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阿拉伯伊斯兰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也有学者称其为“清真寺教育”，主要原因是这一教育方式主要在以清真寺为主的宗教场所进行，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是《古兰经》和《圣训》等宗教经典。如果从汉语翻译的角度来看，或许“经（《古兰经》）堂（清真寺）教育”这种译法更加全面和通达。

一、历史上的经堂教育

清真寺的产生当然是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紧密相关的，但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教育功能。世界上第一座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造的，从现存的废墟推断，该清真寺极其简陋，但是具备了基本的传教和教育功能。

我国著名学者纳忠先生也总结过这种现象：“阿拉伯人的教育从一开始就与伊斯兰教和清真寺联系在一起。对于穆斯林来说，清真寺不仅是神圣的礼拜场所，也是接受教育的地方。清真寺是阿拉伯人历史上最早的学校。”[2]

经堂教育不仅仅传授宗教知识，它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教授纯正阿拉伯语（古典阿拉伯语）的教育方式。历史上很多著名的阿拉伯语语法学派和研究阿拉伯语修辞等语言知识的大学者均出自经堂教育，如巴士拉清真寺诞生了阿拉伯语言史上第一部辞典——《艾因书》，也走出了以大语法学家西伯威（765—796）为首的巴士拉学派。

除了清真寺，在阿拉伯历史上还出现过和清真寺长期共存的另外一种经堂教育模式——“库塔布”（），中文现在翻译为“私塾”或“小学”。库塔布教授的内容和清真寺所授内容大同小异，一般以《古兰经》和《圣训》等宗教知识为主，同时教授阿拉伯语的语法和修辞知识。它和清真寺教学主要的区别在于授课老师一般为私人聘请，班级人数较少，所以有时会收取一些费用，而清真寺是完全免费的。所以，从教育规模上来看，清真寺是属于主流大众的，而库塔布则是小众群体的。

在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能集中代表经堂教育特点的，当属埃及爱资哈尔清真寺。从它的兴衰浮沉，可以清晰地梳理出阿拉伯经堂教育的脉络。

二、埃及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历史功绩

公元969年，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并营建新都开罗，970年建造了开罗清真寺作为王朝的国家清真寺。阿齐兹（955—996）任哈里发期间，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资哈拉（605—632），将开罗清真寺更名为“爱资哈尔清真寺”。

（一）从爱资哈尔清真寺到爱资哈尔大学

爱资哈尔清真寺一开始是作为法蒂玛王朝开展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但它逐渐担负起很多研究和学习的功能，并历经千年沧桑，最终发展成一所享誉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不朽学府。

哈里发阿齐兹钦命大臣雅各布·本·凯乐斯（930—？）主持爱资哈尔清真寺。凯乐斯在980年斋月的集会上诵读了他关于伊斯兰教什叶派（法蒂玛王朝为什叶派王朝）教法的名著《大臣的书信》。这次集会被认为是爱资哈尔第一次学术性的集会。后来，凯乐斯遴选一些学者组成读书研究会，在爱资哈尔集会讨论学术问题，此举得到哈里发阿齐兹的赞许和资助。自此开始，爱资哈尔清真寺奠定了其官办学府的地位，开始了历史悠久的大学生涯。

爱资哈尔在法蒂玛朝（909—1171）200多年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传扬什叶派学术和思想的中心，研究科目和种类不断增加，学生数也增长到数千人。在阿尤布王朝（1171—1250）期间，爱资哈尔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普通学校的冲击而流失了部分生源和教师，但是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地位，获得了平稳的发展。

马穆鲁克时期（1250—1517），阿拉伯东方由于蒙古大军灭亡了阿拔斯王朝，巴格达等文化中心被摧毁，阿拉伯西方由于西班牙基督教联军的“收复失地运动”，逐步丢失了科尔多瓦等文化中心，开罗成为伊斯兰教的归宿，爱资哈尔成为伊斯兰思想文化的领导中心。这一时期，爱资哈尔受到特别的关注，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大学的首脑和高级教职人员享有崇高的威望和权势，甚至可以影响政治决策和社会生活。

土耳其统治时期（1517—1798），爱资哈尔面临历史上第一次外族统治的危机，不过它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越发显示出其弥足珍贵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土耳其语的汪洋大海里，爱资哈尔成为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学术最后的堡垒，它利用自身在伊斯兰教的巨大威望和地位保持住了阿拉伯语的尊严。阿拉伯语在最后这块阵地上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并最终以其优美和富有生命力的特点战胜了侵略者的语言，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住了土耳其语向埃及社会的传播和渗透。这一时期，爱资哈尔虽然并没有处在自己学术生命的黄金期，却发挥了关键的防波堤的作用，小心翼翼地保留了阿拉伯语的最后一颗火种。这颗火种必将在阿拉伯语复兴的大潮中燃成燎原之势。

1798年，拿破仑短暂入侵埃及时，爱资哈尔奋勇投身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书写了这座古老学府光辉的一页。法军1801年撤离埃及后，“近代埃及之父”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统治了埃及，开启了埃及近代化的进程。穆罕默德·阿里将国家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学习西方，尤其是法国经验的基础上，大批向法国派遣留学使团，希望通过迅速“西化”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基于这一点，近代埃及放弃了爱资哈尔大学为代表的宗教学术教育体系，对它的资助日益减少。爱资哈尔也不再是青年学子心向往之的学府，处在时代变革风口浪尖的爱资哈尔大学陷入了长时期的迷茫和萧条，亟需重新定位。

整个19世纪，一如面对汹涌西化浪潮的伊斯兰教所感受到的迷茫和踟蹰，爱资哈尔直至历经百年沉思才迈开改革步伐。1895年，伊斯兰教改良派代表人物穆罕默德·阿卜杜胡（1849—1905）担任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开启了爱资哈尔大学全面改革的热潮。

（二）爱资哈尔大学的近代化改革和现代化改造

穆罕默德·阿卜杜胡（1849—1905）集宗教学家、教法学家、伊斯兰宗教改革家于一身，一生致力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改革和复兴事业，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掀起了伊斯兰新思想运动，呼吁改变文明和思想的僵化停滞状态，恢复伊斯兰世界的活力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阿卜杜胡曾是爱资哈尔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他深知这所古老学府的光荣历史，也痛感其近代以来的僵化和保守，决心循序渐进地对其进行系统的改革。1896年，阿卜杜胡主持起草和颁布了全面的改革方案：吸收和借鉴西方国民教育制度的进步因素，建立近代化的大学课程设置体系；规定最低入学年龄和入学条件；建立学位授予制度；引进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课程为选修课，逐步过渡为必修课。经过此次改革及其后的一系列举措，爱资哈尔大学开始了近代化转轨，从一所宗教大学（神学院）逐步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的伊斯兰大学，传统的经堂教育模式也逐渐向世俗教育体系靠拢。

20世纪30年代，埃及政府颁布新的爱资哈尔大学法规，规定爱资哈尔大学和爱资哈尔清真寺分离，爱资哈尔大学成为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明确学制分4个阶段：初级四年、中级五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到六年；新建了一些专业学院。

二战之后，尤其是1952年“七月革命”之后，埃及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也极大地影响到了爱资哈尔大学的走向，使其国有化色彩更为浓重。1960年代开始，埃及政府颁布政令，对爱资哈尔大学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大学归政府直接管理，校长为正部级，全权负责学校事务；除传统的三大学院（伊斯兰教义学院、伊斯兰教法学院、阿拉伯语学院）之外，新建了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及女子学院等；在埃及各省建立爱资哈尔分院；在苏丹、马来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伊斯兰国家设立分校。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改革，爱资哈尔教育体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爱资哈尔大学保持了其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逊尼派的学术中心地位，其悠久的学术传统和深厚的宗教底蕴获得了传承和强化。如今的爱资哈尔大学，不仅是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学子向往的最高宗教学府，也是全世界穆斯林向往的知识灯塔。其次，历次的改革为爱资哈尔大学注入了现代科技和人文的元素，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注入并没有冲击到其赖以立足的宗教基础理论研究，反倒为其培养的一代又一代毕业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滋养和人文积淀。爱资哈尔自身体现的宗教与世俗的和谐在其培养的大批国内外毕业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彰显，也反证了其探索与转型的成功。

如今的爱资哈尔大学，拥有36个院系，80多个专业，在校生达到200多万，其中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共有约1000多人。爱资哈尔大学在埃及和全世界各地共有6000多所包括中小学在内的教学机构，教职员工也达到2万余人。爱资哈尔大学具有完备的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的教育体系，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权，是一所规模庞大、设施完备、体系完整的综合性超大型伊斯兰大学。

爱资哈尔教育体系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具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作为宗教教育体系独立于世俗教育体系，这种传承千年的教育方式对于阿拉伯语的学习和传授，对于伊斯兰教的巩固与传播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集中代表了阿拉伯国家经堂教育的典型特点，也是阿拉伯国家广大民众习得阿拉伯标准语的传统和行之有效的途径，是研究阿拉伯语习得规划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爱资哈尔教育体系在保持自己宗教特征的同时，逐步走向了一条宗教和世俗和谐发展的道路：细观其教育体系的构成和教学模式的发展，可以发现其和世俗教育模式逐渐趋同。目前的爱资哈尔教育体系，实质上是集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为一体的一种混合体系，既体现了宗教性特征，又集中了大部分世俗教育的功能。这种特点的变化，仿佛也在预示着传统阿拉伯语习得途径的变迁方向。

即使到了现代，进入了21世纪，传统的伊斯兰经堂教育模式仍然是阿拉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国民教育所不能起到的特殊作用，尤其是在阿拉伯语的习得方式上，它依然是行之有效而长盛不衰的教育模式。表面上，它守护的是伊斯兰教和《古兰经》，实际上，它也担当着教授纯正阿拉伯语和传承阿拉伯文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