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

郑和

15世纪，东西方之间好像出现了一场航海竞赛。从1405年到1433年，28年中，郑和7次出使西洋(中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及近海各地)。他所率领的舰队弘舸连舳，巨舰接舻，历经30多个国家，航程的最西一端是非洲东海岸。我们今天赞美郑和，因为他七下西洋沟通了中国同西亚诸国之间多方面的联系，而当时出使随员留下的名为《瀛涯胜览》(马欢)、《星槎胜览》(费信)、《西洋番国志》(巩珍)的海外见闻录也为东西文化交流保存了一部分很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但是，1435年，随着郑和的死去，中国远航船队的帆影也在海面上消失了。而在西方，半个世纪之后却迭连出现了3个著名人物。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¹⁰⁾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于第二年到达印度。他是第一个通过海路从西方来到东方的人。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渡过大西洋，沿美洲大陆向东进入太平洋。虽然他本人在中途被戕杀于菲律宾，但他的船队则继续航行，并于1522年返回欧洲。历3年之久，绕地球一周。这次航行证实了我们居住的大地在构造上是一个球形。三者的事业，从地理上沟通了欧、美、亚、非之间的关系。谓之“地理大发现”是名副其实的。1530年，人文主义者让·斐纳说:“由于我们航海家的勇敢，大洋被横渡了，新岛屿被发现了，印度的一些僻远隐蔽的地方，揭露出来了。西方大洲，即所谓新世界，为我们祖先所不知的，现已大部明了了。在所有这些方面，以及在有关天文学的方面，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和古哲学家们都曾获得进步，而托勒密更大有增益。然而假使这些人当中有一位今天重来的话，他会发现地理已改变得认不出来了。我们时代的航海家给我们一个新地球。”⁽¹¹⁾从此，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他们的航程是划时代的。

如果要做比较，其结果是令人深思的。从时间上说，郑和首次出海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要早87年。论船队规模，郑和七下西洋，人数多半在2.7万以上;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所统水手分别是87人、140多人、260多人。同郑和比，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当时中国的海船大者可载物千吨以上，“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¹²⁾。但哥伦布开到美洲去的船，却只要几十人就可以操纵自如了。无疑，中国人曾经占有多方面的优势。然而，地理大发现最后并不是在中国人手里完成的。在这里，声势之大同果实之小是不成比例的。后人读史，会非常自然地问:其故安在?

由对比而产生的问题，可以从进一步的对比中得到说明。

在西方，当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先后驶向万顷波涛的时候，为他们导航的，不仅有指南针，而且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和地理学。据研治科学史的英国学人贝尔纳说，那个时候的欧洲，没有这些东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强悍的冒险精神只会是海面上的一股盲流。郑和的船上，也有罗盘，但是，当时的中国人还只知道天圆地方。天圆地方与西方人“地圆说”的不同，反映了东西航海科学前提的不同。“不论哥伦布本人的一些内心动机怎样神秘，他航海的得到支持，全靠有人从实际上来估计证实一条科学假设后所可期待得到的收获。”⁽¹³⁾正如理论是革命的先导一样，理论(包括假说)也曾是地理大发现的先导。

哥伦布

矿业和金属的各项技术发展，得益于科学者无几，但很有助于科学。但是向欧洲资本主义企业开辟全世界的历次重要远洋航行，情形就不然了。这些是为了光荣和利益服务而有意识地最初应用天文和地理科学而获得的成果。意大利和德国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甚至内地的佛罗伦萨和努恩堡，都因贸易广泛，在理论方面自应处于领导地位。由于十三世纪老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鲁布立格(Rubriguis)等的报告，以及近世航海所获的结果，使希腊地理学复活并得到扩展，以合于当时最新的知识。同时，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改进了天文学在航海术上的应用，并首创一种运动，把天文表做得足够准确和简单，使水手都会用，更把地图弄成可在其上绘制航线。⁽¹⁴⁾

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在西方航海史上是迭连出现的。三者在纵向上前后相承，在横向上独立完成各自的创举，在他们的前后左右，还有一大批那个时候的二流和三流航海家，由此构成了整个地理大发现。而郑和七下西洋，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楼船东返，海域寂寞。

西方的航海者之所以冒险犯难，百折不挠，孜孜以向东方，有着十字军最后努力的宗教背景，但更大的原因在于神秘的东方有大量而且易取的黄金、香料和其他货利之物，当时，有个叫笃斯加内里(Paolodel Pozzo Toscanelli)的佛罗伦萨人曾告诉哥伦布若干有关中国的传闻:“各地商贾，贩运商货，即合全世界计之，亦不及刺桐(泉州)一港，每年有巨舶百艘，载运胡椒至刺桐，装其他香料之船舶，犹未计及也。其国人口众多，富庶无匹;邦省城邑之多，不可胜数，皆臣属于大汗(Gran Can)，大汗者，拉丁文所谓‘万王之王’(Rex regum)也。”而且“各城皆有大理石筑成之桥，桥头饰以石柱”。在这个地方，“金、银、珍宝与香料，所在皆是，可以致富”⁽¹⁵⁾。透过这种对东方世界并不真实的意识，可以看到:芽蘖初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渴求原始积累，并因此而推动一批一批的人走向世界，寻找财富。在航海者的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但郑和出使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泱泱大国的汉官威仪。也有人说，“成祖西洋之舟发，不亦劳乎，郑和之泛海也，胡之颁书也，国有大疑云尔”⁽¹⁶⁾。所以，如果要说寻找，那么他所寻的不是财富，而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