三)，230页。

(35)《太平礼制》，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106页。

(36)参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柳兆薰日记》，9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7)《金陵癸甲新乐府》，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738页。

(38)《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44页。

(39)容闳:《西学东渐记》，98～9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0)杨韦事变后，太平天国之所以还能存在下去，同当时天地会的广泛发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削弱了清政府的力量有很大的关系。

(41)姚锡光:《吏皖存牍》，卷上，29页，光绪戊申版。

(4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66、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