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莲教、天地会和拜上帝会

咸丰

咸丰刚刚即位，就爆发了金田起义，并转瞬燃为燎原之火。对于他来说，在继承祖宗皇位的同时，似乎也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留下的灾难。

从19世纪初期开始，尖锐的社会矛盾已使中国社会渐渐临近又一次改朝换代之局。嘉庆和道光君临天下的几十年间，一面是士林风气由饾饤琐碎转为忧患时势，一面是民间愁苦在积累中化为躁动。鸦片战争之后，改朝换代的社会力量大大发展起来，并按不同的渠道汇集成流。这些力量，比之东汉黄巾、唐末黄巢、元代红巾和明季李自成，在规模上分布更广，其构成也复杂得多。当时最有影响的力量，大概可以举出几个方面:(一)白莲教支派。川楚白莲教起义被扑灭后，教门势力仍绵绵不绝，化为很多名目，广收徒众，半秘密半公开地活跃于长江以北。后来的捻军基本上就是其流派之一。(二)天地会。同白莲教注重神权相比，它更多一点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其山堂星罗棋布于两广、福建、台湾，渐入两湖和四川，并衍生出很多区域性的会名，互相联络，此伏彼起。在南方下层社会里，他们构成一种与官府对峙的有组织的力量。(三)1843年初创的拜上帝会。(四)以西南、西北回族起义为主干的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起义。分别地看，它们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改朝换代力量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在时间上共存，在空间上并列，互相感应，聚合成推波助澜之势，在中世纪和近代之交唤来了中国历史上自发农民战争的最后一个高峰。时代的影响和塑造，又使它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表现出种种过去所没有过的外观。龚自珍在30年代曾说过:“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¹⁾他以一个忧时之士的敏锐，感受到了地层之下岩浆的激烈奔突。比照后来的历史，他的话成为预言。五六十年代，炽热的岩浆终于喷薄而出，整个中国成了一片起义的火海。

在这些同时存在而又互不统属的力量里，最后成为改朝换代主导者的，不是延续了几百年的白莲教势力，也不是立基开局近两百年的天地会，更不是远离中原的少数民族反抗，而是异军突起的拜上帝会。可以说是后来者居上。拜上帝会酝酿于30年代，初创于1843年。从揭竿而起到定都南京，前后不过几年。它在短时间内做到了白莲教和天地会长时间没有做到的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历史现象，虽然迄今很少为人注意，但历史现象应当在历史叙述中得到说明。依我所见，后来居上正是中国社会选择的结果。

(一)自乾嘉之际起，白莲教曾经发动过持续多年的大起义，驰骋于湘、鄂、川、陕、甘五省。《清史稿》叙其事，叹为“教匪之役，首尾十年，《国史·忠义传》所载副参以下战殁至四百余员，其专阃提镇及羽林宿卫阶列一二品者，且二十余人。王文雄、朱射斗，一时名将;穆克登布、施缙，亦号骁勇;惠伦、安禄，并贵胄隽才。仓猝摧仆，三军气熸”，“当日岩疆悍寇，军事艰难，盖可见云”⁽²⁾。这是它的狂飙期。但洪峰过去之后，滔滔而流者，毕竟只是余波了。由于缺乏鼓舞人心的现实政治目标，它向世俗世界着力描绘的宗教末世感就成为一片黑暗，与之相比，他们所预言的太平之世是一种渺茫而不可捉摸的东西。在大劫行将来临之际，人们所受到的恐吓实多于出路的召唤。捻军之近于打家劫舍，与它缺乏理想主义不无关系。天地会有一个政治目标，这就是“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曾经寄托了一代遗民在刀光血泊中追念故朝所产生的愤懑、希望和追求。但是，遗民本不是一种可以传代的职业。两百年来，子又生子，子又生孙，在岁月的迁流中这种感情和意识已经日趋淡化，或成为伏藏于意识深处的潜流。光阴最是无情物，在它的磨洗之下，“反清复明”变成了内容模糊的观念躯壳。后来的天地会承袭了始祖们的种种规矩，但在观念上两者已不可同日而语。晚出的拜上帝会同样以种族意识“讨胡(满清)”，但洪秀全高出一筹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不要“复明”，而要建立新朝。当然，拜上帝会没有从天上搬来一套新的生产方式，新朝不可能在社会性质上比旧朝更高。过去说太平天国带来新天新地新世界，这是过美之词。⁽³⁾但是，由于洪秀全借来了西方的宗教，在他手里，新朝变成了地上天国，并由此派生出以教义取天下和治天下的种种规制，却是以前没有先例的。改朝换代作为一种现实目标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同宗教唤起的朦胧而又清晰的感召交融在一起。在这种交融之中产生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和后来的《奉天讨胡檄》。对世世代代沉溺于愚昧之中的千百万小农来说，宗教语言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神秘的力量是最可信赖的力量。他们天然地同情正义，又天然地相信天命。当正义与神助合二为一的时候，造反就成了天意选定的事业。粤、桂、湘、鄂、赣、皖、江、浙，众多小生产者因此而在这个事业中成了改朝换代的老兄弟和新兄弟。

洪秀全塑像

(二)白莲教、天地会信奉的是多神主义。从无生老母到玉皇大帝，从弥勒佛到关云长，兼收并蓄，诸神济济。与信仰上的多元化相对应的是组织上的多元化，白莲教支流遍布，天地会山堂林立。这种以纷多名目各立门户的支流和山堂，同时表现了白莲教和天地会的不统一。因此，它们可以造成很大的声势，但难以汇聚成集中的力量。拜上帝会则全然不同。它抬出的唯一真神是天父皇上帝:

考天地未启之初，其象昏冥，一无所有。仰蒙天父上主皇上帝大开天恩，大展权能，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于是乾坤定焉，日月生焉，星辰布焉。光明为昼，昏黑为夜，昼夜循环，万古相继，以成其生生不已于地者，万物俱备，皆所以济人生之用，则天父上主皇上帝之有恩德于世人者既深且厚，报答难尽矣。⁽⁴⁾

这种上帝创世的神话虽说是出自《圣经》的舶来品，但它来到中国，却有效地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排除了佛道塑造的种种尊神。而且，“大而无外谓之皇，超乎万权谓之上，主宰天地人万物谓之帝”⁽⁵⁾。下层知识分子粗陋的说文解字尽管牵强少文，而作为宣传和灌输，无疑更能适合农民原本不善玄思的胃口。对于成千上万卷入这一潮流的人们来说，一方面，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凡天下男子，皆为兄弟;凡天下女子，皆为姊妹。此之谓“上帝原来是老亲”。这种平等，取消了人间一切世俗的等级权威并使人人都可以走入天父的怀抱。另一方面，上帝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地关注、摆布和安排着世间的人和事。“万事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⁶⁾这就又树起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一切意志都归结为上帝的意志:“尔知我天父上帝要人生则生，要人死则死，是天上地下之大主宰么?”⁽⁷⁾于是，宗教的戒律便自然地转化为“天条”，原本不懂纪律的乌合之众因之而可以部勒成营伍。比之旧式教门和会党以义气相维系，拜上帝会的“天条”更多一点儿严酷和肃杀。作为天父，上帝的慈悲给小农以慰抚;作为至上神，上帝的独裁收束了小农的散漫。在这两重性之下，形成了太平天国的大一统。正是这种大一统，聚积了白莲教、天地会所从未有过的巨大力量。虽说自陈胜、吴广“篝火狐鸣”之后，借神道以起事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屡见的法门，但比较嘉庆年间的川楚白莲教与咸丰年间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可以看出，外来的观念和教规渗入之后，近代民间宗教组织也在发生着新与旧的代谢。

《太平救世歌》

(三)太平天国以宗教为旗帜。但是，在它那里，宗教的教义是同几千年来农民阶级的理想和幻想糅合在一起的。农民成为教徒的过程，同时是农民以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领会和理解上帝教的过程。因此，在天国的形式下改朝换代，虽比前代草莽举义更多耳目一新的创置，而其中所寄托的，往往正是中国小农固有的憧憬和向往。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圣库制度上。从金田起义前夕，参加团营的人们就自下而上地归私财于公库，自上而下地分配衣食于个人，用皈依天父换来了物质上的人人均平。此后，“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⁸⁾。在另一头，圣库的收入化为柴米油盐，进入上帝大家庭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取得自己的一份。这种废除私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制度是超越历史的，因此，它注定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但在太平天国建立新朝的过程中，它又真正地实现过相当一段时间。⁽⁹⁾在这段时间里，它所带来的公有和互助无疑会极大地吸引东南地区大批贫困无告的人们。洪亮吉在乾隆末年已经指出“户口既十倍于前”，“游手好闲更数十倍于前”。积数十年之久，加上鸦片战争后南方社会经济的变动，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人口无疑会更多。这些人往往为谋生而脱离了乡土，也因此而脱离了宗族庇护。虽说统治阶级称他们为“游惰”，其实他们是社会中最无助和最怨愤的部分，因此也是社会中最易于被均平和互助粘结起来的部分。对于他们来说，天朝圣库正是直接能够沐浴到的圣水。西方基督教为灵魂的归宿设计了天国，相比之下，拜上帝会的人间小天堂是一种中国化了的东西。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洪秀全把天上的火盗到人间来了。这一点，是当时的白莲教、天地会都做不到的。所以，当太平天国进入两湖之后，贫苦的农民、船工、小生产者和游民如山洪爆发般地涌入其中。太平天国在寻找他们，他们也在寻找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的2万余众，到攻占武汉，沿江东下，已成为旌旗蔽日、征帆满江的50万大军了(号称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