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格里布国家的“阿拉伯化”运动

要深刻认识阿拉伯语习得规划问题，也就是阿拉伯语的语言教育问题，可以选取一个典型地区，那就是北非马格里布三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选取这一地区作为典型是因为三国都长期受到法国殖民统治，法语教育长期取代阿拉伯语教育，如何在取得国家独立后迅速清除殖民影响，重建国民教育，恢复阿拉伯语的地位，找回阿拉伯文化的自信十分重要。三国开展的“阿拉伯化”运动实质上是阿拉伯各国在独立后实施阿拉伯语教育和开展阿拉伯语习得规划的一个典型缩影。

取得独立后，马格里布三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阿拉伯化”运动，从教育领域的改革入手，强制推广和使用阿拉伯语。主导这场运动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思想引导下，在“阿拉伯化”和“去殖民化”双重激励下，阿拉伯语的振兴和推广被推上历史舞台，后殖民时期的阿拉伯语规划可以说迎来了全盛时期。

下图显示的是马格里布三国独立及确立官方语言的情况：

表12　马格里布三国语言立法情况

国别	独立年份	官方语言	通用语言
阿尔及利亚	1962	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伯伯尔语（2002年宪法修订后）	法语
突尼斯	1956	阿拉伯语	法语
摩洛哥	1956	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伯伯尔语（2011年宪法修订后）	法语

“阿拉伯化”运动是一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阿拉伯地区的去殖民化运动。这场运动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格里布三国独立后，一开始是在教育文化领域展开的，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扩展到行政、司法和立法等各个政治社会领域，目标是培养具有标准阿拉伯语读写能力的公民，并在一切社会领域普及和使用阿拉伯语。

“阿拉伯化”运动的发生和开展是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伴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进入高潮。这场运动对刚刚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的马格里布三国至关重要。它们纷纷宣布实行单语制，摒弃殖民语言，按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原则，以恢复阿拉伯语地位，恢复阿拉伯民族身份的方式宣布自己真正的独立自主。

“阿拉伯化”运动的第一步就是立法规定阿拉伯语的国语地位，强制规定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例如，阿尔及利亚1963年宪法规定古典阿拉伯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和国家语言，反对法语的使用，阿尔及利亚方言和柏柏尔语被认为是法国人用来分裂阿尔及利亚的工具而被废止。摩洛哥1962年宪法也规定阿拉伯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取代独立前的法语履行其在国家行政机关、教育机构、媒体领域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功能，柏柏尔语的地位未被提及。突尼斯1992年宪法规定突尼斯的国家语言是阿拉伯语。虽然宪法出台较晚，但是突尼斯却是“阿拉伯化”运动开始较早的国家，从1958年就从教育领域开始执行“阿拉伯化、突尼斯化”的政策。

“阿拉伯化”运动在三国的目标基本相同，但具体作法各异，最终的成效也各不相同。这跟三国的政治生态、文化氛围、民族构成和传统习惯均有着深刻的联系。它们在宏观的共通性的表面下，隐含着巨大的差异性。探讨这方面的异同，对深入了解阿拉伯国家语言政策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阿尔及利亚是三国中受法国殖民时间最长（132年），殖民开拓者最多（100多万法国和欧洲殖民者[3]）、受法语影响最大的国家，但是“阿拉伯化”运动却最为彻底。与之相较的是殖民时间较短的突尼斯（75年）和摩洛哥（44年）：突尼斯和摩洛哥只有一小部分人口来自欧洲，突尼斯很多人都说阿拉伯语；摩洛哥是三国中受法语影响最小的国家，但使用法语氛围浓厚。这说明，“阿拉伯化”运动的成效并不单纯取决于语言因素，也跟政治原因密切相关，尤其是各国社会精英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以及知识和文化界的配合情况。

一、阿尔及利亚的“一元化”政策使得“阿拉伯化”运动较为深入和彻底

法国1830年侵占了阿尔及利亚，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1954—1962年，经过7年多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在付出了近百万人的伤亡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解放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全民公投宣布脱离法国独立。

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执行的是系统地消除阿拉伯文化影响的政策：禁止学校教授阿拉伯语，限制出版阿拉伯语书籍和报刊，并全面贯彻法国国民教育体系。有一部分亲法的知识分子猛烈抨击阿拉伯语的僵化和停滞，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阿拉伯社会落后，这打击了复兴阿拉伯语的呼声，使阿拉伯语在殖民期间基本淡出了书面交流。但是在民间，还是有不少阿尔及利亚人排除万难送子女去清真寺或私塾通过背诵《古兰经》来学习阿拉伯语，以此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一战结束之后，法国殖民统治有所松动，加之阿拉伯世界在此时开展了文化启蒙运动和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阿尔及利亚作为传统的阿拉伯地区受到一定影响，国内政治界和知识界纷纷发出复兴阿拉伯语的呼声。这些抗争为独立后的“阿拉伯化运动”做了很好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动员。

由于7年独立战争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伤痛，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全国上下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外化为执政者坚定地推行“阿拉伯化”政策，不遗余力地清除殖民影响，用国家行政力量高效率地推动运动的开展。阿尔及利亚新政府规定在政府部门和新闻机构中一律使用阿拉伯语，并支持大学和语言学会等教学和科研机构大力开展对阿拉伯语的研究和规范。政府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开展“解放舌头的战斗”：“武装革命仅仅解放了阿尔及利亚的土地，阿尔及利亚还要进行解放舌头的战斗；解放舌头意味着解放思想，解放感情和良心。”[4]

“阿拉伯化运动”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是在教育领域上取得的进展。政府在各种法规和文件中明确了在教育体系实现“阿拉伯化”的具体目标和步骤，大力提高在中小学课堂上阿拉伯语的使用率，基本消除了法语统治课堂的现象。截至1974年，普通教育、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中已有70％的课程使用阿拉伯语，高等院校文科50％和理科30％的课程使用阿拉伯语进行教学。[5]阿尔及利亚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普及阿拉伯语，到1979年，已经在高中阶段基本普及了阿拉伯语。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直至今日，在阿尔及利亚高等教育阶段，法语的使用仍然占据主流，尤其是在一些现代技术专业和课程中。

虽然政治精英和知识阶层对“阿拉伯化”取得了高度一致，也获得了大部分民众的积极支持，但是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化”在一开始就面临了巨大的挑战：相当长时期的法国殖民统治造成掌握标准阿拉伯语的师资极度匮乏，国内20％左右的柏柏尔语使用者也反对全盘“阿拉伯化”。针对这种情况，阿尔及利亚政府一方面向埃及和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文化大国大量派遣留学生以提高阿拉伯语水平，一方面通过阿盟和阿拉伯教科文组织等阿拉伯国家间组织向埃及等国家求援，申请这些国家向阿尔及利亚大量派遣掌握标准阿拉伯语的教师和公务员。在“阿拉伯化”运动中的阿拉伯各国体现出了高度团结协作的精神，但是其负面影响也很快显现出来。大量埃及员工涌入阿尔及利亚，在提高着阿尔及利亚国内阿拉伯语教育水平的同时，也冲击着阿尔及利亚不稳定的传统价值和本土观念，使得越来越多的阿国内民众体会到了阿拉伯民族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阿尔及利亚政府在“阿拉伯化”运动中长期坚持“一元化”态度：即只使用和推广标准阿拉伯语，拒绝法语，并贬低当地方言（阿尔及利亚方言），否认柏柏尔语的独立存在。这种语言政策在长期一党制的国家中得到了大力贯彻，使得标准阿拉伯语的普及和推广在阿尔及利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它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亟需调整和优化。

首先，阿尔及利亚在语言政策方面坚持“一元化”政策与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建国理念和纲领一脉相承。领导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并取得胜利并在独立后长期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所秉持的政治理念是创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个政党、一个宗教、一种语言”基础之上的。所以阿尔及利亚的语言和教育政策必然反映这样一种单一语言、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认同观。独立后的军政体制强力贯彻了这一治国理念，标准阿拉伯语被赋予了维系政治和领土统一、重建文化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地位和历史角色。尽管与语言实际使用情况存在差距，但它对保持其象征意义至关重要。

其次，这种“一元化”的语言政策所忽视的真实语言境况越来越凸显，倒逼政策的调整与适应。阿尔及利亚实际的语言使用状况非常复杂，基本上是标准阿拉伯语、阿尔及利亚方言、柏柏尔语和法语共存。在使用领域方面，政府公文、新闻报道、学术研究和文学作品基本采用标准阿拉伯语；日常生活和交往使用阿尔及利亚方言。20％的柏柏尔族使用柏柏尔语，一般的公共事务、高等学校的某些如医学、法学和商科等学科的教学、经贸合同及文书等使用法语。

在不同地域、年龄段中，语言使用差别也很大：北部靠近欧洲的沿海省份倾向于使用法语，南部城市和乡村倾向于使用标准阿拉伯语。30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多地使用阿拉伯语，而3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由于殖民统治的原因更多地使用法语。但是讲法语的中老年人对“阿拉伯文化”的认同反而高于讲阿拉伯语的年轻人。这突出反映了“阿拉伯化”政策的“囚徒困境”：一方面阿拉伯语教育在青年一代身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培养出的新一代却反而向往阿拉伯语教育想要清除的殖民文化。民族的区别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别则更明显：阿拉伯族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书面交流方面使用法语的比例远低于柏柏尔族人；柏柏尔族人除了柏柏尔语，很明显更喜欢讲法语。这要归咎于殖民时期法国人竭力复活柏柏尔语，借此来分化瓦解阿尔及利亚的统一和团结。

最后，阿尔及利亚语言政策越来越走向“多元化”和“包容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只被允许使用标准阿拉伯语的压力略有松动，官方基本默认阿尔及利亚方言成为人们日常交流的现实语言；一是顺应多元文化包容并存的世界文化发展潮流，承认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承认柏柏尔语的独立地位。这种政策的松动既有阿尔及利亚国内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变动及尊重语言实际情况的迫切需要，也有国际大气候变动的影响，尤其是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相继签署和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少数族群权益的公约和协定，形成了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外部压力。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语言政策方面“一元化”的指导原则最终走到了尽头。其标志性事件是在2002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柏柏尔语和阿拉伯语共同被确定为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语言。

二、突尼斯的“二元化”政策提高了“阿拉伯化”运动的效率

1881年，突尼斯沦为法国的“保护国”，直到1956年取得独立，殖民历史长达75年。在殖民期间，法国殖民者并没有全面建立法语的国民教育体系，而是采取了分类管理的原则，将较为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和富裕阶层，对广大乡村和偏僻地区则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这种管理方法带来的后果是城市精英阶层接受的是法语教育，而广大落后地区和乡村则依然是传统的经堂教育模式。结果，大城市精英阶层形成亲法、崇法的潮流，而广大内地的文化教育水平则较低，文盲率居高不下。这种情况和阿尔及利亚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另外，突尼斯的国内民族构成上也和阿尔及利亚不同。虽然官方规定法语为全国通用语言，但是98％的突尼斯人使用突尼斯方言（一种标准阿拉伯语的方言），讲其他方言和柏柏尔语的加起来不到2％。这就是新独立的突尼斯开展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基础。显然这个基础比较单一，执政者相对较为易于开展“阿拉伯化”运动。

突尼斯开展“阿拉伯化”运动是马格里布三国中相对较早的，起始于1958年，标志性的事件是政府宣布的“教育改革10年规划工程”（1958—1968）。该工程的具体目标和任务是建立统一的阿拉伯语教育体系、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在各个教育阶段用阿拉伯语开展教学。这里必须要重点提出的是，突尼斯教育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二元化”，即同时推动“阿拉伯化”和“突尼斯化”。基于国内绝大多数民众所操语言为突尼斯方言，这种政策取向既兼顾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指导原则，又兼顾了实际的语言使用状况，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因地制宜的做法，收效也是十分明显。

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突尼斯各级政府和民众并没有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去殖民化”倾向和要求，教育大纲中并没有提出清除外语影响的要求，而是特别指出学生要在掌握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学习至少一门外语，以便学习先进科技和文化，这和阿尔及利亚举国沸腾的“去殖民化”倾向有很大反差。制定“阿拉伯化”政策的突尼斯政治精英和执政当局尽管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分子，但是对突尼斯的历史、文化、国情和民情都多了一份清醒的认识。比如说，前总统哈比比·布尔吉巴（1903—2000）在1968年就曾说过：“不，说实在的，标准阿拉伯语不是（突尼斯）人民的语言。”教育部长穆罕默德·希沙姆·布格麦拉甚至提出“用法语教学，学习阿拉伯语。”

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在教育系统的“阿拉伯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幼儿园和小学基本实现了阿拉伯语化，法语已经成为一门外语。

2）初中和高中的政治、历史、地理和人文课程用阿拉伯语授课，理工科主要使用法语授课。

3）师范类学校所有课程基本上全部用阿拉伯语授课。

4）高等教育“阿拉伯化”进程较慢，除少部分文史哲类专业用阿拉伯语授课外，大部分课程，尤其是政经法和理工类的专业都用法语授课。

“阿拉伯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先行先试并取得成功，然后在立法、司法、行政及其他社会领域逐步推广开来。突尼斯政府1993年规定：所有法律、政府命令、法令及决议用阿拉伯语进行公告，可以同时使用法语版本，但是法语版本是非正式的，不具备法律效力；议会决议和政府会谈可以使用突尼斯方言；行政印刷品文本使用阿拉伯语，但允许附加外语译本；公共服务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并允许使用突尼斯方言；司法语言的指定语言是阿拉伯语和突尼斯方言，法语被作为一门外语对待。

可以看得出，突尼斯政府在“阿拉伯化”运动中并没有实行彻底的“标准阿拉伯语化”，而是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阿拉伯化＋突尼斯化”的“二元化”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发现这种“二元并重”政策有逐步向推广和普及突尼斯方言为主的倾向转变。这种转变反映出突尼斯没有选择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加之国内没有特别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纷争，这一切为其制定语言政策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也使其政策具备了较大的包容力和柔性特征。

下图展现的是突尼斯实际的语言使用情况：

表13　突尼斯实际语言使用情况表
标准阿拉伯语、突尼斯方言和法语在突尼斯的实际使用情况[6]

（√代表多数情况下使用，≈代表少数情况下使用，×代表不使用。）

通过以上分析和归纳可以看出，独立后的突尼斯在语言教育规划方面遇到的问题不像阿尔及利亚那么突出，这说明它的政策取向比较务实和有效。虽然标准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突尼斯这种“名左实右”的做法有失磊落，但不可否认这种方案的确是一种代价最小而效率最高的做法。

三、摩洛哥从阿拉伯语“一元化”政策走向“多元并重”的调和之路

1912年，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随后法国又同西班牙一起联合对摩洛哥实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直到1956年，经过艰苦卓绝的抗争，摩洛哥赢得了最终的独立。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为44年，是马格里布三国中最短的，因此摩洛哥也是受法语影响相对最小的国家，这是其区别于另外两国的主要特征。

法国殖民者在摩洛哥执行的是“法国人优先”、重视柏柏尔人和犹太人、漠视伊斯兰传统教育的教育政策，优先考虑欧洲殖民者和当地权贵阶层的子女教育，对广大城乡的穆斯林民众教育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没有予以经费和师资的支持。其结果是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均衡，沿海统治中心城市的殖民者和当地上层社会接受的是法语教育，广大内陆地区的文盲率居高不下。同时，法国殖民者出于分化瓦解当地居民的战略意图，还大力提高柏柏尔语的地位，复兴柏柏尔语，专设柏柏尔学校；重视犹太人，专设以色列学校，以此来培养摩洛哥少数族群的分离主义倾向，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总体而言，在殖民统治期间，阿拉伯语和阿拉伯传统教育遭到了极大破坏，法语占据了统治地位。同时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柏柏尔语的地位有所上升，并日渐活跃，这大大制约了摩洛哥独立后语言政策的统一规划，并最终导致了阿拉伯语“一元化”运动的终结。

1956年独立后，摩洛哥王国政府大力开展了“阿拉伯化”运动，大力推广和普及标准阿拉伯语，强调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用阿拉伯语取代法语，以此为基础构建新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文化重建。这项政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去法语化”，以宣示与殖民历史的切割；二是排斥一切影响“阿拉伯”和“伊斯兰”纯正性和正统性的异质文化因素，包括柏柏尔语，以践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指导原则。

同样，摩洛哥的“阿拉伯化”运动的主战场也是在教育领域，其核心也是标准阿拉伯语的复兴和推广。1957年和1959年，摩洛哥皇家委员会先后通过了《教育改革法案》和《教育文化法案》，其核心思想是建立国民教育体系，采用阿拉伯语作为各个教育阶段的教学用语，重视传统经堂教育模式并发展此模式。改革方案中还特别提及教育机会均等化，并提出尽早实现教育系统的“摩洛哥化”，即教师和管理人员逐步由摩洛哥本地人担任。

尽管由于长期殖民统治造成“阿拉伯化”的历程面临重重困难，摩洛哥还是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到1974年，摩洛哥小学法语教师完全被本国教师所替代；[7]到1994年，中学和大学的师资也已基本实现摩洛哥化；识字率从建国初期的8％提高到近期的65％左右；小学阶段已完全实现阿拉伯语教学，中学也已基本实现阿拉伯语化。但是大学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由法语教学的情况一直没有很大改变，尤其是在经济、技术、金融和医学等一些专科的大学里，法语的地位没什么改变，只有一些人文社科类的专业出现了阿拉伯语和法语双语教学。

事实上，摩洛哥之前采取的“一元化”的“阿拉伯化”运动自始至终都面临着两个方向的挑战：一个是法语在某些社会领域的优势地位难以撼动，另一个是柏柏尔人对自己语言文化权利的争取和捍卫从未停止。两个方向的挑战最终促成了阿拉伯语“一元化”改革方向的松动和调整，并开启了摩洛哥语言政策多元化的篇章。

（一）法语成为不是官方语言的“官方语言”

首先，摩洛哥在马格里布三国中受法国殖民时期最短，受到的法语影响最小，传统教育并没有被彻底摧毁，独立进程也不像阿尔及利亚那般血腥和艰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反法情绪都不如阿尔及利亚强烈。摩洛哥独立后加入“阿拉伯化”进程是被席卷亚非大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大潮所带动，并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精神感召下进行的。其制定和影响政策的政治精英和文化先驱在推进国家教育和文化“阿拉伯化”的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但是在推进力度和执行强度方面却存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这和阿尔及利亚大有不同，也注定了摩洛哥“阿拉伯化”运动的前景并不乐观。

摩洛哥人自始至终对待法语的态度比较暧昧：

“在摩洛哥，政府对待语言政策的态度摇摆不定：名义上支持阿拉伯化，但实际上却又重视与法国的联系。而且，社会精英继续送自己的小孩到法语学校学习。现在有几百万摩洛哥人移居到本国的沿海城市，而这些城市都是法语的坚强堡垒。”[8]

这种对法语“欲拒还迎”的态度深刻反映了摩洛哥现实的语言使用困境。法语在基础教育领域的领地虽然日渐萎缩，但还是牢牢占据“金字塔的顶端”。虽然在中小学已经成为“第一外语”，但是在高等教育仍然是绝大多数专业和课程的教学用语，尤其是一些能通向较高社会地位和取得良好回报的高技术专业。虽然阿拉伯语被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但是在公共服务部门、行政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各种文件、法规和数据表格等都以两种文本发布。法语事实上取得了与阿拉伯语同等的地位和使用机会，官方和民间对这种状况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最让人担忧的是，多年的“阿拉伯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进展并没有取得如期的效果：城市精英阶层继续依靠原有的外语优势巩固着自己在现有经济和社会制度内的既得利益，占据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阿拉伯化”运动取得成功的广大内地城市和农村地区，掌握了阿拉伯语的孩子由于不具备外语能力而被这种体制“拒之门外”，让人怀疑制定“阿拉伯化”政策的精英阶层执行的其实是一种双重标准。

如何正确对待法语的强势地位并且减少它对“阿拉伯化”运动产生的反作用，是摆在摩洛哥语言政策规划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既然“阿拉伯化”运动的初衷是促进国家政治统一和文化重建，保证社会公正和平等，使教育更加公平和均等化，就不应该产生更多的不平等，更不能使这种不平等制度化、长期化。

（二）柏柏尔语最终被承认为“官方语言”

柏柏尔族占摩洛哥人口的20％，这一情况和阿尔及利亚比较相似。柏柏尔人是北非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后来逐渐被征服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所同化。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在公共场合也能讲阿拉伯语。法国殖民时期，殖民者出于分化瓦解当地居民的目的，刻意复活柏柏尔语，建立柏柏尔人学校，振兴柏柏尔人文化，从而催生了柏柏尔人的民族意识和独立倾向，加重了后殖民时代摩洛哥语言和认同重建的难度和复杂性。

1956年独立后，摩洛哥政府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出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柏柏尔语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和削弱：

“政府取缔了法国殖民时期设置的一些柏柏尔语学校和大学院系；在司法诉讼过程中禁止使用柏柏尔语；在医疗领域禁止使用柏柏尔语；禁止用柏柏尔语给新生儿命名；禁止在媒体中使用柏柏尔语等。”[9]

柏柏尔语由此基本退出了摩洛哥社会的公共领域，而只限于柏柏尔家庭内部交流。这种几十年一贯的政策激起了柏柏尔人长期不懈的抗争。由于国际大环境和国内政治社会环境的客观情况，这种抗争在很长时期始终没有进入摩洛哥社会主流关注的范围。

进入20世纪90年代，柏柏尔文化运动取得了重大进展。国王哈桑二世1994年发表谈话公开承认“柏柏尔文化是摩洛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际人权与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一些关注少数民族语言与权力的国际公约的颁布对摩洛哥政府的立场产生了压力；另一方面是柏柏尔文化运动在摩洛哥国内的组织协调和力量整合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逐步促成了摩国内各政治势力和社会团体对此事的关注，内外合力使柏柏尔语赢得了进入摩洛哥教育和媒体领域的部分权利。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随着摩洛哥国内政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柏柏尔文化运动取得更多社会力量的理解和支持，而2010年底开始的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革命”的洗礼又最终促使2011年摩洛哥新宪法修正案规定柏柏尔语和阿拉伯语并列为官方语言。

从1956年独立以来50多年的语言政策来看，摩洛哥既没有贯彻阿尔及利亚的“一元化”阿拉伯语独尊的政策，也没有执行突尼斯长期坚定执行的“阿拉伯化”和“突尼斯化”的“二元化”并行政策，而是一直在“一元化”和“二元化”之间摇摆不定。这当然有其国内政治气候和族群矛盾的压力，但也有国际政治上民主化和多元化深入发展的影响。这种政策的摇摆和无奈反映出的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后殖民时代摩洛哥对民族身份认同建构的统一性追求和社会现实中文化多元性的矛盾所导致的迷茫和困惑。

马格里布三国在“后殖民国家”和“民族国家”双重身份的基础上，在独立后都开展了大规模的、系统化的“阿拉伯化”运动，致力于实现“去殖民化”和“阿拉伯化”双重目标，以推广和传播标准阿拉伯语为标志展开自觉的语言规划行为，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我们最终看到，“阿拉伯化”运动所期望建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强制的语言同化政策并没有成功建构起新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实现民族团结。“一元化”政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多元并重、和谐共荣”成了最终的方向。柏柏尔语最终争取到了自己应有的语言权利，法语的历史和现实作用也被重新认识。

英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苏·赖特的一段话似乎可以对这种现象做个总结和说明：

“对于标准语的传播，人们持有矛盾的看法。一旦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标准语成为一种必要条件，原因是它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论坛、一种媒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标准语又成了一种霸权中心的强加手段，并随着标准语的推行而扼杀社会多样性。由于其他语言连同其文化遭到扼杀，那些特殊社区里就会产生个体损失，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获得自己社团内由语言所传递的文化遗产。这些社区语言表达意义的独特方式所呈现的洞察力如果伴随语言一同丧失的话，对整个人类而言都是一种损失。”[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