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阿拉伯社会语言使用的实际状况

前文已经提到，标准阿拉伯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复兴，按照“拯救——恢复——再生”的路径实现了从“古典阿拉伯语”向“标准阿拉伯语”的转变，为近代阿拉伯国家的独立、阿拉伯社会的重建乃至阿拉伯民族的复兴提供了语言基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变，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又陆续走上了“阿拉伯化”的道路，而作为“阿拉伯化”最重要的工具，阿拉伯语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使命。在历史变局和社会变迁中，周围世界改变着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也在改变着周围世界。

撇开宏观的国际格局和地区局势，深入到微观的语言社区去观察阿拉伯社会，阿拉伯语，就会有一些特别的发现，尤其是从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去分析，就会对阿拉伯语在阿拉伯社会百年近代史中的变迁有一个把握。

一、独立前的阿拉伯社会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双语”或“多语”社区

“双言现象”（Diglossia）或“双语现象”（Bilingualism）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同一语言社区，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会使用不同的两种语言或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的现象。这两种语言或变体通常会被以“雅语”和“俗语”加以区分，或者称为“高级变体”（High）和“低级变体”（Low）。

阿拉伯语的“双言”现象古已有之，甚至可以说，自从有了阿拉伯语，就出现了“双言”现象。只不过跟有些已消失的古代语言不同的是，阿拉伯语的古典变体（即古典阿拉伯语）自问世以来的1000多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对阿拉伯语的牢固确定，另一方面也应归功于古典阿拉伯文学对阿拉伯语的强大保护。为了清楚地认识二战前的阿拉伯社会的“双言”现象，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对“雅语”和“俗语”进行分析：

（一）功能区别

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阿拉伯语的“雅语”和“俗语”在功能应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分：“雅语”用在正式场合和正式文体中，如宗教仪式、讲经布道、政治演说、大学授课、外交公务、新闻广播、报纸社论、文件信函、法律文书和文学作品等；“俗语”用在非正式场合和非正式文体，如家庭交谈、市井交流、小品和说唱等娱乐节目、漫画等新闻插图以及部分民间文学等。

两种场合有着明确的划分，仅有极小的交叉，所以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使用合适的变体非常重要，绝不能出错。如果一名用语者在正式场合用“俗语”发言，肯定会引来哄堂大笑，但同样的，他如果在购物和问路这种非正式场合用“雅语”，也会成为周围人的笑柄。可以举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两种变体高度和谐共生：一群听众围坐在一起听其中一人用“雅语”朗读报纸上的一篇正式报道，然后大家用“俗语”开展热烈的交流和讨论；阿訇在用“雅语”进行完宗教布道后，教众用“俗语”与其开展对其中内容的讨论。

（二）语言声望

在阿拉伯社会里，自古至今，人们普遍认为“雅语”比“俗语”优越，这种感觉非常强烈，有时会让人产生错觉。比如说，生活在阿拉伯社会，人们一说“阿拉伯语”，所有人指的都是“雅语”，而“俗语”则被告知并不存在，尽管谈话本身用的是“俗语”。阿拉伯人说他们中的某人不会说阿拉伯语，意思是他不懂“雅语”；一个不懂阿拉伯语的人请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教他阿拉伯语的时候，那么他教的一定是“雅语”，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唯一正确的“阿拉伯语”；阿拉伯社会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高的人坚称他们一直是在用“雅语”，从不用“俗语”，但是如果细加观察，你会发现他对仆人和家人的谈话中却不是这样。

无论是否能很好地掌握“雅语”，阿拉伯人都强烈地认同“雅语”更加优美、更有内涵和更能表达思想和情感，他们尽管有时并不能全部听懂，但是还是更喜欢听用“雅语”所做的宗教布道、政治演讲和诗歌朗诵，并乐此不疲。当然，“雅语”作为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的语言无疑大大强化了阿拉伯社会和民众对其崇高声望的认可。

（三）文学遗产

古典阿拉伯文学和古典阿拉伯语一样古老，到底是阿拉伯文学造就了阿拉伯语，还是阿拉伯语成就了阿拉伯文学，这好像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单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文学作品对提升书面语的表达，固定书面语的形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古典阿拉伯文学作品对于阿拉伯语来说是十分珍贵的，阿拉伯人对此十分珍视。这大大加深了阿拉伯社会对“雅语”的认可和推崇。时至今日，阿拉伯社会还会经常举办各种“赛诗会”，细看这些比赛的规则，可以发现和古代并无多大区别，只是内容有了变化而已，表达方式还是炮制“古法”。

我们还可以从阿拉伯社会的一些现象发现文学遗产对阿拉伯语的影响：在某些正式文章，甚至是报社社论中，会出现一些古代社会阿拉伯语的表达方法，而现今社会已不大采用这种表达了。但是这种现象还是会博得一片喝彩，无论是懂的人还是不懂的人，都会说：“今天报纸上的阿拉伯语真是棒极了，好久没有看到过这么纯正的阿拉伯语了。”如果用古法作诗，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大大提高了诗的旨趣，褒奖纷至沓来：“看来诗人真是懂阿拉伯语的！”

（四）语法体系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雅语”具有完整规范的语法体系，但这种语法体系在“俗语”那里大大简化甚至部分消失了，这也是两者非常显著的区别。

以埃及土语为例，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它和“雅语”的语法关系。首先，大的原则是，埃及土语的语法现象同“雅语”基本相同，或者说它受到“雅语”语法规则的影响和制约，是一种简化版的衍生品；其次，“雅语”由于受到《古兰经》作为宗教经典的神圣不可更改性的约束，语法体系历经千年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其一贯的保守性，埃及土语则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更加适应人们日常交流的需要，语法规则大大简化，突破了传统语法的很多条条框框，交际功能大大增强。

比如说，在土语中表示格位的尾符消失了，不论名词、动词、形容词，也不论是确指还是泛指，词尾一律读静符；主动名词可以当动词用，功能完全一样；两个动词相连时也不需要加词根性的“”；独立代名词和连接代名词大大简化和减少；名词的单数、双数和复数形式没有了主格、宾格和属格的格位；形容词没有了双数形式，也没有了格位，阴阳性的变化也做了简化。

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雅语”比“俗语”更难掌握，“俗语”比“雅语”简单得多，小孩子也可以轻松上口，大大便利了日常生活的表达。

（五）词汇区别

总体来看，阿拉伯语的“雅语”和“俗语”的大多数词汇都是共同的，存在的主要区别是“雅语”词形有格位的变化引起的变异，而“俗语”没有。另外一点就是相同的词汇在两种语言体系中的用法和含义有时存在差异。但是两者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雅语”里存在大量的科技术语和学术用语，但这些词汇在“俗语”里却没有对应的词汇来进行表达；对应的，“俗语”里存在一些通俗用语、日常用品或一些只出现在某些地区的器物的名称，而这些词汇在“雅语”里是找不见的。

双言现象中词汇方面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在“雅语”和“俗语”中存在许多成对词项，它们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的语义表达基本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是其中的一个词一旦使用，就会马上表明这种文体或语境是“雅语”还是“俗语”。也就是成对词项的使用是平行的，两者基本上不会交叉。比如说，阿拉伯语“雅语”中表示“看见”的词是，“俗语”中的对应词是，这个词一般不用在日常表达中，同样的，书面表达中一般也不会出现。如果出于某种需要，正式文章需要引用使用了的某一句话，作者会小心地将它改成。还如，“雅语”中的房间是，而“俗语”中的对应词是，在宾馆的价目表上表示“房间”一词明明写的是，但是客人在询问有关房间的情况时还是要用这个词。

（六）语音系统

阿拉伯语的“雅语”和“俗语”的语音系统具有很多共同的发音规则，但也有一些明显的语音差别，学习者可以很轻松地将它们区分出来。我们以埃及土语为例说明这种关系。

“雅语”中的28个字母，口语中发音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区别：

表9　标准阿拉伯语和埃及土语发音对照表

当然，除了这些字母之外，在发音符号方面，口语也做了一些简化处理，总之还是朝着易学和易用的方向去变化。

这些语音的差别很能说明问题，它在强调“雅语”的稳定性特征的同时，也探讨了这种语言成就了一种更为柔软和易学的变体——“俗语”。

（七）获得渠道

阿拉伯语的“雅语”和“俗语”的习得途径有着很大的区别：“俗语”是幼儿自小在家庭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学会的，因为父母和亲人们这样跟他讲话，他自然而然地学会了；“雅语”则完全不同，小孩子若是不被送到清真寺或私人办的私塾里学习背诵《古兰经》，是不可能学到“雅语”的。

两者的获得途径除了家庭教育和正式教育的区别之外，还存在认知方式方面的巨大差别：“俗语”不需要弄清很多语法概念，是作为一种“母语”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被接受和学会的；“雅语”存在非常多的语法概念和规则，是必须记住而且要反复模仿才能掌握的，它的学习途径有时跟一门“外语”的差别不大。

“雅语”和“俗语”获得途径方面巨大的差异造成了阿拉伯人学习阿拉伯语的突出困难，因为人们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子女学好“雅语”，但在大部分的家庭生活里还是在讲着“俗语”，语言环境的割裂，如何能让“雅语”生根发芽？

（八）稳定性

人们通常认为阿拉伯语“雅语”是稳定的，而“俗语”是不稳定的，只是语言发展史中的一个阶段。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可否认，“雅语”由于《古兰经》的牢固确定，一方面可以说为它罩上了“金钟罩”和“铁布衫”，使其历经千年风雨还能熠熠闪光，但另一方面也禁锢和限制了它的活力和发展，使其从一开始就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始终没能很好地对接“地气”。这也就是“俗语”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其历经千年而不灭的一个基础。

我们观察阿拉伯语的历史，可以发现“双言现象”在阿拉伯社会长久存在，并且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雅语”当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稳定性，“俗语”在各个时期也并没有消失，而且也并没有明显的向“雅语”靠拢的迹象。为了维持自身的交际功能和扩大了的使用范围，“俗语”有时会向“雅语”大量借词，但并没有改变自身的语法体系和语音系统，仍然是建立在口头交流基础上的。

（九）标准化

阿拉伯语的“雅语”有着强大的标准化基础，它自诞生以来就吸引着语法学家去开展长久不懈地研究，围绕它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包括语法、词汇、语音的研究体系，并产生了大量确定标准的相关著作。“雅语”的标准化是“天经地义”的，是“天赋”的使命，而“俗语”则完全不同。

“俗语”基本上没有成型的研究体系，社会公众也没有准备好认可这种研究，这可能一方面跟语言本身的特性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跟阿拉伯社会的特殊性有关。阿拉伯社会存在不止一个“俗语”中心，比如说存在埃及方言区、叙利亚方言区、巴格达方言区、摩洛哥方言区和海湾方言区等。它们之间本身还有不同的特点，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反倒削弱了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力量。

这种阿拉伯社会的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导致的一种后果就是，语言使用成本很高。简单设想一下，一个埃及人，要想达到他所有的语言使用目标，不但要学好“雅语”，还要学好“俗语”中的开罗方言，而如果他想去海湾地区谋生，还要再学一门海湾方言。

二、独立后的阿拉伯社会逐渐过渡到“标准语＋方言”社会

美国语言学家查尔斯·A·弗格森（Charles A. Ferguson）（1921—1998）在上世纪50年代曾对“双言现象”做过如下定义：“双言现象是一种比较稳定的语言状况，其中除了这种语言的基本方言（这可能包括一种标准变体和几种区域性标准变体）外，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高度规范的（往往是语法更复杂的）上加（superposed）变体。这种变体是较早期的或另外一个语言集团的受人称赞的大量书面文学作品的媒介。它基本上是通过正式教育学会的，用于大多数书面语和正式谈话的场合，但这个集团任何部分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使用它。”

用这种定义考察当时的阿拉伯社会，可以发现它属于标准的“双言现象”。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发生了：“双言现象”和通常所讲的“标准语＋方言”现象的区别在哪里呢？查尔斯·A·弗格森（Charles A. Ferguson）直言不讳地说：“按本文所下定义，‘双言现象’与分布更广的‘标准语＋方言’现象的区别，在于语言集团在‘双言现象’中没有任何一部分把‘雅语’用作日常会话的媒介。任何这样做的尝试，要么会被认为是书呆子气或不自然（如阿拉伯语和希腊语），要么会被认为是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一集团的不忠（如瑞士德语和海地克里奥尔语）。在更常见的‘标准语＋方言’环境中，标准语往往同某一地域或某一社会集团的方言相似（如德黑兰波斯语和加尔各答孟加拉语）。这种方言变体，多少被该集团成员自然地运用于日常会话，而被其他集团用作上加的变体。”

阿拉伯国家的“双言现象”存在了很长时间，保持着很大程度的稳定性，期间尽管发生了土耳其人的异族统治、英法的殖民统治等重大变故，但是基本没有改变这种实际的语言状况，而只是在一定时期将其从“双言现象”变成了“多言现象”而已。而当其一旦再次恢复其本民族的文化生活，则再次回归到“双言现象”。但是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和阿拉伯世界版图的重大变化，阿拉伯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双言现象”的根基开始松动，阿拉伯社会的语言状况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以往历史时期从不会出现的社会倾向，而这些倾向曾经并且还在深刻改变阿拉伯世界的语言版图。

首先，阿拉伯国家在二战后纷纷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独立后的国家不可能以殖民语言为国家语言。民族领袖和社会精英纷纷呼吁全民族语言的标准化，以此作为独立或主权的象征，这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强大推动力量。

其次，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发现，只有走联合自强的道路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因此必须大力加强阿拉伯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整合力度，以“一个声音”向外部世界发声。这种国家间的大交流和大整合呼唤统一的标准语，以作为阿拉伯民族团结和复兴的象征，并抑制地方主义的发展和蔓延。

再次，独立后的阿拉伯各国急需重振社会经济，推进各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就要在全社会大力推行扫除文盲工作，这也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语言文字改革，而这种改革的前提一定是全民族语言的标准化。

随着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求日益迫切，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和民众纷纷呼吁统一语言，规范语言，尽快建立起阿拉伯语的标准，这一切就推动语言趋向统一。大方向明确了以后，在阿拉伯世界各地还是出现了一些分歧，主要体现在到底采用哪种语体作为标准语。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独立前的埃及曾经发生过标准语和埃及土语之争，便是这种分歧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现象。争论的结果为大家所知，也被时代和历史所检验，那就是：想把一种“俗语”作为标准语在阿拉伯国家推广是不可行的，不管这种“俗语”多么被大众认可，传播多么广泛。在阿拉伯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的背景下，想取代“雅语”的地位登堂入室是多么不现实！古典阿拉伯语，历经千年的历史风云，有时灿烂，有时昏暗，但是掸去历史的尘埃，它依然能像珍珠一样熠熠闪光，依然备受珍视。

这种强大的追求阿拉伯民族团结和统一的潮流，最终改变了阿拉伯社会长久以来的“双言现象”，而使其逐步过渡到“标准语＋方言”现象。同时，科技的进步也发挥了不可想象的作用，出版和印刷事业的繁荣，广播电视媒体的出现，大大便利了标准语的传播和推广，也给标准语提供了过去时代所没有的全新舞台；新兴媒体的崛起，改变了阿拉伯语的传播模式，也改变了阿拉伯社会的语言状况。

阿拉伯世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赢得独立后，在语言使用方面逐步过渡到“标准语＋方言”模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说明这种改变：

首先，各国方言向标准语靠拢。

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潮流在二战后的日益高涨，阿以矛盾的日益尖锐以及阿拉伯统一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推进，阿拉伯各国的分离主义受到极大抑制，各国方言的分化逐渐停止。统一的民族语言——阿拉伯语的标准得以建立和推广，经历了异族语言和殖民语言蹂躏的各国方言加快了和标准语融合的进程。这种进程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方言在和标准语的不断糅合过程中得到了提高，本身不断进行提炼和发展，在保持日常交流功能不变的前提下不断走向“雅化”；二是方言在得到提高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产生分离倾向，而是逐步向标准语集中和靠拢。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现今的阿拉伯社会，即使是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他也基本能听懂标准语，而且在他那可能被外人看来“相当土”的方言里，也夹杂着越来越多的标准语词汇，因为脱离了这些词汇，仿佛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

其次，各地次方言渐趋集中和同化。

经过独立后的阿拉伯各国大力的扫盲和推广标准阿拉伯语的努力，阿拉伯社会的普通民众的教育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阿拉伯语读写能力大有长进，具备了看书读报的基本能力。此时随着报纸发行量的增加、广播电视等新兴传播媒体的出现，标准阿拉伯语得到了迅速即时的传播。而要与这些传播媒介实现对接，就必须要掌握标准阿拉伯语。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阿拉伯标准语的推广得到了深度发展。现在，即使到了比较偏僻的农村，也很难找到完全听不懂标准语的人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分离现象得到抑制，阿拉伯各国原本存在的次方言、乡土话出现了集中和同化的倾向，地理的区隔造成语言使用上的不便现象开始扭转。

各国一些文化中心城市的方言，在原有特点的基础上，一方面是逐步向标准语靠拢，另一方面逐步同化周边地区的次方言，慢慢形成比较稳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方言区。比如说，以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拉巴特、利雅得等城市所使用的方言为基础逐渐形成埃及方言、伊拉克方言、叙利亚方言、摩洛哥方言和沙特方言。这些方言跟以往时代的方言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越来越具有趋同性，也就是不属于这个方言区的阿拉伯人，也越来越能开始听得懂他们的方言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土语基本上所有阿拉伯人都能听懂。还有一个标志就是，人们可以从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拉巴特和利雅得的广播节目中，轻易分辨出播音员的语音语调差别，甚至新闻播报中的遣词造句差别，但是这不影响人们对新闻内容的理解。

再次，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被西方殖民列强“分而治之”，造成阿拉伯各国语言使用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总体来看，独立后的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力度空前，“阿拉伯化”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标准阿拉伯语作为维系阿拉伯民族团结和实现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的精神纽带作用大为彰显，基本确立了“标准语＋方言”的语言使用情况。但是具体到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标准语的传播和推广的困难程度不同，实际效果也不尽相同。

比如埃及，虽然土语的势力依旧强大，但是作为最早向西方开放的阿拉伯国家，埃及迈向近代化进程最早，文化教育水平较高，而且成为阿拉伯新文化的发源地和阿拉伯文艺复兴的主战场。可以说，就是在埃及翻译家和文学家的手里，古典阿拉伯语实现了向标准阿拉伯语的转变，完成了近代化改造，从《古兰经》的语言成为了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优美的、富有内涵的语言。可以想象，埃及没有理由不成为阿拉伯文化和标准阿拉伯语输出的高地，成为标准阿拉伯语和埃及土语双料的文化大国。

再如沙姆地区，这片文化沃土其实早于埃及与西方世界实现对接。这里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以基督徒为代表的沙姆地区优秀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无比珍视阿拉伯文化遗产，他们率先发掘整理了古典阿拉伯语的精华，并且独树一帜，创造了阿拉伯文坛的“侨民文学”，使其和埃及新文学一起，双轮驱动实现了阿拉伯文学的最终复兴。他们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加上他们的世界眼光和人文高度，使标准阿拉伯语在他们的手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些传统来看，标准阿拉伯语的普及和推广在沙姆地区不仅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需要。

但是对于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来说，情况则要复杂得多。首先这里本来就不是传统的阿拉伯文化中心，阿拉伯语教育文化水平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其次是法国的殖民统治时期较长，大力推行殖民化教育，妄图割裂当地居民的阿拉伯传统。还有就是居民成分也比较多元，民族复杂，向心力不足。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马格里布三国虽然大力实施“阿拉伯化”运动，也动员了很多社会资源参与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造，但是就效果而言，可以说喜忧参半、任重道远。

从以上分析来看，独立前后的阿拉伯各国，语言使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的“双言现象”社会走向了“标准语＋方言”的社会，尽管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是阿拉伯社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到了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阿拉伯民族要实现复兴，必须联合自强，作为维系阿拉伯民族团结的语言纽带，标准阿拉伯语必须得到加强和推广。

注解：

[1]　根据阿拉伯教科文组织阿文网站资料汇编而来。参见：http://www.projects-alecs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