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西对视，隔雾看花

如果追溯得远一点，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可以说明，东方和西方的交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后来，周穆王出巡至西王母之邦，几“乐而忘归”。“西王母”之名因此而常见诸古籍。《山海经》说:西王母居昆仑之丘，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¹⁾。虽说后人多把这种记述看做神话，但其中至少流露着古代中国人对当时被他们视为西方事物者言之津津的兴趣。比较有具体轨迹可寻的，应是汉代以来的丝绸之路。它以敦煌为起点，经过新疆，逶迤而达地中海东岸，然后转入罗马各地。这条路是两千多年前中西陆上交通的纽带，曾经对东方和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很大作用，也使古代中国人不断获得中华之外另一个世界的知识。《后汉书·西域传》说: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²⁾

这是中国史书关于罗马帝国的最早综述。一个半世纪之后《魏书》叙述同一内容，则更见详备:

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³⁾

比较起来，后者对于前者的补充与修正是明显的。这种补充与修正当然是一个半世纪中西交往深入的结果。

以丝绸名东西交通之路，固然说明那个时候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以中国为主，但交流总不会是单向的。来自西方的器物、工技、艺术、植物、习俗以至意识形态也从同一渠道源源流入中国。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中西交往最重要的大都市。在那里，外来风俗曾经进入民间和宫廷的生活，造成过种种变化。“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至“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⁴⁾。幂、帷帽、胡帽、靴衫都是从波斯或吐谷浑之类的异族中取来的东西。它们一旦为汉人喜爱和接受，就是帝王的敕旨也无法驱逐。在同一个时期里，出自西胡的、、搭纳、烧饼、胡饼和葡萄酒、三勒浆、龙膏酒似乎也很对中国人的胃口，不仅多见于长安市中，而且“贵人御馔，尽供胡食”⁽⁵⁾。在衣与食之外，同样的变化又见之于那个时候的艺术。来自异国的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与中国传统的雅乐、古乐混融促成了声乐、舞乐、器乐的嬗蜕，令人耳目一新。元稹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⁶⁾是这种情况的留诗立照。胡俗是外来的东西，但中国文化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胡俗化为儒雅俗的变化。

商旅图，唐代敦煌壁画

丝绸之路是一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名称，但对躬行于其间的人们来说，它又是一条艰辛而遥远的道路。元代来到东方的著名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于1271年从地中海东岸出发，等他踏进中国敦煌转入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的时候，已经是1275年了。这一段路，他辗转跋涉，经历了4年，可见其曲折艰辛。离家的时候，马可·波罗只有17岁。在十多个世纪里，经丝绸之路东来的欧洲人中，他无疑是个年轻者。然而直到21年以后，他才在泉州登上海舶踏入归途。其间，马可在中国“习汉语，旁及蒙古、回鹘、西夏、西藏等文字，(元)世祖甚喜爱之，任官十七年。屡请返国，不许”⁽⁷⁾。这种经历，使他取得了无人可以匹敌的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资格。

马可·波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人对东方和中国的了解曾是支离而且隔膜的，希腊罗马时代的不里尼乌斯(Caius Plinius Secundus，今译为大普林尼——编按)作《博物志》，以“丝国”称中华。据他描述，丝国人“是以树林中所产的毛(即丝)出名的。他们在树叶上洒上水，然后由妇女们以加倍的工作来整理，并织成线。靠着在那么远的地方，那么繁重的手工，我们的贵妇人才能在公共场所，光耀夺目。丝国人固温良可亲，但不愿与人为伍，一如鸟兽，他们也只等待别人来和他们交易”。7个世纪之后，东罗马历史学家西莫喀达(Toeophylactus Simocata)在《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一书中提到中国，其记闻已稍能近实:“笃伽司脱(Taugast)国主，号曰‘戴山’，意为上帝之子。国内宁谧，无乱事，因皇帝乃生而为皇者。人民敬偶象，法律公正，其生活充满智慧。国俗禁男子用金饰，其效力与法律同。但其国盛产金银，而又善经商。”这里的“笃伽司脱”本是“大汉”或“大魏”的译音，而“戴山”当由“天子”转音而来。12世纪中叶，西方教士柏郎嘉宾等曾衔命使华。其游记第九章叙中国事类，但观察和记述都不能脱宗教口吻:“其国历史记其祖先事实。国有隐士遁迹山林。有特备屋宇，类吾国之教堂，专供祈祷之用。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间仅有一真主。亦礼拜崇敬吾教之耶稣基督。又信灵魂不死之说，皆与吾人相同，惟无洗礼。其人亦敬信吾人之圣经，礼爱基督徒。好施舍，以济贫乏。其俗谦让温恭，无须，貌与蒙古人同，而不及其宽。自有言语。工艺之精，世无其匹。地极富饶，盛产五谷、酒、金、银、丝及各种养生之物。”⁽⁸⁾马可·波罗口述的游记，第一次以一个侨居中国17年之久的欧洲人的眼光勾绘了中国社会概貌。它的问世，使西方人知道了中国广阔的国土，“连绵不断的城市和邑镇”，“幽美的葡萄圃、田野和花园”，佛教僧侣的“许多庙宇”，大量出产的“织锦和许多精美的塔夫绸”，以及“一路上有的是为旅客设置的上好旅馆”。这些描写，最初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怀疑，接着是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想象力”，以至于“十五世纪欧洲的传奇，充满着马可·波罗的故事里的名字，如契丹、汗八里之类”⁽⁹⁾。他们从游记中所看到的东方的富庶，又成为驱动西人东来的巨大诱惑。据说，哥伦布就是读其书而有志于东行者。从马可·波罗一个人身上，可以透视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前，取经僧玄奘写过《大唐西域记》，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摄下了种种域外风物。从文化交流史上说，这是两本可以比美的著作。但在中国，《大唐西域记》从来没有激起过那么多的想象力。自《史记·大宛传》开始，二十四史都设有专门记载外国情况的篇目。应当说，历史上的中国并非闭塞的孤岛，它一直在注视着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但是，直到清初编纂的《明史》，能够明白列举的欧洲国家还只有4个，即佛郎机(指葡萄牙，但有时又兼指西班牙)、吕宋(现在的马尼拉一带，当时此地为西班牙所占，所以实际上是指西班牙)、和兰(荷兰)、意大利。在《明史》的初稿中，意大利是写成欧罗巴的。虽然后来改了过来，但把意大利当成整个欧洲，毕竟反映了知识上的模糊。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后，而落后的交往方式是无法突破空间限制的。中国人称罗马为犁鞬、大秦，而西方人称中国为丝国、支那、契丹。互相对视，但又如隔雾看花，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西方人看东方是神秘的东方，东方人看西方是奇异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