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土地的私有和买卖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它同劳动的结合是以不平等的分配为前提的:占人口少数的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少量土地。虽说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有张有弛，但在一个王朝的休养生息之期过去之后，土地集中日渐月积地成为南北东西的普遍现象。《东华续录》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记载了毕沅的一件奏折，其中说:“豫省连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⁴⁾地主隔省占田，说明了他们在空间上的膨胀。在另一头，则是“有恒产之家”失去土地的悲哀。这虽是一个例子，但它代表的趋向却是封建社会的常态。这种分配驱使缺乏土地的农民同地主结成租佃关系;而后，佃农和自耕农一起，在零切碎割的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不息，组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土地提供了生存资料，但被割碎了的土地同时又限制着小农的视野、活动和发展。因此，小农经济总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以家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构造。显然，它的稳定性就存在于它的保守性之中。

清代地契

当然，处在自然经济中的小农并非与商品全然不发生关系。《皇朝续文献通考》说:“夫农民之常困于他途者，他途贫，谋口而止。而农民不但谋口而止，一亩之田，耒耜有费，籽种有费，罱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约而有计，率需钱千。”⁽⁵⁾这里提到的种种“有费”正是各类买卖。但在很多场合，这些用途又常常被“糊口”节樽掉了。

同西欧封授世袭的庄园经济、印度的农村公社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构造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买卖。这种特点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土地在不断集中的同时又不断地分散。集中，是指地主阶级通过兼并握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这一点是易见而又为人熟知的。但是，对这个阶级中的个人来说，土地的集中又是不稳定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都可以用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手段造成巨量的土地集中。但是，王朝更替，宦海风波，都会在短时间内引起所有权的大规模转移。顾炎武读《旧唐书》，因此而感叹说:“世变日新，人情弥险，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后人无立锥之地者，亦不可不虑也。”⁽⁶⁾更为常见的，则是因土地私有而发生的分家析产。汉代以后，中国在财产继承方面长、幼、嫡、庶之别已趋淡化。《大清律例》中与此相关的条文说:“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⁷⁾多产之家往往多妻妾多子孙，而再多的田产也经不起一析再析，几代之后，集中的土地又会化整为零。这是和土地集中同时存在的另一种趋向。

卖席图

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对立的经济等级之间，其个别成员可以相互对流。即一部分人由贫转富，另一部分人则由富变贫。东汉末年的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少孤贫，与母以贩履为业”⁽⁸⁾。他从天潢贵胄沦落而为贩夫，如果要划成分，恐怕已不能算是地主。还有富家子弟挥霍致贫的。《太平广记》中提到过一个叫屈突仲任的人，“父卒时，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而仲任纵赏好色，荒饮博戏，卖易且尽，数年后，唯温县庄存焉，即货易田畴，拆卖屋宇，又已尽矣”⁽⁹⁾。相反的例子也有。曾国藩的四世高祖曾应贞，就以业农贫困之人，发家而积聚数千金的田地产业。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六《明处士滽公传》说:“滽公字本洁(明人)，宗胜公次子也。家故贫窭，勤于操作，以赤手起家。寓淮西南圩头，致资二十余万，田地万亩，牛羊犬马称是，家奴数十指，富甲一时。”卷九《明处士祥公传》说:“祥公字德征，寿公孙，正祚公子也。家故贫乏，不惮劳苦，早夜经营，年五十，家业始起，累资二十余万金，田连阡陌，富甲一方。”⁽¹⁰⁾后两个例子中的主人公似乎比曾国藩的先人本领更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往往是君子之泽，数世而斩。所谓“千年土地八百主”的谚语正是惯见人世沧桑之后的概括。除了曲阜衍圣公之外，很少有数百年不衰之家。这种财富占有权的非连续性，无疑提供了一种弹性，使封建社会能够弛缓地延续下去。

如果从生产者的角度加以比较，那么，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劳动力同土地的结合是实现于个体小农的一家一户之中的。一家一户可以完成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因此，中国的小农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相比之下，西欧的农奴只不过是庄园经济的一个部分。固然，小农经济是一种遭受剥削的经济，有它悲惨的一面:

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¹¹⁾

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它又把生产者的收益同自己的劳动联系起来，可以寄托追求，这是另一面。由于这种两面性的存在，遇到政治承平的年份，小农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达到丰衣足食并不是不可能的。《宋书》记载说:“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¹²⁾这些话当然是要打折扣的，然而透过作史者的谀词，还是可以使人了解到:即使是动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江左稍得域内晏如，小农仍可以有一点田园之乐。至盛唐时期，孟浩然曾这样描写当时的农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¹³⁾

其中不仅有诗人的逸致，也有小农的事业感情和理想境界。个体经济限制了农民，农民又执著地依恋自己的个体经济。就连后来洪秀全建造人间天国的蓝图，也是按照小农经济设计的。问题的这一方面，难道同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