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现代金圣叹史实研究举要
(一)滥觞期概观
滥觞期指清末至五四的二十世纪初期(1901—1919)。在当时对金圣叹的一片赞扬声中，时任东吴大学教授的黄人(1866—1913)，在自己主持的《小说林》杂志上，以“蛮”为笔名，撰文反对金批《水浒》中对宋江的贬斥:
论历史之人格，当首溯郭解；而论小说之人格，当首溯宋江。史迁之进游侠，其旨趣与尊孔子无异，皆所以重人权而抑专制也。此其意惟耐庵知之，亦惟耐庵能绍述之。不幸而有奴性之公孙宏，悍然为当门之锄[1]；又不幸而有鼠目寸光之金采，簧鼓邪说以取好于民贼。然宏之爰书数言，尚不失为解之知己；而采则驺从前呵，但知辟人以张乘舆者之威福耳。此则地下之耐庵有知，所当笑破唇颊者也。[2]
即便是在整个清代，像这样以如此不屑的口吻直呼其名、痛加贬斥的人，亦不多见。在当年，也就是归庄《诛邪鬼》一文可有一比。有意思的是，归庄是昆山人，黄人是常熟人，均属苏州府。如果说归庄的反感还可能是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令人费解的是同样有“苏州奇人”之称的黄人为何对这位乡前辈如此诋毁?正因为这种声音在清末民初可谓异响，发出者又是最早从事《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本国学者，故有必要在此书写一笔。
无独有偶，光绪三十四年(1908)，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由保定直隶官书局铅印出版。该书对《水浒传》的“新评”充满了政治说教的色彩，任意比附、牵强附会的“释义”在书中触目皆是。诚如当代学者所说:“作者与其说是在评点小说，倒不如说是借小说评点来表现其政治理想”；“这其实已经把小说评点沦为表达个人政见、表现政治理想的工具了”[3]。这位河北籍的评点者，从宣传西方“平权、自由”思想出发，认为《水浒传》乃“讲公德之权舆也，谈宪政之滥觞也”，并对金圣叹作如下批评:
《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横遭金人瑞小儿之厉劫，任意以文法之起承转合、理弊功效批评之。致文人学士，守唐宋八家之文，而不屑分心；贩子村人，惧不通文章，恐或误解，而不敢寓目。遂使纯重民权、发挥公理，而且表扬最早、极易动人之学说，湮没不彰，若存若亡，甘让欧西诸国莳花而食果，金人瑞能辞其咎欤?[4]
金人瑞者，奴隶根性太深之人也，而又小有才焉。负一时之人望，且好弄文墨，阅书籍。彼既批《三国演义》矣，既批《西游记》矣，既批《西厢记》矣……《水浒传》者，专制政体下所谓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者也，于是乎以文法批之。然犹恐专制政府大兴文字狱，罪其赞成宋江也，于是乎痛诋宋江，以粉饰专制政府之耳目。批评《水浒》，以钓赞成《水浒》之美名，其计亦良得，其心亦良苦矣。[5]
此位名字不详的尚先生，把中国封建制度之延续、公理民权思想之不行，均归咎于金批《水浒传》。这种无限上纲上线的批评模式，这种连基本史实都完全不讲(如将《三国》、《西游》之评归于圣叹)的话语方式，只有在六十馀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浪潮中，才能看到其嗣子裔孙的出现。作为一位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自由的进步人士，其对金圣叹评点小说的批判在学术史上亦非毫无反响:所谓“以文法之起承转合、理弊功效批评之”云云，无疑直接启发了胡适十馀年后发表的《<水浒传>考证》八股“流毒”之论[6]；其政治身份“奴隶根性”的恶谥，似乎也类似于后之鲁迅《谈金圣叹》“近于官绅”的判断[7]。两位现代大学者对于金圣叹的在学术和非学术上最有影响力的评价，竟然能从一位名不可考、毫无学术根基可言的民主激进之士的偏激言论中溯源，未免令人觉得有趣。
除了以上两位的出格言论外，有关金圣叹史实方面的正面努力，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1.著作出版与生平简介
进入二十世纪后，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篇题为《廖柴舟金圣叹先生传》，发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二十日[8]，作者署名“枚”。此人便是广东顺德人邓实(1877—1951)，字秋枚，别署枚子、风雨楼主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任上海《国粹学报》主纂。此文虽然只是一则纯粹披露金圣叹传记的文字，在其按语中亦无对传主只字评价，却有着相当的意义:它不仅最早向学界介绍了清初曲江廖燕所撰的《金圣叹先生传》，并开启了同为粤人的邓实对金圣叹著述整理研究的兴趣；或者从其数年后之行为，可见其对金圣叹的关注实与其排满复汉的民族思想密切相关。这篇传记，邓实是辑自日人盐谷世弘序刊本《二十七松堂集》[9]。可能是受到盐谷氏序文的影响[10]，邓实在按语中愤懑于廖燕之不为后人所知，原因乃是“夫群一世之人，趋于利禄之一途，而深仇大耻竟若可忘者”，指出“此所以神州终古而陆沉，而先生所为悲膺疾额也。读先生集，予不禁慨然于海外之民犹能存节义矣!”从《二十七松堂集》中选出金圣叹传发表，无疑亦有表彰近二百五十年前因哭庙而“罹惨祸”[11]者的用意在。只是在抄录原文时，依然“采名，苦采字”，扩大了这一误刊的社会影响[12]。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在上海发行的《宁波小说七日报》第一期“传记”一栏中，发表了蛰隐生《大小说批评家金圣叹传》[13]:
二十世纪之时代，一报章发达之时代也。其足以警聩发聋者，有若政界时评、教育时评、人物时评，以及杂评与夫评论之评论，类皆摘微抉隐、鉴空衡平，俾有益于社会，立批评之门目。以余所闻，早有人为之作导火线也。系何人?金圣叹先生是。
先生吴县茂才也。初名采，后更名人瑞，其字以圣叹者，沂水春风、童冠游咏，取宣圣叹曾点之言志也。先生由是以狂士自许，倜傥非常，有睥睨一切之概。其生平居，豪于饮，又善品评，每当酒酣耳热、上下议论，不屑屑拾人牙慧。
今者距清祖入关已二百馀年于兹矣。先生丁鼎革之变，屏足仕途。斯时也，有东林党，有非东林党，咸以讲学闻，而群为无规则、无用具之社会。先生则别树一帜，独于所居贯华堂内高坐谈经，经名《圣自觉三昧》，且自编稿本，纵横颠倒，闻者佥击节叹赏。至讲学之徒，虽非笑之、觝排之，亦不之顾。……
无何，先生因醉，狂谈杜诗中“青青河畔草”一章，竟因梦成谶而罹祸。临刑伸颈叹曰:“斫头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呜呼，以先生之高尚，其恶果乃如斯，岂杜诗必不可说耶!抑别有其故耶?或当时法网之所株连欤?要之一点热血留在人间，为不减云。
噫嘻，人生世上，百年一息，惟此自由言论永永不朽。先生虽逝，踵其后者以摩以荡。若长洲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尤见称于学界，岂好为是雌黄乎?亦冀有益于社会耳。迄今报章发达，恨不能起先生而一质之。故本报崇拜先生，为之传其崖略如右。
此文可谓二十世纪第一篇当代人撰写的金圣叹传。虽然在史实上多出自廖燕传而缺乏创获，然其首次以“大小说批评家”为圣叹定位，并以“自由言论永永不朽”赞誉其精神“一点热血留在人间”，反映出世纪初年受时代影响之青年(作者以“青青河畔草”出于杜诗，似非饱学老儒)对金圣叹的基本态度。
与此同时，即从大清王朝的最后两年开始，金圣叹著作的出版逐渐呈现出一个全面展开的态势。圣叹存世著作，除了其《沉吟楼诗选》抄本外，主要有四大系列:一、戏曲、小说评点:即金批《西厢记》和《水浒传》；二、诗、文评点:即《唐才子诗》(七言律诗)和《天下才子必读书》(历代古文)；三、八股文评点:即金批《大题才子书》和《小题才子书》；四、其他遗稿:诸如《诗经》、《左传》、《孟子》、《古诗十九首》、杜甫诗、欧阳修词评点及所撰易学、佛学杂著，由堂兄金昌于康熙初年以《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为名刊行，其中最重要的是《杜诗解》四卷。在此四类作品中，第一类由于种种原因，有清一代屡禁不绝，竞相刊刻、版本众多；第三类因其有助于科举考试的实用价值，在道光、光绪年间尚有翻刻；第二、四两类，除了顺治、康熙原刻本、重刻本外，两百年来很少出版，以致晚清时期“圣叹遗书，不幸无传”[14]，“坊肆所盛传者，仅《水浒》、《西厢》及所序《三国》而已”[15]。但是，从宣统二年(1910)开始，有关二、四类著作的出版情况大为改观。首先，邓实该年在所辑《风雨楼丛书》中，首次完整铅印出版了《贯华堂才子书汇稿》[16]；同年，国学进化社铅印出版《天下才子必读书》[17]。宣统三年(1911)，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唐才子诗》。入民国，苏州振新书社与上海有正书局分别石印、铅印《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18]；民国元年(1912)，有正书局又将卷首《鱼庭闻贯》所收圣叹与友人书信辑出，以《圣叹尺牍》为名铅印问世[19]。至此，《唐才子诗》、《天下才子必读书》和《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均已出版。宣统三年，乐天居士辑《痛史》出版，第一集收入《哭庙纪略》和《研堂见闻杂录》[20]，从而为金圣叹生平思想和晚年事迹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第一手资料。此本《哭庙纪略》于民国元年(1912)、三年、六年多次重印，足见这一时期社会对哭庙案和金圣叹的关注。
与金圣叹著述大批重印相应的，是一些以逸闻轶事为核心的小传介绍逐渐发表。民国二年(1913)，无锡孙寰镜(1878—1943)撰《金圣叹之死》，大力推举金圣叹在哭庙案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就戮者十八人”，首列金人瑞之名；具体哭庙行为，亦是圣叹“率诸生抢入，进揭贴，继至者千馀人，群声雷动，盖以吴县非刑，预征课税，鸣于抚臣，因民忿也。哭临者大骇，命械之，众议哗然。金于狱中上书千馀言，为民请命，语多指斥一切”；对圣叹在当时的声名，更多溢美之词:
明之亡也，吴下讲学立社之风犹盛，各立门户，互相推排。金圣叹以惊才绝艳，遨游其间，调和之力惟多，其名尤著。所至倾倒一时，遇贵人嘻笑怒骂以为快，故及于祸。[21]
只是核之《辛丑纪闻》，颇多虚夸不确之言。民国四年(1915)十二月，署名小横香室主人编纂的《金圣叹小传》问世。其感叹圣叹死于哭庙案数句，既合传主身世，又富时代色彩:
呜呼!专制国官吏之淫威、文网之严密，文人苟非韬晦自全，鲜有不遭杀身之惨祸者，况放诞不羁如圣叹哉![22]
惟所述史实，内容不出《辛丑纪闻》、《哭庙记略》。这在很长时间内，也是此类以哭庙案为焦点的金圣叹生平简介类小传的基本面貌。
这一时期的末年，即民国八年(1919)，署名“武进李伯元著，泾县胡寄尘校订”的《南亭笔记》出版[23]。在该书卷三，一连四条介绍金圣叹，系出自修订者胡寄尘(1886—1938)之手[24]。《南亭笔记》记载“清季”人事的诸条，可能均由这位早在民国二年(1913)就编写过《清季野史》者所阑入。因为逝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李宝嘉，是无从也不敢云清朝为“清季”的。有关圣叹的四条，分别抄录廖燕《金圣叹传》、孙寰镜《金圣叹之死》、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和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金圣叹》而成。虽然毫无建树，亦扩大了金圣叹的正面影响。
2.孟森《金圣叹考》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章或许是常州孟森(1869—1937)的有关考述。民国五年(1916)，他署名“心史”发表了《金圣叹》[25]。有感于这样的社会现象:
自小说中有《圣叹外书》，深印于世人之胸中，而圣叹之轶事，往往流传众口。近日乃以谶纬鄙俚之言，有所谓《中国预言》者，亦以圣叹评定为名，致烦政府查禁。而圣叹之魔力，又跃跃有生气焉，可谓奇矣。
故其撰文目的是:“汇辑清初纪载，为爱谈圣叹轶事者，详所出焉。”文中共引文献十条，分为三类:“圣叹被慈月宫陈夫人所凭”类，收入钱谦益《初学集·天台泐法师灵异记》、王应奎《柳南随笔》、褚人获《坚瓠集》三则；“圣叹身后异迹”类，收入宋长白《柳亭诗话》、章有谟《景船斋杂记》、《尺牍新钞》引嵇永仁《与黄俞邰书》三则；“圣叹轶事”类，收入无名氏《辛丑纪闻》、董含《三冈识略》、袁枚《随园诗话》、金宗楚《豁意轩录闻》四则。并时加按考和辨说，如最后一条按曰:
此则情理多未尽合。且法海督江南学政，在雍正元年。未知清初更有一学政法海否?圣叹并未灭族，本则亦自言寄信妻子，何以自相矛盾?当从《柳南随笔》作“籍家”。
再如其对董含《三冈识略》认为金圣叹批《西厢》是“直欲窃为己有。噫!可谓迂而愚矣”的批驳:
圣叹谓所批《西厢》，“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此意读《西厢》者共信之，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圣叹有焉。乃以为欲窃为己有，未免笨伯。
则显示出对圣叹评点特色的理解和文学观念的通达，亦直接影响了稍后胡适对金批《西厢记》的看法。
从学术史的角度，或认为“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中，对金圣叹作过认真研究的是史学家孟森。他所作的《金圣叹考》钩稽了金圣叹生前身后的许多原始材料，澄清了一些事实……所考的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26]平心而论，即便置于民国初年的学术环境看，孟森此篇的学术难度也是不大的；作为一位明清史大家，其在金圣叹史实研究方面的贡献是有限的。所涉十条史料中，有五条非其发现，在当时十分常见的俞樾《茶香室丛钞》中已“详所出”了[27]。其馀五条，据《柳南随笔》所引“钱宗伯《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在《初学集》查出全文，并非难事；《辛丑纪闻》亦非珍本秘籍，自是研究金圣叹者所必读。只有《三冈识略》、《随园诗话》、《豁意轩录闻》为其首次征引，然其史料价值并不重要。此外，将《豁意轩录闻》的作者金宗楚，误写成其曾孙金清美，虽属小误，却遗讹久远。许奉恩(1816—1878)《撷录<豁意轩录闻>》按曰:
门人金仰之清美，吴门世家子也。高祖讳祖静，字安安，以进士官四川布政……。曾祖讳宗楚，字小笏，官中书舍人，著作甚富。仰之尝出示所撰《豁意轩录闻》一帙，予爱其笔意颇类唐人说部，姑撷录数条，以资谈柄。
在“撷录数条”后，许氏尚有跋语:
予闻小笏舍人，生平酷嗜吟诗，笔意在白、陆之间。归田后，与沈归愚、彭芝庭两尚书结社酬唱……全稿俱经两公评订，未付手民，遽煨兵燹，惜哉![28]
按语与跋语两相对看，《豁意轩录闻》的作者只能是金清美的曾祖父金宗楚[29]。孟森误解“所撰”，言《录闻》作者为金清美，一直到后来知堂《谈金圣叹》及今人孙中旺《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亦如是。虽然只是轶事，出自乾隆中期(1765年前后)人和咸、同(1851—1874)人之手，可信度是大不一样的。
尽管孟森在文章导言中指出:“圣叹之为人，具见于所批诸书之内，只有文人好奇，并无神怪之迹。”(其实这段话不够准确:一、研究其为人，不能仅见其所批诸书；二、其为人的确是有神怪之迹的)然《金圣叹考》之问世，应该强化了圣叹“魔力”的社会印象。其文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生前即“以神怪耸动世人者”，一是身后因“文人不得意，以笔墨动世，世即以神怪奉之”。正因为著述重点所在为神异之事，故即便如嵇永仁《与黄俞邰书》这样重要的交游资料[30]，孟森关注的只是圣叹托梦的说法，并未用力考证其背后史实，只是简单地照抄俞樾按语云:“此圣叹身后之事，世罕知者。惟‘
南’[31]不知何地，‘
’字亦未识，疑有误。”其实，即便在当时，孟森已对清初史籍谙熟于心，如在同年发表的《心史丛刊》的首篇《奏销案》中，不仅征引丰富翔实，且已多处引及与“哭庙案”相关之文字，可见其著述主旨对于资料搜集研究的左右:其兴趣既在神异，忽略真正的史实亦在情理之中，非不能也，而不为也。虽然孟森于史料钩稽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但其文章结语所谓“当时毁圣叹者亦多，而崇拜圣叹者亦不少，身分正合”，却不仅是对“当时”现象之总结，亦暗合了其后很长时间的金圣叹研究状况，显示出史学家眼光的锐利。至于其“圣叹之于小说，犹路闰生之于八股，极意发挥奥窔，然圣叹见地自超，非路所及也”云云，虽然不妨认为是“首次将金圣叹的评点与八股的评点联系起来”，却似乎难以启发胡适认为金圣叹沾染了“八股选家的流毒”的观点[32]。从文意来看，孟森只是以嘉庆进士路德(1784—1851)评点八股文的造诣和特点[33]，来映照金圣叹在小说批评上的地位；从情感而言，孟森流露出对金圣叹的深深赞赏。
3.杨保同《金圣叹轶事》
在孟森《金圣叹考》发表的第二年冬，南京杨保同撰《金圣叹轶事》成[34]。书首自序云其于民国六年(1917)秋，以病困居上海，“读各家笔记，多有涉及圣叹事者，益狂喜，不啻见圣叹也。于是乃就榻前，随笔录之，约得若干则……金圣叹一生行事，庶几尽于是已”。据序言，知作者字异之，金陵人，生平“酷爱”金圣叹。惟《“夫妇之愚”两节文》自述“幼时闻蒙师与友人谈圣叹逸事……今已三十年，犹恍惚如昨日事”[35]，可推知其当时约四十五岁。全书八十五页，约两万字，共记“轶事”九十条，是第一部以书籍形式单独发行的有关金圣叹事迹的著述。卷首有圣叹画像，当出自民国人之手。
作者的阅读范围较广，除了《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如根据《唱经堂随手通》之《南华字制》编写《四十须眉尽白》)之外，还有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无名氏《辛丑纪闻》(或《哭庙纪略》)、袁枚《随园诗话》、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所撰《与王斫山交最善》、《评六才子书》、《圣叹与西堂之比较》等条，均系照抄或改写邱氏之作而成；《<西厢>不许狂且扮演》更直接引用“近人邱君”对金批《西厢》“只讲文情，不讲曲谱”的评价。除了根据以上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改编外，还有许多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甚或胡编乱造之事。如将《先有鸡乎先有蛋乎》之问，亦归“为圣叹事也”；再如有的故事，人、事皆假，只是把当事人换上金圣叹之名。如《嘲江南主考联》，是将发生在康熙五十年无名士子讽刺江南乡试主考左必蕃、赵晋之事，提前至“顺治某科”，连主考官的名字都照旧。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就太糊弄读者了。对于金圣叹研究而言，则极大地影响了此书所载各事的可信度，亦挫伤了学者辨析其真伪的学术兴趣。其希望“当世不少心仪圣叹者，或将有取乎斯编”(自序)的编纂期待，似乎从来就没有实现。
然而，《金圣叹轶事》中有的故事，人真而难辨其事真伪。如《雅慕俞琬纶》条云:“万历间有俞琬纶者，字君宣，为圣叹同邑人。圣叹垂髫时，习闻其尊人啧啧琬纶不去口，心向往之，以不得及身亲见为憾。”(下面说的就是俞琬纶自己的“轶事”了)而从俞、金均撰写过有关口技的文章[36]，金家对俞氏的赞赏也是顺理成章的。又如《是徐文长一流人》记载:
松交尝语人曰:“余少读山阴徐文长文而好之，辄怃然想见其为人。余官铨曹时，适钱塘布衣胡彦远来，盛道圣叹不除口，谓圣叹之才，亦文长之流亚也。余遣人招之，竟不至。比余以病归，圣叹顾时时来，相与扺掌谈心，间出其所著诗文，读之多妙悟见道语，沁人心脾，似非今人所能为。使其与文长同时，《白鹿表》何足道哉?”[37]
松交指苏州绅士顾予咸，不仅杭州胡介确有其人，金、胡似乎存在一定关系[38]，而金与顾的交往亦有蛛丝马迹可循[39]。此外，《同戴耘野访徐介白》记载与清初苏州著名遗民戴笠、徐白的交游，亦绝非毫无可能。《金圣叹轶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文曲星》条“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而圣叹亦于是生，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40]。且不说圣叹是否文星转世，“三月三日”之说明显属于误植[41]。后人不察，如辛岛骁[42]、陈登原[43]、俞鸿筹[44]等，均照抄无疑；今人覃贤茂《金圣叹评传》、杨子忱《金圣叹全传》等“戏说”体，也都重复着文昌帝君生于“三月三日”的误会。
上个世纪前二十年间的金圣叹史实研究，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其著作的全面整理出版，长期以来坊间出于牟利目的只是不停地翻刻金批《水浒传》、《西厢记》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可以说，除了其八股评点和诗集抄本之外，所有的著述在此时期都有多种版本问世，从而为今后的全面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基本文献。至于单篇文章，无论侧重于生平简介的《金圣叹之死》、《金圣叹小传》，还是近似于专题资料收集的《金圣叹考》，以及被后人视为“研究专著”的《金圣叹轶事》，有关史实的“研究”均属稗贩耳食的皮毛之举。虽然这些文字也有助于激发学者研究的热情(或者本身就是某种政治热情的产物)，亦不乏可贵的尝试(如孟森的某些按考)，但是它们都不是将金圣叹作为文学批评家来研究的产物。所以，真正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史实研究，尚有待于以后岁月的呈现。
(二)演化期概观
演化期指一九二○至一九三一年。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从形式上说，是以学生为主要参加者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从内在追求来说，是以科学、民主为根本精神的文化运动。经此巨大事件之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均发生了极其重大的改变。打倒“孔家店”与宣扬新文化的并存，左右着此后中国长时期的思想文化走向。
1.金批水浒“古本”的讨论
具体到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民国九年(1920)八月，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了徽州绩溪汪原放(1897—1980)新式标点的《水浒传》，此书以金批七十回本为底本，却删除了所有的金批文字。胡适(1891—1962)为自己这位小老乡撰写了《<水浒传>考证》以作前言(脱稿于七月二十七日)。在这篇长文中，作者秉持着“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45]论述了《水浒传》故事衍化的详细过程；由于底本是金批本，故胡适不可避免地要说到金圣叹。在《<水浒传>考证》中与金圣叹密切相关的论述，是论金批《水浒》得失的第一节和考《水浒》版本的第四节。先看第一节，胡适在用开篇语交代了“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整理古籍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之后，以一句话作为楔入正文的第二段: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第1页)
这一提法非同小可，是提纲挈领地表述了胡适对金批价值的基本态度。可是，就在读者期盼着看他如何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偏偏在下面荡开了一笔，写下了“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的一段，肯定其文学眼光的大胆和小说意识的超前。在胡适，观念上不过是清末民初以小说“开启民智”说的重申，笔法上则不过是“欲抑先扬”的套路。因为，接下来他只用了一个“但是”，就将此节乃至全文对金圣叹主观方面的评价，扭转到彻底否定的轨道上来了。应该说在《<水浒传>考证》中，全面否定金圣叹小说批评是主干和宗旨[46]，空洞肯定其文学观念是枝节和铺垫，这就是彼时胡适对于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基本看法。
在现代金圣叹学术史上，《<水浒传>考证》是第一篇以现代科研论文的形式撰写的论文(全文分五节，共约两万八千字，文末附录“参考书举要”)，“这典型地表现出‘五四’后一代学人受西方观念影响下的学风”[47]。作者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为友人整理《水浒传》而撰的序言，虽然主要目的不在于研究金圣叹的生平，有关史实的见解也还可以商榷[48]，但是以撰写者的特殊身份和文章问世的特殊时间，无疑会对此后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不少学者认为胡适开启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金圣叹的风气，假如以后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可能对金圣叹文学观点与《水浒》评点的研究能更好地引向深入”[49]。应该说，胡适固然在学术方法上开启了有关《水浒传》的现代意义的研究，但是，在具体观点上却有不利于金圣叹研究深化的因素存在。他的基本思想是“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的(第9页)，金批对于现代读者也是不需要的，故首先肯定汪原放整理的“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文章整个第一节就是论述这个问题:在评点思路上，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评有僵化机械的八股特点，应予否定，如指出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而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第2—3页)；从评点形式上，认为采用了新式标点和文意分段之后，金式评点便成多馀:“这部新本《水浒》的好处就在把文法的结构与章法的分段来代替那八股选家的机械的批评。”(第3页)在此节最后，胡适还总结性地表达了对金圣叹文学评点的鄙夷和对汪原放删除金批的赞赏:
这部新本的《水浒》把圣叹的总评和夹评一齐删去，使读书的人直接去看《水浒传》，不必去看金圣叹脑子里悬想出来的《水浒》的“作史笔法”；使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浒》的文学，不必去管十七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横云断山法”!(第8页)
且不说其观点是否成立，仅就金圣叹研究而言，如果从此以后整理《水浒》、《西厢》均删除金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一旦无法或无需进行金批研究，其史实研究的动力和价值何在?故，此种观点不仅架空了胡适本人有关金圣叹文学观念的高度评价，对于金圣叹研究真可谓釜底抽薪之举。其论点对金批小说戏曲整理研究的消极影响，要到建国之后的前三十年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
时年未及而立的北大教授胡适，采取的是先扬后抑的论述方式，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其论文撰写的出发点至少不够纯粹:此文不是为了研究金圣叹及其批点而作，而是为了宣传其友人对《水浒传》的整理。据时人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二十三日访问胡适的记载:“小说之有新式标点本，始于汪原放君。汪君于版本、句读，研究煞费心力，非率尔为之者，并经胡君之指导……”[50]可见有关《水浒传》新式标点本之问世，胡适是有“指导”之功的。由于汪本是以金批本为底本，同时又删除了全部金批，所以胡适要为朋友解决两个问题:一、为何要选择金批本，二、为何要删除金批。前者造出一个金批确有“古本”的创见，后者便是催生出大贬金批之无用的八股“流毒”之论。所以说，在《<水浒传>考证》中表现出的胡适对金圣叹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未必是其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
民国十二年(1923)十二月，鲁迅(1881.9.25—1936.10.19)《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出版，在其中最后一篇，论及“七十回本《水浒传》”时，指出金批本《水浒传》:
与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无甚异，惟刊去骈语特多，百廿回本发凡有“旧本去诗词之繁累”语，颇似圣叹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
同时也肯定金批本“字句亦小有佳处”，如第五回叙鲁智深诘责瓦官寺僧一节，金圣叹批语曰:“章法奇绝，从古未有。”鲁迅怀疑此等“奇绝”文字“正圣叹所为，其批改《西厢记》亦如此”[51]。次年七月，鲁迅至西安讲学，在说到《水浒》版本时又提起金圣叹，语气稍显严厉，如云其“自称得着古本，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加以痛骂”；在分析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字时，指出:
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52]
在此前后，还撰文首肯汪原放和胡适在古典小说整理研究方面的优长，如指出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53]；又认为“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54]。联系鲁迅前此对金圣叹改窜和删削古本的反感，以及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明确反对胡适金批“古本”说的态度，其推举汪、胡在小说整理、评介工作上的首当其选，则只能理解为对汪氏整理《水浒传》删除金批、胡氏《<水浒传>考证》否定金批的认同了。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鲁迅写文章告诫善良的人们，要善于运用“别种方法”与“阴毒”的敌人战斗:
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55]
这一本来出自毛宗岗之手的文学批评典故，鲁迅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发表的《不负责任的坦克车》和二十四年写信告诫萧军、萧红“上阵要穿甲”时[56]，都再次使用。对于这样的大文豪，一个虚假的事例使用了三四次，足见其厌恶圣叹之深。
民国十七年(1928)，在金批《水浒》是否有“古本”的问题上，俞平伯(1900—1990)撰文支持鲁迅、反对胡适。其方法是:“我所用的，都是他(指胡适——引者按)找来的材料，但我又想把他的矛，攻他的盾。”即，主要是从逻辑上论证胡适观点之不能成立，而无史实和版本上的发现。在艺术性上，作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他持有一种类似中间派的中性看法，认为“圣叹的大功绩(或曰大过失，随您的便)，在乎毅然把七十回单行，把后边那些不讨俏的垃圾一起撇却，而不在文字的修改上”；在思想性上，认为金圣叹是“戴上一副‘痛恨流贼’的有色眼镜”去看《水浒传》，所以主张“强盗杀头而天下太平”[57]。
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胡适借着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写序的机会，对六七年来“修正”其主张的鲁迅、俞平伯等给予回复，自称是“把这十年来考证《水浒》的公案结一笔总账”。在这篇长文的结尾部分，申述了他对金圣叹及其小说批评的总体看法:
圣叹的辩才是无敌的，他的笔锋是最能动人的。他在当日有才子之名，他的被杀又是当日震动全国的一件大惨案。他死后名誉更大，在小说批评界，他的权威直推翻了王世贞、李贽、钟惺等等有名的批评家。那部假托“圣叹外书”的《三国演义》尚且风行三百年之久，何况这部真正的圣叹评本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呢?无怪乎三百年来，我们只知道七十回本，而忘记了其他种种版本的存在了。[58]
应该说，这段话表达了胡适对金圣叹才华的肯定、遭遇的同情、地位的褒奖和金批本的赞许。与十年前出于鼓吹友人新整理本而撰的序文中对金批形式无用论和方法八股论的强调相比，或许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更能代表胡适对金圣叹的基本观点。
2.孙癯蝯、顾颉刚、罗暟岚、李根源点评
在一九二○年代，除了因为讨论金批“古本”之有无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对金圣叹的研究外，以“金圣叹”为题目的研究文章不是太多，在史实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者更是稀见。民国十二年(1923)，报人孙癯蝯以读书笔记的方式发表《金圣叹》一文。该文依次抄录宋长白《柳亭诗话》、钱谦益《泐法师灵异记》、王应奎《柳南随笔》、嵇永仁《与黄虞稷》、刘献廷《广阳杂记》等文字，并予以简要评说，如引《泐法师灵异记》按云:“圣叹初名人瑞，字若采，后乃更名喟。今据牧翁所记，是圣叹亦名采也；天台泐法师，则陈夫人之法号也。”由此可见，此人考证水平一般。然其贡献亦十分显著，他首次全面阅读了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并将书中有关金圣叹的文字全部予以披露，内容有吴晋《与周园客》“栎园先生谓金圣叹评书三四种，总是一支笔。此语惜圣叹不及闻。盲人无识，尚欲争学此一支笔，岂不可嗤”；周亮工对金人瑞尺牍的眉批“圣叹妙舌，不可无一。所批《西厢》、《唐诗》并《小题》文字，非不种种妙绝，苦是一支笔，所谓‘数见不鲜’也。若当时只行《水浒》一种，便令海内想煞”；张芳《与陈伯玑》“近传吴门金圣叹分解律诗，其说即起承转合之法，亦即顾中庵‘两句一联、四句一截’说诗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阐绎，可破世人专讲中四句之陋说。而王、李一派恶套诗，大抵不明于此说，以至村学究坌气狺声，涂墙缀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圣叹以前未闻于艺苑，为人大概，想伯老必稔知之。其人评辑诸说家，大有快辩，而传以禅悦，故能纵其才情之所至。独《左》、《史》诸评尚未传到，不审宗趣若何，弟深欲闻之”，以及周亮工眉批“菊人亦圣叹知己，惜此札圣叹不及见矣”[59]。虽然其阅读《尺牍新钞》的思路必受孟森同题文章的启发，有关按语亦多不以为然之论，但是吴晋《与周园客》、周亮工眉批及张芳《与陈伯玑》，都是研究圣叹著述当时影响的极其重要的文献，在金圣叹学术史上，不仅由其首发，而且在迄今为止的八十年间甚少学者引用。孙癯蝯为民国报人，与郑逸梅为友，江苏兴化人，著有《小瘦红
诗存》[60]、《小瘦红
诗话》(载《消闲月刊》)等。民国十八年(1929)发行之《联益之友》第一○三期，已经刊出“名宿孙癯蝯先生遗札”，可以大致判断其卒年。
同年五月，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曾写过一篇名为《金圣叹的势力》的短文，全文不过二百字，却据《粤雅堂丛书》本《阎潜邱年谱》顺治“十五年戊戌”条，首次引用了两条史料，一是全祖望所作刘献廷传，“知道刘氏也是极口许可金圣叹的”；一是阎若璩年方二十三岁时，圣叹访之，“语辄诎，逡巡别去”。由此“可见金氏在清初极有势力”以及“他的势力不到之处”。前者可以启发后人从刘献廷《广阳杂记》中查找对圣叹的好评，十馀年后为周作人《谈冯梦龙与金圣叹》所利用；后者亦可证顺治十五年(1658)圣叹的行迹，七十年后，徐朔方先生《金圣叹年谱》始征引[61]。至于阎若璩以语诎之，从顺治十八年阎修龄、若璩父子尚游苏州与圣叹联吟酬唱[62]，可证当属年谱编撰者张穆(1805—1849)的臆断之词。此外，顾颉刚认为同为“才子”的归庄“非薄”金批小说戏曲为诲盗诲淫，“恐怕亦有争名之见”[63]。
民国十三年(1924)初，湘潭罗暟岚(1906—1983)为群声学会撰写了一篇《金圣叹的生平和他的著作》的读书报告，因友人陈铨(1903—1969)之约，发表在北京《清华周刊》的“书报介绍栏”。仅仅从题目看，这应该是现代第一篇金圣叹生平和著述的专论文章，其实不然:内容大半仍是叙述逸闻轶事的老路。其文献来源，主要是孟森《金圣叹考》所引诸条，甚至连《景船斋杂记》误作“笔记”亦一仍其旧，连已被考出所记故事情理不合、时代有误的《豁意轩录闻》，仍然照样叙述不顾。有关生平和著作的两段文字如下:
他原来不姓金，姓张名采，字若采，吴长洲人——一说苏州人——因为冒金人瑞名入试，所以改作金喟，字人瑞，号圣叹。详细生年，不可考，大约生于天启末年与崇祯初年间。为人绝顶聪明，性情奇怪，恃(引者按:原文误作“持”)才傲物，狂放不可一世。
他平生著作，除批评的《西厢》《水浒》现在还存在外，其馀的均已失传。只有一本《圣叹尺牍》，是他死后，他儿子金雍，把他平日的残篇断简塞在壁缝柱头里的字纸，收集起来，就成了这一本《圣叹尺牍》。他作的诗很少，只有《随园诗话》里面有他的归庙一绝。
当时作者才十八岁，自称“浅学如岚，谬误自不能免，尚祈高(原文误植作“尚”)明读者，有以政之”[64]。作为一位当时刚刚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的湖南青年[65]，不知道江南长洲与苏州的关系可以理解；他对圣叹生年的推论，完全没有参考价值，也不是不可以原谅。但是，他说金圣叹的“平生著作”现在只存金批《西厢》、《水浒》和《圣叹尺牍》(当时诸如《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天下才子必读书》和《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均有石印、铅印多种版本流行)，且前两种代表作看都不看(否则不会说大约生于崇祯初年，并只谈《圣叹尺牍》的文学价值)，便对“诸同学”侈谈什么“在社会上占有大势力的金圣叹这个人，我们不可不知道他，要想知道他，非读我以上介绍过的他的著作”，却是大大地误人子弟(当然作者自己也还是人家子弟)。新文学青年，如果都是这样研究金圣叹，至少在史实研究方面难以有所创获。
这一时期的史实研究，值得一提的还有对金圣叹墓址的实地考察。首先是民国十四年(1925)报刊上已经披露金圣叹墓地的具体位置[66]，次年三月李根源(1879—1965)又深入苏州西郊诸山，初七“上午八时入白阳山金井坞……入博士坞，访金圣叹墓。……走遍博士坞，终不得圣叹墓。适遇一老妇，询之，云:‘金墓在西山坞，非博士坞，前年吴探花重修之。’转入西山坞，经吴江史氏墓坊，山坞尽处为圣叹冢，建‘清文学金人瑞墓’碑，吴荫培书。”[67]只是因为其调查成果不是以专题文章的形式问世，所以长期以来不为学术界所关注。
(三)争论期概观
争论期指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胡适民国九年(1920)发表的《<水浒传>考证》，推动了《水浒传》的研究，却滞碍了金圣叹文学批评研究的展开。前者应该不难理解。此文一出，引发诸多学者研究该小说内容演变和版本沿革的兴趣。仅就一九二○年代而言，重要的成果便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的有关考论、李宗侗《<水浒传>故事的演变》、文华《<水浒传>七十回古本问题》(1925)、潘力山《<水浒传>之研究》(1926)、俞平伯《论<水浒传>七十回本之有无》(1928)、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1929)等，使得学术界对于《水浒传》衍化、版本和作者的认识渐趋明晰和深入。说其滞碍了金圣叹研究，在今天或许会被认为是过甚之词。其实，这可以从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前期“接受”金圣叹的三个重要方面得到证实:一、专题研究，以金圣叹为对象进行全面研究的学术论文，几无一篇[68]；二、作品整理，许多整理本删除批语，仅存白文；三、社会舆论，多数学者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金圣叹，评价不高。如民国十九年(1930)出版的两种七十回本《水浒》分别申言:“现在翻印这部《水浒》，把历来各家对于《水浒》的眉批评语，一律删去不刊”[69]；“盖金圣叹之评，多迂腐臆断之说，固不若由读者直接研究之为愈也”[70]，可见风气之一斑。物极必反，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金圣叹史实研究进入了它的实际上的高潮期。
1.隋树森、鲁迅、刘半农等人的论争
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七月间，山东招远隋树森(1906—1989)发表了《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71]，全文约二万二千字，分“圣叹小传”、“圣叹之文学评论”、“圣叹评释之研究”、“馀论”四大部分。此际隋树森刚毕业于北京师大国文系，从时间推测，此文或系其毕业论文。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此文应该被评为专论金圣叹生平和文学思想的首篇论文，而且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失其学术分量。之所以认为其为国内研究金圣叹专题论文之第一篇，不仅在于其文章内容和结构的“比较全面、细密”[72]，关键在于它打破了前此研究的模式——在内容上，或在政治上对金圣叹死于哭庙案而深表同情，或在文法上纠缠于以八股眼光评价小说的得失；在命题上，或侧重于小传简况的概略介绍，或因研究《水浒传》版本而连带涉及(如胡适的一些论文)——二十世纪经过三十馀年，中国学者继东邻学者之后[73]，终于将金圣叹从对哭庙案的殉难者、《水浒传》的删节者(或“古本”《水浒》的造假者)的研究中剥离出来，也不仅仅再局限于其小说评点的研究，还原其文学评论家的本来面目，给予金圣叹生平史实和文学思想研究以独立的学术地位。没有这一点，在这一课题内任何深入、专业的研究都无从谈起。
从金圣叹史实研究的角度分析，隋氏此文有这样几个特点或贡献:第一次是在阅读了当时已经出版的金氏所有著作的基础上，才从事生平史实研究的；第一次将生平小传作为专门一节，给予较为细致具体的介绍，细化了少年时代的生活轨迹；第一次根据金氏尺牍“行年向暮”，推论他被杀时“至少也将近六十岁了”(实际五十四岁)；第一次全面总结“圣叹的著作以及批解的书”的现存书目:“《唱经堂才子书汇稿》、《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诗》、《才子必读古文》及《西城风俗记》等。《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坊间改称《金圣叹全集》”，仅见于道光本《昭代丛书》的佚作《西城风俗记》前人从未提及；第一次指出《国朝诗别裁集》在初印时尚收入金诗，再版时删去；第一次不是空谈“古本”之有无，而是用所谓施序“门临大河，嘉树有荫”与圣叹《岂不快哉》中“门临大河，嘉树葱然”的类似，来证明“此序乃圣叹伪造”[74]。
作为一位即出或刚出大学之门的青年学者，隋氏文章的可贵之处还有就是其现实针对性。如“圣叹评释之研究”用A至F条来介绍金批的长处，其中D条在举例后指出“这些地方，有了标点符号，自然可以担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圣叹批中所解释的意思，标点符号恐怕不能完全表现出来吧?”其矛头直接指向汪原放删除金批的新式标点《水浒传》以及胡适在此书序言中认为采用新式标点后金批无用的言论。此外，在“结论”中也对“近年来时常有人对于他(金圣叹——引者注)的评释很表轻视”不以为然。尤其是文章的“引言”第一段:
金圣叹的名字，之所以能留存到现在，并且许多人还都知道他，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因为他评释过《水浒传》及《西厢记》。但是自从文学革命以后，旧小说和戏曲都陆续的被标点出来，标点本大半都是把“评释”删了去，而在新序或考证之中，照例又都要把旧日的“眉批夹注”讥讽斥责；金圣叹的评释，当然也在所不免，因此一般人往往对他很轻视了。
以及“引言”结尾隋氏认为“圣叹评释的书，是同类书中的权威，圣叹的文学观念，有许多是很难得的。——所以值得我们去研究他，因此我便作了这篇文章”。这些观点，是完全与当时那些津津于《水浒》究竟有几种版本以及七十回“古本”之有无的学术权威叫板的。“在新序或考证之中”一句，在时人看来，是会读作“在‘新序’或‘考证’之中”的。因为胡适所撰与《水浒传》、金圣叹有关的两篇重头文章，就是分别为七十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新排本作序的产物，并在篇名中便有“考证”、“新考”或“序”之类的字眼。在后一序中，还“详细征引”[75]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考述。
应该说，隋树森以“时常有人对于他的评释很表轻视”来概括胡适、鲁迅等新文化领袖对金批的态度，是非常贴切的。不料其实事求是的翻案态度，却引发了鲁迅于次年(1933)五月末撰写了《谈金圣叹》一文。当代学者如陈洪认为是“由隋树森的《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引出”[76]；黄霖则进而补充指出鲁迅此文是在“读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隋树森的《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之后所写的”[77]。就周作人所云:
金圣叹的思想很好，他的文学批评很有新的意见，这在他所批点的《西厢》《水浒》等书上全可看得出来。他留下来的文章并不多，但从他所作的两篇《水浒传》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得出他的主张来的，他能将《水浒》《西厢》和《左传》《史记》同样当作文学书看，不将前者认为诲淫诲盗的东西，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78]
后半截可谓重弹胡适夸奖圣叹“何等眼光!何等胆气!”[79]的老调，似不至于直接催生鲁迅的这篇颇有论战色彩的杂文；倒是周作人对圣叹思想和评点的盛赞，以及隋树森文中的意见，完全可能引起鲁迅的反感。而林语堂在其主持的杂志上新近对金氏文章艺术水准高度夸张的评价“真正豪放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80]，也应该刺激了鲁迅的神经[81]。这里不去谈鲁迅对金批“小说传奇”即《水浒》、《西厢》的历史地位、美学成就和学术影响的褒贬是否成立，他判断金圣叹在政治态度“究竟近于官绅”，参与哭庙“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82]等等，不仅用语尖厉，而且与史实未必尽合，缺乏学术的严谨性和严肃性。有意思的是，其所谓“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馀”，与历史实际并不吻合。在重视戏曲小说方面影响金圣叹者，古今评价均首推李贽(1527—1602)而非袁宏道(1568—1610)。将对前人进步思想的继承、发扬视为“拾人唾馀”属一家之言，固无不可，但是将可作祖辈的李贽换成孙辈的袁宏道，便很难令人信服了。以致十卷本《鲁迅全集》于此加注说:“这里袁宏道应为李卓吾。”[83]其实，以鲁迅之渊博，不应不知道李贽在《焚书》中对小说戏曲的如潮好评，也不应不知道载有袁宏道把《离骚》、《庄子》、《西厢》、《水浒》、《焚书》并称的《狂言》不过只是出自坊间的伪书[84]；这里以袁宏道为圣叹鼻祖，实乃夹枪带棍地讽刺乃弟周作人(1885—1967)当时对晚明公安派的推重[85]。
鲁迅这篇发表在《文学》创刊号上的不满千字的短文，将被封建正统人士视为离经叛道之异己的悲情人物，用“被官绅们认为坏货”的非学术字眼相描述，倒不是作者本人与封建官绅在政治、文艺思想上的保持自觉的一致，而实在出于情感上对金圣叹为人的鄙夷和为文的轻视。套用《谈金圣叹》的表述风格而评价之，所谓“经他一批……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实不过拾了燕南尚生、胡适辈的唾馀；“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将原本具有反对贪官污吏、反映民众呼声性质的正义之举，变成一个维护朝廷和官绅利益、借哭庙以求荣，因投机失败而被误杀的闹剧。读此一文，金圣叹为人为文的诚实、才华横溢的精彩，顿时化为负案累累(“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昏庸愚昧、机关算尽、反误性命的笑谈。
如果说《谈金圣叹》的题旨主要是批评提倡人权之“昏庸”，主张百姓反抗“坐寇”，那么，著名的《“论语一年”》则主要是文学论战之作。说其“著名”，乃是后人在议论林语堂时，无不要引用鲁迅的“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以致在特定的时代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言”[86]。这一句，便出自《“论语一年”》中谈及为何“反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时，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87]
凶残化为一笑，的确是此段引文中最有文学张力的精彩之论，列入鲁迅十大名言亦毫无逊色；但在我看来，“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也意味深长。关于金圣叹的临难家书，版本甚多，真实文字应该是《哭庙记略》、《辛丑纪闻》所载:
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见，不然死矣![88]
至于其他说法，或经后人改窜，或为小说家言，不足取信。鲁迅不用《哭庙记略》等记载“哭庙案”的最常见史料，却用了经过乾隆王应奎为突出“一笑受刑”而改写的“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云云[89]，当是有意为之。理由有三:其一、《哭庙记略》、《辛丑纪闻》乃了解哭庙案的基本文献，在当时也非稀见之书，严谨如鲁迅者，研究金圣叹时必看；其二、从《谈金圣叹》“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可知鲁迅是研究过《哭庙记略》等书对哭庙案的记载的，供出“丁、金二人，足以塞责”[90]，正说明早被统治者认为是坏货；其三、“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恰恰显示出说话者的留有馀地，知道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有意思的亦正在此处:明明知道自己所引是笑话、是谣言[91]，却非要按照真话、事实去往下推理，殊不知一旦是笑话、谣言，还怎么能得出“但总之”的“一来”“二来”呢?而不当作真话、事实，就更不能得出“总之”来了。对于真实家书，稍早的邱炜萲的读后感是“寥寥数语，悲抑之情，见于言外”[92]，鲁迅也难以将此与“幽默”扯上什么瓜葛，所以只能是弃之不用。可见，文学论战的客观需要和“一来”“二来”的自我偏爱，左右了鲁迅对原始资料的特殊选择。
由于《谈金圣叹》等文出自左翼文坛旗帜性人物之手，其影响是深远的:或者使一些学者放弃既有的学术兴趣而转务他事，或者使许多后起的学者将聪明才智用于批判而非建树、否定而非建设之上。隋树森或许就是前类学者的一个典型例证，其在自己的《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圣叹小传”结尾处曾感叹:
圣叹死于所谓“抗粮”罪，所以关于他的记载很少，考证他的生平，材料也就不很多。轶闻轶事自然是有些，但那不过是传说的故事而已。因此这篇小传，便也很简略了。
以其如此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其后来在编纂《全元散曲》、《元曲选外编》中体现出来的文献功力，此后如能继续从事以生平事迹为中心的金圣叹史实研究，一定会有难以估量的创获。可惜从此不再涉足金圣叹，埋头于元曲整理研究数十年，成为曲学专题文献的一代大家。而后类以批判为能事的学者，固然在第二年就出现了拾鲁迅“近于官绅”之唾馀，认为金圣叹“反对招安”是受其“典型的士大夫”身份限制的周木斋(1910—1941)。此人可谓真正读懂了鲁迅在文学上反对金圣叹的深意，指出金圣叹“算得真道学了，他的性命就丧在真道学里面，道学原来不能当真的。近人似乎也把他派作‘言志派’、‘性灵派’、‘自我派’，诚然这样，他也不会被杀了。这也似乎没有细心读他评注的七十回本《水浒》的缘故。”这里是直指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对金圣叹的归类。同时在政治评价上模仿鲁迅“坐寇”的说法，认为金圣叹“憎恶渎职的坐官，正因为憎恶流寇。渎职的坐官不铲除，流寇是不会绝迹的。这也可说‘歼厥渠魁之意’。不过，流寇可击，坐官却不可击。看罢，他还不曾击，只不过一哭，自己就被击了”[93]。但是此类作者在当时仍然较少，要到民国结束之后才会群起而出。至于《谈金圣叹》开篇“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不料却一语成谶，其文评价金批《水浒》的言论“就成为后半世纪人们批判金圣叹为‘反动文人’的重要依据”[94]，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促成了新的文字狱，这可能是当时不过一时性起的鲁迅所始料不及的。
难能可贵的，在一九三○年代，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尚能进行正常的学术讨论。当年十一月，一向“耿直不阿”[95]的陈子展(1898—1990)撰文发表不同意见，指出鲁迅观点是片面的，“其实，他的好处一面却也有不可埋灭的地方”，概括言之，即“金圣叹抬高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反抗文学上的传统主义……而且金圣叹究竟是因反抗贪官污吏而死，似乎也值得有志之士的同情”。认为所谓“拾了袁宏道的唾馀”说是不成立的，讽刺因参加“反抗贪官污吏”而被杀是“厚非”古人[96]。次年，刘半农(1891—1934)将所得明刻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影印，“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对于研究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有力推动”[97]，就是对否定金批存在价值的有力反驳。刘半农在六月十四日所撰的序中，从三个方面赞扬金批本的长处:就版本的整体性而言，“就文学上的价值说，最好的也是这七十一回本。其馀诸本，只是学究们考究‘水浒史’有些用处”；就文字删改而言，“金圣叹对于《水浒》之功，第一在于删改；他把旧本中要不得的部分削去了，把不大好的部分改好了”；就文学评点而言，“有许多人以为圈点和批语很讨厌……对于初学，我却以为正当的圈点和批语，是很有帮助的”。故其结论是:“他对于《水浒》只是有功，不是有罪，他的《水浒》总比其馀一切的《水浒》都好。”[98]
论争推动研究，接下来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是金圣叹研究前所未有的丰收之年。一月，周作人《谈冯梦龙与金圣叹》发表；四月，陈登原撰《金圣叹传》出版；六月，江寄萍《谈金圣叹》发表，史料主要据陈著[99]；七月，周作人《谈金圣叹》发表；同月，开明书店出版根据金批七十回本删削而成的《洁本水浒》，整理者宋云彬(1897—1979)赞许金圣叹“是有文学天才的人，他把《水浒》删剩七十回，梁山泊大聚义后，就戛然而止，这是何等高妙的文学技术!”[100]十一月，陆树楠发表《金圣叹生涯及文学批评》[101]，史料主要根据陈登原和周作人的相关著述。此外谢苇丰标点《金圣叹全集》[102]、阿英标点《唱经堂才子书汇稿》[103]也次第刊行。次年一月，栾调甫(1889—1972)撰《金圣叹生年考》发表，根据圣叹致嵇永仁书信“弟年五十有三”，在学术史上首次精确考出其生年[104]；三月，相继出版了沈亚公校阅《圣叹选批唐诗》[105]、《圣叹选批杜诗》[106]。看来真的已经到了陈子展所谓“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107]就不算风流时尚的地步了。其中值得专门介绍的，有陈登原、周作人的有关专题著述。
2.陈登原的贡献及缺陷
陈登原(1900—1974)《金圣叹传》共八十一页(包括两页“参考书目”)，约三万七千字，虽然今天看来只是一个小册子，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金圣叹的专书。它出自一位史学家之手(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科，时任金陵大学研究员)，自叙落款时间为“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该书以纲目体的著述方式[108]、丰富的文献征引和满腔的学术热情，对金圣叹的生平和著述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并在很长时间内可谓后乏来者的考述。在《金圣叹传》中，陈登原高度赞扬“才子书六种”的提法包括史书、诗歌、子书、小说和戏剧之“代表”，堪称“兼收并蓄，不遗巨细，固亦只眼独具，压倒侪辈”[109]，明确表达了对传主死于哭庙的“悲惨之历史”的同情(第75页)，直接与鲁迅“唾馀”说和“捞不到”教授说针锋相对。在一向薄弱且后来拓展进度相对迟缓的金圣叹史实研究方面，《金圣叹传》主要有如下三点建树:
首次将金圣叹生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课题给予专门的研究。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只有当研究对象引起足够的重视，一般视之为重要人物时，才会有如此之待遇。这在学术观念上是一大突破，即这么一个传统士绅视为“坏货”的人，这个当代学术大佬鲁迅、胡适给予否定或消极评价的人物，也值得以历史科学的严肃方式进行传记体的全面研究。如关于姓氏字号、生卒时间、履历行迹、亲朋交游、性格思想、评点顺序、著述总目、被祸始末、墓地所在、身后馀事，在书中均有较为细致的考述。同时，作者还注意将传主置于晚明江南尤其是苏州特殊的时代地域文化背景下，阐述其“喜放诞，不喜拘束”(第8页)性格的成因；论其具有“率性任情，不为检制”、“侈言政事，诋斥君权”、“背蔑礼教，诡激自喜”三大特征(第32—34页)。在金批的总体评价方面，作者屡次引用邱炜萲、胡适的正面评价，来论证圣叹“开重视小说之风气、批评文艺之新路，要可谓有功艺苑”(第60页)，而完全不理睬胡适的所谓“八股流毒”之说[110]。对于如何认识金圣叹反对宋江，当时流行的是由胡适所倡、鲁迅认同的观点，即“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111]。陈登原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生于明末“痛恨盗贼”乃人之常情，圣叹“尚不至人之所恶好之”(第37页)，然其评点“一则谓《水浒》诸盗，逼于情势，再则谓杀人如菅，大仁大慈”(第39页)，体现出对造反者的同情，已然十分可贵，所以才“自无以逃归元恭‘倡乱诲淫’之诽、梁恭辰‘断子绝孙’之笑”(第40页)。他认为金批小说、戏曲的缺点主要是两条:“伪造《水浒传》之施《序》，窜改《西厢记》之原文，未免于大雅有乖。”(第45页)而对在当时几成定论的“腰斩水浒”[112]之讥、“八股流毒”之詈，传中无一字道及，可见其对前此胡适、鲁迅有关言论的抵牾态度。至于认定“哭庙”案性质为“学生运动”，体现出“书生对贪污之决斗”(第63页)，恰恰是有意套用鲁迅“用近事来比例”[113]的话语方式，来直接回应其《谈金圣叹》的有关评价。
首次征引了研究金圣叹史实问题的许多新资料。该书不仅将此前学界所涉史料悉数利用，且贡献了自己的许多新发现。如，极其重要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徐增序言，“可谓圣叹生活写照”(第30页)，仅见于该书原刻本；即便在今日，也有许多学者未看过此文。陈氏当年所见，亦为残本，所引序文，三处共缺六字[114]，而其无法补足，可见稀有。此外如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吴翌凤《东斋脞语》、乾隆《苏州府志》、毛庆臻《一亭杂记》、赵经达《归玄恭年谱》等(按其“参考书目”的顺序)，亦为其首先引述。从而使得该传在生平描述、生年考证、宅第墓址等方面，较前有了明显的细化。如据《东斋脞语》“张氏世居吾里乐桥之南。金圣叹居憩桥巷，相去不数武，甚相得也。张函西先生涵，锻亭父也。一日堂上召乩，闻叩门声甚急……久之，叩者方去。探之，则圣叹纠往哭庙也。”首次指出圣叹之家在苏州“憩桥巷”(第11页)，后来“尝纠众哭庙”(第66页)。这些新史料的引入，使金圣叹生平研究更为丰满和可信。之所以看重其对新的研究史料的发掘和征引，是因为学界长期多局限于孟森以奇闻异事为中心所收集的十条文献，连结合圣叹本人著述来探索其行迹还是隋树森才开始的努力，故在生平史实研究方面，始终徘徊不前、鲜有突破。将视野扩大到总集、笔记、方志中，是由史学家陈登原《金圣叹传》首先付诸实践的。理路一旦打开，硕果终究可期!
首次详细辨析有关金圣叹基本史实的一些问题。陈登原在最大程度上充分利用了已知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论。如关于圣叹之姓，在20世纪前期，因受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旧姓张，名采，字若采”之说[115]的影响，无论是下笔随意的罗暟岚，还是出语审慎的隋树森，均说:“他原来不姓金，姓张名采，字若采”[116]，“他本姓张，名采，字若采”[117]，可谓相沿不疑，异口同声。诚如陈寅恪所云:“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视之也。”[118]陈登原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他引用了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圣叹有族兄金昌等史料，来证明“圣叹姓金，固确凿有据者”(第2页)。又如其本名，他细心地同时采用《辛丑纪闻》和《哭庙纪略》，比勘异同，指出前者“多出‘名喟’二字”(第1页)，但仅为孤证:“他书无言圣叹名喟者。想以‘圣叹’，而联想于其名‘喟’也。”(第10页)可惜这一观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至今“又名喟”仍是主流观点[119]。又如以金批《水浒传》自序为据，言其室号非贯华堂:“知贯华堂必非圣叹之书斋。不然，何至于云‘便得’?又何至于‘日夜手抄’?‘日夜手抄’云云，意者，假韩住家书，故竭全力以赴之乎。”[120]再如对圣叹生年的推论，最为精彩。在这之前，只有隋树森根据金圣叹顺治十七年有“行年向暮”的自述，曾经推测过“被杀的时候，至少也将近六十岁了”[121]；陈登原在借鉴日本辛岛骁(1903—1967)认为圣叹诞生于“明万历三十年代的末期”、被杀时“五十馀岁”观点的基础上[122]，从金圣叹《借杜诗》、《西厢记·闹简》批、杜诗《晓发公安》、《三绝句》批、金昌《第四才子书小引》、《哭庙纪略》中网罗线索，由证明“圣叹死时已老”入手，最后得出结论:
由圣叹死时已老之说征之，知伊死时，年事当在五十六十之间。非有此年，何来衰暮之叹?贯华堂刊《第五才子书》序文第三，末有“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字样。而叙文中又云:“今与汝释弓，汝昔五岁时，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相授。”以此推之，知崇祯十四年时，圣叹子已十岁；圣叹当生在万历三十四十年间。
……贯华堂刻《水浒传》，谓在崇祯十四年；此与《辛丑纪闻》所传小异。今假定为崇祯十七年批《水浒传》，又假定圣叹生子为二十五岁。则圣叹当生于崇祯十七年之三十五年前，即神宗万历三十七年也。
且崇祯九年，牧斋为《泐法师灵异记》，述天启丁卯(七年，一六二七)事，已称金生，可知圣叹在启祯间，已成人矣。此亦生于万历三十四十年之旁证(详《初学集》卷四十三)。(第7—8页)
应该承认，虽然在具体细节方面还有可供商榷之处，但是，其结论为“生于崇祯十七年之三十五年前，即神宗万历三十七年”，却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历史实际惊人地相近!从一个极其宽泛的年龄概念“老”字切入，却得出极其近似的生年判断，不能不令人佩服其史实敏感和考证功力。
如果说在上半个世纪的学术界，“总体上还是比较肯定金圣叹的，且逐步注意分析他的文艺思想”[123]，这种态势却是在陈登原《金圣叹传》之后才全面展开的。具体而言，民国的前二十多年，掌握话语权的主流学者对金圣叹并不重视；胡适、鲁迅的有关否定性评价，在文学和政治两个方面滞碍了金圣叹研究在现代学术语境中的深入进行。《金圣叹传》之问世，有昭雪错案、廓清迷雾之功，促进了正面研究的全面开展。从这一点而言，陈登原的著述之于金圣叹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在上半个世纪是无人比拟的。当代研究金圣叹的资深学者如此评价其地位:“对于金圣叹本人的研究，以陈登原1934年(引者按:应为1935年)出版的《金圣叹传》最为重要，该书篇幅虽短，但于材料之搜罗考辨甚见功力”[124]；“搜罗之勤、考辨之慎远出孟森之上，成为以后研究金圣叹的基础”[125]。笔者也曾从学术史的角度概括其研究贡献:“陈登原虽然没有机会经眼《沉吟楼诗选》，虽然在史料的利用上亦有不足(如不用方志、家谱，亦罕检别集)，但是他对金氏著述各种版本的熟悉，超过了今天的许多学者；他对笔记杂著和碑传中有关文献的钩稽，确立了金氏传记轶事类资料的基本藩篱；他对许多史实问题的见解，如果不是采用新的史料，今人鲜有超出其右者。在金圣叹史实研究领域内，陈登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第一人。与其成果相比，孟森(1869—1937)汇抄史料而成的《金圣叹考》一文只是小巫而已。今人研究金圣叹，专著、宏论皆不稀见，然就史实问题而言，无论史料还是观点，多是采自陈登原《金圣叹传》，尽管一般并不说明。”[126]
也正是因为《金圣叹传》有着这么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影响着后来的学者。如今人认为现代“对于金圣叹本人的研究”以此书最为重要，“篇幅虽短，但于材料之搜罗考辨甚见功力”[127]。故对其存在的缺陷亦不能讳言。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
(1)该书所引资料，与原文多有出入，漏字、衍字、讹字现象颇为常见。如引《归田琐记》，竟然将原文“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即无不知有金圣叹者”，漏掉“水浒传”三字(第12页)!引《四库全书总目》的《说唐诗》提要:“至于分解如古诗《陌上桑》篇所注一解二解三解”(第24页)，实应为“至于分解之说，始于乐府，如《陌上桑》等篇，所注一解、二解、三解字”[128]；甚至有个别极其怪异的错误，如引《赖古堂尺牍新钞》卷十二周圻(即周亮工)与友人信，竟将清初“林铁崖”错成元末“杨廉夫”(第9页)，真是匪夷所思了。
(2)有些文献研读略显不够细致，理解不够准确。如引《西厢·闹简》金批“今圣叹犹是寒鸟啁啾，不忘故群”谈王斫山，遂认为由此“一语观之，似斫山卒于圣叹死前”(第22页)，似乎没有在意数年后问世的《唐才子诗》卷首，尚有《与王斫山瀚》等书信；再如关于圣叹墓址的考述，陈登原据辛岛骁《金圣叹之生涯及其文学批评》，认为在苏州西郊五峰山下博士坞，并云“辛氏并谓曾托当地人士，前往探得之”(第70页)。笔者曾据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确证“金墓在西山坞，非博士坞”，并对辛岛氏有所非议:“日人虽重田野调查，惜非躬亲其事，所得尚不能以确论视之。”[129]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辛岛骁的“博士坞”说一直影响很大。近蒙日本华人学者张小钢教授来函赐知:陈登原所谓辛岛氏“曾托当地人士，前往探得之”有误。原文应译为:“当时，我马上驰书托当地友人调查，然而，尽管那位异邦的友人热心探访，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也就是说，“辛岛骁并没有找到金圣叹的墓地”[130]。
(3)有些文献并不可靠，其结论自不可信。如引“相传”金圣叹所作《丁祭弹文》讥吴中诸生，中有“夫子喟然叹曰:‘我也曾在陈绝粮，几曾见这饿莩’”，遂据此指出:“所以自名为‘圣叹’，殆为痛哭秀才之延长耳。”(第11页)此“相传”之文，陈氏没有注明出处，颇与其书体例抵牾，而据光绪五年(1879)问世的《笑笑录》载，此乃明代正统进士、刑部侍郎滁州刘清“少为州学生”之事[131]；再如据一九一八年碧梧山庄石印本《才子尺牍》卷首尤侗题辞，论其乃是对圣叹生活“大有影响者”(第28页)，书是伪书[132]，题辞假托无疑；至于认为圣叹“生也以三月三日，俗所谓文昌诞辰也”(第11页)，乃以民国初年杨保同《金圣叹轶事》为据[133]，便已传讹两次了。
此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也是评价其书不得不说的，即有关金圣叹“本名”的考证。就是在这个关乎圣叹早年生平的基本问题上，陈登原的论述却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如开卷第一条:“圣叹姓金名人瑞，吴县人。或谓其本名张若采，殊未足信也。”(第1页)注意:这里第一句只说其名人瑞，第二句虚拟“本名张若采”，均皆大不妥。说其“只说”名人瑞不妥的是，陈书所述文献不少均记载着金氏原名采，如曾引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金生采”，以证天启七年(1627)“牧斋已称圣叹为金生”(第12页)，却避而不谈已直呼其名为“金采”。这种不谈，乃有意为之，因为引文中人名下的横杠线，便表明引者对此是非常明确的，有意回避关键史料，当然不妥。说其“本名”张若采是虚拟，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引文乃至全书中根本没有任何“本名张若采”的文献记载，因曲解而编造，似亦不妥。试看其引证资料:
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采，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无名氏《哭庙记略》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应童子试，而文宗即拔第一。——无名氏《辛丑纪闻》(第1页)
他对上述引文的理解是“盖皆谓圣叹即张若采，以科举故，而改名也”。且不说上段将原始文献中一句“庠生姓张原名采”自己重新加以标点是否歪曲了本意，下段“姓张”前实漏一个关键性的“庠”字[134]!即便按照其引文[135]，也最多是说前人谓圣叹本名张采而非张若采。即其认为殊不可信、应予批驳的，应该是“原名张采”而非“原名张若采”才符合事实，至少是才符合民国年间的认知水平。至于将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之确凿无误的记载，理解为“廖说谓名采，字若采，则沿袭‘张若采说’之讹”(第1页)，更是用意深远而又勉为其难的事。说其用意深远，是因为接下来他要用张若采“乃实有其人”的史实，在逻辑上论证“当不容有第二人焉”(第3页)。虽然在文字上“张采”更接近作为其“殊未足信”之立论的批驳对象，但由于与圣叹绝对同时同地有太仓张采(1596—1648)，且更加名声显赫(复社领袖之一)，反而不适合作为靶子了，因为他知道古代冒名者不会如此之傻。却不料用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娄县张若采(约1760—?)为例，来推论“且娄县与吴县不远，乾隆与顺治亦不远，当不容有第二人”(第3页)，同样难以成立:圣叹死在清初顺治，其变易姓氏、再考诸生事当在前明启祯年间，此且不论；即便按照陈登原延后的顺治年间(1645—1661)，距乾隆五十五年(1790)，最短也有一百三十年了，中间可隔五代人，怎么能笼统说“不远”呢?退一步说，无论时间远不远，圣叹在前，娄县张若采在后，前者怎么能预知后世要出现一个“张若采”来决定自己取何名呢?无论说圣叹本名张采还是张若采“足信”与否，这都不是陈登原的逻辑推理所能证明的。因为如此的论证太过牵强，连后世力挺其基本观点的学者也难以认同:“张若采之说，则实未中肯綮。张采与张若采本非同名，且乾隆后期距顺治百有馀年(张若采，字谷漪，乾隆五十五年进士)，‘不容有第二人’的推论难以成立。”[136]说其勉为其难，是因为只要将第十一页引用的“廖燕《圣叹传》:‘先生金姓，采名。……更名人瑞，字圣叹”与次页引钱谦益“金生采”的说法简单合并，便不难得出“原名采，更名人瑞”的结论；而且廖燕康熙三十五年(1696)撰此文，《辛丑纪闻》曾引著者之父赞美圣叹“才名千古不沉沦”之诗(第58页)，足见两文问世时间可能难分先后。陈登原却一定要舍易就难，认为廖燕(1644—1705)《金圣叹传》“金姓，采名，若采字”，是“沿袭”无名氏《哭庙纪略》的“张若采”说(第1页)，当然要荆棘遍生，处处挂襟掣肘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陈登原何以要如此牵强地说事呢?因为他认为圣叹不可能“以庠生之试而轻易其姓”，“谓圣叹为应试顶名，当属决无此事”(第3页)。可是为何就绝无此事?除了“自负大才……不至以一衿而轻易其姓”(第5页)外，最重要的原因是:
在明清易代之交，伊亦有家国之感。纵不能如黎洲、亭林等之屡征不起，然亦不当以鸡鸣狗盗之行，博新朝之小荣小贵也。(第3页)
原来，作者坚信圣叹于明亡之后，因怀“故国沦亡”的“时世之感”，当不至“改姓换名，
颜应举”也(第5页)。应该说，这些判断与其“圣叹虽放诞，然亦见义勇为”(第66页)的基本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是否曾经易名参试，在陈登原看来已经不是一个古代青年博取功名的权变之计，而关乎传主才能和人格的评价了。出发点虽好，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其论证过程尚存在无法令人信服的种种破绽，给后人留下了继续讨论的空间[137]。
平心而论，就陈登原所处时代而言，无论是“庠生姓张”还是“庠姓张”与“顶金人瑞名”应试，在《哭庙纪略》或《辛丑纪闻》的话语系统内，都是难以调和、不可并存的矛盾记载。但是，若非心里先有一个“庠姓张”之不可能的主观在，至少不会对钱谦益、廖燕的提法完全视而不见，至少不会那么牵强地假设“张若采”、再用“以后证前”的逻辑去说明这一假设“殊未足信”。套用曾经流行过的两句谚语来总结陈登原论证“本名张若采”的得失，就是:他为了反对邱炜萲等“本姓张”之说，将圣叹“名采，字若采”一并抛弃，真可谓“泼洗澡水，将孩子一起倒掉”；他为了肯定圣叹特立独行、狂放不羁的人格精神，彻底否认了“庠姓张”的史实存在，真可谓“真理多走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陈登原从事金圣叹研究之际，日本侵略军已占领遵化、唐山等地，向平津进逼，早已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动荡年代了!他虽远在首都南京，却同样感受到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险象逼临，故其卷末因圣叹遭际而感叹云:
人生会当有一死，不必谓或重泰山，或轻鸿毛。居今之世，论今之人，放眼多酸丁，举世无豪杰。有咬文嚼字而自诩正学者；有背友卖朋而斤斤风雅者。呜呼!家国残破，倭寇南来；狐鼠共争，相期共尽。同为无用之学，奚济危亡，正不知何者谓之不朽也?不觉掷笔怃然云。(第77—78页)
身处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黯淡无望之时代，目睹种种蝇营狗苟、卑鄙龌龊之人事，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并选择以金圣叹生平研究来弘扬民族的文化精神，寄托个人的人格理想。这既是学术之幸，又是圣叹之幸!明乎此，便不难理解《金圣叹传》对圣叹“见义勇为”(第66页)之慷慨赴难的强调，对圣叹“杀身成仁”(第73页)之勘破死生的鼓吹，也不难理解作者为何评定圣叹墓可与“吴王墓”、“伍相祠”共为苏州名胜，有“得此而三”之誉(第69页)；对书中种种显而易见的疏失以及由对真理的过度追求而产生的错谬，亦可以给予一定的谅解了。就金圣叹研究而言，给后人的启迪是:出自爱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并不非要像新文化领袖一样，或因抨击对手的需要而对古人金圣叹讥语满纸，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臧否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换言之，正面的金圣叹研究同样可以寄寓民族精神的怀想。只是矫枉不能过正，感情不能代替理智，对传主品格的积极认可，对权威意见的不屑苟同，固然会激发著述热情，但是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永远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从历史学家陈登原撰《金圣叹传》的得失中，不难体味此理。
3.周作人的史料搜集及评说
民国二十四年(1935)，周作人发表了一篇半专门谈论金圣叹的文章，这在周氏是空前绝后之举。所谓“一篇半”，便是《谈冯梦龙与金圣叹》(只算半篇)和《谈金圣叹》。之所以说“空前绝后”，是说虽然周作人对于金圣叹的喜爱与欣赏由来已久，如其多次说过在其青年时期颇受“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138]，在其民国二十四年之前发表的各类文章中，也曾不下十馀次表示过对金圣叹的好感[139]；民国二十一年(1932)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更将金圣叹视为继承晚明公安、竟陵派之长的清初代表性人物之一，并以“金圣叹的思想很好，他的文学批评很有新的意见”一大段话[140]集中表达了他的有关认识。这段话，在其一生所涉金圣叹的近六十篇文章中，算是最长的了。当然这一判断不包括上面说的一篇半专论，除此之外，其再也没有专论金圣叹的著述问世。
这一篇半以史料介绍为主的文章，绝非心血来潮、一蹴而就的产物，应该说文献储备已久，尤其是后一篇，即便在今天的学术条件下，也很难在一两个月内完成。有些后来的学者长期专门研究金圣叹，都没有看过周氏所涉的那么多材料。只是在这么一个时间段(1934年11月至次年6月)，一连撰写两文，还是有着强烈的目标指向，即针对近两年前鲁迅发表的同题之文[141]。按照写作和发表顺序，周作人首先问世的是《谈冯梦龙与金圣叹》[142]，这半篇专论颇有意思:明明副标题是“墨憨斋编山歌跋”[143]，却偏偏要扯上金圣叹；明明首先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大谈廖燕、刘献廷对金的评价，却偏偏在文章取名时要把“冯梦龙”放在“谈”的第一位。或许会以为这只是作者随心所欲的无意之举，待看过半年后所写《谈金圣叹》这篇专文的“附记”[144]，一切恍然。“一两个月前语堂来信，叫我谈谈金圣叹及李笠翁等人”。“语堂”者，即同样大名鼎鼎的林语堂(1895—1976)，《人间世》是其在上海主编的刊物。对于约稿，周的反应是“这事大难，我不敢动手，因为关于文学的批评和争论觉得不能胜任”(第679页)，这些话便大有名堂!固然这种不屑争辩的态度是其一贯:
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万一有学者看重我，定要那样的鞭策我，我自然也硬着头皮忍受，不敢求饶。[145]
但是因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而引起鲁迅的尖锐批评，所以先用对文学争论的“不能胜任”虚晃一枪；可是一方面说“不敢动手”，一方面又说因为日前看了福庆居士来信“雨中无事，翻寻唱经堂稿为之叹息。讲《离骚》之文只是残稿，竟是残了。庄骚马杜待何如，可叹息也”，由此“记起金长文序中所说的诗，便想关于圣叹死时的话略加调查，拉杂写此”(第679页)。临了还不忘解释数句:
算是一篇文章，其实乃只几段杂记而已。对于圣叹的文学主张不曾说着一字，原书具在，朋友们愿意阐扬或歪曲之者完全自由，与不佞正是水米无干也。(第679—680页)
福庆居士即俞平伯[146](可见当时不满于鲁迅《谈金圣叹》之文者不仅陈子展一人)，信中所谓“唱经堂稿”即《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一名《贯华堂才子书汇稿》)，由圣叹堂兄金昌(字长文)收集刊行；“庄骚马杜待何如”，是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所引圣叹“临命寄示”的绝命诗中的一句。
周作人此文，从题目看，是直接回应鲁迅的同题之作对金圣叹的批判；从附记“关于圣叹死时的话略加调查”看，可见此文所回应者还包括乃兄同年发表的《“论语一年”》对林语堂和自己提倡幽默的讥讽；甚至在文末特地去说林语堂的约稿，也与鲁迅文章开头“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相映作对，可谓绵里藏针、伏怨遥深。因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曾明确表示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态度:“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所举之例证，按照周作人的说法，就是未经“略加调查”的圣叹“死时的话”(鲁迅的说法是“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由此可见，周作人为了回答鲁迅对自己提倡幽默散文、宣扬公安三袁和金圣叹文学地位的讽刺和批判，至少酝酿了半年多时间，并先用半篇“谈”文来试水，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明末清初文坛上有两个人，当时很有名，后来埋没了，现在却应当记忆起来，一是唱经堂金圣叹，二是墨憨斋冯梦龙。
接下来的第二段，就是“关于金圣叹的事迹”的新介绍。他虽认为孟森《心史丛刊》“说的颇详细”，却认为在后世佩服圣叹的人中，“应以清初的刘继庄与廖柴舟为代表”。言下之意，对孟心史忽略了刘献廷(1648—1695)《广阳杂记》和廖燕(1644—1705)《二十七松堂集》的有关评价略有不满。刘氏学问正大、洁身独行，为人为学皆属古今毫无争议之名门正派，引其认同圣叹之文字，无疑有利于说明问题；廖氏亦是有气节、讲操守之士，摘其《金圣叹先生传》跋语中“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和“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两段，用来抬举金批具有“揭发‘文章秘妙’，有功后学”(第503页)之作用，针对性也是明显的。
有意思的是，在廖燕跋语这两段之间，原文还有对圣叹死于哭庙案深表同情的一段:“虽罹惨祸，而非其罪，君子伤之。而说者谓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发泄无馀，不无犯鬼神所忌，则先生之祸，其亦有以致之欤!”缘于对统治当局的畏惧以及个人文化兴趣的偏好，周作人有意回避了这一话题，与其兄《谈金圣叹》开篇就说“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写作主旨是迥异的。鲁迅是从政治入、从政治出(文末鼓动“小百姓”依靠“自己的力量”反抗“坐寇”)，其中兼谈文学；周作人是只谈文学而不及其他，这一宗旨贯穿其一生对金圣叹的谈论。只是略去了这一段，便使自己文中带有引号的“文章秘妙”，出处难寻、秘妙难悟，更别说会发现“秘妙”其实是“妙秘”的倒文。在这半篇专论由金向冯的过渡段落中，亦即谈金的最后部分，作者通过比较两人的异同，认为就“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冯梦龙“可以雄长当时而未足津逮后世，若与圣叹较，盖不能不坐第二把交椅了”(第505—506页)，间接地肯定了金圣叹足以“雄长当时”而“津逮后世”的文学地位。
此篇探路之作发表后，鲁迅并无反响。于是在鲁迅发表《谈金圣叹》两年零四天之后，终于有了同样著名的周作人同题文的问世。周作人《谈金圣叹》约四千字，主要由原始资料组成。从谈孟心史对圣叹事迹的“收辑”开始，旁征博引，夹叙夹议，看似拉拉杂杂，其实一共考证了四个问题:临死家书、著述次第、鬼神附身、佚诗佚文。其写法大多是先述《心史丛刊》已引过的文字，再辅以自己所见的种种新史料。占篇幅最多的是头一件事(约1200字)，因为这与回应鲁迅文章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关于圣叹死前所写家书，乾隆王应奎《柳南随笔》所记是:“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此说流传甚广，至民国更被“论语派”视为圣叹幽默的代表性言论。针对鲁迅《“论语一年”》“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的讥讽，周作人化了大力气说明其是真话、是事实。他在孟森所引王应奎《柳南随笔》、金清美《豁意轩录闻》之外，又连续引用柳春浦《聊斋续编》、毛祥麟《对山书屋墨馀录》和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更通过考证“生于清初”的廖燕至苏州的时间，“计其时为康熙三十五年，距圣叹之死亦正三十五年，此种传说已在吴中流行，如或可据则自当以廖说[147]为近真耳”，又以传中记载了说明圣叹字号含义及《古诗十九首》不可说事，“皆未见他人记述”，来佐证廖说之可靠。接下来，分别再引金昌《叙第四才子书》“临命寄示一绝”和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其人之不可方物”，来证明“圣叹临死乃仍拳拳于其批评工作之未完成，此与胡桃滋味[148]正是别一副面目也”，“圣叹之为人盖甚怪，在其临命时，与同学仍谈批书，故亦不妨对狱吏而说谐语欤?”引的证据不可谓不丰富，拐的弯子不可谓不多，不外乎是要证明金圣叹天性幽默，临难诙谐家书实有其事。只是即便在其所涉史料范围内，亦有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破绽:绝命诗“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是以遗著相托堂兄金昌，这种置生死于度外、视学术甚于性命的郑重严肃态度，与以“不意”获死为“大奇”的自我调侃和“胡桃滋味”的谐谑戏弄，自是两副迥然有异的“面孔”。固然，不能说人在临难前就不能有决然相反或不同的两副面目，但是不能说“与同学谈批书”和“对狱吏说谐语”，就是“一副面孔”，就是情感一致的“不妨”。为了证明己言有理，竟将十分庄重、毫无怪异可言的临难托书，作为“圣叹之为人盖甚怪”的典型例证，不能不说是善于体会世道人情的周作人的有意曲解!
在事迹资料收辑方面，周作人这一篇半专论成绩显著。两文共征引文献近二十种(篇)，有许多是其首次披露或引用的。如《广阳杂记》引述的刘献廷对金圣叹的积极评价和新发现的金氏诗作，释戒显著《现果随录》“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勋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叩之，与宜甫友善”，赖古堂《尺牍新钞》卷二嵇永仁《与黄俞邰》书眉批云“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等，都是前此学者没有看过的史料。譬如说《与黄俞邰》，虽然俞樾、孟森、陈登原都引用过，但是他们或者所见为后世翻刻本，或者干脆据前人转引，都没有提到过眉批的内容。周作人没有沿袭前人记录，而是从康熙元年初刻本《尺牍新钞》中，找到了可供研究圣叹评点著述和时人对其态度的重要文献，因为只有在初刻本中才有眉批。此外的重要发现是，在《谈金圣叹》发表后，他从弟子沈启无(1902—1969，室号闲步庵)处见杭州赵时揖序刻本《第四才子书》，卷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十馀则，多记圣叹事，于是在七月二十五日又补写了[附记二]，当年十月收入《苦茶随笔》出版。此[附记]首次引用“总识”三则，介绍了“先生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和“先生之称‘圣叹’何义”等说法，由于消息来源得自圣叹友人“邵悟非、兰雪昆季暨金长文诸公处”[149]，其可信度不言而喻。
周作人在介绍资料的同时，对有关文献的史料价值，亦有简要的学术判断，如认为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其记圣叹性情处颇多可取”，此言甚是，这篇序是研究金圣叹性情风貌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指出释戒显著《现果随录》所记戴宜甫子星归事，“这可以考见圣叹少时玩那鬼画符的时和地”，如能发现周庄戴氏族谱，此说亦不难坐实[150]；根据袁枚、刘献廷所见佚诗，推论“岂唱经堂诗文稿在那时尚有写本流传欤”，更是为后来《沉吟楼诗选》抄本的发现所证明；有关金氏晚年事迹和取号“圣叹”含义的最早文献记载，周作人经过比较得出结论:“赵晴园生圣叹同时，所言当较可信，廖柴舟著传中说及《古诗十九首》与圣叹释义，盖即取诸此也。”洵为确论，弥补了论证“圣叹”内涵材料的单薄。有关赵时揖序刻《贯华堂评选杜诗》极稀见(笔者所知现仅存世康熙原刻和乾隆翻刻本各一种)，在现代金圣叹研究史上似乎只见此篇[附记二]。至当代，周采泉(1911—1999)因研究历代杜甫诗集而见此书，据乾隆二十四年(1759)重刻本著录，可惜的是，仅过录赵序，对“资料极丰富”的《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十则，却“文长不具录”[151]，直到笔者新近整理《金圣叹全集》出版，才根据周采泉提供的线索，辑录了赵序和总识的全部文字。
在史料搜集方面，周作人的贡献固不可没，作为一位过于感性的文人，缺陷也难以避免。最重要的问题是与乃兄一样，他有意无视《辛丑纪闻》、《哭庙纪略》所载金圣叹临难“寄狱卒家书”这一研究圣叹临难的基本史料，当时可谓人皆知之。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邱炜萲《金圣叹死时语》中介绍此“临危寄家人书”时，便深感“寥寥数语，悲抑之情，见于言外”[152]；先周作人《谈金圣叹》发表的陈登原《金圣叹传》和江寄萍《谈金圣叹》，也已明确引此“《与家人书》”及邱炜萲的评价[153]，可见周作人的视而不见、闭口不谈，乃是有意行为，因为即便他再有本事、再会游戏文字，也难以将“悲抑之情，见于言外”之信，说成与“胡桃滋味”同“一副面目”。他不行，他的哥哥也不行，这就是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回避。为此可是煞费苦心了，如当谈及“圣叹少时玩那鬼画符……各才子书批评里却看不出一点痕迹”这个话题时，他非常突兀地说“我不知道刻《西厢》的年代”。从行文的表面逻辑看，这是一句完全没有必要的交代。同是，也是甘冒孤陋寡闻之诮，因为在那人人皆知，且“谈”金圣叹者必须一看的《辛丑纪闻》中，早已记载着顺治十三年“丙申批《西厢记》”，时人陈登原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154]。但周作人不得不这样做，他必须装着自己不知道天下还有《辛丑纪闻》这样的常见书和陈登原新近出版了《金圣叹传》这样的新鲜事，否则，他费心搜罗的体现圣叹诙谐幽默的临难家书，就会随着古人、今人的相关记载和邱、陈、江等人的相关评价而灰飞烟灭了。只是，他多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刻《西厢》的年代”，反而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白。与周作人用全文的近三分之一篇幅(约1200字)的旁征博引，加以曲意周旋、刻意回避不同，其兄霸气十足地仅以区区十八字“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便撇开了所有史实妄断的干系，直接进入“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自说自话。然而，无论周氏两兄弟如何逞才使气、运笔如刀，套用周作人的话头，“愿意阐扬或歪曲之者完全自由，与不佞正是水米无干也”，只是这个“不佞”已是不能为己辩护的古人金圣叹了。此外，诸如金清美撰《豁意轩录闻》、柳春浦撰《聊斋续编》、《尺牍新钞》眉批“当系周雪客笔”等，皆有史实方面的瑕疵[155]，以及“圣叹无我与人相”的标点错误，对于重在性情、不擅考据的作家文人，也就不必苛求了。至于其为洪葭卿标点的《午梦堂集》题写书名(一九三六年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四十九种)，并于前两年撰文介绍该书:“天寥为明末江南名士，夫妇子女皆能文，三女小鸾早死最有名，全家著作合为《午梦堂集》十种……《午梦堂集》和《年谱》我都读过一遍。”[156]却没有注意到其中所收《续窈闻》记载的泐大师降乩事迹与金圣叹“玩那鬼画符”的关系，则不能不说是周作人研究金圣叹史实的重要疏漏和遗憾了。
(四)沉寂期概观
沉寂期指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可能是时过境迁、情随事变，或许是身体渐衰、精力不济，总之，对于陈子展、陈登原、江寄萍和周作人等人发表的有关意见，鲁迅均没有回应。同样，一旦失去最合适的言说对象，周作人本人似乎也从此失去强烈的写作动力。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他有缘经眼十分稀见的金批八股文之一的《小题才子书》。这或许就是他在《谈金圣叹》中讲过的“《制义才子书》至今极少见，问友人亦无一有此书者”之类似者，按说应该兴奋之情难以抑制，可是他除了在内封留下了不到三十字的短跋[157]，没有撰写任何介绍此书的文字，更不要说再次专门撰文谈金圣叹了。随着鲁迅的与世长辞(1936.10.19)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1937.7.7)，尤其是在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中国整个学术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背景下，有关金圣叹的研究渐趋沉寂，更不要说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沉潜其中的史实研究了。在这段时间内，值得一提的主要有以下几家。
蔡冠洛(1890—1955)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出版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将金圣叹置于第五编《艺术·文学》。介绍圣叹里籍名号为“长洲人，初名喟，字若采，一字圣叹”，未及姓张字若采，亦未及庠姓张，回避了这一有争议的记载。有关临终遗言，并录如下:
狱中寄书家中曰:“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见；不然，死矣。”临刑寄妻子书云:“字付大儿看，醃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官见之，笑曰:“金圣叹死犹侮人。”[158]
一出自《辛丑纪闻》等，一出自《豁意轩录闻》，看来所持的是一种折中态度。此文以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哭庙案史料和有关文言小说、野史笔记为基本史料，多记逸闻轶事，足可采信者甚少。说圣叹临刑日为“时五月二十日也”，更是毫无根据的信口之言。一九八四年钟来因整理《杜诗解》(上海古籍版)将此传收为附录，同年《清代七百名人传》由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使之在近三十年来影响较大。
民国二十七年(1938)，陈垣(1880—1971)的著名论著《汤若望与木陈忞》发表，其第三章在考述清初大和尚道忞的“外学”时，曾据《弘觉忞禅师北游集》节引了顺治帝与木陈的一段对话:
《北游集》载: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又言《西厢》亦有南北调之不同，老和尚可曾看过么。师曰少年曾翻阅，至于南北《西厢》，忞实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词何如。师曰，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故非诸词所逮也。师乃问上《红拂记》曾经御览否。上曰，《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师曰何知。上曰，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巾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师曰，敬服圣论。上曰，苏州有个金若寀，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西厢》、《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同一派头耳。[159]
道忞(1596—1674)，字木陈，住四明山天童寺，顺治十六年(1659)，应召入京为顺治帝说法，赐号“弘觉禅师”，次年五月获准南还。这段对话，是研究金圣叹文学批评的影响尤其是其顺治十七年正月所撰《春感八首》创作背景的重要史料。此段引文后，陈垣按曰:“顺治以《西厢记》考和尚，和尚曾翻阅，可见和尚外学之博。和尚还以《红拂记》考顺冶，顺治亦能批评其道白不佳，深中肯綮，顺治读书之博亦可见。余至今尚未见圣叹批《西厢》顺治时刊本，顺治深居九重，乃能先睹当时新出之本，其求知之勤，实堪惊佩。”(第103页)《西厢记》的原刻本的确稀见，然以现代人之“尚未见”，证明深居宫中之皇帝“乃能先睹”为“求知之勤”，总觉于情于理有点怪异。释道忞以李贽派头褒贬圣叹，亦不奇怪。顺治十三年问世之《第六才子书》，于《衣锦荣归》法本云“老僧昨日买登科录，看张先生果然及第”之语，圣叹批道:“近日朝廷迁除的报，最是诸山方丈大和尚口中极真。”对于三年后道忞的行径，可谓提前言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岁暮，半谷撰写《轰动清初的“哭庙”“奏销”案及其他》一文，次年发表。主要介绍“与哭庙有联系性的大案”——“奏销案”。文末附“苏州海红坊金圣叹先生故宅”照片，并撰说明云:“房内旧有一匾额，上署‘金圣叹先生故宅’七字，民国初年，该房改建为法政讲习所，近为海红小学，原额已无存。”[160]照片模糊不清，另附一张“金圣叹先生肖像”，不知得于何处。
民国三十年(1941)，王楚材《哭庙案的金圣叹》因“清代各名家笔记暨近代各报纸杂志，记载金圣叹事甚夥，言人人殊”，遂于友人处借得《辛丑纪闻》，“削繁就简，间证以他书”，考述金圣叹陷身哭庙案的“原委”:苏州诸生倪用宾因愤知县任维初的贪暴，“拟于哭庙时，在大吏前面揭维初贪污状，议既成，邀圣叹署名，圣叹辞以疾”。事发后苏州府学教授程邑牵连到案，“承审各官员，坚令程供出素负时望的诸生二三人，以了此案。程不获已，供出金圣叹丁子伟二人，实则金、丁二人，初未与闻斯事”，故认为“圣叹之杀身，因为哭庙案，该案与圣叹本无涉，以圣叹夙负盛名，而卒遭波及”。有关叙述，似乎是与鲁迅“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161]作一呼应。只是在《辛丑纪闻》中绝无类似记载，论者亦没有交代其他出处。所记圣叹临难言论，除了“先于狱中寄家书云”系据《辛丑纪闻》外，又载“临刑时，其子往视之。圣叹口占云: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绝不言及家事。”[162]莲(怜)子、梨(离)儿之诗，见晚清《虫鸣漫录》[163]。
民国三十一年(1942)，何默《记金圣叹》认为金圣叹的“生平实在也有胡桃滋味的，因此兴之所到，就随便把他记上一记”[164]。该文首先对陈登原《金圣叹传》否定“本来姓张，名采，字叫若采”的观点及其论证提出不同意见:“我以为这说根本不能成立，原因是天下不能无同姓同名的人，如果偶然相合，就说一个是真货，一个是赝鼎，那在姓名还没有实行专有权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罢!”而且认为所谓金昌是圣叹“族兄”也难以成立:
这族字也毫无根据，因为金昌所作第四才子书小引，只云“唱经，仆弟行也”，称为弟行，也是朋友间的常事，岂得即为同族的明证?……至于圣叹称他为“家兄长文”，也不过因自己已改姓金，就随便加上一个家字，以与自己所改的姓相符契，恐怕也未必是同族的“确据”罢!
无论在现象上还是在逻辑上，何默的反诘都是令本有推理破绽的陈登原难以回答的；同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从前科举场中，这种改名冒姓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那何独疑圣叹不会出此，替他洗得一干二净呢?”关于《辛丑纪闻》多出“名喟”二字，陈登原含糊其辞曰:“想以‘圣叹’而联想于其名‘喟’也。”[165]他明确指出:“那恐怕是杜撰，因为除它以外，在别书上没有说过他又名喟的。”同时，何默在许多方面受到了陈登原研究的影响并有所发扬深化。如他认为金圣叹对梁山好汉“大有恕词”，反对所谓“深恶”盗贼之说，便是受到陈的影响；对于陈登原圣叹“十二岁而能月旦《水浒》，更不足信”，“开始于崇祯十四年，而卒业于十七年”的观点，他补充道:圣叹自云十二岁批《水浒》“这说并不可信，因为在他的批文之中，他的口气绝不是一个十二岁的童子”，并引第六十二回“童子先睡，竟无处索酒”为证:“如果自己是一童子，而竟呼人亦为童子，那至少有些不伦不类。大约他十一岁读《水浒》是可信的，十二岁抄《水浒》也是可信的，所谓历四五六七八月而事方竣，必是手抄方竣”；在陈登原有关“贯华堂主人为韩住，字嗣昌”观点的基础上，何默进而指出“现在所流传的‘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就是圣叹所批，而由韩住所刻行的”，并引《第四才子书小引》金昌与圣叹的对话:“尝窃请唱经，‘何不刻而行之?’哑然应曰:‘吾贫无财。’‘然则何不与坊之人刻行之?’又颦蹙曰:‘古人之书，是皆古人之至宝也。今在吾手，是即吾之至宝也。吾方且珠椟锦袭香熏之，犹恐或亵，而忍遭瓦砾、荆棘、坑坎便利之?惟命哉!’”来证明圣叹“不但自己无力刻书，也不喜人家替他刻书，贯华堂水浒传之所以被刻，大约是韩住怂恿而来，故冠之以‘贯华’，而不以他‘唱经’命之的”。对于尤侗《艮斋杂说》攻击圣叹“每食狗肉，登坛讲经”，何默引《水浒传》鲁达想吃狗肉时，金批“相传有此言，而实非也”，表示“那不能确定他也真有这么一回事了”。只是在文中从不提起自己对陈登原《金圣叹传》的继承或借鉴。
民国三十二年(1943)，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清代名人传略》上卷在华盛顿出版，这是美国汉学界关于清史研究的重要集体成果。而其中“金人瑞”传记[166]，则是由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房兆楹(Fang Chaoying，1908—1985)所撰，一九三二年问世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便是他与夫人杜联喆合编的。此文是首篇以“金人瑞”列目的传记，以“幽默作家”为其定性，体现出周作人的影响，被海外学者视为“迄今(1970年代——引者按)为止对金圣叹生平、思想的最佳描述”[167]。该传指出“有些说法，大意是他号名张采，但这似乎不确，显然是把他和另一位同时代的人弄混了”，“他大概诞生在1610年，万历末年。他在贫困和孤独中度过童年”，都能看出对所列参考文献第一种陈登原《金圣叹传》的借鉴；所谓“评点《水浒》大约在1641年，1644年由韩住(字嗣昌)刻印”，大约是对金批《水浒传》崇祯十四年的自序时间与史料记载的崇祯十七年“甲申批《水浒》”的矛盾的最好调和。关于由金昌收集整理的遗著，“他的十六种著述题名《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刊行……这些著述在1744年再版”，指的是该书“乾隆甲子重订传万堂梓行”本；文中除了没有提及《天下才子必读书》和《小题才子书》，涉及了当时学者所能看到的所有圣叹著述，大略可见传记作者的阅读范围。“大约在1659年，他的批点还受到清世祖的称赞”，说明作者已读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168]，也是在金圣叹专题研究中首次提及此事者。作为明清史学家的房兆楹，其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引用小说笔记中的传闻材料，也是唯一没有采用任何一种版本绝命书的金圣叹传的作者。
民国三十五年(1946)，杨星荧《金圣叹传略》发表[169]。题记所云“兹据圣叹一生行略，纂辑成篇。凡事涉诡奇、迹近怪异者，俱所不采”，可见其学术旨趣。廖燕所谓“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之说，陈登原引而未加辨析，杨星荧表示“则非余所敢苟同。爰考圣叹批《水浒》当崇祯十四至十七年，其时已自称圣叹矣，则非鼎革更字可知也”；明确圣叹乃“苏州长洲人”，唯照抄陈传家在“甜桥巷”之讹；在陈传“生在万历三十四十年间”并具体为万历三十七年的基础上，“传略”同样说“生于万历三四十年间”而具体为“万历三十六年，西纪一六○八年”；除了在引述金批《水浒传》“始于崇祯十四年而卒业于十七年”等几处时括注“陈登原《圣叹传》”，很少正面指出对陈传的采纳；最有意思的是在辨析“贯华堂”、“唱经堂”的归属时，竟说明“陈登原尝考之，与余暗合”，否认了自己对前人的借鉴。不仅在观点、史料方面，该文亦采用“纲目体”的叙述模式，在形式上完全模仿陈登原《金圣叹传》，近似于陈著的简编本。
民国三十六年(1947)，胡适通过将明崇祯刻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与百二十回本的比勘，发表《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170]，指出金批本除了万历帝“钧”字外，严格遵守规避明代诸帝的庙讳，如武宗名厚照，小说中照作“炤”；光宗名常洛，常作“尝”；熹宗名由校，校作“较”；毅宗名由检，检作“简”。故其在文末感叹道:“最有趣味的是避讳最严格的模范刻本偏偏是那位提倡白话文学、公然宣言‘《水浒传》胜似《史记》’、公然承认‘天下文章无出《水浒》右者’的金圣叹雕刻的《水浒传》!”按照避讳字改为本字的古籍整理规范，这一研究成果，对金批《水浒》的整理出版，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可惜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今人整理本金批《水浒传》，都没有注意过该文的重要意见。
概括近现代的金圣叹史实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著述整理与版本研究为中心的研究；二是以生平基本情况为中心的研究；三是以哭庙案性质为中心的研究。
在第一个方面，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署名阿英标点的《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整理出版[171]，对金圣叹现存著述的整理，除了《小题才子书》和建国后才为人所知的《沉吟楼诗选》外，圣叹著述皆有标点铅印本问世；而由胡适《<水浒传>考证》引发的对金批“古本”之有无的讨论，也促进了包括《第五才子书》在内的《水浒传》版本的影印和探讨。关于《第五才子书》的刊行时间，论者多据《辛丑纪闻》谓甲申(即崇祯十七年)评《水浒传》而贯华堂刊《水浒传》自序则有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认为“岂开始于崇祯十四年，而卒业于十七年欤?”[172]“也许始于崇祯十四年，而终于十七年的”[173]。对《第六才子书》的问世时间，除了周作人云“我不知道刻《西厢》的年代”，陈登原、杨星荧等都认为是顺治十三年。唯有何默将评点、刊刻时间区别开来，指出:批书“据《辛丑纪闻》在顺治十三年丙申”，但据徐增《才子必读书叙》，“则他应坊间请，已于是年刻行此书，是他动手或者还要稍前”[174]。正是有了这些研究基础，到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学界对金圣叹现存著述的归纳[175]，除了建国后才发现的《沉吟楼诗选》外，与一九八五年版《金圣叹全集》已经完全一样了。
在第二个方面，自孟森《金圣叹考》开始，至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止，包括顾颉刚、李根源、周作人、栾调甫等学者，他们收集、发表了一批有关金圣叹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基本介绍方面，尤以陈登原《金圣叹传》贡献最大。“他把金圣叹的事迹搜寻得很多，引了许多人的笔记，是我们读过这本书，便能对于金圣叹有个很清楚的轮廓”[176]。其后，江寄萍、何默、杨星荧的文章都在许多方面直接受其影响。关于金圣叹的籍贯，始终吴县说和长洲说并存，缺乏专门讨论；至于其本姓，早期多认为他原姓张，后期除了何默仍然坚持旧说外，许多人已经摒弃张姓说，而陈登原对“庠姓张”的否定，消极影响至今仍在；关于室号，自清初廖燕云“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多认为贯华堂乃圣叹斋号，陈登原首次指出:“韩贯华名住，字嗣昌，贯华其法号也。……参之以圣叹在《水浒传》所作叙文:‘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知贯华堂，必非圣叹之书斋。”杨星荧亦云“廖燕《圣叹传》称圣叹居贯华堂，后人多附之，不知圣叹自有唱经堂……贯华实其友韩住之堂也”。关于生卒，栾调甫的考证准确无误，惜未引起后人注意。关于交游，自廖燕云“生平与王斫山交最善……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介绍圣叹友人必谈王斫山，然无论陈登原还是杨星荧，皆未指出其名瀚，更不要说发现王鏊之“文孙”的错误了。此外如徐增、许庶庵、韩贯华、王伊、金昌、尤侗，陈、杨都有所绍述，只是连《鱼庭闻贯》都没有很好利用，这样不仅还有许多友人未见考证，且连许庶庵、韩贯华、王伊等人的本名都不知其详。关于性格为人，江寄萍利用徐增“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之语，认为“这样看来圣叹非仅不是一个傲物的人，而且是一个很好交的人”。虽然资料全参陈登原《金圣叹传》，但所见不谬。只是仅据这一条旁述，尚缺乏说服力。
在第三个方面，除了鲁迅对金圣叹在该案中的表现持调侃与否定态度和周作人始终回避对哭庙案的介绍与评价外，多数学者均对圣叹死于非命给予深厚的同情:“圣叹之罹祸，在《辛丑纪闻》中记得很详细。他是死于反抗吴令任维初巧将漕米售银之役的”(隋树森)；金圣叹“为了参加反抗贪官污吏的合法运动而被杀”(陈子展)；“圣人之言曰:‘明哲保身’，圣叹不知此理，只徒快言于一时，而遭杀身之祸，悲矣!”[177]“圣叹素慷慨，义所不可，必力争之，遂有哭庙之举”(杨星荧)。即便是反对幽默说的王元化，也认为“根据较为可靠的记载说，金圣叹是死于抗粮哭庙案。这种说法，大约是真实的。抗粮哭庙案，在当时牵累的人很多，照金圣叹的脾气看来，他也是其中牺牲者之一，这是大有可能的”[178]。只有王楚材认为“该案与圣叹本无涉，以圣叹夙负盛名，而卒遭波及”，倪用宾等拟揭知县贪污状，“议既成邀圣叹署名，圣叹辞以疾”，后程邑供出金圣叹、丁子伟，“实则金、丁二人，初未与闻斯事”[179]。关于临难时语，除了隋树森，许多学者的记载，是既有真实家书，又杂传说之词。如蔡冠洛、何默等均引及“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的与儿书，仅从“字付大儿看”之开头，可判显然作伪；王楚材云圣叹“及临刑时，其子往视之。圣叹口占云: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绝不言及家事”，亦属说稗者言。[180]但是，他们至少都首先引用了见于《哭庙记略》和《辛丑纪闻》中的真实家书，这是与鲁迅、周作人不同的。
民国三十六年(1947)，公盾(1918—1991)发表《金圣叹新论》，其开篇和结束语分别为“金圣叹是中国文坛上有数的敢说、敢骂、敢哭、敢笑的文人，是文学史上少见的有高瞻远瞩大胆精神的批评家。但他却不能见容于当世，被满清专制统治者的屠刀所杀害了”；“在暴君的国度里，谁敢纵情地放歌呢?但旧时代的叛徒金圣叹，却敢于面对惨淡的现实，揭起反抗的旗帜，为人民殉难了。冤狱固然杀害了金圣叹，但金圣叹的名字却永远辉煌在人民的史页上”[181]。可能就是这位作者，建国后先后撰写了《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谈评价金圣叹的两个问题》、《不应该赞扬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和刘大杰、章培恒同志商榷》、《关于金圣叹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以上两篇与朱通合作)、《再论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评<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182]等一系列论文。看来，金圣叹将沦为政治的“婢女”的命运，在建国前期三十年，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附论:
1.长期“独秀”的《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
建国初年，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战事频仍。古典文学研究的有待繁荣，自在情理之中。一九五二年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水浒》，“慎重地订正了《水浒传》，剔去了反动的金批，揭穿了金圣叹怀着罪恶企图的窜改之处，使《水浒传》从金圣叹强加给它的缰轭下解放出来”[183]。这段话，是出自何满子(1919—2009)先生三十四岁撰写的《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引说”部分。在很长时间内，《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都是建国后唯一有关金圣叹的专论之著，保持这一纪录约二十年。这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校讫”、次年三月第一版的五万七千字的小册子，至一九五五年五月已经第四次印刷，累计印数一万四千册，这在当时的出版条件和文化环境下绝非一个小数字，可见影响之大。
该书对金圣叹的基本评价是“就他的功罪，他的社会作用，概括而论之:金圣叹对封建统治阶级，是一个伪恶者，一个貌似坏人的好人；对被统治的人民，是伪善者，是装好人的坏人”(第9页)，“一个死心塌地、不计得失地为统治阶级效忠的人”(第13页)。出于揭露金圣叹“怀着什么样的目的，使用何种伎俩，从而给《水浒传》带来了些什么毒害”[184]的写作目的，该书对金圣叹的生平有所介绍，对前人的有关评价和研究亦掌握较为充分。如古代、近代的钱谦益、尤侗、归庄、李渔、董含、廖燕、昭梿、王应奎、俞樾、邱炜萲、徐珂，到现代的胡适《水浒传考证》、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鲁迅、周作人《谈金圣叹》，陈登原《金圣叹传》、刘复影印金批《水浒传》序，均有关注。只是出发点有问题，遂致使断章取义的征引或以偏概全的引申充斥全书。如为了说明圣叹“为当时士林所侧目，这是无疑的。就连对他推崇备至的廖柴舟，生前和他臭味相投，死后为他整理遗稿的契友徐增，也不能为之掩饰”，居然将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座下缁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先生则抚掌自豪，虽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不顾也”一段，截取出“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两句，将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略去前两句，以此证明这是廖燕、徐增说金圣叹“信口雌黄”(第7页)。将徐增“盖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理解为圣叹是“见人说人话，见鬼打鬼腔，成了徐增所说的变化多端的油子了”(第50页)。其对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有关记载的解读，亦是随意曲解:“对他所敬慕的朋友如王斫山者，尚且如此油腔滑调，陶情笑谑，则对他人他事，亦必卖弄机智，倒(到)处插科打诨以娱己娱人……虽至刀架在脖子上，依然要发‘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这类玩世的自嘲，实是插科打诨的本性难移之故。”(第48—49页)
在金圣叹的基本史实方面，何满子曾考证过金圣叹姓氏的问题。他引用无名氏《辛丑纪闻》、《哭庙纪略》和邱炜萲《菽园赘谈》，认为这三种史料“说他原来姓张”不足为据。其实，除了邱炜萲有“旧姓张，名采，字若采”之说，何满子对《哭庙纪略》的引用和标点，全同陈登原；对《辛丑纪闻》的“引用”，则将原文“庠姓张，原名采，字若采”，有意无意地抄漏掉了关键性的“庠”字，说明出生于五四时期的作者，已经不了解何为“庠姓”了。在辨析逻辑上也完全采用陈登原的路数，如引《晚晴簃诗汇》张若采小传，证明“张若采实另有其人，娄县与长洲不远，乾隆与顺治不远，当不容有第二人也”。具有创造性的，是据《明史·张溥传》“娄东二张”的记载，辨析“其一亦名张采，俱为‘复社’人物。二人事迹亦见于《社事始末》。如此，金圣叹更不应为张采所化出”(第17页)。惜乎后来陈洪先生未注意这一观点。论其“交游的人”，列举了“王斫山、徐增、王伊、韩贯华、尤侗等辈”，不出陈登原《金圣叹传》；将尤侗视为圣叹友人，其实亦属陈登原的误解。将事迹不详的陈豫叔、圣默、总持、许庶庵、杨廷章，均归之于“统治阶级”，亦过于武断。考王斫山为“王鏊之孙。鏊字济之，成化间乡会试均第一，累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第39页)，是受“文孙”之说的误导。就没有计算一下，金圣叹的友人是否可能是成化年间(1465—1487)人士的孙子。对于圣叹佚作，因为《丁祭弹文》有“颜回德行人，见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见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叹曰:我在陈也曾绝粮，几曾见这饿莩”诸句，经与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云“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曰:先生云《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则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简单比照，就认为“《弹文》出于金，可信”(第40页)。这是受陈登原“相传圣叹曾作《丁祭弹文》讥吴中诸生”之说的影响。此事明清笔记多有记载，其中，唯有晚清《笑笑录》卷三所录题为《丁祭弹文》，清初《坚瓠集》卷二则名“刘侍郎谑词”，最早见于明弘治进士、苏州都穆(1458—1525)《都公谈纂》卷下，均属“滁州刘侍郎清少为州学生”事，怎么可能是出自明末清初金圣叹之手?将陈登原的疑似之说定为实有之事，最终导致今人将《丁祭弹文》收入金圣叹“佚文”[185]，在这一以讹传讹的传播链条中，何满子占有重要一环。
全书多次引用鲁迅对金圣叹的恶评，如在收煞处总结道:“鲁迅先生对金圣叹是否定的，他评金本《水浒传》，只说了‘惟字句亦小有佳处’一语，别无一字之赞。其高见卓识，实在令人钦服。当写完本篇时，不禁对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兴起由衷的崇敬和感念。”(第111页)由此可见，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鲁迅的有关言论对评价金圣叹的左右力量。
应该指出的是，何满子先生二○○四年六月曾应邀为这部旧作撰写题跋，流露了对当年作为有所反思:
此书为我早年涂鸦之作。当时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机械的意识形态氛围下，缺乏不投时好的觉悟，率尔议论，思之常感愧恧。深盼其能绝迹于人世为幸。不意李辉兄竟觅得一本，重读之不胜汗颜，非仅通常“愧少作”而已。但此为既成事实，只能深自任咎也。[186]
除了思想评论过于强调“阶级斗争的机械的意识形态”，在史实问题上毫无建树、以讹传讹以及考证上的粗疏，亦是今天在梳理金圣叹史实研究的学术历程时，该书乏善可陈的一个重要原因。
2.邓之诚对《沉吟楼诗选》的披露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五石斋，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是现当代著名通史学家和清诗文献学家。建国后，他曾写过两篇有关金圣叹的专题文章，一为《记金圣叹》，写于一九五三年“癸巳冬月二十九日”，即与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同时撰写，收入《骨董琐记三记》，一九五五年由三联书店将《琐记》、《续记》、《三记》汇辑为《骨董琐记全编》出版；一为《金人瑞》，为《沉吟楼诗选》提要，见《清诗纪事初编》卷三，全书有一九五九年五月自序，为生命末年之作，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五年初版。由前文尚未提及“诗选”，可见为此后才被邓氏收藏者。《沉吟楼诗选》的收藏与介绍，是邓之诚先生对金圣叹研究的重要贡献，虽然在建国“十七年”期间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其在《清诗纪事初编》中对金圣叹及其诗选的介绍(吸收了其《记金圣叹》的主要内容)，全文不足两千字，却包含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在史实文献的披露方面，可与周作人《谈金圣叹》先后媲美。
与时论不同的是，一向反对“新派”、提倡“旧学”的邓之诚，对金圣叹的文艺思想颇有好评，如云“今新文学家表章古典文学，尚不越六才子范围。然则廖燕称其功开拓万世，信有验矣”[187]；至于在《清诗纪事初编》中对金圣叹的好评，甚至被初版《前言》当作该书的“可议之处”举例批评:“金人瑞对我国文学评论虽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不满农民起义，窜改《水浒传》原文，他的评说可说功过参半，而小传中却说金人瑞是李贽的继承者，并说‘人瑞见解未知视贽何若，而《西厢》、《水浒》至今流行，深入人心，似过于贽矣’。所论也不够全面。”[188]邓之诚不仅从总体上首肯金圣叹，在史实研究上亦建树颇多，归纳数点如下:
首次披露《沉吟楼诗选》。介绍该集体例、序跋、附录等，如云“疑先有选集，身后采辑增益者，皆以‘逸’名之”[189]；“诗集后附已成、未成书目，为考人瑞著述者得一确证”。对诗歌所涉当时史实，亦有所考证，如“凡涉禁忌者，似唯《塞北》一首，为江阴城守而作，然亦指江南士女不识亡国恨耳”。“似唯”云云，不知将《外甥七日》、《兵战》、《怀圣默法师》、《柳》、《闻圣寿寺遭骄兵所躏》、《上元词》、《题徐松之诗》等，置于何类。引《春感八首》诗序“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批评圣叹“以工于抨击、略无忌惮之人，忽又感激皇仁，令人发笑”，体现了论者的清醒。引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六所收人瑞《愁》诗，云“不载此集，知散佚甚多”，乃失于比对。此诗既载于“诗选”七言律，又见于《沉吟楼借杜诗》。
首次征引《吴江沈氏家集》。此书是研究金、沈关系的重要线索，由此而考出圣叹三小女法筵所嫁女婿及其诗歌和小传:“法筵夫妇诗，今唯见沈祖禹《吴江沈氏家集》中。”所载沈永令《送金释弓还辽》诗，可知圣叹独子后因“赂主者得暂还，而非释回；所戍者辽东，而非宁古塔”。为后人借助《吴江沈氏家谱》考证金、沈关系给予极大的启示。据法筵《悼二侄女》云“贯华堂畔长青苔，寂守孀闺久不开”，据此认为廖燕谓人瑞“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不知‘贯华’乃韩氏堂名”，所谓“二侄女”为人瑞“孙女之适韩者，人瑞自有唱经堂也”，所论甚确。然云人瑞手札谓“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似即法筵之家”，有误。
介绍圣叹交游。引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效先生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宗冈)、徐而庵、武进吴见思(宗达子)、许庶庵为最著”，括号中的注释文字，是邓之诚所添加。吴宗达是晚明大臣，这一父子关系，极少见于记载。《四库全书总目》吴见思《杜诗论文》提要，亦仅云“见思字齐贤，武进人”。邓之诚对于徐增亦极了解:“徐评《制义》及《诗》，为人选刻诗集，须纳刻资，声光不敌金，而贫过之。”(《记金圣叹》)“须纳刻资”四字，概括了清初诗歌选家收费评点出版的重要信息，说明论者是看过《九诰堂元气集》这一珍稀诗歌总集的[190]。邓之诚对尤侗于圣叹死后妄发非议是不满的:
人瑞在当时实有盛名，尤侗《艮斋杂记》讥其啖狗肉，登高座说法；又说律诗分两截如腰斩，是身首异处之兆；又笑其凭卟，实则《杂记》连篇累牍皆卟语也。知侗之诋
，为争“才子”之名。
同样的史料，在何满子著述中则多次被用来贬低金圣叹。
考证圣叹生卒。虽然早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栾调甫就根据圣叹致嵇永仁书信，发表了《金圣叹生年考》，精确考出其生卒年，但是后来的金圣叹研究者对此却毫无所知。如邓氏《记金圣叹》仍然根据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推论“此知天启时已以金采为姓名，冯乩必在少壮之年。至顺治辛丑受祸时，其年或过六十矣”。到其晚年因遍阅清初诗文集，在嵇永仁《抱犊山房集》中再次发现“金人瑞书”，并在嵇永仁小传中全文抄录(见第457页)，在金人瑞小传中则予以考证:“顺治十八年哭庙之狱，死者十八人，人瑞与焉。嵇永仁《葭秋堂诗集》，附人瑞手札，作于己亥顺治十六年，自言年五十三，被祸时当为五十五岁。”由此可知，他认为金圣叹生卒是1607—1661年，顺治十六年(1659)五十三岁，即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问题是这封手札写于顺治十七年五月，故有关生年的推论便有一年之误差。在邓之诚去世后两年，刘世德先生对这一问题有更加明晰的考证:“金圣叹五十三岁的那一年正是顺治十七年(1660)。由此再往上推，可知圣叹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死时，年五十四岁。”只是刘氏认为金圣叹的生日“也可考见”，其据民国初年杨保同《金圣叹轶事》“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而圣叹亦于是生，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可以进一步知道他生于三月三日了”[191]。可是，传说为文曲星的文昌帝君生日是农历二月三日，三月三日绝不会是圣叹生日。
可能是出自晚年精力衰退的老者之手，《沉吟楼诗选》题解中所涉文字或数字多有错讹。今人在论及《清诗纪事初编》的学术贡献时，曾不无遗憾地指出书中“存在着不少的错误与疏漏”[192]。而在找到确凿史料之后，对金圣叹生年的误判应属于最遗憾的事情了。此外，如将圣叹外孙“元景”误作“元旦”；《春感八首》误“春”作“秋”；该诗小序为“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误“口”作“日”，标点为“邵子兰雪从都门归日……”；文末唯一引诗《塞北今朝》诗题漏掉后二字；所谓“凡分体诗三百八十四首”亦不可信(当受俞鸿筹“读后记”影响)，如一首为一首，似乎有四百三十馀首；如一题算一首，似仅二百七十馀题。后人在使用时，均应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