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洪秀全的思想

洪秀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曾经抓住过千百万人的心，并通过他们化为排山倒海的力量。在这个过程里，他个人的思想反映并影响了那时候的社会思想，以致天国的历史痕迹与天王的才识情性常常因果相系。因此，要说明太平天国的历史，不能不首先说明洪秀全的思想。就社会变迁着眼，他以文字方式留下的思想材料大致可以分为三点。

(一)拜上帝。如果说后来康有为的特点是托古改制，那么洪秀全的特点就是托上帝以改朝换代。上帝的存在，不仅具有宗教精神的意义，而且更多现世功利的意义。他使洪秀全从一名三家村塾师变成天父的次子，所谓“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在这里，神威造成了权威。的确，造反起义是非常之事，所以需要借助非常的权威。比之历史，他所取的路数，同历代帝王自称“天子”以昭示君权神授的用意是非常相像的。但太平天国的上帝不是中国社会里土生土长出来的东西，而是从《圣经》中搬过来的，是一个“满口金须，拖在腹尚(上)”⁽¹⁰⁾的洋上帝。其形貌与中国已经见惯的佛祖和三清全不相类。过去常常提到《劝世良言》，这是洪秀全第一次接触到的介绍西方宗教的读物。但他所吸取的基督教知识，主要不全来自这一粗浅的小册子。以后，洪秀全曾随罗孝全读过几个月的《圣经》，由此所得，当然要丰富得多。他从《圣经》里不会仅仅只看到一个上帝。《新约·使徒行传》中保留着若干社会平等、财产均分的内容。这大概是原始基督教平等思想的沉淀物。以理推断，它会对洪秀全产生吸引力。⁽¹¹⁾在当时的中国，这些东西毫无疑问是一种异端。因此，曾国藩作《讨粤匪檄》，首先以“窃外夷之绪”为讨伐之辞。然而，洪秀全毕竟不是传教士。一方面，他的基督教知识主要是自学揣摩出来的，其间不免会有对于本义的误解、臆测和附会。例如西方人视为天经地义的圣父、圣子、圣灵(那个时候译作“圣神风”)“三位一体”，他就从来没有弄明白过，以至于把“圣神风”轻易地作为封号送给了杨秀清。另一方面，用上帝来聚众，本身又需要上帝适应自己的信仰对象。这种需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于西洋原版的加工、改塑和曲解，并由此而使上帝粘附上某些中国特有的色彩。在太平天国官书中，上帝有时候是与中国上古经籍里的观念相通的:“书曰:‘肆类于上帝，’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诗曰:‘昭事上帝’;又曰:‘克配上帝’;孟子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¹²⁾记载于《尚书》和《诗经》中的“上帝”是殷周先民心目中的至高神，它与基督教里的“God”本来全无干系。可是经洪秀全的榫结，两者变成了一个东西。这种论证方式，虽然带着望文生义必有的逻辑破绽和历史破绽，却可以使接受“God”的太平天国大众更多一点儿与故家旧物认同的理直气壮。此外，佛道观念和中国民间宗教观念也渗入了上帝教。《太平天日》里绘声绘色地描写过洪秀全在天堂里打妖魔，从上帝居住的“三十三天逐层战下”，直到“凡间这重天”，以见其超凡的神性和神通。⁽¹³⁾然而“三十三天”之说，发明权本归佛教所有。这一类编造，固然便于在民间说法之用，但基督教里上帝的形象，则不会不因此而异化。更富于想象力的是宗法社会里的农民为上帝创造的宗法大家庭。在耶稣之下，太平天国的首义诸王一夜之间都成了上帝的众子，并按照各自的行序分别对应天象:洪秀全为日、杨秀清为风、萧朝贵为雨、冯云山为云、韦昌辉为雷、石达开为电，后来秦日纲和胡以晃封王，复为霜、为露。⁽¹⁴⁾正像梁山泊好汉在忠义堂排座次一样，他们在上帝的家里排座次。用这种办法分配领导集团成员之间的权力，并不能算作创举。虽然他们在上帝的名义下组成了一个神圣家族，其实不过是把中国固有的名分纲纪和江湖聚义中惯见的成规引入了上帝的家里。这一类对于基督教的改作是洪秀全的得意之笔，因为他可以藉此示傲于西方人。这种自觉的优越意识，非常明白地表现为太平天国对外国人的问难:

太平军抄本《天条书》

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天上有几多重天否?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天上头顶重天是何样否?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元配是我们天嫂否?⁽¹⁵⁾

与此相联系，太平天国中的人们还认为:“从来中国所称为花夏者，谓上帝之声名(耶火华)在此也;又号为天朝者，为神国之京都于兹也。”⁽¹⁶⁾显然，上帝虽然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模样，却更加钟爱中国。因此，韦昌辉告诉英国人说:“中国君主(洪秀全)即天下之君主;他是上帝次子，全世界人民必须服从及跟随他。”⁽¹⁷⁾同一个意思还以“万方来朝”字样刻于太平天国的玉玺上。在这里，洪秀全的世界观念似乎与道光、咸丰相去并不远。难怪当时到过天京的西方人富礼赐觉得太平天国的上帝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野菩萨，并且藐视地评论说:“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在他看来，“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¹⁸⁾。有人从西方人的不满推论出农民的上帝是非常值得赞美的，因为他具有洋上帝所没有的种种好处。其实，农民加到上帝身上的并非都是可以赞美的东西。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杨秀清和萧朝贵熟演的上帝、耶稣附体显灵。太平天国刻印的《天父下凡诏书》，郑重地记录了杨秀清以上帝名义对洪秀全的训诫与凌辱。作为被凌辱者，洪秀全不会喜欢杨秀清，但作为天父的次子，洪秀全又不能不敬受上帝的训诫。由此产生的复杂矛盾，最后终于以血淋淋的内讧解决。这种巫汉降神一类民间迷信的借用，与基督教的体系井然有序相比，实在不能懵然恭维。归根结底，加工和附会不可能改变主要的质料，因此，上帝并没有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太平军安民告示

(二)承袭并激扬了自天地会以来的反清意识。这一点，由隐喻而越来越明切地见之于《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和《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之中。前三篇是拜上帝教的基本文献;后三篇是义师布告天下的檄文。两者代表了太平天国由萌蘖到发展起来的理论和思想。其中虽多见西方宗教的教义和古代经籍(《礼记》)的引言，但最能震动世人心弦的却是那种强烈的反清吼啸:

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言语，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¹⁹⁾

曾国藩

首与足，神与妖，中国与胡虏的对立，以及见之于形象、衣冠、伦理、配偶、制度、语言的满汉不能相容，显示的也是夷夏之见。意味深长的是，当众多士大夫因西方人的到来而想到夏夷大防的时候，造反的农民用同一个题目抉开了渐被淡忘的满汉旧创口。曾国藩写过《讨粤匪檄》，但他极用心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其实，回避也是一种反应。对此，不同的历史学家已经做过许多命意不同的诠释。从思想意识发展的历史程序来说，天地会的“反清复明”是太平天国反清思想的直接前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两百年来汉民族的潜在种族意识并未泯除。当清王朝从盛世走向衰世，社会矛盾因之而不断激化的时候，这种种族意识会像冷灰中的火星一样迅速复燃。就此而言，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又包藏着当时社会现实的阶级对抗内涵。正因为这样，它才能造成巨大的反清社会运动。比之天地会的秘密活动和局部活动，太平天国以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反清，其声势和影响在当时和后来都要大得多，作为19世纪中叶的一场历史震荡，太平天国对近代社会思想的显著冲击无疑正在于此。30年后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创建兴中会的孙中山，正是一个自命为“洪秀全第二”的人。两者之间前后相续的关系是非常易见的。作为一种比较，洪秀全辛苦经营的拜上帝会则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如被西风吹尽，了无余响。代之而兴的是反洋教运动。上帝并不能影响中国的社会思想。20世纪初期从事反满革命的人们常常怀念洪秀全，并不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是因为他的反清扑满为后来者开了先路。

(三)反孔，同时又吸取了儒家的某些东西。太平天国可以算作历史上头一次大规模的反孔群众运动了:所过之处，往往焚学宫、毁木主，至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入金陵以后，又曾大规模地搜书和烧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²⁰⁾在秦始皇之后，像这样恣肆地践踏孔孟的事是没有先例的。曾国藩因此而谓之“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²¹⁾。但是，对于传统社会里的农民来说，践踏孔孟并不等于摆脱孔孟。在思想上和实际上，它又接受了很多儒家的东西。例如，《原道醒世训》对大同社会的论述，就以唐虞三代为楷模，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²²⁾。这种充满向往的描述出自《礼记·礼运》，并托名于孔子，它表现了典型的儒学乌托邦思想。而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方面，太平天国的制作则明显地脱胎于《周礼》。这种反孔而又依傍于儒学的矛盾不难从那个时候的社会历史中得到解释。

首先，太平天国的反孔，并不因为儒家思想体系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它还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眼光。它与孔夫子所争夺的，是以上帝为唯一的神圣地位。“唯一”的排他性决定了其他一切权威和偶像都必须取缔。因此，太平天国反孔的喊声和深度是不成比例的。据说，孔子在天堂里受到“鞭挞甚多”。但这无非是为了剥夺他的权威。权威一旦丧失，上帝对孔子还是采取了给出路的政策。经过“罚他种菜园”的劳动改造后还能在天父天兄的身边得到一个座位，并“准他在天享福”。⁽²³⁾因此，太平天国的反孔态度后期与前期并不一样:“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縢，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²⁴⁾

《天父诗》扉页、内文

其次，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润，它已经深藏于中国人的心中，其支配性并不是每个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识到的。洪秀全是产生于这个社会的人，而且是一个向四书五经讨过生活，从科举制度寻过出路的人。还在他接受上帝的洗礼之前，儒学早就为他行过洗礼。所以，当他自觉地反孔的时候，又会不自觉地被孔学牵引。这种情况，在洪秀全成为天国的君王之后更加明显。随着造反者锐气的消退，是统治者惰气的增长。造反可以不要儒学，统治却终究以为儒术更应手。于是三纲五常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