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宗族和行会

附属于上述政治构造的是各种社会组织。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系统以县令为末秩，但就政制而言，县之下还设置都、图、乡、里、正等南北各地名目不一的乡镇组织。更下面，则是直接渗入老百姓之中的保甲组织。两者都是封建国家最基层的政治组织，但又在某些方面起着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看做一种过渡物。

真正的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所谓宗法组织。这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基石。它不属于行政体系，但它所起的作用是行政组织远远不能比拟的。宗族的存在，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一种社会集体。宗祠、祖茔、族谱、族规、族长，以及场面盛大的祭祀构成了它的物质外壳。其灵魂则是“敬宗收族”。赵翼《陔余丛考》说:“世所传义门，以唐张公艺九世同居为最。然不自张氏始也。《后汉书》:樊重三世共财。缪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彤乃闭户自挝。诸弟及妇闻之，悉谢罪。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²⁴⁾历史学家对数世同居共财的人和事枚举而历数之，说明这一类事例即使在封建社会里也不多见。但同姓同宗的村落却遍地皆是。烟火连接，比屋而居，虽家与家分炊，但同一血缘合成了巨大的向心力。一个人的发迹，不仅可以荣宗耀祖，而且可以光彩惠及全族。所以，当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阿Q要申明，他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这虽然是20世纪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但却逼真地反映了传统家族制度下的心态。在相反的情况下，一个人犯罪，也会累及族人和家长。“唐、宋律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明、清律，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百十，将他人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附籍者同罪。晋时举家逃亡，家长处斩。”⁽²⁵⁾因此，家族要对个人负责，个人也要对家族负责。在中国，个人是被家族淹没的。即使参加造反，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时，也是一族一族而来的。当然，这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在更多的情况下，家法是与国法相通的，罪人同时也是逆子。《驭案新编》中有一则例子:

刘彩文(因偷窃族长刘章耕牛一只)经族长刘宾断令罚银谢族后，即将刘彩文交刘公允领交刘陈氏(刘彩文之母)收管。彩文回家，欲卖陈氏膳田备酒。陈氏不允，彩文嚷闹，将陈氏推倒。次日，刘宾、刘章、刘大嘴(刘章之子)、刘公允等赴刘陈氏家催索罚银。陈氏声述昨天情事，求帮同送官究治。刘宾云:“做贼不孝，不如埋死，以免族人后累。”陈氏不允。刘宾说:“如不埋死，定将卖膳田办酒示罚。”刘宾即令刘大嘴取出吊狗细练将刘彩文练住，拉牵前走。彩文不肯走，刘宾又令刘彩文之大功服兄刘文登在后帮推。陈氏携带稻草唤彩文之弟刘相刘牙同行，刘相中途逃走。刘牙哀哭求饶，刘宾不允，令刘文登挖坑，陈氏将稻草铺垫坑内。刘宾随令刘大嘴将练解放，同刘大嘴将刘彩文推落下坑，刘文登与刘陈氏推土掩埋。⁽²⁶⁾

这个过程是血淋淋的。它说明: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族规有时候比刑律更严酷。《四书》首篇《大学》中有一番道理，常被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个人对家族的态度和义务是同他对国家的态度和义务联在一起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²⁷⁾在二十四史众多的列传里，凡忠臣必然又是孝子。可能其中会有不实之处。但即使是不实之处，也反映传统观念的强大，不难明白，家庭组织的存在，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曾经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货郎图，宋代

在城市里，行会是主要的社会组织。行会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的互助组织。《论语》中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说法。至明代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余》，又有所谓“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²⁸⁾。都说明了工商业内分工之多。城市不同于农村的地方在于“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²⁹⁾。这些人离乡背井，“或数年、或数十年，甚者成家室，长子孙，往往而有”⁽³⁰⁾。他们与自己的宗族已经非常遥远了。当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失业破产袭来的时候，他们比宗族关系中的小农更孤独。因此，以“行”为主干的同业内部联合互助就成为一种社会需要。而同业往往是同乡，苏州地区明清碑刻中常可见“切铺均隶浙绍，在长元吴三邑各处，开张浇造烛铺，城乡共一百余家”，“职等原籍常郡……遵例领帖纳税，开设猪行”，“身等原籍溧水等邑，在苏开张水灶为业，缘异乡投苏，帮伙甚多”⁽³¹⁾等等文句。都说明了同业又同乡在中国是惯见的。所以，行会多以“会馆”、“公所”名。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所载，其时苏省的全浙会馆、全晋会馆、湖南会馆、江西会馆、两广会馆、云贵会馆、江宁会馆、岭南会馆、潮州会馆、金华会馆，以及浙绍公所、浙南公所、浙台饼业公所、兰溪公所、江镇公所等等，都是这一类组织。借此可以助济“业中失业、贫苦、身后无备以及异籍不能回乡，捐资助棺、酌给盘费、置地设冢”⁽³²⁾等等。但是，行会的互助是以限制为前提的。因此，工商业者在接受互助的同时，也接受了控制:

苏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只许一人，盖规例如此，不欲广其传也。有董司者，违众独收二徒。同行闻之，使去其一，不听，众忿甚，约期召董议事于公所。董既至，则同行先集者百数十人矣。首事四人，命于众曰:董司败坏行规，宜寸磔以释众怒。即将董裸而缚诸柱，命众人各咬其肉，必尽乃已。四人者率众向前，顷刻周遍，自顶至足，血肉模糊，与溃腐朽烂者无异，而呼号犹未绝也。⁽³³⁾

行会的这个特点，使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