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移民、会党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因此，当社会由盛转衰的时候，它又会面对着前朝所没有过的困顿。

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随同马戛尔尼来华的使团成员爱尼斯·安德逊说:“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一哩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¹⁵⁾这大概是他从中国获得的最深刻印象之一。与西方人的感性描述相比，乾嘉时期的学者洪亮吉在《意言》一书中对人口与生计的议论和忧虑就更富理性思考的色彩: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

由一家推及社会，则:这是一种土产的人口论。它以传统的经世意识折射了历史上尚未有过的人口压力。在一个农业国度，人口增多，无非是农民阶级的增多和地主阶级的增多。小农增多，则土地分割愈碎，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愈弱;地主阶级增多，则兼并之家愈多。因此，人口的增长会促使土地兼并加速。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耕地增长滞缓，因而在生活资料来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大幅度增多，必然要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这是人口增长超过了社会负荷的自然结果。

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需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勤，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¹⁶⁾

清代京师前门商业区

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直接引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一是移民。中国农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也常常会背井离乡。这种事情历代多少都有过，但清代尤其显著。乾隆以后，日多一日的人口挤在自然经济提供的空间里谋食，本不宽裕的谋食之路因之而日趋狭窄。这种矛盾，推动着最贫苦的人走向新的空间去寻找生活资料。乾隆初年废除了编审制度，封建国家对于农业人口流动的控制也随之松懈。于是，出现了自发的移民。当时，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福建向台湾移民。这是国内移民。同时，又有海外移民。据谢清高口述，杨炳南记录的《海录》(1820年)一书⁽¹⁷⁾，暹罗、新加坡、槟榔屿、马来亚都有中国移民定居，而尤以暹罗为多。移民所操之业大体是淘金、贩货、酿酒、种胡椒、开赌场、贩卖鸦片。据说，华人移民在“槟榔士”一地即有万余人，在“噶喇叭”则不下数万。还有一个叫樊守义的人，曾于1707年到达过非洲。那时，大概还没有到欧美的。19世纪中叶以后，为了谋生而向海外移民的华人在地域和人数上都已超过了这个时期。于是而有所谓近代华侨史。二是会党。由于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会党崇尚忠义，虽说按儒学本意，忠与义分别对应于“五伦”中的君与友二伦，但在会党文化中，忠不过是义的修饰词，它们强调的都是“出门靠朋友”的互济互助。在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互济互助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有饭同吃。这一点对生计无着的游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乾隆年间，御史柴潮生说:“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流民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民，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¹⁸⁾四方游民之成为“啯噜”，正是为了求食求衣而走到一起来了。后来，广西的“米饭主”也同此旨趣。越来越多的人把参加会党当作谋食的手段，结果是会党势力无处不在，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然而又相呼相应，成为近代中国宗族与行会之外的第三社会组织。

会党的发展同城乡社会矛盾的激化，同“反清复明”的思想影响都有关系，但主要是中国人口过多造成的。过去论史，曾从政治上强调它反封建的一面。其实，“反清复明”并没有多少反封建。只是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一部分人被裹挟于其中，才有了一点儿反封建意义。这并不是会党本来就有的东西。与这种添加的意义相比，会党中人更多打富济贫的本能。有时候，他们会融入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之中，例如川楚白莲教。但当造反烽火成为过眼烟云之后，他们同官府和地方豪强也往往很有点儿联系，以致后来“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屡有入其门者。在晚清以后的中国，会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组织。1876年(光绪二年)，《申报》载文概述青帮的渊源与流变说:“安庆道友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盗或窃，无恶不作。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¹⁹⁾这些话代表了一种舆论，其中既有文人附和当局的惯调，也有平民的评判。但惯调和评判都说明:会党作为一股盲目的力量，其自发的冲动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会党的病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病态。而当中国社会带着一个秘密会党的王国走向近代的时候，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