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点

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正月，友人邵兰雪自京城归，转述了顺治皇帝对《才子书》的好评。时年五十三岁的金圣叹，对此感激万分，赋《春感八首》致意，诗序曰:

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自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具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

第一首和第七首分别是:

绛县涂泥不记春，江南梅柳漫惊新。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合殿近臣闻最切，九天温语朗如神。昌黎好手夫何敢，苏轼奇逢始信真。

张得朱丝久不弹，锺期更比伯牙难。何人立悟空山雪，似汝芳香竟体兰。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眼看梅蕊添春色，心识松枝保岁寒。为邵子兰雪。

首句“绛县涂泥不记春”，典故出自《左传·襄公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曰:‘武不才……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是以“辱在泥涂”比喻“身处下贱”的地位^[155]。故有学者认为《春感八首》最为鲜明地体现出金圣叹因长期受正统舆论的打压蔑视，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心情抑郁；“古文高手”云云，正是对平日疑谤者的诘嘲，使他扬眉吐气，产生了知己之感^[156]。引发圣叹诸般感慨、被视为知己、知音的邵兰雪，究竟是何许人呢?

邵兰雪，赵时揖于圣叹去世后不久所辑之《贯华堂评选杜诗》序中，曾提及此人:“今岁客游吴门，询其故友，从邵悟非、兰雪昆季暨金长文诸公处，搜求遗稿。”今人钟来因整理《杜诗解》前言引此后指出:“邵悟非名兰雪，即金圣叹《春感八首》序文中提及之‘邵子’者，为圣叹学生辈人。”^[157]悟非不是兰雪，兰雪不是名(是字)。昆季指兄弟，长为昆，幼为季。对邵氏兄弟的名字，赵时揖在《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中交代得很清楚:“邵兰雪讳点云先生解杜诗时，自言有人从梦中语……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可见，兄名然，弟名点。邵点，字兰雪，太学生，浙江馀姚人，随父迁居苏州。善书画，乾隆《吴县志》卷六二《人物·文苑》有传。同治《苏州府志》入《流寓》，云其“入都游太学，见知于柏乡魏裔介，施闰章亦与之游，五试不售，卒于京”。善书画，“工书，得虞、褚法；画似云林，尝卖字画以养母”，所著“有《四可斋燕游诗》三卷，田髴渊、金俊明序之”^[158]。“五试不售”，或指其在京师太学读书期间，曾五次参加顺天乡试而不中。参考时人所撰诗歌，可对其在京时间略作判断。

华亭田茂遇，即为邵点诗集作序的田髴渊，顺治五年举人^[159]，因参加会试而长期留滞于京城。十二年(1655)九月，钱塘詹钟玉邀请同时寓京的龚策、邵点和田茂遇饮酒，茂遇“举觞尽醉而归，归而作短歌纪之”，并撰《再赠邵兰雪》诗云:

辛卯之冬与君策蹇北走长安道，西风握手意气好。越此春明君还赋壮游，余也金尽归欤早。自后三四年，不敢通只字。昨日相逢燕市旁，鬓眉仿佛犹可记。余也失意复如前，有才如君何不早着鞭?壶中且尽詹君酒，君里龚生吾友亦汝友。眼前数人乐已多，那有黄金印如斗，笑他孺子真黄口。^[160]

可见最早在顺治八年(1651)，邵点便曾与田茂遇共赴京城。茂遇另有诗作《午、未间羁栖燕市，与西泠詹子去矜、南兰龚子晋之、茂苑邵子兰雪朝夕过从，间事觞咏。今去矜客死东鲁，晋之远游西秦，天涯再觏，惟邵子耳，口占志感》，首联“羁栖犹是旧将迎，叹息年来聚散轻”^[161]，说明此际在京；前数首为《上座主灵寿傅少司农以副宪擢今职》，说明时在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夏季^[162]。圣叹《春感八首》诗序所谓“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自都门归”，或即从顺治十五年一直留滞京城。

邵点此次返回苏州，参与了圣叹《唐才子诗》的评选。圣叹书信《与邵兰雪点》云:

弟固不肖无似，然自幼受得菩萨大戒，读过《梵网》“心地”一品，因是比来细看唐人律诗，见其章章悉从心地流出。所谓心地者，只是忍辱、知足、乐善、改过四者尽之也。弟今乍语，亦知难信，何得此四者便是心地耶?且何得唐律诗乃是此四者耶?……

《梵网经》乃佛教大乘戒律经典，全称《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鱼庭闻贯》第四十一条《与韩贯华》:“弟昨与兰老论唐律诗，曾云必须忍辱、知足、乐善、改过。此言除兰老外，窃恐河汉者不少。”圣叹尊称邵点为“兰老”，可见为同辈友人，不会是学生辈。

康熙七年邵点在京，宜兴陈维崧秋至，在部院大臣龚鼎孳席上见之^[163]，为撰《贺新郎·送邵兰雪归吴门，仍用前韵》:

易水严装发，休回首、故人别酒，帝城高阙。九曲黄河迎马首，淼淼龙宫堆雪。流不尽，天涯白月。君去故侯瓜可种，向西风、莫短冲冠发。人世事，总毫末。 长洲鹿走苏台折，叹年少、当歌不醉，此非俊物。试到吴东门下问，可有吹箫人杰。有亦被、怒潮磨灭。来夜天街无酒伴，怕离鸿、叫得枫成血。亦归耳，住何益?^[164]

所谓“仍用前韵”，是指前一首《秋夜呈芝麓先生》。龚鼎孳时任兵部尚书，此年八月二十九日《题邵与可所藏册子》，想起好友三原韩诗(?—1662)、长沙赵而忭(约1623—1661)^[165]在京期间日夕过从，每当重九，必同至城南龙树寺龙爪槐石上赏菊饮酒，夜午始散。今又将到其时，而韩、赵均已去世多年，“见兰雪此册，如见故人。黄公垆畔，邈若河山，直自使人肠断。康熙戊申重阳前十日。”^[166]与可，乃化用《论语·先进》中孔子对曾点之志的首肯“吾与点也”，当即邵点之字。冯金伯《国朝画识》云“合肥龚端毅、宣城施大参皆与之游”，看来是有根据的。海宁陆嘉淑(1620—1689)此际亦有《赠邵兰雪》:

达人耻营道，志士贱冯生。秉德苟自贵，御物弥复轻。之子南国彦，高躅谢氛缨。结佩纫奇服，逸轨遵修程。摩挲金石遗，振秀怀其英。时涉山水趣，兴言吐余情。钟索亦墨妙，严乐良笔精。千里或命驾，九域焉所营。洁矣白雪姿，幽哉芳兰贞。蓟苑我戾止，金台子徂征。良契偶并托，嘉期时并更。陶陶寄深意，愿言谐生平。^[167]

“严乐良笔精”是化用江淹《别赋》成句，以汉代严安、徐乐赞誉邵点的文才。钟、索指魏晋书法家钟繇、索靖，与张芝、皇象当时并号书圣，这是在邵点交游诗中唯一涉及其书法造诣的。

此后，邵点再赴京城。沛县阎尔梅(1603—1662)撰有《灯节后四日集饮武林会馆，蒋驭鹿、邵兰雪作主》，此诗前五首为《徐原易、公肃招饮赠之，时原易新中探花》^[168]。徐乾学为康熙九年探花，字原一，一作原易(公肃指其弟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故此诗当撰于康熙十年正月十九日，此日江南诸友集会于京师杭州会馆。蒋(1625—?)，字玉渊，号驭鹿，武进人。顺治二年贡生，康熙二十年与钱塘翁介眉辑刻《清诗初集》十二卷。上元纪映钟(1609—1681)此际亦在京，撰《送邵兰雪》:“家住姑苏烟水寒，燕山炎夏拂征鞍。尘中任锁书千帙，去钓香溪月一竿。”^[169]邵点此后踪迹待考，《苏州府志》云其“卒于京”，当为康熙十年(1671)之后的事情。

在金圣叹的友人中，邵点以太学生的身份长期留滞京城，生活和精神境遇都是潦倒落魄的。无锡钱肃润(1619—1699)康熙十年撰《龚复园诗序》回忆“往者十五年前，京师人材辐辏，古寺偃松尚有如二痀瘘人偏袒肩而膝着地者。时云间田子髴渊置酒松间，招四方之士赋诗论文，晋之与余皆与焉。”^[170]说的是顺治十二年(1655)前后，在京的江南士子以田茂遇为中心的诗文唱酬活动。文字表述得意气风发，其实充其量只是反映了田茂遇顺治十三年编选刊刻《燕台文选》时人生状态的一个侧面或表象。这些北漂的士子，或是以遗民身份入幕(纪映钟)、坐馆(钱肃润、詹钟玉)于新贵府第，或是以举子身份肄业于国子监(龚策、邵点)、待试礼闱(田茂遇)。就在钱肃润所谓“云间田子髴渊置酒松间，招四方之士赋诗论文”的顺治十二年，田茂遇写诗记九月七日与友人饮酒论文之事，诗题颇长:

重九前二日，詹子去矜呼余饮其寓斋。斋固偪侧，前一榻设两琴，左一几堆乱书史，五人坐其中如围焉。詹子纵谈天下事，论前史得失，余往复数四无稍忤，因举觞尽醉而归，归而作短歌纪之。同饮者詹子去矜、龚子晋之、邵子兰雪、去矜儿郎并余五人也。

詹去矜，名钟玉(?—约1658)，钱塘人。谈迁顺治十二年在京，十一月十三日“访詹去矜不值。去矜馆于陈公朗爌。公朗迁山东右辖，将行”；十二月五日“借詹去矜文稿，读诸传记，亦吾杭能品也”^[171]，即张潮《虞初新志》卷十六《记古铁条》的作者。陈爌(?—1661)，字公朗，河南孟津人，顺治三年进士，十二年十月以詹事府詹事任山东右布政使，十八年卒于陜西左布政使任。龚晋之，名策(1596—1663^[172])，武进人。晚明诸生，“顺治中，所厚故人在内阁，强之使游国学，例当得一官，遂客游秦晋及回翔燕中者，凡十有四年”^[173]。田茂遇在诗中云:“邵子本风雅，龚君旧楷模。海内清流不数子，两君同我哭穷途……”^[174]在“招四方之士赋诗论文”、“纵谈天下事”的光鲜表面下，难掩这些身居寓居的狭窄处所，自诩为浊世清流，曾为晚明诸生，入清后不甘隐逸又苦无出路的北漂者的内心痛楚，犹如田茂遇同时所撰《席上赠龚晋之》诗结尾所云:“酒后耳热笑且哭，哭此眼前山中之魍魉。”^[175]这种在京乞食的潦倒凄凉，在敏感而细腻的词人陈维崧首次进京时便已鲜明地感受到，所撰《贺新郎·送邵兰雪归吴门》“来夜天街无酒伴，怕离鸿、叫得枫成血。亦归耳，住何益?”已经发出居京无益、不如归去的呼唤。可是古今多少人，都是旁观者清，包括陈维崧本人。

龚策经历与邵点的过程最为相似:因为各自的原因，在京城国子监修学三年后，在等待保荐录用儒学教官或州县佐贰的漫长岁月里，或觅食四方，或屡参顺天乡试；而结局颇有差异:龚策十四年后终于谋得邓州同知之差，上任不数月而卒于任；邵点滞京多年，既未考中举人，亦未获得一官半职，最终客死异乡。时人汪琬(1624—1691)为龚策所撰墓表颇有意味:

既官本朝，为邓州同知，然犹以山人自命。乡曲熟闻者，亦遂号呼之，故不复斥言其官，所以成山人志也……或疑山人既不忘故国矣，奈之何受官?予曰:非也。汉之亡也，梅福为吴市门卒；宋之亡也，诸名儒耆逸或不足于养，辄食书院山长之禄以自给。后之尚论者，莫能优劣也。归洁其身，于山人何疑焉?

作为晚明湖广按察使龚道立的孙子，且自身亦为明代诸生，龚策近六十岁时还带着十来岁的幼子士荐^[176]，入新朝国子监以冀候选得官，他的内心是纠结的。这种赴京求官的主观选择，被修饰为是友人“强之使游国学”。又不是被绑架，何以能千里迢迢强迫其入京?明明已经担任清朝同知，却要标榜自号山人，具有“不忘故国”的隐逸之志，岂不难为撰写墓表的汪琬?其实也未必让其为难，汪琬为顺治十二年进士，顺治年间历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官，与龚、邵、田等人同时在京。作为新朝的顺风顺水者，其实自己亦徘徊在仕与隐的矛盾境地中，所以才会对老迈的龚策奔波于长安道上曲意回护，才会那么牵强地以著名的古代气节之士来比附龚策“官本朝”的履新行为。

作为畅销书评点者，金圣叹虽不至于大富大贵，但至少在经济上无需通过食新朝之禄以自给；按照其自述和友人的介绍，他对名利皆较为淡泊:

弟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自来辱在泥涂者，却不自揣力弱，必欲与之昭雪。只此一事，是弟全件，其馀弟皆不惜。——金圣叹《鱼庭闻贯·与任升之炅》

盖圣叹不好名人也，骂之不惊；……又性不喜见贵人，干旄临门，罕见其面；又不报谒，人多尤之。——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

夫唱经，实于世之名利二者，其心乃如薪尽火灭，不复措怀也已。

——金昌《才子书小引》

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金圣叹《与任升之炅》均写于顺治十七年春夏，金昌《才子书小引》撰于圣叹身后，应该是对圣叹平生品格的总结，至少是其晚年精神风貌的概括。因此，他在《春感八首》中表达的受到赏识的感激和期冀入京的心愿，更多的是希望自己的名山事业得以传世，自己的文学理想得以实现。第六首最能体现这一思想:

不愿双牙鼓角喧，并辞百里簿书繁。点朱点墨官供笔，论月论年敕闭门。万卷秘书摊禄阁，一朝大事属文园。勒成盖代无双业，首诵当今有道恩。

他不愿做攻城略地的武将，亦不愿做征赋收税的知县，只想能够像扬雄那样校书天禄阁，像司马相如以闲散的文园令之职写出《封禅书》这样的雄文。司马相如官文园令和扬雄校书天禄阁的典故，在古诗中时常对举而出，用来表现怀才不遇、遭遇坎坷，如杜甫《醉时歌》“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和《夔府书怀四十韵》“文园终寂寞，汉阁自磷缁”^[177]。熟读杜诗的金圣叹，却反用其意，用来表达自己受到赏识、一路青云的愿景，但终究也没有摆脱这两个古代典故固有的命运内涵，无意中却暗示了自己的不幸下场。

有学者认为，顺治帝见到的才子书“似当为‘天下才子必读书’”^[178]。其实，这里指的就是崇祯十四年问世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顺治十三年问世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顺治皇帝对金圣叹的评价，又见于顺治十六年秋冬他与和尚木陈忞的一次对话。木陈忞(1596—1674)，广东茶阳(今大埔)人，俗姓林，出家后讳道忞，号木陈、山翁。顺治十六年应召入京，深受礼遇，赐号“弘觉禅师”。有关评价，可能经由新科状元、苏州昆山徐元文等江南友人的转述^[179]，才被居京的邵点耳闻。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同样的事实，便会有不同的侧重或强调。如木陈忞本人对此事就是如此记载的:

上曰:“苏州有个金若寀，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得有《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所谓‘卓吾子’者同一派头耳。”^[180]

笔者认为，顺治帝对金圣叹才子书的评价可能是优劣参半、褒贬并存的，只是苏州人士徐元文、邵点所传只是正面的，而对圣叹抱有偏见的木陈忞所记只是负面的^[181]。如果认为木陈忞所记为真而邵点所传为假或者相反，恐怕都是流于简单化了。令人服膺的是，无论是“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还是“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都显示出顺治帝对汉文化通俗文学的爱好和对金圣叹评点特色的把握。

固然金圣叹未必有着强烈的追逐名利的欲望(有也未必会说)，但是，当听到友人传言自己所评才子书受到当朝皇帝的好评，还是不禁“感而泪下”、“叩首敬赋”。对此，今人可以认为是浅薄轻率之词、可笑可怜之举，甚至视为一生孤傲的金圣叹的人生败笔，只是在当时其友人金昌、邵点的眼中，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都会完全认同他的想法，否则金圣叹也不会将今人看来“骨头显得过于轻了一些”的这组诗歌，提供给友人看。在《春感八首》中，金圣叹同样面临着或展露了矛盾处境: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士子，当自己的才华受到当朝最高统治者的赏识时，他心中的高兴和兴奋，是完全正常的(其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一位长期受到环境舆论打压的“辱在泥涂”者，其扬眉吐气之感更是自然而然地喷发。他的希冀被朝廷任命为文学之臣，只是为了实现自己“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自来辱在泥涂者”即有关才子书的系列评点计划，这便是他眼中的“勒成盖代无双业”，谁能帮助他完成，都是要感激不尽的，何况是当朝皇帝呢?所以要“首诵当今有道恩”。可是自己“平生性不求闻达”，只为眷眷数本书，这一平生意愿，“除却家兄说向谁”呢^[182]?一旦被皇帝任用，势必会被人讥为“强烈的求名欲”，所以希望能够得到亲朋好友的理解。作为一位身处鼎革之初的封建士子，虽然其父祖似乎无人享受过明朝的俸禄，但毕竟自己曾为晚明诸生，故入清后虽无明确的因政治原因放弃科举的表示，对陶潜式的名节之士的仰慕却早已成为习惯，现在要赴邀的毕竟是新朝，“眼看梅蕊添春色”，希望此举不会被人误解，“心识松枝保岁寒”^[183]。这种希望才华得到施展与“平生性不求闻达”的矛盾，客观上参与新朝事业与主观上“心识松枝保岁寒”的纠葛，在金圣叹是真诚的，虽然在组诗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前者。这一心态，与汪琬为龚策撰写墓表时要调和“既官本朝”之举与“不忘故国”之志的矛盾，均体现出许多清初士人面临出处选择时的微妙思绪。好在圣叹用临难《绝命词》“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证明了自己前此之所以对可能出现的皇帝征召表现出积极向往的态度，实在是他太看重自己毕生心血所系之才子书系列，太指望凭借最高统治者的力量支持自己完成这一事业了；通过生死关头的心愿剖白，亦再次说明前此“弟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自来辱在泥涂者，却不自揣力弱，必欲与之昭雪。只此一事，是弟全件，其馀弟皆不惜”的自白，不是虚伪矫饰，而是真情表达。方孝标康熙二年过苏州，写过一首讽刺诗:“翩翩褒袖说遗民，周粟夷齐颇入唇。闻得将军须记室，遍求书札荐陈琳。”^[184]作为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前已经官至弘文院侍读学士的新朝进士，方孝标鄙夷那些整天将效法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挂在嘴边，却自诩能像入袁绍幕的陈琳写出令曹操读后能愈头风病的檄文，时刻觊觎新朝大帅幕府之职务者。金圣叹虽然不是遗民，但是他亦不同于这些假遗民。他对晚年人生道路的选择，唯以能否实现自己才子书计划为重。只是这种无论是在政治道路的关口还是在人生绝命之际均以学问为重的书痴态度，在一切都是敲门砖、充满着名利诱惑的时代，已经很难被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