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佺
二十世纪末出版的谢正光、佘汝丰先生编著《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开启了当代学人对“清初人选清初诗”这一宏大课题的注意，近年来甚至已经扩展到整个“清人选清诗”研究。其实，不要说晚清要员徐世昌(1855—1939)民国时选《晚晴簃诗汇》已没有时人选时诗的在场意义，乾隆中期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也早已失去身临其境的当下效应。只有像姚佺《诗源初集》、邓汉仪《诗观》三集等顺康前期问世的有关诗选和诗评，才符合这一课题“时人选时诗”的独特内涵。金圣叹晚年写过《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同时有《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悟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七首。除了姚山期，所涉为阎修龄、若璩父子、张养重及丘象升、象随兄弟，记载的是旧友新朋于苏州名胜虎丘彻夜欢会的盛况，时间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晨[218]。后五位皆为江北淮安人士，此处专说《诗源初集》的编选者姚山期。
(一)姚佺生平概说
姚山期名佺，不见于今人所编各类人名辞典。广收博采如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于《明遗民》卷虽据《明诗综》录其佚诗《闻鹃》一首，然于其小传，亦仅言“字仙期，浙江秀水人”[219]；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著录其字号籍贯为:“仙期，辱庵，口山贞逸，山期，浙江绍兴”[220]。两家记载在今人著述中可谓填补空白，然亦有可议之处。钱氏云云，当从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而来，唯略去“居于吴”三字[221]，则为不当。谢氏记载姚佺其号为“口山贞逸”，源自佚名朝鲜人撰《皇明遗民传》[222]，而该书姚传全不出姚氏编选《诗源初集》“发凡”第五则及《静志居诗话》之外。据《诗源初集》自序落款印章，可知“口山贞逸”实乃“山贞逸民”之讹。至于籍贯绍兴之说，系沿卓尔堪《遗民诗》卷四作者小传之讹[223]，当为嘉兴之笔误[224]。近年出版以著录清人之丰而闻名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初版查无其人，再版于《乙编补编》中始有著录，记其籍贯误作江都[225]。下据有关史料，对其基本事迹予以勾勒:
姚佺，“旧字仙期”，“一字佺期”，后改字山期[226]，号辱庵(《诗源初集》“吴一”卷一大题下署“吴越姚佺辱庵删定”)，别署山贞逸民、石耳山人(《西轩纪年集》卷首有“石耳姚佺山期”序，《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凡例落款“石耳山人姚佺”)、耻斋子(《四杰诗选》凡例落款)。原籍嘉兴，寓居苏州虎丘山塘街，其评长洲郭兆骥《白堤十景》曰:“予家白堤之上，十景皆出宅之左右。……迩年田宅悉为人侵夺，予以出妻屏子，不暇营家，乃友朋深相不平。”[227]白堤，即虎丘山塘街，因白居易主持开辟而得名。他称长洲徐增为“余邑徐子能”[228]，友朋径视之为长洲人、吴县人或苏州人。如宫伟镠(1611—?)著录其“字仙期，长洲人”[229]，丘象随《春雨怀友》之二诗末小字注“姚山期佺，吴县人”[230]，吴绮(1619—1694)亦有《赠吴门姚山期》诗[231]。看来是原籍嘉兴(秀水)县，而寓居苏州，遂又自称“吴越人”(《诗源初集》自序和各卷多署“吴越人姚佺”撰或删定)，看来是把苏州和嘉兴都看作是自己的家乡了。此外，在《诗源初集》的《吴三》署“茶磨姚佺山期删定”、《秦十四》“石湖姚佺辱庵删定”，石湖为苏州西南郊的著名风景，在盘门外十馀里上方山东麓，茶磨山在其旁[232]。平湖沈季友(1652—1698)编《槜李诗系》，便著录其小传为“佺字山期，嘉兴庠生，居于吴”[233]。
姚佺存世著述不算少，时人与之唱和的诗作亦时有可见。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在这些文字中很少能看到对姚佺家世和年辈的介绍。姚佺天启年间从吴县周顺昌(1584—1626)学，丘氏《春雨怀友》之二第五句“气节自存周吏部”注曰:“山期为忠介公弟子。”《诗源初集》“吴之一”卷一下周茂兰(1605—1686)《泾南小筑》诗末，姚佺评曰:“此吾师周忠介公筑也。”周顺昌(茂兰为其长子)天启初官吏部员外郎，二年(1622)即告假南归，因忤魏忠贤，于六年(1626)逮京被杀，后谥忠介。既为顺昌弟子，其时当在周氏自吏部乞假归休之后(如果姚佺当时年约二十岁，其生也就在1602至1605年前后)。《诗源初集》“豫章三”，首选南昌黎元宽(1596—1675)诗，评语落款均为“门人姚佺识”。黎氏崇祯六年至九年(1633—1636)任浙江提学副使，姚佺自称门人，可能由其拔为诸生[234]。“滇九”禄丰王锡衮(1598—1647)二诗评语亦落款“门人姚佺识”，此人崇祯五年(1632)由翰林检讨任南京国子监司业[235]，十年十二月为南国子监祭酒(十三年四月升礼部右侍郎)[236]，由此判断姚佺或曾入南国子监。屡试不第，至明末已收徒为塾师，曾编选《天咫楼会课》，崇祯十六年探花陈名夏为之序云:
乃者欲进其文于古人，则以学使者之法，绳其弟子，而兼以自惧。月之朔，集弟子于庭，相向长揖，姚子居上坐，弟子各以序相向而坐。姚子先拟《论》、《孟》诸题，置竹筒中，临期掣一签，令一人为巡，乃宣言曰某题。题既列，诸弟子各伏几案研思，罔敢出声息，有回视侧坐者皆罚。[237]
题目为小题文，所教习者当为童生或秀才。
姚佺崇祯时入复社(朱彝尊云其为“复社旧人”[238])，入清为遗民，“以振兴风雅为己任”[239]，从事诗歌编选出版之业。在苏州、扬州广结文社，如顺治七年为评选明代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四杰诗”，“自春徂冬，一载告竣”，期间与姜埰等一百七十六人“联社邮筒往来”讨论，并与陈于鼎等十九人结“文游社”，与郑锷等十四人结“康山宝田社”[240]；同时对拉帮结派、彼此交攻的清初江南文坛风气颇有非议:“若过江以南，凡筑坛坫者，水行火流，林木相栅，蛮氏触氏战于牛角之上，每血地数千里。”[241]序言是要公开发表的，还有所含蓄；在致仁和徐士俊(1602—1681)的私函中，则明言矛头所向:
稔知东南之间，蛮氏触氏战于牛角，血地数千里，其旌旗蔽天，皆书“慎交”、“同声”二字。吾老矣，姑岂年少，吾岂可以入其军中?若老成大雅如徐先生者，吾为之执鞭，所欣慕也。……恃吾党素心，愈少愈贵耳。[242]
徐士俊《雁楼集》顺治十一年(1654)序刻本有姚佺序，可参定此函的写作时间。姚佺平生性格孤傲疏狂，《寄徐野君》自云:“弟于一生甚孤，道心独往，如麞独跳，不顾后群。然世间怨诽，亦不无忧心悄悄。今者荆吴延访，阑入风雅之林，似有起而助我者，庶不畏庸流之詈我、恨我而欲杀我矣!吾道其不孤乎!”即陈名夏所谓“性固喜豪上，又时以多言犯人之怨怒”。如《诗源》“吴一”评长洲徐增《读李太白清平调词书此》，姚佺同情患有软脚病的作者“天笃其疾”，为其缺乏“相赏识者”鸣不平，竟然一语抹倒自己寓居之地苏州城内的众多豪门士绅:“金阊十万朱门，并无有好事载酒而过者，俗哉!”后来江都吴绮《赠吴门姚山期》以“鼓声犹记汉时挝”[243]的狂士祢衡形容之，可见姚佺的疾恶如仇、放言无忌。
在政治上，姚佺入清后不甘明亡，借出家为掩护，暗中参与反清事业。即便从事选评，亦往往有着强烈的宣传指向，如顺治中期，与张永贞“同评文文山、谢皋羽《忠孝集》”[244]。他对苏州慎交、同声社的鄙夷不屑、出语尖酸，或源于“吾性简放”[245]的疏狂个性，或与两社中人多热心功名富贵、热衷门户恩怨者有关。徐增顺治九年(1652)咏“姚仙期佺”有云:“义重当年鲁仲连，子房桥上石公编。”诗注云:“弃家披缁，客淮扬、金陵间，世称‘姚和尚’，近选诗。”[246]吴绮《赠吴门姚山期》以“谢翱老去空怀国，张俭名成已破家”概括其思想举止；明遗民余怀(1616—1696)《酬姚仙期》尾联云“莫叹相逢毛发改，荒鸡犹自叫刘琨”[247]。史称鲁仲连“义不帝秦”，黄石公于圯桥授张良兵书抗秦兴汉，东汉名士张俭弹劾宦官而遭朝廷通缉，闻鸡起舞的西晋义士刘琨志在报国[248]，南宋谢翱入元不忘故国，为著名遗民……从用典和诗注来看，姚佺在清初乃借僧而隐，四处逃难[249]，并似有谋划反清之举。难怪友人评价有关诗作为“要离烈士，伯鸾清高，往往相近。乃至此诗，非独赞‘逸’也”[250]。梁鸿(字伯鸾)入《后汉书·逸民列传》，后借指隐逸不仕之人；要离为春秋吴国刺客，为阖闾刺杀欲伐吴的庆忌。两人并提却侧重在“烈士”义举，可见知者并不只是将姚佺视为不事科举、避居山林的隐士逸民(遗民)。
(二)《诗源初集》选评的时代内容
作为职业选家，姚佺的著述皆为评选编纂之作，传世者有“笺阅”唐人别集《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编选明人“丛编”《四杰诗选》二十四卷，编选清初总集《诗源初集》十七卷[251]。徐增顺治十三年(1656)撰《柬姚辱庵》有云“选诗常作故人思”[252]，指的就是自顺治八年“近选诗”选评的《诗源初集》。因入选皆为明末至清顺治时人之作，作者以明遗民居多，且不乏交往甚密的友人；作品直咏明末清初时事者甚夥，即所谓“著述多沧桑之感”[253]。故该书不仅文网严锢之乾隆朝被列入禁毁之列[254]，即在问世之初便已遭宵小攻讦，险遭不测。所选《四杰诗选》在当时却无多少反响，“人罕有宗之者”[255]。
《诗源》选诗对象为明末清初之作。姚佺在顺治七年，就介绍自己“有《诗源》之役”，选评目的是“惧诗之流而忘其源也”[256]。书以“诗源”作为书名，即是以孔子删诗之法对当时诗歌创作进行正本清源，从《诗经》和汉魏盛唐的经典之作中，寻求诗歌创作的“众源之源”。他认为创作诗歌当是“声源”、“化源”、“教源”这三个系统相互协调的结果。“触感而兴”的“声源”是诗人情感的起因；“化源”则是“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从而达到“审声以出治，而制其杀淫涤滥”，即通过情感的分类而达到净化的效果；而“教源”，则是“本孝弟，正人心”、“明风俗”、“考阴阳而判内外”[257]，即对诗歌思想的规定[258]。他曾归纳自己选评《诗源》的标准是“或登高作赋，或涉江拟骚，或铭巾罍，或叙节概[259]，或述盛典、纪灾变，有关风雅颂者，然后收之；若寻常宴会，作酒肉账簿，及折柳折杨、无端赠别，则不胜选也”，即强调的是内容而非艺术的标准；分类方法是按地域分类而非按诗体，即按吴、越、豫章、楚、闽、蜀、粤东、粤西、滇、黔、豫、齐鲁、晋、秦、燕十五个区域，“诗分十五国风，以考俗之贞淫奢俭，叙地而不叙诗”。有别于当时其他总集“必集五言、七言而后定也”，并预告“期以辛卯春卒业”[260]，即预计成书于顺治八年(1651)。
站在清廷的角度论，该书的确是十恶不赦。不说在形式上避南明讳(如松江作嵩江)，录诗涉及明帝，多上空一字，姚佺评语称崇祯为“先帝”，自称为“臣佺”[261]，还选录了许多与抗清死难密切相关的诗作。如“蜀六”严锡命《闻卢督师贾庄战死》颈联“空膏原野魂犹碧，未灭匈奴首不南”，“吴一”吴天放《哭史道邻相公》、吴遵晦《战城东》“哭麻子孟璿也”、张廷昭《赋得半世文章百世人，次尾绝命词》，所咏分别为卢象升(1600—1638)、史可法(1601—1645)、麻三衡(?—1645)、吴应箕(1594—1645)，皆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死难的忠臣义士。对张廷昭歌颂吴次尾的诗作，姚佺评曰:“临刑之视死如归，他人视之以为极难，忠臣孝子视之真末耳。”此外如宜春袁继咸(1593—1646)，明末以进士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西、应天等处军务。南明时抗清被俘拒降，押京囚禁，顺治三年六月就义。袁继咸慕文天祥为人，自号袁山。《豫章三》破例在卷首正文前“附袁山袁继咸公诗”，由姚佺与友人王猷定(1598—1662)、张自烈(1597—1673)“共索其绝命之词，刻之如左”，故特地说明是据“袁公燕都寄归手迹”。其后有评语一段:
姚佺曰:……今袁山公幽闭燕台，绝粒断水，复何等时?而乃云诗“不能多录”，则作之多矣!人情适意当前，则思如泉涌；志迫神沮，则意若死灰。况生死之际，长歌曼声，沛然有馀，真所谓齐生死、一旦暮，塞乎天地者矣!
在《诗源初集》中，姚佺所下的评语很多，都是以姚佺期、姚山期、姚辱庵等字号相署，只有对老师和同宗长辈才以名相称。此处自称名，表达了对袁继咸正气塞乎天地、视死如归的景仰。
“豫章三”还选录了抚州傅鼎铨诗十首，如《辛卯四月八日被执崇安张村》:“浴佛传名日，孤臣竭节时。荆棘颠彩凤，猰狗获灵麒。断首玉宁碎，剖心山不移。争留巾履在，聊示汉官威。”《誓舌》:“顾影萧然衣栉凉，孤臣力竭告先皇。只存三寸常山舌，扪向章江骂犬羊。”都不乏直接辱骂满族权贵的字眼。傅鼎铨(1610—1651)字维源，号复庵。崇祯十三年进士，明末官至编修。南明朝参加抗清，永历时任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顺治八年(1651)为清军所俘，从容赴死。这十首诗均写于被捕后，姚佺评曰:“予选诗，存其存者；其亡者，有待留以为一代之选也。今复庵必死矣，乃今犹未死也。乘未死梓之，犹曰存则人耳。”他接着将故友傅鼎铨之死与姻亲顾所受之死予以比较:
复庵之死迟矣……死之最早者，莫过予姻顾东吴先生。先生当乙酉五月，不见一骑、未下发程之时，屹然独持《春秋》大义，作诗一首，沉于泮池，方巾布袍，挺立不仆而死。生儒百姓三万人，哭之擗踊踣地，皆不愿生。……今七八年，复庵殿焉，空谷足音久矣!虽然，安仁之战，虽无成功，然即博浪、伏桥之志也。犹幸一战而胜，此所以鸷伏于七八年之久。……乃是顾、傅二公者，一死最先，一死最后；一为予睦姻，一为予故友。亲亲，仁也；笃友，义也。仁义立，人心不朽!予之志也夫!
顾所受，字性之，号东吴，长洲诸生，弘光元年五月南都破，既而江南尽降，闻讯“晨起盥潄毕，洋洋如平时，旋整衣帻，至学宫肃谒文庙，拜且泣，跃入泮池而死，时为五月二十七日。检遗帨，有‘身是明朝老蠧鱼，眼看时事不胜嘘’之句”[262]。姚佺对故友和姻亲的表彰，所期盼的“人心不朽”，无疑是包含着对不与新朝合作的提倡。正是在对傅鼎铨诗的评语中，他表明自己还有另外一部收录入清死难者临难诗的专集《续间气集》:“故以绝命词多，如黄石斋先生诗，不入集中，俟专行一刻。而芝山周盛际、斗门张艾陵所贮录殉难诸臣甲科一百六十人，可谓表表矣!其绝命辞亦多不能具载，悉刻入《续间气》中。”这样的作者、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评价，被那些“猰狗”、“犬羊”及其爪牙看到，当然会“将发大难”的；至清中叶而被禁毁，亦丝毫不令人意外。
作为“要离烈士，伯鸾清高”兼而有之的诗选家，姚佺选入并赞扬上述之作，并不奇怪。今人黄裳(1919—2012)题解此书云:“余旧藏《吴越诗选》，清初冠山堂刻，系魏雪窦、钱允武等选，所存明末遗民之作甚富，此亦其类也。当并储之。凡此类选本，多附评注，所存故实最多，甲乙之际史事，往往藉此以存，虽选本，实乙部之别支也。”[263]所存遗民之作甚富固然是事实，书中选入一些入清为官的明臣之作及相关评价，对研究清初政坛和文坛复杂性，对把握贰臣与遗民关系，同样具有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如“吴一”收入歙县汪作霖撰《陈太史复辟暑仁寿寺赋诗言别》:
不分朝市与山林，小大须同此隐心。金马犹讥名啸傲，终南未免迹浮沉。公馀暂息娑婆地，别后相思萝薜岑。兹日惟君能却热，荫人清冷树千寻。
汪作霖，字雨若，徽州歙县人，明崇祯十五年举人，入清后于顺治十一年任江南蒙城教谕[264]；陈太史指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江南溧阳人。晚明官翰林修撰，南明因附李自成入从贼案。降清复原官，仕至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十一年为宁完我所劾，以揽权市恩欺罔罪绞死。陈名夏曾参与《诗源》的评点，如“吴一”王仕云《清晨搽扫以观其气》诗，便有其评语，赞扬王氏因“抱秋无所为”绝句，“一日声满长安也”。汪作霖“赋诗言别”之作，称名夏为“太史”，或写于顺治初年，作霖当时极可能因谋求选官而在京，结句甚至寄寓了希望得到荫庇、提携的想法。有意思的是，选入汪诗，并不表明赞同此诗。姚佺评曰:
相勉以止足义，爱甚厚，不愧当年之一拜[265]。但钟鼎、山林，截然两境，遽欲薜、衮一致，难矣、难矣!杳然朱户若丧，邈然赤松可接，如韦逍遥公者[266]，能有几人?雨若失辞矣!虽云尚书郎，不及田野人。百史倘遇我于道上，我以拳枣啖之，当如齐君房忽然悔悟，向我抱头泣耳。
拳枣指“枣大如拳”，食之者“上智知过去未来事，下智止于知前生事”[267]。姚佺借此表达了希望故人陈名夏原本能迷途知返、回头是岸；同时对当年同社之友[268]、入清热衷仕途却侈谈隐逸的汪作霖直下贬语:“雨若失辞矣!”只是，无论是希望还是批评，不过是明遗民的一厢情愿而已。
同卷评龚鼎孳《张壮节公祠庙松风阁用陶公饮酒韵三章赠令子浊民》[269]“贞松不尘处”和“志士爱沟壑”二首曰:
孝公佼佼自好者，不幸失足，为浮沉之士，乃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以效魏公子所为，非其质也。而世之残客，不原其心，方日借其名衔，奔走当路:所不得志，则借其名；其稍得志，则又狎之；狎而不能大得志，又狺狺私吠之，如蝇袭腥，散而复聚，可慨也。阅此二诗，则所谓“祝、宗祈死”者[270]，其愧心、畏心、厌心、悔心，亦数灭而数起矣!
并于第一首末句“沉饮非养生，庶于意不违”处夹批曰:“责躬自咎之旨。”合肥龚鼎孳(1616.1.5—1673)，字孝升，崇祯七年进士，十二年任兵部给事中，十七年李自成攻陷京师，受职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顾媚也。”[271]成为笑谈。顺治元年降清，顺治十年由太常寺少卿升刑部右侍郎，次年改户部左侍郎、左都御史，顺治十三年四月，因与冯铨等北党争门户，“以原任左都御史龚鼎孶为上林苑监、蕃育署署丞”[272]。作为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的诗人，被下放京郊去负责饲养鸡鸭鹅，可谓极大耻辱。这就是批语感慨所发的缘由或背景。姚佺对鼎革之际降李、降清者皆极为鄙视，如曾讽刺在李自成政权中为官者曰:“不能死，受伪署，毕竟贪心所发。猥云‘没奈何降贼’。一部仕籍，将题曰《无可奈何集》耶?但贼亦甚无谓，官家别用一番人，何苦旧窠寻兔?”[273]此处对龚鼎孳却独有理解之同情，未必是因为彼此在顺治六年有一面之缘的缘故[274]，更多的可能是眼见龚府许多门下客的蝇营狗苟的行为[275]，甚至不乏以遗民的身份行秋风之实者。“残客”一词，典出《梁书·张缵传》，指剩馀门客，义含对“趋炎附势”的针砭，用法犀利!他评价陈名夏为新贵能“据鼎不尝，一无所得，百史亦可谓能自砥矣；又生平无欲害人之心，所识穷乏者，皆经纪优赡，亦有志于学者也，谓之有隐心亦宜”，固然不乏对因与政敌宁完我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死于非命的清初“南党”领袖的原宥之词，亦体现了明遗民期待身居高位的贰臣们应该具有怎样的人格和人品。无论是肯定陈名夏经纪优赡落魄者的为人，还是归纳龚鼎孳“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的复杂意绪，对研究清初贰臣与遗民的文人心态，均可谓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点评。
此外，姚佺对明末士风世态及南明朝政亦有反思。如“豫十一”评侯方域《咏怀诗》“羌本名家子”云:“崇祯之末，士以鲜怒为豪举，不知龙豹韬为何物。状似苻坚之良家羽林、少年都统，安得不败?此必指此而言也。”只知鲜衣怒马、不谙兵法韬略的公子范儿，必然是于事无补，空谈误国。如江都郑元勋(1604—1645)，字超宗，为扬州影园主人，以评选咏影园黄牡丹诗，“一时传为美谈，故有过广陵而不识郑超宗先生者，人以为俗不可医:当是时文章声气之盛如此”[276]，崇祯十六年进士，次年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因调节当地士人与驻扎扬州城外的四镇之一高杰的矛盾，被百姓误杀。“厥后清师入，卒屠城”，开封孟观撰《挽郑超宗枢部》“拭泪纪此”。诗中歌颂“超宗冰鉴拟凤雏，交游豪俊天下俱。淮之南，江之北，英姿磊落间代无。扪虱有时谈时务，击碎琉璃玉唾壶。丈夫襟况皎如月，昂藏宁惜七尺躯?腕中有鬼舌吐锋，睥睨一世之小儒……”[277]，均为积极正面的描述。可是对郑元勋这一“本意解纷息穴斗，哪虞右袒遂狂图”的悲剧人物，姚佺的读后感却是:
先辈云“英气最害事”。描写超宗一段志大才疏、力小任重痴态，真吴道子笔也。而上讥王公，下讥卿大夫逮士庶人，又婉而尽，竟是诗史矣!
要知道对于郑元勋的惨死，多数人皆持悲伤惋惜的态度，如冒襄(1611—1693)便撰有《挽郑超宗职方》七律四首[278]；孟观诗序中所谓“时遇冢君掌和于槜李道院”之超宗长子郑掌和，原名星(?—1664)[279]，亦为姚佺友人，编选《诗娱》，见《四杰诗选》凡例，可能就是与之共同“删定”编辑《诗源》齐鲁、晋诗之“郑履声掌和”。姚佺痛定思痛，敢与时论唱反调，且下笔尖锐，可见直言不讳性格之一斑和对世相人情体会之深刻。“吴一”选宣城沈寿民七古长诗《江上行》，有句云:
我生不及全盛时，攘攘欃枪天步危。屠城掠邑义士死，日月无光天地悲。此行不为饥所驱，亦不为寒所逐。天涯鸿雁久离群，把臂沧波尽一哭。一哭还一哭，泪枯血尽眼光绿。河山偌大不开颜，曾无寸土容吾足!
入清后被誉为“海内三遗民”之一的沈寿民(1607—1675)，诗中痛心疾首的是南明时的家国沦亡。姚佺评曰:“忧思泣血，无言而不痛疾，可配《小雅·雨无正》等篇。”《雨无正》刺周幽王昏暴、诸臣自私误国，政令如雨之多而皆苛虐。姚佺借此诗题旨，批评南明小朝廷的昏愦。
(三)姚佺卒年及其他
姚佺平生交游满天下(选家多是如此)。金圣叹诗《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所涉山阳诸人，皆其旧友:《诗源初集》“吴一”收张养重、阎修龄诗各二首；与丘氏兄弟不仅是多年至交，《西轩纪年集·癸巳集》已有《送姚辱庵之中州》等诗三首，时在顺治十年(1653)。在文学事业上，彼此亦是相互帮助，姚氏曾为象随《西轩纪年集》、《淮安诗城》撰序，象升、象随在《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中分别参与卷一“同评”、卷三“辩注”和卷一、卷四的“辩注”，并刊行其书。至于姚佺与金圣叹的关系，两人既同城而居，又皆为选业名家，必相识已久；友情之深，可从金氏《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之一》窥其崖略:“不因风雨滞连朝，岂有星辰聚此宵。方悟毛诗真妙笔，篇篇风雨说萧萧。”因为能与好友彻夜聚首，那原本是令人心烦意乱的潇潇风雨，也成了恰符心愿的天作之合了。全诗典出《诗经·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元朱公迁评此三章“喜幸之意，反复道之”[280]，清方玉润认为全诗题旨是“怀友也”[281]。同题之诗，一气呵成八首，其中饱含了多少情意在!姚佺与圣叹的崇拜者徐增亦为毕生挚友。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徐增就有《送姚仙期之江右》“郁郁过中秋，终日望把晤。……久别又远行，特送金阊渡”[282]。姚佺评徐增《读李太白清平调词书此》，对作者“逸秀翩翩”却身患软脚疾的贫寒境遇深表同情:“岂天笃其疾，使之益工诗耶?古今诗人，病者甚多……后世所谓补天之缺陷，有不在相赏识者耶?”(“吴一”)为徐增赋集作序云:“吾性简放，过子能犹自颓然轰饮。子能不我秽，时时就近，分我五脏，出濯清光中。”[283]徐增亦不忘对好友的扬誉，如序嵇永仁(1637—1676)诗集，云嵇“所至辄友，其人之贤者，若圣叹、山期，皆其莫逆友也”[284]，将金采与姚佺相提并论，推举为一时之“贤者”。
关于姚佺的卒年，有学者认为“当在顺治十六年或以前”，根据是孙枝蔚(1620—1687)《箧中偶检得亡友姚山期<闻鹃>一绝，读之泫然有作》“系己亥，即顺治十六年(1659)也”[285]。可为这一观点佐证的，是曾灿《赠周子佩》“故人生死各云天”句注云:“己亥子佩同姚佺期送别文德桥，而佺期遂死。”[286]只是一旦发现金诗《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等撰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孙枝蔚诗系于己亥就不足为据了，同时说明其诗编年未可尽信。孙枝蔚另有《挽姚山期》二首，是“辛丑”年所写三十一题“五言律诗”的最后一题；然前一题为《哭王于一》，据陆莘行《秋思草堂遗集·老父云游始末》，王猷定卒于康熙元年(1662)壬寅春二月；挽诗前第五题已经是《岁暮遣怀》“冉冉入残年”、“含情爆竹边”，后一题则写于壬寅年二月中旬寒食节[287]。故从《寒食对酒有怀兄弟》始注“壬寅”看，姚佺卒于顺治十八年辛丑；从《哭王于一》以下三首诗的排列顺序看，姚佺卒于康熙元年壬寅春[288]。因此，仅据孙枝蔚诗集，无法确定死于何年。魏禧《与丘季贞》尺牍云:
弟于仲连先生许得知足下名字，中夏买舟奉访。及抵维扬，乃闻足下出白门纪姚仙期丧。天下朋友一道，不绝如线。平居相欺，不必其当患难；觌面相负，不必其异生死。而足下顾走七百里外，以急死友。弟行李因人，不能久须。然足下此行，正慊弟数千里命驾之意。虽不见面，何恨![289]
从此封信中，可以看出姚佺卒于某年五月之前。仲连先生指沈光裕，顺天府大兴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晚明官赣州司理。由魏禧《辛丑五月寓新城塔下寺奉怀沈仲连先生在旴》[290]，可知顺治十八年五月沈、魏不在一地；《与丘季贞》信中的仲夏五月，魏、沈相晤，故必不在辛丑。再看康熙五年四月，魏禧在写给晚明曾官江西学政、将自己拔为诸生的益阳郭都贤(1599—1672)的信中，对自己入清以来行迹的汇报:
不二年而有甲申之祸，驯至乙、丙，东南益烈。禧亦遂弃帖括，窜伏草土，与同志十许人筑室金精之第一峰，讲《易》读史，盖二十年于兹矣……壬、癸之际，私念闭户自封，不可以广己造大。于是毁形急装，南涉江、淮，东逾吴、浙，庶几交天下之奇士。[291]
壬、癸之际，即康熙元年壬寅至二年癸卯之间。魏禧入清不应科举，隐居宁都城郊金精山翠微峰近二十年，至康熙元年始走出大山。对于由隐居到出游的这个时间节点，魏禧记忆十分清晰，他在“日录”中亦曾说过:“余壬寅、癸卯出游吴、越，或病其涉世小拘。曰:居山须炼得出门人情，出游须留得还山面目。”[292]故其仲夏乘舟欲访丘象随的时间，只能是康熙元年，即姚佺卒于该年春。徐增《寄丘季贞》“鲁仲轻财宁暇计，侯赢浅土未闻登”注曰“葬仙期”[293]，诗写于康熙元年秋；钱塘胡介(1616—1664)该年秋因读丘象随诗“姚佺无葬地，胡介少生谋”而感叹丘氏不负亡友:“则其千里相存、谊笃生死，岂漫然于山水朋友之间者耶?”[294]亦可间接证明姚佺的死亡时间。
对于姚佺的逝世，挚友在悲伤之馀，皆庆幸其能得善终:
已矣朱弦绝，伤哉白马稀。雠人翻有恨，狂士幸全归。架剩残书卷，棺藏破衲衣。无由说疏阔，松下但嘘唏。——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五《挽姚山期》之一
天意爱姚佺，经今死数年。才名犹惹妒，心血竟生燃。李白身终保，祢衡赋尚传。独零千古泪，为汝哭秋烟。——丘象随《西轩纪年集》“甲辰集”《哭姚辱庵》
有关挽诗，不言姚佺死因(如是否病死)，却同时强调“幸全归”和“身终保”，尤其是用李白参加永王幕府而被肃宗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而还的典故，暗示了姚佺因编选《诗源》评价时人时褒贬世事太过(“几人求月旦，满世畏阳秋”[295])，遭人举报，可能在死前曾短暂入狱，所幸书版已毁，查无实据，被释生还。丘象随自注颔联曰“山期有《诗源》一选，为时辈所疾，将发大难。余劝姚氏毁其板，祸始寖”，可为佐证。
金圣叹、姚辱庵这两位清初著名选家，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与淮安友人“滞雨虎丘……快饮达旦”的彻夜欢会后，很快一冤死于当年七月的哭庙案，一侥幸于次年春天贫困而亡；身后数百年间，一名满天下，一湮灭无闻。两人如远离政治，做识时务的俊杰，固然在当世或许会有较好的境遇，只是如无《诗源初集》的编纂，至少姚佺是不会为后人所关注的。该书卷首列其“即出”之“选订书目”:《诗源二集》、《嘉隆七才子诗》、《唐诗纲》、《晚唐诗选》、《宋元诗选》。看来，他是有着一个完整的历代诗歌评选系列计划的。方志云其著述有“《历代诗选》及《国朝诗古文源》”[296]，其实因为编选者的遽然逝世，这些计划从此失去了付之实施的机会。同样，随着姚佺这样刚毅坚贞的遗民选家的相继去世，随着文字狱的严厉打击接踵而至[297]，随着历史进入了统治更加稳固的康熙时代，清初人选清诗的编选活动虽然仍在继续，却不再有像《诗源初集》这样充满着悲怆愤懑的时代情绪的选集问世了，无论从入选作品还是所施评语来看，都是如此。即便是“足纪时变之极而臻一代之伟观”[298]的鸿篇巨制《诗观》三集，亦伴随着康熙盛世的到来，而展现出迥异于《诗源初集》的别样风姿。姚佺及其《诗源》，只能属于那短暂的清朝与南明并存、人心向背大势未定、新朝文网酷而不密的顺治时代。其本人“出妻屏子”、出家为僧的了无挂碍，身死无葬、唯存破衲的潦倒穷愁，当亦是宵小之徒无利可图、无意举报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几乎同时问世的南浔富户庄廷
《明史辑略》稍后酿成惊天巨案，便是一个可供比照的相反例证。
【注释】
[1]笔者整理《金圣叹全集》本，将古乐府为卷一，五言绝、律为卷二，五言排律、五言古、六言绝为卷三，七言绝为卷四，七言律、古为卷五，见《全集》第2册。本章凡引此书，一般不注出处。
[2]苏州《顾氏家谱》卷1《世系·七世》“寅，字豹若，甘吉次子……配刘氏，文学伯玉公女，不详生卒，方笄守节”。顾寅一名予节，所树次子。
[3]申祖璠:《申氏世谱》卷3《世系·处士房支第十二世》，道光二十一年(1841)赐闲堂刻本。
[4]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康熙抄本。
[5]今人《增订晚明史籍考》、《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仅有其事迹简略记载。
[6]吴安国:《吴江吴氏族谱》卷17第十三世小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
[7]吴晋锡:《半生自纪》卷上，吴燕兰辑《吴氏囊书囊》甲编，稿本。按: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见此书。
[8]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仙坛倡和诗十首》之四末句诗注云:“师忧时闵世，每笺奏上帝，情辞恳恻，故云。”《四部丛刊》本。按:钱仲联标校本无此数句。
[9]蔡道宪:《蔡忠烈公遗集》，道光十六年(1836)邓显鹤辑刻本。
[10]高承埏:《偶简吴磊斋、徐宝摩、黄石斋三先生诗牍，兼悼先后殉难诸公，同吴巨手作》之三“挽戌、亥诸公”，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10，顺治刻本。
[11]董以宁:《正谊堂诗集》七言绝句，康熙刻本。
[12]许珌:《铁堂诗草》卷上，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按:许珌是崇祯十二年举人，与吴晋锡同年。
[13]中丞是御史中丞的简称，明朝都察院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职位相当于御史中丞，因巡抚皆带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的加衔，故称巡抚为“中丞”。
[14]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19，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第511页。
[15]周亮工:《赖古堂集》卷10《兹受吴公至，公以令子汉槎累，将徙塞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48—449页。
[16]王泽弘:《鹤岭山人诗集》卷1，康熙刻本。
[17]叶舒颖:《叶学山先生诗稿》卷1，1919年刻本。按:冀勤辑校《午梦堂集》前言云舒颖为叶绍袁四子世侗的次子，1642年生，恐误。诗集中多次提及外祖父为金氏和自己生于崇祯四年(1631)辛未人日。同治《苏州府志》卷131《列女·吴江县》载其母传云:“诸生叶世俨妻金氏，年二十七寡，子舒颖方周岁，事舅姑生养死葬尽礼。”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据《甲行日注》顺治二年(1645)八月二十七日“侄孙舒胤亦来，时年十五”著录其生年，可参。康熙十年刻周铭《林下词选》卷13云沈树荣“适同邑诸生叶舒胤，即仲韶先生从孙”，乾隆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31云沈树荣为“叶舒颖室”，可见原名舒胤，其死后为避雍正帝胤禛讳改名。
[18]陈洪:《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
[19]徐朔方:《金圣叹年谱》，第729—730页。
[20]陈洪:《金圣叹传论》，第82页。
[21]陆林:《金圣叹年谱简编》，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40页。
[22]陈子龙:《安雅堂稿》卷5《赠郡司理李公考绩序》，王英志辑校《陈子龙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6页。
[23]谈迁:《国榷》卷98“壬午崇祯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20、5921、5933页。
[24]《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履历便览》，崇祯刻本。
[25]《小腆纪传》卷57《列传》第50，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26]以下所引《
东集》文字，均由侯荣川博士代抄，特此致谢。
[27]延丰:《重修两浙盐法志》卷21《职官》，同治刻本。
[28]李瑞和:《
东集》第1册《三月初十为先子讳日时在三山》，康熙刻本。按:诗云“别来十七载，啜泣如渐忘。……客冬偶告出，远游恕有方。春天震雷疾，儿又不在旁。念此门户计，黾勉为裹粮。裹粮粮亦尽，隔岁滞他乡。”此诗写作时间不详，然不似撰于为宦时，且似未奔丧。
[29]李清《南渡录》卷4:“先是瑞和为死难左都李邦华纠，削职，以按浙不简也。”
[30][康熙]《漳浦县志》卷15《人物》“丁外艰归……年八十以寿终”，康熙四十七年(1708)增修本。
[31]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26页；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2][康熙]《漳浦县志》卷15《人物》。
[33][光绪]《漳州府志》卷30《人物》，光绪三年(1877)刻本。
[34]李瑞和:《
东集》第4册《丙午老母生朝，时在三山，赋此志愧》。按:首句为“八十三龄五代孙”，丙午指康熙五年(1666)，知其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
[35]李瑞和:《
东集》第6册《丙寅花烛，计乙丑六十年矣，偶忆及戏题》。按:丙寅为天启六年(1626)。
[36]李瑞和《
东集》第2册《三山生日》“六十年来花甲周，那堪多辱复多忧。……馀生齿发昂藏在，哭向煤山泪不收”，前第三首为《八月初七夜》，可证科举履历出生月日一般不差。
[37]陆世仪:《复社纪略》卷4，清抄本。
[38]参见林乾《清通鉴》第4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6、1528页。
[39]蔡衍
:《操斋集》卷7，康熙刻本。按: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第811页著录其生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根据是所著《操斋集》卷7《乙卯秋雨》题注“于时予年十五矣”。此处错推了一个甲子，实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
[40]柳如是:《戊寅草》，周书田、范景中辑校《柳如是集》，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4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356页。
[42]曹溶:《静惕堂诗集》卷29《送朱子庄令宜春》之一，雍正刻本。
[43]徐石麒:《可经堂集》卷7《公简盐院李用晦(名宗著)》，顺治刻本。
[44]朱荣:《秀水朱氏家谱》第六世朱国祚小传，咸丰刻本。按:朱国祚生卒向无著录，此据家谱“嘉靖己未八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天启甲子七月二十五日卒，寿六十六”。小传甚长，由张廷银先生2001年代抄，时先生供职于国家图书馆家谱方志部，书此致感。
[45]参延丰《重修两浙盐法志》卷21《职官》和谈迁《国榷》卷94。
[46]盛枫:《嘉禾征献录》卷1，清抄本。按:卒年二十九岁与家谱记载略异，应以家谱为据。
[47]朱昆田:《笛渔小稿》卷9，康熙刻本。
[48]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49]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10页。
[50]田继综:《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字号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51]徐鼒《小腆纪传》卷53“列传”第四十六“儒林一”，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52]叶长馥:《吴中叶氏族谱》续戊集《世系表》昆山派二十五世。
[53]魏禧:《前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主事叶公墓志铭》，《吴中叶氏族谱》戌集《贵贵传》。
[54]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75、78页。
[55]葛芝:《南阳伯子传》，《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贤贤传》。
[56]葛芝《卧龙山人集》卷13《祭叶母曹硕人》:“天崩地坼，中原沦丧，岳心于是入告于母，裂儒冠而弃之。当此之时，年才二十有七耳。”顺治二年(1645)二十七岁，则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县志载其享年五十七，故死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据叶均禧《昆山人物志》卷2云其“乙卯病卒，年五十七”(康熙抄本)，以上推算不误。
[57]叶弘儒:《水修府君传略》，《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贤贤传》。
[58]叶沄《子兆兄墓志铭》:“娶葛氏，高士葛瑞五先生之女。”《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贤贤传》。
[59]“鸾龙”即鸾与龙，唐武元衡《学仙难》诗:“玉殿笙歌汉帝愁，鸾龙俨驾望瀛洲。”将鸾龙与汉帝并称，意指帝王甚明。金圣叹“鸾龙总破残”诗句中的“鸾龙”，是比喻明代帝王政权。
[60]叶奕苞:《经锄堂诗集》卷3，康熙刻本。
[61]臧励龢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223页。
[62][道光]《昆新两县志》卷24《忠节》、卷39《纪兵》，道光六年(1826)刻本。
[63]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民国《又满楼丛书》本。
[64]蒋逸雪:《张溥年谱》附录《复社姓氏考订·苏州府·昆山县》，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72页。
[65]葛芝:《南阳伯子传》，《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
[66]邓长风:《<吴中叶氏族谱>中的清代曲家史料及其他》，《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67]葛芝:《卧龙山人集》卷8，康熙九年(1670)从吾馆自刻本。
[68]葛芝:《卧龙山人集》卷6。
[69]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乩仙”，1935年《乙亥丛编》排印本。
[70]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冀勤辑校《午梦堂集》，第830页。
[71]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冀勤辑校《午梦堂集》，第840、843页。
[72]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681页。
[73]叶弘儒:《水修府君传略》，《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
[74]葛芝:《南阳伯子传》，《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
[75]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15，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50页。
[76]叶弘儒:《水修府君传略》，同上。
[77]葛芝:《南阳伯子传》，同上。
[78]陈瑚:《确庵文稿》卷23《题格斋墨迹》，康熙刻本。
[79]张潜之、潘道根辑:《国朝昆山诗存》卷1，道光二十八年(1848)读易楼刻本。
[80]葛芝:《卧龙山人集》卷13。
[81]张潜之、潘道根辑:《国朝昆山诗存》卷3。
[82]《文氏族谱续集·历世生配卒葬志》，清抄本。
[83][同治]《苏州府志》卷87《人物·长洲县》。
[84]《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收其传于《隐逸》，今人《明遗民传记索引》未录其人。
[85]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55《赵灵均墓志铭》，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2页。
[86]张庚:《国朝画征续录》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7]秦祖永:《桐阴论画二编》卷上，光绪八年(1882)刻本。
[88]吴正岚:《金圣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89]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34页。
[90]启功:《坚净居随笔》，《学林漫录》第十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4页。
[91]沈括:《梦溪笔谈》卷17，《四部丛刊》本。
[92]徐增:《九诰堂集》诗卷2，康熙抄本。按:同卷还有《文彦可先生画山》。下引五律诗，见卷11《寄文端文》之三。
[93][同治]《苏州府志》卷61《选举二》。
[94][嘉庆]《兰溪县志》卷11《职官》，嘉庆五年(1800)刻本。
[95]潘柽章:《松陵文献》卷7《人物志》七《盛王赞》，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按: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据此文。黄容《明遗民录》卷2小传，似据其压缩改写。
[96]沈藻采:《元和唯亭志》卷9，1934年元和沈氏三益堂铅印本。
[97]陈鼎:《东林列传》卷24《乔可聘传》，《四库全书》本。
[98]徐石麒:《可经堂集》卷2，顺治刻本。
[99]徐树丕:《识小录》卷2《廉吏为神》，《涵芬楼秘籍》影印稿本。
[100]郑敷教:《桐庵存稿·盛柯亭别传》，《丙子丛编》本。
[101]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汪北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24页。
[102]王士禛辑:《感旧集》卷3，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103]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怀感诗》。
[104]郑敷教:《桐庵存稿·盛柯亭别传》，《丙子丛编》本。
[105]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金圣叹传》(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130页。
[106]陈洪:《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
[107]臧励龢主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789页。
[108]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4《吴江县》“灵真道院”，薛正兴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109]徐崧:《百城烟水》卷4《吴江县》“徐贞惠先生墓”《助葬公启》，薛正兴校点，第353—354页。
[110]王豫、阮亨辑:《淮海英灵续集》巳集卷3《席居中》，道光刻本。
[111]魏宪:《诗持三集》卷3徐崧诗跋，康熙九年(1670)序刻本。
[112]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1、880页；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第640页。
[113]叶舒颖:《叶学山先生诗稿》卷8，1919年刻本。
[114]汪森辑:《华及堂视昔编》卷4，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
[115]张大纯:《凡例》，《百城烟水》，第1页。
[116]邓晓东:《清初清诗选本研究》，2009年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59—164页。
[117]孔尚任:《湖海集》卷9，康熙刻本。
[118]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
[119]王弘撰:《山志》二集卷4《徐臞庵》，何本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0页。按:魏宪《诗持三集》卷3云徐崧“喜谈禅，与诸知识究性命之业，殆游于方以外者，非迂儒曲士所能窥其涯际也”。
[120]周廷谔:《吴江诗粹》卷17“徐山人崧”小传，清抄本。
[121]宗元鼎:《广陵宗元鼎诗文新柳堂集解注》卷4《与笠泽徐松之步广陵城东一带，时松之选<百城烟水>》，清刻本。
[122]徐崧、陈济生:《诗南初集》卷8，顺治刻、康熙印本。
[123]沈季友:《槜李诗系》卷21，《四库全书》本。按:第五句作“髙怀枫叶吟边露”。
[124]此书提要末注:“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125]汪森辑:《华及堂视昔编》徐崧小传，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
[126]叶舒颖:《叶学山先生诗稿》卷3《徐臞庵过馆舍话旧》之二，1919年刻本。
[127]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3《长洲县》“远耀堂”，第192页。
[128]徐崧:《诗风初集》凡例，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129]朱鹤龄:《愚庵小集》卷8《缬林集序》，《四库全书》本。
[130]朱鹤龄:《愚庵小集》卷4《过徐崧芝馆斋》。
[131]吴骐:《
颔集》，康熙刻本。
[132]周廷谔:《吴江诗粹》卷17“徐山人崧”小传，清抄本。
[133]叶舒颖:《叶学山先生诗稿》卷8《哭徐臞庵二首即和八月初十病中口述韵》其二。
[134]徐崧《诗风初集》:“近日征刻，大都篇之多寡，视其资。”
[135]宋德宜康熙十六至十七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任兵部尚书、会试正考官。
[136]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2《吴县》，薛正兴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137]吴臻礼:《吴氏支谱》卷4《讱亭公后中石公支》，光绪八年(1882)刻本。
[138]彭定求:《安徽泾县训导律公吴公墓志铭》，《吴氏支谱》卷8《状略传志》。
[139]顾汧:《凤池园文集》卷6《吴端仁先生私谥议》，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
[140]吴愉:《先父母长明公姚太孺人行略》，《吴氏支谱》卷7《传略》。
[141]吴愉:《先继室陆孺人行略》，《吴氏支谱》卷7《传略》。按:《溧水县志》卷5《官师志》作十七年，下任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任，光绪九年(1883)刻本。
[142]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3《长洲县》“文星阁”，薛正兴校点，第185页。
[143][同治]《苏州府志》卷88《人物·长洲县》吴愉传。
[144]吴愉:《先继室陆孺人行略》，《吴氏支谱》卷7《传略》。
[145]彭定求:《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加三级恕庵吴公墓志铭》，《吴氏支谱》卷8《状略传志》。
[146]尤侗:《悔庵年谱》“顺治七年庚寅年三十三岁”，康熙刻本。
[147]彭定求:《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加三级恕庵吴公墓志铭》，《吴氏支谱》卷8《状略传志》。
[148]释晓青:《高云堂诗集》卷3《寄吴子敬生》，康熙刻本。按:下五首《纪梦》撰于康熙三年“甲辰夏杪二十五”。
[149]释晓青:《高云堂诗集》卷5。
[150]吴愉:《先继室陆孺人行略》《吴氏支谱》卷7《传略》。
[151]徐元文:《含经堂集》卷4《和韵赠吴敬生》，清刻本。
[152]尤侗:《西堂杂组》三集卷5《云中草题词》，康熙刻本。
[153]葛金烺:《爱日吟庐书画录》卷3《曹林洗砚图小像卷绢本》，宣统二年(1910)刻本。按:此画有曹林“壬子二月十九日自识于止寉草庐时年六十有一”诸字。
[154]顾汧:《凤池园文集》卷6《吴端仁先生私谥议》。
[155]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9页。
[156]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金圣叹传》[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157]钟来因整理:《杜诗解》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158]冯金伯:《国朝画识》卷2，道光刻本。
[159]秦瀛《己未词科录》卷7、法式善《槐厅载笔》卷13云田为“顺治丁酉举人”，《清史列传》卷70亦云“顺治十四年举人”，均误。所编诗歌总集《十五国风高言集》，被《清史列传》今人整理本点作《十五国风》、《高言集》，亦误。
[160]田茂遇:《水西近咏·挚匹偶存》，顺治刻本。
[161]田茂遇:《水西近咏·寓庵诗草》，顺治刻本。
[162]该年三月，河北灵寿傅维鳞(1608—1666)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副宪)改户部右侍郎，七月改左侍郎。
[163]周绚隆:《陈维崧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8页。
[164]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26，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165]韩诗卒年见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赵而忭卒年，据李圣华《方文年谱》第376页。王岱《了庵文集》卷11《祭赵友沂文》“呜呼，如此人曾不得四十耳!”故约生于天启三年(1623)。
[166]龚鼎孳:《定山堂古文小品》卷下，康熙刻本。
[167]陆嘉淑:《辛斋遗稿》卷3，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按:此题诗前有《三子诗》(康熙二年癸卯之夏撰)，清王简可《陆辛斋先生年谱拟稿》载其顺治十四年、康熙七年、十六年至十九年、二十三年、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五次在京。
[168]阎尔梅:《白耷山人诗集》卷6，康熙刻本。
[169]魏宪:《百名家诗选》卷48，康熙枕江堂刻本。按:纪映钟撰《戆叟诗钞》4卷未见此诗。
[170]钱肃润:《龚复园诗序》，《常郡八邑艺文志》卷6上，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171]谈迁:《北游录》，汪北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4、125页。
[172]据汪琬《天岳山人墓表》“邓州除目既下，颇壹郁不乐，欲弃其符，不果。之任未数月，竟殁于邓，寿六十八”，参[乾隆]《邓州志》卷1《职官》国朝同知“龚策，武进人，监生，康熙二年任”(下任为康熙三年)，可推考其生卒。所著《晋之诗抄》三卷，今存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二龚先生集》本。《雪桥诗话》续集卷1云其“明季官州同”，误。
[173]汪琬:《钝翁续稿》卷22《天岳山人墓表》，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4页。
[174]田茂遇:《水西近咏·挚匹偶存》，顺治刻本。
[175]田茂遇:《水西近咏·挚匹偶存》。
[176]钱肃润《龚复园诗序》:“毗陵龚子彦吉，余故人晋之之子也，年方总角，携至京师。”龚士荐(1643—1714)，字彦吉，号复园。龚策长子。
[177](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31注此二句曰:“相如之见知汉武，终为谗间所害，寂寞无闻也”；“王莽篡位……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来，欲收雄，雄乃从阁上自投下”。
[178]陈洪:《金圣叹传论》，第128页；《金圣叹传》[增订版]，第139页。按:可能是没有看过徐增序刻本的原因，陈洪先生对《天下才子必读书》刊刻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的事实不够清楚，故在《金圣叹传》[增订版]中引述谢良琦《才子必读书序》“今年秋，过吴门书肆，见圣叹所选古人之文，又曰‘才子必读书’”后，认为“由此可知，金圣叹身后不久，他的著作就重新‘上市’流行了”(第70页)。其实，此处指的不是已经刊行的第五、第六才子书的重新上市，而是在“癸卯岁暮，乃不远数百里驰书于余(徐增)，属为序”的新书《天下才子必读书》。
[179]释道忞《奏对机缘》载，顺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携学士王熙、冯溥、曹本荣，状元孙承恩、徐元文至方丈赐坐”。
[180]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奏对别记上》，康熙刻本。
[181]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对僧人多有贬词，最令木陈忞刺眼的，当是卷8《衣锦荣归》法本云“老僧昨日买登科录，看张先生果然及第”的批语:“偏是道人心热，偏是高士品低，偏是大儒不通，偏是名妓奇丑。如法本买登科录，偏是法本买登科录也!近日朝廷迁除的报，最是诸山方丈大和尚口中极真。”虽然圣叹批于顺治十三年，却道出了三年后“弘觉禅师”的行径和心境。
[182]金圣叹:《春感八首》之八《为家兄长文》。
[183]金圣叹:《春感八首》之七《为邵子兰雪》。
[184]方孝标:《钝斋诗选》卷22《吴门竹枝词》之三，清抄本。
[185]冯梦龙《甲申纪事》卷5跋其著述云“尔勤陈文学《再生纪略》一编”；胡正言《印存玄览》卷4著录“济生尔勤”。
[186]孙
:《皇清诗选》卷10，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187]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722页。
[188]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8，顺治刻本。按:林云凤生于万历六年(1578)戊寅，参《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云其万历七年生，是误看《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的结果。
[189]葛芝《卧龙山人集》卷9《陈定斋自述唱和诗序》“仆与定斋子生同齿也”与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8《祭陈皇士文》“君年四十有七，胡然逝者如斯”，则是考证其生卒更为直接的史料。
[190]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1《悟石轩》，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2页。
[191]徐增:《九诰堂集》诗卷6《哭奉倩伯舅》，康熙抄本。
[192]汪文柏《柯庭馀习》卷6《庚申二月得俞鹿床先生讣，同家兄设奠桐溪草堂，为文以哭之，犀月有诗志其事，次韵二首》其一末注“鹿床选宋金元诗，俱有定本”。
[193]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9吴振兰传，顺治刻本。
[194][乾隆]《震泽县志》卷38《杂录二·旧事》。按:杨凤苞《秋室集》卷1《书南山草堂遗集后》亦有一份名单，可参看。
[195][乾隆]《震泽县志》卷34《撰述四》集诗三。
[196]潘柽章:《松陵文献》卷10人物志《吴宗潜》，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
[197]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10，顺治刻本。
[198]葛芝:《卧龙山人集》卷9，康熙刻本。按:下第二篇《和<众声诗>小序》撰于顺治十五年秋。
[199]参明代吴县令袁宏道《岁时纪异》、清代吴县顾禄《清嘉录》。
[200]《明史》卷288《列传》第176。
[201]许培基、叶瑞宝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1—502页。
[202]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王长史叹林公‘寻微之功，不减辅嗣’。”
[203]陆圻:《威凤堂文集》诗部“五言古”，康熙刻本。
[204]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3《长洲》，第192、193页。
[205]归庄:《归庄集》卷3《梁公狄秋怀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189页。
[206]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永历七年顺治十年癸巳四十一岁，归庄《归庄集》“附录”，第547页。
[207]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2“灵岩山”，第97页。
[208]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8《祭陈皇士文》，康熙刻本。
[209]徐鼒:《小腆纪传》卷56，光绪刻本。
[210]徐崧:《十月初旬闻陈太仆皇士归葬山中，苦未能送，诗以挽之》之二，《百城烟水》卷3，第193页。
[211]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8—719页。
[212]钱邦彦《校补亭林年谱》“万历四十一年”条注:“先生女兄三……次适陈皇士济生。女弟适徐开法，生健庵、彦和、公肃。”即陈济生是徐氏兄弟的三姨夫。
[213][乾隆]《长洲县志》卷28《列女》。
[214]何焯:《义门先生集》卷4《与友人书》，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
[215]徐乾学:《憺园文集》卷2《寄陈皇士太仆》，康熙刻本。
[216]钱林:《文献征存录》卷9，咸丰八年(1858)刻本。
[217]沈彤:《果堂集》卷11《翰林院编修赠侍读学士义门何先生行状》，《四库全书》本。
[218]参见陆林:《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5期转载。
[219]钱仲联:《清诗纪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8页。
[220]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221]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2，黄君坦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5页。
[222]有1936年北京大学影抄本。据魏建功(1901—1980)跋，书约成于“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五年间”。
[223]卓尔堪:《明遗民诗》卷12，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第468页。
[224]秀水县旧与嘉兴县同城而治(入民国并入嘉禾县，又改嘉兴县，今为市名)，故旧时秀水人或可称嘉兴籍。
[225]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8页。按:此当据《明遗民诗》卷12“姚佺，字仙期，绍兴人，江都籍”。
[226]姚佺:《诗源初集》凡例，顺治抱经楼刻本。
[227]姚佺《诗源初集》“吴一”郭兆骥《白堤十景》“鸭脚名泉”。
[228]姚佺:《徐子能赋序》，《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第23道，康熙抄本。
[229]宫伟镠:《春雨草堂别集》卷19，康熙四十年(1701)刻本。
[230]丘象随:《西轩纪年集·戊戌集》，清抄本。
[231]姚佺:《诗源初集》“吴二”卷下。
[232]莫震:《石湖志》，明刻本。按:《诗源初集》“吴二”下卷署“
坞姚佺山期删定”，
坞，地点待考。
[233]沈季友:《槜李诗系》卷23，《四库全书》本。
[234][光绪]《嘉兴县志》卷25《文苑》云姚佺“籍嘉庠，高才博学，籍甚一时”。
[235]卢上铭:《辟雍纪事》第15，崇祯刻本。
[236]谈迁:《国榷》卷96、97，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95、5862页。
[237]陈名夏:《石云居文集》卷3《天咫楼会课序》，顺治刻本。按:序文撰于陈名夏游苏州时，当在甲申、乙酉间，即南明福王因名夏降李自成而定其入从贼案之时，历时约一年，参卷1《凌二吉制义序》。
[238]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2，黄君坦校点，第695页。
[239]卓尔堪:《明遗民诗》卷12，第468页。
[240]姚佺:《四杰诗选》卷首“凡例”、“姓氏”，顺治刻本。
[241]姚佺:《淮安诗城序》，丘象随辑《淮安诗城》卷首，顺治刻本。
[242]姚佺:《寄徐野君》，李渔《尺牍初征》卷6，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243]姚佺:《诗源初集》“吴一”。按:《四库全书》本《林蕙堂全集》无此诗。
[244]姚佺:《四杰诗选》卷首“评诗姓氏”，顺治刻本。按:永贞字介客，事迹无征。
[245]姚佺:《徐子能赋序》，《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第23道，康熙抄本。
[246]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卷5，康熙抄本。
[247]陈维崧辑:《箧衍集》卷10，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248]徐乾学《憺园文集》卷2《寄陈皇士太仆》亦赞姨夫陈济生“君志比刘琨，余才逊温峤。越石百炼刚，义与星辰照。”刘琨字越石。
[249]徐增《怀感诗》亦云姚佺“只今南北身流浪”，吴绮《赠吴门姚山期》言其“补将布衲走天涯”。
[250]吴绮《赠吴门姚山期》“黄坤吾曰”，姚佺:《诗源初集》“吴二”卷下。
[251]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520、1595页。
[252]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0，康熙抄本。
[253]卓尔堪:《遗民诗》卷4，康熙刻本。按:姚佺诗及小传，中华书局1961年排印本《明遗民诗》见卷12，无此句。
[254]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
[255]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2，黄君坦校点，第695页。
[256]姚佺:《四杰诗选》卷首“凡例”，顺治刻本。
[257]姚佺:《诗源自序》，《诗源初集》卷首。
[258]参见邓晓东:《清初清诗选本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7—8页。
[259]陆龟蒙《复友生论文书》:“美泉石则记之，耸节概则传之，触离会则序之，值巾罍则铭之，简散诞放，无所讳避，又安知文之是欤非欤?”
[260]姚佺:《四杰诗选》卷首“凡例”，顺治刻本。
[261]姚佺:《诗源初集》“吴一”吴伟业《琵琶行》。
[262]邹漪:《启祯野乘二集》卷5《顾秀才传》，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
[263]黄裳:《来燕榭读书记》下册《诗源初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264][民国]《蒙城县志》卷7《秩官志名宦》，后升江西德化知县。
[265]陈名夏《石云居文集》卷1《汪雨若虎丘近义序》“汪子雨若自新安来于吴之虎丘……予游于吴，见而定交”，陈游苏州当在顺治二年。
[266]《北史·韦夐传》载北周韦夐志尚夷简，淡于荣利。明帝敕有司，日给河东酒一斗，号之曰逍遥公。
[267]释赞宁:《宋高僧传》卷20《唐洛阳香山寺鉴空传》，《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513页。按:鉴空俗姓齐，名君房。
[268]两人不仅同为复社旧人，姚佺顺治七年“庚寅联社，邮筒往来，评论《四杰诗》者”，亦有其名，见《四杰诗选》卷首“评诗姓氏”。
[269]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1收入此诗，题为《张瑶星招集松风阁用陶公饮酒韵》，共四首，姚佺所选为中间两首。按:壮节乃明季死难左都督张可大的谥号。诗题文字在他人选集和自家别集中的差异，颇有意味。
[270]赵生群注《春秋左传新注》成公十七年:“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1页。
[271]冯梦龙:《甲申纪事》卷2，南明弘光元年(1645)刻本。
[272]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十六，光绪十年(1884)刻本。
[273]姚佺:《诗源初集》“秦十四”东荫商《述怀》评语。
[274]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20《前岁人日客广陵，赵友沂、姚仙期、白仲调、吴园次、刘玉少、宗定九诸子过饮，三用杜韵寄怀》。按:据友生裴喆告知，“前岁”指顺治六年(1649)，宗元鼎《芙蓉集》卷5《己丑人日同白仲调、姚仙期、赵友沂、吴园次、家鹤问，集太常龚孝升先生寓园，限韵四首》可证。
[275]邓汉仪《慎墨堂笔记》载:“陈溧阳居相府，以题奖人物为己任。龚孝升太常虽导扬声气，而权位不敌，且与陈方有郄。三原韩圣秋(诗)日造龚所谈燕，而每通候。或谓翁曰:‘公与圣秋密，岂知其磬折溧阳之门耶?此时洛蜀相攻，恐有不便耳。’龚曰:‘此英雄失路，无可奈何之所为也。我既不能荐达天下士，而又阻其他往耳?’言者惭而退，其遇韩如初，闻者服其量。”
[276]郑熙绩:《含英阁诗草》卷8《读影园瑶华集有感得十二韵有序》，康熙刻本。
[277]孟观:《挽郑超宗枢部》，《诗源初集·豫十一》。
[278]冒襄:《巢民诗集》卷4，康熙刻本。
[279]据郑元勋《先妣张太夫人行述》，其子“为星、为昭”(《扬州休园志》卷6)。掌和当是郑星的字号，履声或是其改名。邹祗谟《倚声初集》卷4记载“郑星，掌和，江都人，有《树梦堂词》”；方文《嵞山续集后编》卷3甲辰撰《岁暮哭友》之五为“郑掌和太学”:“若翁蒙难后，门户费撑持。老不善生息，贫翻甚昔时。才华虽有异，口过亦难辞。近日江南北，争传戏谑诗。”掌和别号井铁，曾“选刻今人诗”，名《素心集》，见戚玾《笑门诗集》卷2《以诗代文哭广陵郑掌和》。
[280]朱公迁:《诗经疏义》卷4，《四库全书》本。
[281]方玉润:《诗经原始》卷5，同治十年(1871)刻本。
[282]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康熙抄本。按:徐增中秋不见姚佺而郁闷，是因为此日是姚生日，参宫伟镠《春雨草堂集》卷5《仙期姚开士中秋日初度诗》。姚入清为僧，“开士”是对和尚的尊称。
[283]姚佺:《徐子能赋序》，《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
[284]徐增:《葭秋堂五言律诗序》，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杂诗》之首，雍正刻本。
[285]谢正光、佘汝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286]曾灿:《曾青藜诗集》卷6，清抄本。按:子佩指周茂兰。
[287]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第276—277页。
[288]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2《阎百诗自淮至邗上，哭亡友王于一，兼经营归榇，感其古谊，赠以诗》即写于壬寅。
[289]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18页。
[290]魏禧:《魏叔子诗集》卷7，《魏叔子文集》，第1352页。
[291]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6《上郭天门老师书》，第266页。
[292]魏禧:《魏叔子日录》卷1，《魏叔子文集》，第1087页。按: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门人弟子，魏禧的一再解释，都是想说:出门是为了学问修养的历练，而与节操的改变无关。可见真正的遗民对出行的慎重，因为足迹“不入城市”的确是此类人的一大象征。
[293]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9，康熙抄本。按:侯赢，战国隐士，为信陵君客，荐门客朱亥击杀魏将晋鄙，夺得兵权，退秦救赵。
[294]胡介:《旅堂诗文集》卷2《张丘同调集序》，康熙刻本。
[295]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5《挽姚山期》之二。
[296][光绪]《嘉兴县志》卷25《列传·文苑》。按:姚佺曾编过《文源》，《寄徐野君》云“急欲往云间、武林二处一征，便速竣《文源》之事”。
[297]如康熙二年(1663)庄廷
《明史》案，康熙六年(1667)莱州黄培逆诗案。
[298]邓汉仪:《诗观初集自序》，《诗观初集》卷首，康熙慎墨堂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