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民、夷

在鸦片战争中出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如果说林则徐的作为体现了统治阶级对外国侵略的抗御，那么三元里和其他地区以义勇自命的人们则代表了中国民众在炮口震撼下的自发抵拒。这是中西民族冲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两端的最初反应。两者之间的感应和同一是明显的。过去强调的是: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用这种三角循环来说明官、民、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夸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记录了粤之义民痛诟义律的檄文，其中说:“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此次由奸相受尔笼络，主款撤防，故尔得乘虚深入。倘再犯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艘舰，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之子民。”⁽¹⁰⁾在这里，民众是以“大清国之子民”的立场与外夷相抗的。因此，他们对于“奸相”的指责，并不纯粹是官与民的对立，所谓“无君无父”、“忘恩负义”⁽¹¹⁾，在用词上更能显示的倒是传统文化里忠义与奸佞的不可调和。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固然有游离于官府之外的一面。但反侵略斗争毕竟不同于国内阶级斗争，不同于天地会、白莲教。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常常使官与民之间还有相通的一面。为今日史学家所称道的民众义举，其组织者和领导者则多是士绅。⁽¹²⁾牛栏岗歃血盟誓后选出的三元里十三乡领袖人物，以何玉成、王绍(韶)光、梁廷栋最有影响，其中一个是举人，一个是监生(一说候补县丞)，一个是能够号召十余“社学”的有力者。没有这些人的个人威望，乡民的反侵略愤怒只能发为零星的一击，而无以聚成一百零三乡的涌潮。涌潮既成之后，士绅的观念又会成为民众观念的代表者。在这里，官与民的沟通正体现于士绅身上。事后，广西巡抚梁章钜在奏议中说“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借乡民之力”⁽¹³⁾，其褒扬之意是明显的。类似的情况，在近代百年中对外抵抗的场合常常出现。如果抹煞民族意识，这一类现象将不可理解。

三元里人民抗英指挥部所在地——三元古庙

当然，被称为“官”的人们中也确乎有以苟且一时为计者，他们在炮口的震撼下因畏惧而气沮，因气沮而辱国。广州知府余保纯，本由林则徐查办烟案时指调至省，并在与西人折冲的过程中，“实相与左右之”。但林则徐获罪之后，遂“附和琦相(善)，不复自顾其矛盾，遂奉命数与义律往还，谈论烟价、香港之事，及将军(奕山)、参赞(隆文、杨芳)既至，更为张大其腐鼠之吓，抚事已定，卒以重赂完城”⁽¹⁴⁾。三元里民众集围英兵之际，又“亟出城排解之”⁽¹⁵⁾。在中英鸦片战争历史上，他并不是一个要角，但在当时的广州，却一度成为千夫所指的汉奸。《英夷入粤纪略》说，当年9月，他主持府属各县考试，而“文童哗然。皆云:‘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最后终因身被清议集矢而“不容于粤矣”⁽¹⁶⁾。当中西交逢之初，民族伤痛与夷夏之辨交相融合，作为一种多数人的群体心理，儒学所作育出来的士大夫并没有丧失攘夷之志。因此，像余保纯这种人不仅被下层民众痛詈，而且同时被士大夫群体所鄙视。他是当日官场的一个形象，但他并不是当时官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