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庭闻贯》第六十七条为金圣叹《答章湘御静宜》:“三四必欲如崔汴州‘白云千载空悠悠’，此岂可复得哉?当时惟有李青莲‘芳洲之树何青青’，分明便是一笔脱成。然而上之三句，早已所失无算。沛公真是天授^[94]，胡可以学之也?”崔颢《黄鹤楼》与李白《鹦鹉洲》诗，自古以来便有孰优孰劣之争，圣叹认为《鹦鹉洲》乃模仿崔氏之作，有天授和借鉴之别。所致书者章湘御，是圣叹友人中不多的几位诗文著作见于《四库全书总目》的作家，只可惜作品不存，唯有提要:

《吾好遗稿》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章静宜撰。静宜字湘御，吴县人，顺治中诸生。此本凡诗三百馀首，列近体于前，而次古体于后。卷首具标姓字里贯如小传式，疑即从选本中析出者也。静宜尝从学于宋实颖，又与吴伟业酬赠，故歌行清丽激楚，颇近《梅村集》门径。^[95]

静宜为顺治二年吴县籍诸生第四名，第五名为钱镛(后改名中谐)，第九名为潘隐如即刘隐如^[96]。提要云静宜尝“从学于宋实颖，又与吴伟业酬赠”，不知是否据《吾好遗稿》存诗而言。师从长洲宋实颖(1621—1705)，必是其早年事，顺治中期实颖与静宜长兄章在兹(1619—1673^[97])分别创立慎交、同声二社，遂生龃龉。太仓王昊曾说“予共湘御同受知于吴梅村先生”(《哭章六湘御》“伤心宁独李膺门”诗注^[98])，故后来可能向吴伟业(1609—1672)学诗，而非仅仅是一般性的“酬赠”唱和。

静宜卒年可确考，生年可略推:友人王昊顺治七年(1650)庚寅撰《赠章湘御》“悬知年少青云器，不数终军二十时”^[99]；顺治十七年九、十月间撰《哭章六湘御》，可推章静宜生卒为崇祯四年至顺治十七年(约1631—1660)九月间。圣叹与静宜通信在顺治十七年上半年，他或许是唯一死于当年的友人。

所谓“章六”当是指叔伯兄弟的排行，其同胞者四人，静宜行三:“湘御为素文、鹤书之弟，九仪之兄，四先生并擅才华，名满大江南北间。湘御尤工于诗，近人鲜有知者。”^[100]章氏四兄弟，在时人王昊《哭章六湘御》亦有涉及:“最痛长兄犹远道”诗注:“时素文游燕未归”；“雁影分时恸弟昆”诗注:“谓鹤书、九仪也”。其中长兄素文最有文名，其曾孙章照，为沈德潜外孙，沈氏曾赠诗曰:“过江王谢数门庭，群季通明共醉经。”并注云:“素文、鹤书、湘御、九仪四先生以经学擅声吴中，光重素文曾孙也。”^[101]其在《清诗别裁集》中，对在兹、静宜兄弟的好评，血缘关系即在此。从“王谢门庭”看，章氏乃苏州望族，只是在现存史料中已无记载，静宜岳父为苏州沈应明(1571—1641)，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生四子(元符、元箕、元鼎、世奕)五女，“庶出一，适章静宜”^[102]。这位“庶”妾，由于没能为沈家生子，在家谱中连姓氏都没有，可以想见其女所嫁者的家族地位亦非鼎盛；“以经学擅声吴中”亦与史实有出入，章氏兄弟四人中，鹤书、九仪名已无考，即便是较为著名的章在兹(素文)，在当时也是以编选八股选本《清音集》和创立同声社而声名遐迩。沈德潜在介绍其事迹时亦云:“我吴操选政，莫盛于杨忠文公之《同风》^[103]，素文先生继之，每一部成，其序文文目，老媪仆人匿而不出，坊间演剧予金，始付之，此吴中佳话也。事载《质亡集》中。”^[104]《质亡集》为吕留良编，后为禁书，仅存残本，所幸收录各人小传载入吕氏文集，在《章在兹素文(吴县)》中，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

素文得名最早，此犹其崇祯间社刻也。自辛卯、壬辰以后，《清音》选本行天下。每行卷房书出，各省贾人先纳值坊间，必待《清音》乃去。坊人具币聘，盛供给，每部数百金。有时序文目录既发矣，而为家人妇子所留，又必厚馈剧燕而后得。盖选家之盛，自周介生、范文白以来^[105]，未有能及《清音》者也。然二十年间软熟浮滑之文，庸鄙荒劣之选，亦日滋月蕃。岂风气迁流，虽素文，固亦有不能自主者乎?^[106]

“厚馈剧燕”之剧燕，即丰盛的宴席，始能与丰厚的馈赠互文见义。大儒沈德潜，将之说成“坊间演剧”，当因乐意传播“吴中佳话”而未目验《质亡集》原书。

沈德潜云静宜“名满大江南北间”，当非虚誉。如陈维崧康熙四年赠长洲王天阶(康熙二十九年岁贡)诗中，回忆旧游时云:“章生素文宋子既庭、右之真大才，记同骑马姑苏台。两家小弟半黄土畴三、湘御，旧游欲说心先哀。眼中之人钱炼百、宫声与沈韩倬，何日高歌还痛饮?”^[107]这是陈维崧顺治十年赴苏州虎丘所交友人:宋既庭指宋实颖，右之指宋德宜(1627—1687)，二宋为同宗而非同胞，畴三指宋德宏(1630—1663)，乃德宜弟；炼百为钱锳，宫声为其弟钱镛(后改名中谐)，与静宜为诸生同年；韩倬为沈世奕(1625—1685)，是静宜妻兄(同父异母)。三宋为慎交社头领，章、沈、钱为同声社领袖。吴江计东(1625—1676)为王昊(字惟夏)《硕园诗稿》撰序云:

忆癸巳春，三吴友人方以文会之事，欲尽去异同之见。余与惟夏暨嘉定侯研德、吾邑吴汉槎、郡城章湘御，共饮酒于宋畴三家。各被酒起立，汉槎抚湘御背而泣，且大言曰:“昔袁本初死，曹孟德过其墓，哭之甚哀。人皆诃其诈，以余观之，诚然耳。”余与惟夏皆大笑，研德、畴三亦笑，其意气历历若昨日事也。不数年，研德、畴三、湘御相继早世，畴三、湘御且无子，研德有子孤贫不自振，汉槎久在绝塞万里之外……

汉槎为后来因流放而闻名的吴兆骞(1631—1684)，乃慎交社首领；硏德为侯涵(1620—1664，原名泓)，为慎交成员之一^[108]，因其性格较好，故与“无党派”人士太仓周肇(1615—1683)、王昊、郁禾(1622—1678)等，成为在慎交与同声之间负责传话、调停者:“太仓如王维夏昊、郁计登禾、周子俶肇，则联络两社者”^[109]；或云“从中传达者，研德、子俶两君，专为和合之局，大费周旋”^[110]。周肇字子俶，江南太仓人，为吴梅村弟子，吴氏选《太仓十子诗选》，周肇、王昊皆名列其中。可见，由于吴伟业等人的调和，在顺治十年三月那短暂的灿烂春光里，慎交、同声两社成员曾暂时摒弃了“异同之见”。“岂知愈和而愈不和，愈合而愈不合”^[111]，随着吴伟业赴京上任，两社的蜜月很快结束，继续着被遗民姚佺鄙夷为蛮争触斗的“血地数千里”的蜗角之战^[112]。

由于静宜在世时间仅约三十年，加之其诗集今亦未见，故所知与之存在诗歌唱和关系者较少。陈维崧有《赠钱宫声、章湘御》:“作客三春信马蹄，百花洲对越来溪。遥思联臂行吟处，才挽青丝日又西。”写于顺治十年(1653)^[113]。钱中谐(1626—1693)，原名镛，字宫声，号庸亭，昌平籍吴县人。与静宜为同年诸生，顺治十四年北闱举人，十五年进士，康熙十八年宏博，官翰林院编修，充纂修明史官。顺治十四年丁酉科举人而能连捷为进士，可非一般人能比，当时因科场案发，新举人均再次赴京，由顺治帝于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于太和门“亲行复试”，“每人以一兵夹之”^[114]。中进士后长期仅为“候补知县”^[115]，可见惊魂未定。《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会试四百一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钱中谐，庸亭，《书经》。乙亥年正月二十八日生，昌平卫籍，吴县人。”清抄本《康熙十八年鸿博履历》:“钱中谐，字宫声，号庸亭，行二，丙寅年正月二十八日生，顺天昌平籍，江南吴县人。”今人据前者著录其生卒为“崇祯八年—?(1635—?)”^[116]。韩菼《翰林院编修文林郎候补京职钱先生行状》:“先生生于故明天启丙寅正月二十八日，卒于康熙癸酉五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八。”^[117]其宏博履历，是较为少见的科举履历生年与实际完全一致者。考进士时虚报年龄九年，考宏博时始如实申报，前后之举的差异，或许正反应了用世之心的浓淡消长之迹。

静宜好友，除了同邑钱中谐，当属太仓王昊(1627—1679)。昊字惟夏，一作维夏，王世懋(世贞弟)曾孙，为文学世家子弟。弱岁能古文词，“与四方名士为文社，交游几遍海内”。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宏词，“廷试授内阁中书。命下而昊已先数日卒矣”^[118]。顺治十二年撰《醉中放歌》赠静宜:

皇天之下后土上，丈夫七尺何莽莽。意气宁须让古人，文章终今归吾党。夫差城东星色高，章家兄弟皆人豪。章生十三负奇异，皎皎玉立扬清标。词场策勋推第一，作赋独有凌云笔。世间凡马亦不少，骅骝出倏空俦匹。……琥珀斝，琉璃觞，不如相携醉道傍。绿鬓红颜岂长久，男儿安得夸身强。要知词组足千古，胸中磊块有时吐。五侯七贵诚区区，造物小儿何其愚。^[119]

在顺治十七年秋冬之际，当闻知静宜不幸早逝的噩耗，王昊一连写下四首同题七律以悼之，其一曰:“邻笛初闻第一声，橘花菰叶总凄情。要离墓近心应在，子敬琴亡恨不平。每讶避人疑厌世，岂知纵酒竟伤生。可怜夙昔相期意，绿鬓红颜谶已成。”自注末句云:“予昔赠湘御短歌，有‘绿鬓红颜岂长久，男儿安得夸身强’之句。”^[120]武进董以宁(1629—1669)亦撰有悼诗五律两首，次首为:“昨岁梁溪道，匆匆最怆神。一樽情未毕，十载事空陈。渐觉知音少，难禁下泪频。尚怜交未密，佳传属他人。”末联说的是:“湘御亡后，一日见梦于钱宫声，托以作传，云密友无如子者。”^[121]钱中谐为了替亡友求得董以宁写传，竟然编造出死后托梦相嘱的故事，不料被五十丧子而心绪不佳的董氏婉辞。

值得注意的是，章静宜的死因是纵酒伤生。三年后，宋德宏三十四岁死，尤侗总结其死因，亦有“修短虽天命，吉凶由人致。君素善豪饮，淳于一石醉”之句^[122]。次年陈济生病逝，亦与饮酒有关。尤侗祭文云“君年四十有七，胡然逝者如斯?……素性豪饮善啖，血气壮盛非衰”^[123]。当时吴人喜饮，文人才子以之为潇洒，世家子弟以之为风流，其深层原因，或许是因为身处那个心路历程的传统轨迹被打乱或颠覆的动荡苦难的时代。圣叹好酒，“彻三四夜不醉”^[124]，姚佺好酒，喜欢“颓然轰饮”^[125]，两人能活到近六十岁，也算是万幸了。

《清诗别裁集》选章静宜诗六首，其中七言歌行《汴梁行》评语曰:“此感流寇决河灌城而作也，前写汴梁之盛，后形汴梁之衰，婉转悠扬，初唐风调。”可与《四库全书总目》“歌行清丽激楚，颇近《梅村集》门径。特才华未为富赡，故边幅太狭，终不能与之抗行”的评价参看。评价创作贵在知人论世，如馆臣得知章静宜三十早逝，就不会将之与三十六岁才写下《洛阳行》这篇长篇歌行“成名之作”的吴伟业^[126]，比较能否“抗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