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阿拉伯国家是当今多极世界的重要力量，阿拉伯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成员。同样，对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的研究作为外国语言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整体外语战略研究中理应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纵观目前国内的相关学术成果，仅有寥寥数篇论文，且主要是关于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前法国殖民地）语言政策的，并没有比较系统深入的专著问世。语言和学科的特殊要求，造成了目前我国学界这一领域研究的相对薄弱。迅速有效地填补这一空白可能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纵观国际上的情况，阿拉伯国家相关学者对本国或本地区语言政策的研究比较系统和深入，他们将西方语言战略的最新理论引入自己的研究体系中，对本民族或本国的语言政策进行研究。他们尤其注重将这种研究与民族复兴与国家重构相结合，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西方学者中也有部分开展了对阿拉伯国家语言政策的研究，尤其是其中一些阿拉伯裔的学者，独具优势，横跨阿拉伯和西方两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受人瞩目。

一、语言规划与战略学说

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是挪威社会语言学家豪根（Haugen）1959年首先提出来的。Haugen认为“语言规划是社会规划中的一个部分，是为一个言语社区建立目标、政策的过程的活动。”

语言战略可以说是“国家或社会团体为了对语言进行管理而进行的各种工作的统称”。规划或战略，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语言的选择和规范化、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语言战略的实施必须通过颁布相应的语言政策、语言法律与语言法规得以完成。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会用一些政策或语言法律法规引导或安排各社会集团的语言地位、约束各社会集团的语言行为、协调各社会集团间的语言关系。这种关于语言地位的政策与法律的确定都属于语言战略的内容。

豪根（Haugen）首先将语言战略放入“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矩阵框架展开研究，为这门学科首开了系统化研究的先河，也奠定了其基本理论框架。以色列语言学家库珀（Cooper）1989年提出“八问方案”，紧密围绕语言规划的8个主要组成部分构建自己的体系，事实上提出了语言战略的第三大研究方向——“习得规划”，或者称“教育规划”。此后，国际语言战略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豪根和库珀提出的框架为理论模型，直至德国学者哈尔曼（Haarmann）1990年正式提出“声誉规划”的概念，作为对豪根“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补充，大大扩展了语言战略的研究范围。1997年，美国学者卡普兰和澳大利亚学者巴尔道夫（Kaplan and Baldauf）在综合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推出了自己的语言生态系统模型，将前人的研究成果高度融合，有机整合成为一套成熟的理论框架，成为这门学科最终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们还极富远见地提出语言战略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概念，对这门学科走向深入奠定了理论基础。

语言战略主要由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等方面构成。语言战略对国家十分重要。语言战略是人类有意识地对语言发展的干预，它一般是由国家授权机构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为了提高全国或全民族的语言交往效率，提高社会凝聚力，便利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国家会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语言战略。语言战略研究的是某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对通用语的选择，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家语言（不只是民族语言）。它关注的问题是由若干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或者是由几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选用什么语言作为共同的交际语。研究大都探讨在一个多民族或多族群的国家中，如何处理好国家统一使用的语言和各民族、族群语言的关系。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战略属于社会语言学和教育语言学范畴，研究对象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对语言本体的专注，而是通过语言现象深入到对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语言学和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所交叉产生的一门学科。它的建立和发展，大大丰富了语言学科的内涵、扩展了语言学科的外延，可以说是根植于传统语言学又嫁接了其他相关学科理论而生发出的一朵奇葩。

随着对语言战略研究兴趣的增大，中国成立了两个国家级的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2007）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2007）。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要在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理论研究、语言国情的对策性研究和中国的国际语言战略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提出应对国内外重要语言问题的科学预案，使之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国家的宏观语言战略以及语言行动计划时的重要参考和依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主要开展外语应用、外语需求、外语教育、外语舆情、翻译政策、跨文化交流、国别等研究，为国家制定外语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提供咨询与帮助，为“走出去”战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建设文化软实力等国家战略服务。

国内学术界对于语言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国的语言战略研究，另一个是外国的语言战略研究。国内学界对于外国语言战略的研究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一些有代表性的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较为深入，有相关的著述出版，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澳大利亚、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我国学术界目前对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力量相对薄弱。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不足

总体来看，国外对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两个群体：一是阿拉伯国家的学者，二是西方主要国家研究阿拉伯问题的学者。

阿拉伯学者对本民族或本国的语言战略的关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对语言的研究与其说是从单纯的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的，不如说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展开。

设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是享誉阿拉伯世界的一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致力于重振阿拉伯文化。该机构曾在本世纪初陆续出版了一套“阿拉伯的未来”丛书，其中就将“阿拉伯语语言问题”列入影响阿拉伯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它搜集了一批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论文和著作，可以看作是当代阿拉伯语言战略研究的最新成果。从其中的论文选题可以看出，阿拉伯学界对本民族语言战略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语的关系；2）阿拉伯语标准语和方言之争；3）阿拉伯社会和阿拉伯语的关系；4）阿拉伯语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研究（详见表1）。

表1　“阿拉伯的未来”丛书中关于阿拉伯语语言问题的相关议题

阿拉伯学者一向把阿拉伯语看成是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所以从教育改革的角度分析语言战略也成为一种倾向，一些论述教育改革的著述有很大篇幅涉及阿拉伯语的教育及改革。例如，涉及阿拉伯世界教育改革的著作有：马哈耶·扎耶图纳的《全球化及市场文化背景下的阿拉伯世界的教育》（2005）、穆罕默德·贾瓦德·拉德的《阿拉伯教育改革——路线图》（2006）；主要关于阿尔及利亚教育改革的有：马哈耶·丁·阿卜杜·阿齐兹的《1830年到1990年的阿尔及利亚教育运动发展》（2011）、纳西夫·艾哈迈德的《思想和认知中的阿尔及利亚教育的阿拉伯化》（2011）；关于埃及教育改革的有：哈米德·阿马尔和穆赫辛·优素福的《埃及教育改革》（2006）等。从教育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语言战略研究是阿拉伯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切入点。

随着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学说的发展，阿拉伯学者的研究范围和领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也开始逐步关注全球化、民族身份认同背景下的语言及其战略。第一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和阿拉伯语的关系”，代表作有瓦利德·阿卜杜·海蒂的《全球化对阿拉伯语的影响》（2011）、百思买·迈姆杜哈·拜尔台基的《全球化背景下的青年语言》（2011）；第二类研究主要关于“身份认同和阿拉伯语的关系”，代表作品主要有阿卜杜·赛拉姆·穆赛迪的《阿拉伯国家的身份认同和语言》（2012）、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的《阿拉伯语：西方化，还是犹太化？》（2006）以及阿卜杜·卡迪尔·菲斯·法赫里的《政治和经济中的语言身份和教育》。

另外，还有部分阿拉伯学者的研究已经开始涉足阿拉伯语的“声誉规划”，也就是开始探讨阿拉伯语的国际推广。早在2003年底召开的“阿拉伯文化学会第九届国际年会”的主题就是：“阿拉伯世界外的阿拉伯语及其文化”。而且2005年该年会出版了论文集，书中收录了阿拉伯国家及世界各地关于阿拉伯语教学和研究的代表性论文。近期还有一些论文也涉及这类议题，如海迪亚·阿迪勒·哈兹奈·凯蒂比的论文《阿拉伯语及对外推广的重要性》（2011）。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阿拉伯主流研究和出版机构的焦点议题方面收集到一些有关阿拉伯语语言战略方面的最新动态。阿拉伯政治研究中心2012年年会的主题就是“语言和身份认同”，它有8个分论题：1）语言和身份认同；2）针对阿拉伯语的殖民战略；3）语言身份认同中的翻译和阿拉伯化问题；4）身份认同和教育政策；5）政治视角中的语言和身份认同；6）身份认同重构；7）教育语言和身份认同：现实的挑战和未来的主题；8）身份认同和阿拉伯国家的教育语言。这些分论题集中聚焦语言和身份认同，既体现了阿拉伯世界相关研究的现实要求，又表明了其研究时刻关注国际理论前沿的特点。

综上所述，阿拉伯学术界对阿拉伯语语言战略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阿拉伯语在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中的核心作用、阿拉伯语民族语言和殖民语言之争、阿拉伯语标准语和地方方言之争、阿拉伯语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全球化时代阿拉伯语的前途等。这些议题既有历史与传统的复杂背景，又有现实与变革的迫切要求，既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又是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重大命题，是深入观察和研究阿拉伯社会急剧变动的一个窗口。

欧美等西方国家开展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研究的学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阿拉伯裔的学者，在获得欧美大学或研究机构相应学术职称和地位后，利用自身跨语言和跨文化优势，进入欧美学术界主流话语体系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类是西方本身培养的精通阿拉伯国情文化的学者，他们的视角不同于阿拉伯裔学者，他们通过合作研究或者独立研究，在此领域也具有一定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历史上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长期深入的文化交流，西方教会很早就在某些近代化较早的阿拉伯国家（如黎巴嫩、埃及等）建有一些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发展成一些近代的大学，像贝鲁特美国大学、开罗美国大学等。这些大学普遍采用西方标准，为西方主流学术界所认可，有的甚至是美国常春藤盟校，它们对所在国的阿拉伯学术精英和西方学者的吸引力较大，逐渐发展成西方世界研究阿拉伯问题的学术高地。在语言战略方面也是同样的状况，这些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学术出版物，无论其出身如何，都是具有相当水准并被国际学术界承认的。例如，Kassim Shaaban和Ghazi Ghaith（贝鲁特美国大学）的《黎巴嫩教育语言政策——从双语到多语》（1999）、John D. Battenburg（加利福尼亚州立工业大学、阿联酋沙加美国大学）的《库姆扎利语及其使用者的状况——阿曼穆桑代姆半岛的一种土著语言》（2012）、Hind Amel Mostari（阿尔及利亚西迪贝勒阿巴斯大学）的《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化及语言使用》（2011）。

当然，由于“东方学”在西方由来已久，且向来颇受重视，一些百年名校里也有部分学者进入到了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研究这一领域，且具有一定影响。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主要关注焦点，或者说以英语为主要语言载体的相关学术论文的研究倾向，相较于阿拉伯本土学者来说，其研究更加细化，从宏观层面上看其选题更独到，从微观层面上看其研究也比较深入（详见表2）。

表2　西方大学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研究相关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的理论功底普遍比较扎实，掌握本学科最前沿的动态，所选议题无论现实意义还是创新性都较强，数据采集和分析也比较到位，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得较好的一类研究。

总体来看，由于存在一批阿拉伯裔的西方学术精英，西方学术界对阿拉伯国家语言政策的研究始终占据一定的主动，这也是一种很好地将跨文化研究人才引进到跨文化研究领域的成功实践。

我国国内学界针对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的研究，相较于针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地区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可以从语言学学科来进行分析，也可以从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科进行分析。

从语言学学科角度，语言战略研究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一般语言背景为英语，像法语、德语、俄语背景的研究者已经较为稀少，基本没有阿语背景的学者转行进入应用语言学学科专门从事语言战略方面的研究。这种情况导致了学者们对获取阿拉伯语第一手资料的欠缺。由于语言的局限和资料的匮乏，鲜有非阿拉伯语背景的学者涉足此领域，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英文资料而开展。由于无法掌握第一手的阿文材料，更由于缺乏实地验证，没有和所在国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所得结论不免缺乏说服力。

从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科的角度来看，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科的研究还在沿袭传统的理论，语言方向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阿拉伯语语言本体研究，并没有较多地关注现代语言学的新发展，焦点和注意力还没有转到语言战略研究方向，尚未达到其所期待的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的目标。这也就决定了这一学科的研究人员虽然具备了某种研究潜力，但是从整体上看没有真正走进语言学学科前沿，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学科的某些研究人员还是进行了一些局部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相关的学者和硕士、博士生等在这个领域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主要成果如下：《科威特多语教育简述》（张宗奇，2001），《突尼斯共和国的语言政策》（白少辉，2007）、《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及现状调查》（刘晖，2009）、《摩洛哥官方语言政策变迁背景分析》（李宁，2013）、《摩洛哥的阿拉伯语化语言政策及其对摩洛哥教育发展的影响》（於荣，2013）等。另外还有几篇硕士论文：《黎巴嫩标准阿拉伯语危机》（杨信，2010）《马格里布地区语言问题研究》（古萍，2013）。

这些学者的努力，可以说是对语言战略研究非常有益的探索。然而，深入分析以上论文，我们发现，首先，这些学者的研究地域范围绝大多数局限在阿拉伯世界的特定地区（如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对于像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这样具有典型多民族、多语态国家的研究远远不够；其次，他们的研究角度各自不同、深浅不一，缺乏从全局、宏观的角度对阿拉伯国家整体语言战略的把握。

总之，目前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缺乏学科队伍的整合，研究力量的优化，领军人物的引领，没有形成队伍基础和梯队优势，既没有点上的突破，也没有面上的推进，亟需从全国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科学规划、力量整合和团队攻关。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综合以上阿拉伯国家、西方学者以及我国学者三方面对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研究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在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方面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相较于阿拉伯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研究还有不少差距。这其中有很多先天不足的原因，前文已有概述。本书想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学者的位置在哪里？是不是存在一个突破口，可以相对冲淡中国学者的先天劣势，又可以找到发挥其相对优势的舞台？是否可以和中国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产生交叉和融合，进而服务于中国的现实政策需求？我国开展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研究的目的何在？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些反思，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我们需要研究阿拉伯国家的语言政策。无论从基础研究的角度，还是应用研究的角度；无论是考虑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内涵和外延的发展，还是填补应用语言学和教育语言学的学科空白；无论从史料研究的价值来看，还是从实证研究的需要来看，我国学界都迫切需要尽早、尽详实地了解阿拉伯国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当代学者肩负的责任不仅是“搞懂自己的事情”，还要“明白别人的问题”。难以想象一个即将实现复兴梦想的世界大国，一个即将深度介入几乎所有热点国际问题的全球性强国，对同存于世的另一大文明“不甚了了”，这对于其制定对内、对外政策都将产生负面作用。

其次，我们要找准定位，寻求突破。中国学者既不同于阿拉伯学者研究本国问题所带有的先天的主观印象或愿望，也没有西方学者传统背负的“为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服务”的嫌疑和猜忌。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惺惺相惜”，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相近的历史遭遇，使两大民族具备相同的历史任务和复兴愿望。中国学者研究阿拉伯问题，先天占据了中立第三方的地位，“站在远东看中东”，既有切肤之感，又有旁观之清。所以，中国学者研究阿拉伯语言战略问题，属于典型的第三只眼睛看问题，既有合理性，又有必要性，理应在这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最后，学术研究应该对接国家战略，应该为国家和地方制定政策提供咨询和建议，起到智库的作用。开展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研究在两个方面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一是对推动我国的阿拉伯语教育有很大帮助。新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历经艰辛，至今已成长壮大，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如何对接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加快自身发展，如何更好地利用阿拉伯国家的资源发展国内的阿拉伯语专业，都是可以大作文章的。二是对推进汉语国际推广工作有着极大的裨益。汉语作为一门外语在现有阿拉伯语言战略的大环境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和政策环境如何？阿拉伯国家政府和民众对汉语的态度是否有别于其他外语？汉语有可能作为第二外语进入阿拉伯国家中小学课堂吗？我国如何使用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资源影响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这些议题一方面为学界深入研究提供了现实需要，也为国内学者找准定位、寻求突破找到了工具，既填补了理论研究的空白，又开辟了应用研究的新战场。

本书所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阿拉伯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具体来看，主要涉及到阿拉伯语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和声誉规划。最后归纳出这些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对我国开展国内的阿拉伯语教育和在阿拉伯地区开展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框架基本如下：

宏观层面，主要探讨在阿拉伯世界这样一个文化、种族、宗教、语言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多元特性的民族联合体中，尤其是在近代均遭受西方殖民统治和侵略，二战后才纷纷独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如何在民族层面、国家层面迅速采取有力的语言政策，清除殖民影响，净化民族语言，强化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维护国家团结，发展国家经济，重建社会文化（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需要对阿拉伯语进行教育规划（习得规划），当教育规划形成一定基础后，便可以将阿拉伯语进行国际推广（声誉规划）。

微观层面，考察阿拉伯语和殖民语言、阿拉伯语和少数族群语言、阿拉伯语和地方方言的关系，以及阿拉伯语在某些阿拉伯国家具体的教育实践，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区域组织、政府机构和利益团体在阿拉伯语国际推广中的角色和作用。

本书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厘清阿拉伯国家开展语言规划的主导机构或组织，和这一组织（或这些组织）进行此类活动的具体方法和途径，以及其对此类活动的效果和目标如何进行评估和改进等问题。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开展对阿拉伯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基础研究工作，做好相关史料收集和分析整理，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其应用价值则体现在通过对其语言政策的研究，梳理出阿拉伯国家语言规划的政策路径及发展走向，为我国推动国内的阿拉伯语教育和在阿拉伯地区开展汉语国际推广工作提供咨询。

四、研究方法

本书聚焦阿拉伯国家的语言战略发展研究，采用国际语言规划学说中的最新语言生态模型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对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的发展进行细分式研究，并穿插引入“宏观”、“中观”、“微观”的实践概念对纳入本理论体系的具体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进行分析论证，并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进行佐证。

本书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采用国际语言战略学说最新的理论成果，即卡普兰和巴尔道夫的“生态语言学”模型理论，详见下表：[1]

表3　卡普兰和巴尔道夫的“生态语言学”模型理论

根据阿拉伯世界语言战略的特殊情况，本书在基本采用此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某些内容作了一些整合，将其有机的融合为一体，以便更加合理和清晰地阐释论点。

五、创新与不足

本书期望通过开展这项研究，丰富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内涵，拓展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外延，并进一步促进外语学科和语言学学科的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促进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将学术研究同国家和社会需要相结合，使研究成果具有社会应用的价值。

本书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分析阿拉伯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得失利弊，指出其历史功绩和独特贡献，也说明其局限性和面临的复杂困难，并使这些成果都为最终目标服务：一是如何对接阿拉伯国家语言战略推进我国的阿拉伯语教育事业，二是如何在阿拉伯国家更好地开展汉语的国际推广。

由于笔者知识积累尚显不足、学术视野不够宽广、理论框架还不完善，书中分析论证肯定存在疏漏之处，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多加鞭策，使得这项研究进一步完善。

注解：

[1]　赵守辉：《当代语言学》2008年第2期，第127页。本文根据其原文略加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