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国的悲剧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太平天国是一股有着种种优势的力量。因此，它的事业能够以喜剧开始。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随后西征北伐，并相继击溃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到1856年9月杨韦事变前，太平天国已控制了从武汉到镇江的长江沿岸要地和江西、安徽的大片土地，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太平天国天王府正门

但进入南京，同时又预伏着太平天国的悲剧。选择南京为天堂立基之地，是起兵不久之后就有的成算:“在永安时言至金陵为登天堂，许夫妇团聚。”⁽²⁵⁾并在作战时常以“行将取江南矣，岂畏尔官军耶”⁽²⁶⁾鼓动士气。那个时候，多数太平天国中人连石头城的外貌都没有见过。但江南之富庶繁华和金陵“城高池深”，可以做“帝王之家”，则耳闻已久，心向往之。虽然攻占武汉之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有过北上还是东下的讨论，但前一种主张几度提出，又几度被否定了。据《盾鼻随闻录》记载:“女贼卞三娘凶悍绝伦，女兵千余，俱广西大脚婆。……向洪逆献计，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杨秀清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径取江宁为巢穴，争论不绝，秀清遂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南。卞三娘因其言不用，率领女兵自回广西，不知所终。”⁽²⁷⁾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主持军政的杨秀清更热心。太平天国领袖人物对于天堂地点的盘算取舍，说明富裕的经济和“帝王之家”是对他们吸引力最大的东西。后来刊布的《建天京于金陵论》一书，辑集了41篇同名短论，叙述择地于此的种种好处:“盖闻王者建都，必先观地之形势。地非居天下之中，不可建都;……至于金陵地居都会，据东南之美，为名胜之区，地势弥崇，民情益厚，中多山阜，外有江河，此天父上帝所造成，而为我天王建都之地也。”⁽²⁸⁾但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论旨多保守小天堂于一隅之心，少经营八表以取天下之志。同小天堂相比，北京城成了非常遥远的东西。透过历史人物的活动，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千百万小农保守安逸的小生产意识。生产环境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眼界的狭隘造成了思想的狭隘。这一选择的结果，带来了太平天国事业的历史转折。首先，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攻势变成了守势。太平天国攻取南京是一重大胜利，但也由此而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包袱。不能不“以安徽、湖北、江西为大供给所，且不能一刻忘情于湖南。其注意上游，若婴儿之仰乳哺”⁽²⁹⁾。由此产生的军事和经济的态势，牵制了太平天国的兵锋，迫使它敛收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于是，奔腾湍急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一片以南京为中心的浅滩。此后虽然有过北伐西征之举，但西征意在经营上游，屏障天京;而北伐则是以偏师孤军深入险地，与其说是犁除庭穴，不如说是以攻为守。《贬妖穴为罪隶论》一书收辑了那个时候天朝中的人们与北伐相关的种种议论。其中颇有不切事理的见解，甚至以为“至于妖穴，取之不足以安人民，弃之不足以伸武勇”⁽³⁰⁾。这种态度，同他们对东南的关切是一种鲜明对比。因此，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所统北伐军在华北挫败之后，终因援军不继而溃散。但是，造反而以战略保守为能事，这不能不是一个致命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当然会造成与之相应的结果。其次，进入南京之后，六朝绮罗金粉之地促长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天国的封建化。洪秀全写了那么多的《幼学诗》、《天父诗》，宣扬了什么呢?一是君权神授:“众小尔们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胆。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尔们要遵，一个不顾王顾主都难。”⁽³¹⁾二是三纲五常:“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³²⁾“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王独操威柄，谗邪遁九渊”，“伊周堪作式，秉正辅朝纲”⁽³³⁾。甚至规定5岁的男孩子就不可接近姐妹，比之男女7岁不同席的旧规更为苛严。在这种观念下，政治等级森严可畏:“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³⁴⁾还有繁琐而苛细的称谓:“军师妻呼称王娘，丞相妻呼称贵嫔，检点妻呼称贵姒，指挥妻呼称贵姬，将军妻呼称贵嫱。钦命总制妻呼称贵媪，监军妻呼称贵奶，军帅妻呼称贵()。师帅妻呼称贵娴，旅帅妻呼称贵婕，卒长妻呼称贵妯，两司马妻呼称贵娌。”⁽³⁵⁾小天堂中的居民是否真的能记住这么多名目是可疑的，但其用意在于以多数人的卑贱来衬托少数人的荣光却是确然可见的。在这里，天国的尊卑体制比“清妖”的尊卑体制更多一点霸道和蛮气。天下男子的兄弟之情和天下女子的姊妹之情，已经被忘得干干净净了。小农向往平等，但又常常造成不平等。

太平军官兵

诚然，太平天国在南京颁布过被称道的《天朝田亩制度》。但是，这一文件的空想性质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残酷程度都决定了其用心规划的土地制度只能是一纸空文。它的价值是为近代思想史提供了一种农民的大同模式。真正成为太平天国实际赋税政策的是“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政策以土地所有者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它不仅保护自耕农的利益，而且也保护地主的土地权和收租权。这种保护，体现了对赋税来源的关注，当然不是有爱于地主。但旧的土地关系却因之而保存下来了。迟至1861年(咸丰十一年)，吴江拥有三四千亩土地的大地主柳兆薰，还能收到租米1300余石。⁽³⁶⁾他不会是一个仅见的例子。在人间天国里，天堂毕竟只能是一种影子。他们曾试图按自己的面貌和要求来改造世界，例如取消商业。但现实使他们重重地碰了壁。于是，从经济、政治到观念，历史在绕行一周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时代的局限是真正的局限。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从金田到天京，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激烈抗争，以追求自己的理想。但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他们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一条取代封建制度的出路。当封建制度还没有东西能够取代的时候，太平天国不能不回到封建制度。借助于宗教理想汇集起来的世俗力量，由于理想的褪色而不能不日趋迷失与彷徨。一个旧文人用歌吟记叙天朝中人的物欲说:“宫室车马及衣服，朅来享尽天堂福，志骄气盈乐宜极，百计营求供大欲。金鱼数十缸，珍禽数百笼，去年人献十四凤，(伪示云:舜时凤皇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我天朝肇基，王迹定有瑞征，民间不得私藏。人以野鸡十四只当之，辄大喜。)今年令捉千斤龙。夏鼎商彝举室空，瑶草琪花掘地穷，竹未槎枒斗雕刻，玉石磊落资磨砻。”⁽³⁷⁾与此同时，丧失了理想的宗教则流为偏执的虚妄。所谓“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主，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³⁸⁾。本是世人共有的天父，变成了父子祖孙一系的始祖。这种演变，使进入南京之后的太平天国政权，不能不日益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封建政权，并以自己不成熟的封建政权与正在衰败中的清朝封建政权对峙着。它的不成熟性，使知识分子如王韬、容闳——来而复去。曾经亲身到过天京的容闳后来说:“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以此加入太平军，非独不能增加实力，且足为太平军之重累，而使其兵力转弱。盖此等无赖之尤，既无军人纪律，复无宗教信仰。即使齐之以刑，不足禁其抢掠杀人之过恶。”“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盖繁华富丽，固足以销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³⁹⁾他的话透露了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典型观念。

容闳

清王朝是正在衰败中的封建政权，但它却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候崛起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这一势力注重经世，罗致人材，并且以守卫名教为号召，组织了一支以儒生为骨干的新的军事力量。这些人多研习理学，虽无显达的名位，却是传统知识分子中最富于信念的部分，往往以一介章句之儒历兵戈成悍将。在满汉地主阶级当权派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他们走上前来，成为团结整个地主阶级对抗太平天国的中坚。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期太平天国同清政权的对抗，实际上是太平军与湘(淮)军的对抗，是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对抗。两者对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只是一种异端。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并因此而能够代表传统的中国社会。前者用理想汇聚社会力量，后者用传统汇聚社会力量。无疑，历史事变中主角的这种个人特点，一定会成为影响事变结局的因素。作为一种对照，可以比较洪秀全周围的人物和曾国藩幕府中的人物。这两个地方曾经集合了当时中国能够影响历史的群体。然而就数量而言，19世纪中期中国的才识之士无疑更多地站在传统一边。他们以个人的选择，表现了某种历史的选择。

当清王朝因儒生经世派的出现而获得加固的时候，太平天国国都爆发了杨韦事变，局面因此岌岌可危。⁽⁴⁰⁾远道而来的洪仁玕适逢其会，受命于危难之际，成为后期太平天国事务的主持者。就节操和知识而言，他是太平天国的一等人材。但他缺乏军事才干(李秀成因此而看不起他)。因此，在连天烽火的内战中，他不可能挽救太平天国的颓势。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显然，他具有开通的眼识和卓越的预见。但在当时，它并非太平天国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游离于农民斗争之外的东西。这就决定了它不会在太平天国的群众中激起用拜上帝会造小天堂那样的反响，也不会转化为物质力量，只不过为19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想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把农民群众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需要很多环节，而中国尚未有这些环节。

《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湘军的地雷轰开天京城墙;坚持到焚烧天王府的火光照红天空和江流。这是一场悲壮的斗争。其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净自己身上的封建东西。因此，他们悲壮的事业中又有着一种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