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促进我国阿拉伯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国和阿拉伯交往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唐朝，那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华的开端，也是阿拉伯语传入我国的先声。到了元朝，由于欧亚大陆的陆路通道得以打通，大批被称为“回回”的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穆斯林进入帝国中枢和行省，开始影响中华文化。及至明清，这种影响减弱，逐渐回归到宗教层面的需求，衍生出传统的清真寺“经堂教育”模式。到了近代，随着民国建立，阿拉伯语教育逐渐由民办的清真寺转入官办的学校，开始进入世俗教育体系，这可以说是一大历史性转折。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和阿拉伯地区交往的需要，阿拉伯语正式进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事业开始了新纪元。

一、中国阿拉伯语教育走过的历程

“为了满足祖国建设和对外交往的需要，党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发展外语教学，阿拉伯语教学也在真正意义上由传统的经堂转入高等学府。继1943年3月纳忠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开始教授阿拉伯语和1946年马坚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建阿拉伯语专业后，国家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先后批准对外贸易学院（1954）、外交学院（1958年建立，1961年转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1960）、北京外国语学院（196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64）、北京语言学院（1964）及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等多所高校开设阿拉伯语专业。”[1]

全国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阿拉伯语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周烈教授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对新中国阿拉伯语教育事业开创阶段的很好总结。

随着高等学校阿拉伯语专业的设立，国家也积极通过派遣留学生等途径加强和阿拉伯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联合培养新一代阿拉伯语专业师资与人才。各大高校也积极探索教学和教法改革，编纂教材，出版词典，翻译阿拉伯著作等。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从迈入正轨开始了大步赶超。

建国后的中国阿拉伯语教育，虽然较之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以往官办和民办相对分离、世俗和宗教并行不悖的格局。在政府主管的高等教育阿拉伯语教育迎来发展的同时，传统的清真寺经堂教育模式也在酝酿转型和升级。在一些民族地区，经堂教育呈现逐步集中的趋势，联合建立阿拉伯语学校，采用规范教材，统一入学标准，由各自为战的格局逐步向统一、规范方向发展。1955年，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阿拉伯语教育是其中的主要内容。随后在80年代，北京、新疆、昆明、兰州、郑州、宁夏、沈阳、青海等地的伊斯兰教经学院纷纷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标志着独立于世俗教育体系的另一支重要的阿拉伯语教育力量的崛起。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推进和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伴随着和阿拉伯国家更加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需求，各地高校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建立阿拉伯语专业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短短20年不到，开设阿拉伯语的大专院校由建国初的8所，急剧扩大到2017年的50多所，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其地域分布也不限于以往的京沪等中心地区和西北民族地区，而是呈现全国各地全面开花，综合类院校、外语类院校、地方高校、专科学校纷纷而上的局面。

21世纪的中国阿拉伯语教育目前交出的这份答卷，恐怕是很多人想不到的。这一方面说明需求方面的井喷导致供给的被动增长，有其合理性，但是也隐含了快速扩张带来的质量滑坡的风险，迫切需要高质量的顶层设计和节奏控制。

二、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对外交流简况

自从中国各高校建立阿拉伯语专业以来，始终在国家层面、学校层面和阿拉伯国家、机构和学校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和交流，这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阿拉伯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对外交流的几种主要形式如下：

1）派遣留学生

中国向阿拉伯国家派遣留学生基本和在高校开设阿拉伯语专业保持了同步。1955年底，在中埃建交的前夜，周恩来总理亲自为首批赴埃留学生送行。这是为落实他在万隆会议上和埃及总统纳赛尔会谈达成的共识的举措，也是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开端。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向阿拉伯国家派遣留学生的规模和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除了传统的国家公派形式以外，更多的留学生选取了校际交流和自费出国等形式，合作规模大大拓展。派遣国家也从传统的阿拉伯文化大国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扩展到黎巴嫩、卡塔尔、突尼斯、阿联酋等新兴国家。合作模式方面，也从单纯的进修语言，深入到攻读学位、联合培养等。

2）校际合作与交流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发展，高校国际化办学的程度愈加深入，我国高校和阿拉伯国家的校际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不仅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传统阿拉伯语专业院校，一些二线的后起院校，如西北民族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也纷纷拓展和阿拉伯国家大学和机构的合作，分别以互派留学生、互换师资、联合培养、合作科研等形式开展合作与交流。

中国高校阿拉伯语专业和阿拉伯国家高校开展的校际交流活动，大大提升了中国阿拉伯语教育的整体水平，拓宽了阿拉伯语专业发展的渠道和层次，促进了阿拉伯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既符合专业内涵建设和外延式发展的需求，又满足了劳动力市场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要，是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实现转型升级和融入国际大潮的必由之路。

3）学术交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校阿拉伯语专业和国外相关单位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规模和层次不断扩大，除了不定期的一些专业类的学术交流活动，近年来还开始向一些机制性的平台（比如“中阿论坛”、“中阿文明对话”等）靠拢，这大大提升了学术交流活动的层次，也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学者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就获得阿拉伯国家和机构的认可，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纳忠教授1985年被叙利亚大马士革阿拉伯语言学会聘为通讯院士，北京大学刘麟瑞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列教授先后被约旦皇家伊斯兰文明研究院聘为通讯院士，为我国阿拉伯语界赢得了国际荣誉。”[2]朱威烈教授同时也是埃及开罗阿拉伯语言学会的通讯院士。

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打通了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和阿拉伯国家学术界的沟通渠道，使他们倾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这有利于在更高层面推进和阿拉伯文化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也是中国阿拉伯语教育赢得国际声誉和国际关注的舞台。

三、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和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的契合点

从阿拉伯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是阿拉伯语国际推广的一部分，是阿拉伯语“声誉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应该大力扶持和资助的事业。

前文已经提到，阿拉伯教科文组织通过加强国家间双边合作来大力支持在海外的阿拉伯语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向相关国家的大学派遣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并支持其开展对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研究工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87年7月26日，阿拉伯教科文组织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签署文化合作协议。

从50年代中国阿拉伯语教育肇始，阿拉伯国家就没有停止过向中国各高校阿拉伯语专业派遣高质量专家学者。他们帮助中国学者一起指导教学、编写教材、出版辞书、校阅论文，为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叙利亚专家奥贝德先生在中国工作10年（其中在北京大学任教9年，在新华社1年），勤奋敬业，孜孜不倦，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回国后仅10天就溘然离世，把晚年的才华和智慧全部留在了他视为第二祖国的中国。”[3]

就像我国的阿拉伯语教育体系一样，阿拉伯国家的教育体系也分为世俗和宗教两个体系。除了根据政府间的协议规定由官办大学向中国提供语言专家之外，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教育体系也为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提供着重要帮助。其中，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是重要代表。这所千年学府同样以弘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推广阿拉伯语为己任，通过驻外机构向中国几所著名大学定期派遣阿拉伯语专家，并负担所有费用。这些专家学者以其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高深的专业水准为中国同行所膺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对高水平外语专家的需求也日益迫切，这越来越成为专业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瓶颈。由于阿拉伯教科文组织是执行阿拉伯语“声誉规划”、开展阿拉伯语国际推广的主要机构，而我国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尤其是阿拉伯语分会则负责阿拉伯语教育的指导工作，教育部出面，组织国内阿拉伯语教育专家和官员与阿拉伯教科文组织（总部位于突尼斯）展开协商，将国内阿拉伯语教育面临的突出困难，尤其是需要外部援助的方面与阿方进行磋商，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

做大、做强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事业，对中阿双方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中国而言，可以进一步满足我国和阿拉伯国家开展更大规模、更高层次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需要，符合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在阿拉伯国家逐步落地实施的要求；对阿拉伯国家而言，培养更多“知阿”、“友阿”的人才和人士，对保护和推进其在华利益和目标有利无害，也符合其“在全球推广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战略目标。而这一切，就是双方开展更紧密合作的最大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