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奕荃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48]其研究钱谦益、柳如是之诗，便对属于“今典”的“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并指出今人根据当时诗歌研究明末清初文人史实，由于上距“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49]，因而难度甚大。在金圣叹《沉吟楼诗选》现存为数不多的诗作中，有两首与友人“元晖”有关的五律，诗曰:

关河将雨雪，君子复何之?讵惜衣裳薄，诚忧盗贼时。渡江如绝域，分手更何期。敢道三春节，□□□□□。——《元晖渡江一首》

亡命真不易，受恩殊复难。纵然无戮辱，何以免饥寒。豺狗方骄横，鸾龙总破残。亲朋连月泪，谁望尔生还?——《元晖来述得生事一首》

这两首诗歌所咏对象和所涉史实，向来未见学者论及。笔者在陈寅恪先生重视研究“今典”的思路启迪之下，就初步掌握的些许史料，试考金圣叹《元晖渡江》、《元晖来述得生事》所咏之事和元晖其人。

(一)“元晖”诗本事

首先，从探索“元晖”所指为何人入手。

经查相关工具书，明末清初名号与之相关的仅有叶奕荃一人^[50]。此人的常见传记见清咸丰间徐鼒(1810—1862)撰《小腆纪传》:

叶奕荃，字元晖，昆山人。由诸生入太学，刚直好义，工诗古文词。师事刘宗周、徐石麒、陈龙正，讲求性命之学。乙酉夏，以父榷杭州关，遇国变，往省。还至嘉善，为乱民所戕。^[51]

此段文字与道光六年修《昆新两县志》略同。仅从这些简单介绍中，尚难以将叶元晖与金圣叹诗歌所咏之人事对应起来，还需要再找线索。

据《吴中叶氏族谱》世系表，叶梦得三子模生筥，其子愈之后为“昆山派”，二十四世叶国华有四子，分别为“奕荃、奕萃(不续)、奕苞、豹文”^[52]。奕荃一字水修，别号格斋、南阳伯子。其父国华(1586—1671)字德荣，号白泉，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明末官刑部主事，因事免官，南明弘光元年(1645)起为工部都水司主事，不久“差榷杭州南关”，即为钞关榷税使，随即清军“破南京、下杭州，公与钱塘令顾公咸建渡江南奔，并为追者所及。顾公死之，而送公于督府”。后得“旧识”故明总兵、降清将领陈洪范相救而“放归”^[53]。根据历史记载，清军破南京在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下杭州在六月十三日^[54]，故所谓“渡江南奔”，必指在明潞王朱常淓为清朝巡抚张秉贞及陈洪范劝降，开杭州城门迎接清军之后，叶国华与时任钱塘知县的同乡顾咸建(1594—1645)渡钱塘江而欲向南追寻当时在台州的明鲁王朱以海，时间在六月十三日之后。

关于叶奕荃此际赴浙寻父之事，同时友人多有记载。其“同学姻友”葛云芝(1618—?，后名芝)曰:

乙酉之夏，君之尊人水部公绾榷务于武林。改革之际，流言一日数惊。君以亲在危疆，戒徒众，具舟楫，戴星蹈险，一月之中，往返数四。是时揭竿遍起，十步之内，画地自守。而君以孤舟仓猝行其间，为畴人所疑。至秀州，戎起莽中，而君不幸死矣。^[55]

“同学弟”叶弘儒(1619—1675)^[56]曰:

乙酉之变，国破君亡，余与水修同避难水乡，握余手流涕言曰:“身曰儒生而世受国恩，义不失身他姓。脱此地化为异域，我当披发入山矣!”寻作方袍、杖履诸道服甚具。然念严亲宦于杭，陷兵间，必欲出之而后往。于是，冒险阻，入戎旃，与水部公图归计。水部公未决，遣水修先归。行至嘉禾道中，为乱民所杀，与仆及操舟者共六人俱不反。^[57]

云芝和弘儒均为昆山同邑人，前者与奕荃为儿女亲家(奕荃次子天机娶葛芝女^[58])，后者与奕荃为同学友人，所云皆应重视。将两人所撰传记与金诗对读，不难看出有关诗句的本事出处:“是时揭竿遍起，十步之内，画地自守”即金诗所谓“诚忧盗贼时”，“国破君亡”即金诗所谓“鸾龙总破残”^[59]，“戴星蹈险”“冒险阻入戎旃”即金诗所谓“亡命真不易”，“世受国恩，义不失身他姓”即金诗所谓“受恩殊复难”；至于与“鸾龙总破残”为对句的“豺狗方骄横”是指清军的铁蹄纵横、不可一世，尽管两篇传记中无直接描述，但是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因此，就现有史料分析，金圣叹《元晖来述得生事》以及《元晖渡江》诗题中的“元晖”是指邻邑叶奕荃(昆山与苏州毗邻)，当无太大疑问。

其次，看“渡江”和“得生”。

渡江之江，当指吴淞江。从上述传记“具舟楫……至秀州”和“行至嘉禾道中”的叙述可知，叶奕荃赴浙是驾船经嘉兴(嘉兴府五代吴越时为秀州，治所嘉兴县，秦名由拳，三国吴曾名禾兴，后更嘉兴，故又以“嘉禾”称之)至杭州的。而由昆山舟行至嘉兴，吴淞江是必经之地。此江乃太湖支流之最大者，水自湖东北流，经吴江、吴县、昆山进入今上海境内，合黄浦江入海，又名松江、吴江，与苏州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奕荃弟奕苞有《渡江二首》，当亦指吴淞江。其诗序曰:“舟人从黄天荡乱流而北，又乱流而南，扬帆拍浪，与阳侯争一日之命，危矣!”^[60]此黄天荡在苏州城东南葑门外，旧为苏州水陆门户，为娄江旁溢之湖，入吴淞江。《渡江》后第五首为《渡澱湖》，澱湖即澱山湖(今作淀山湖)的简称，“北接昆山县界，吴淞江水汇流处也”^[61]，即前后诸诗皆在苏州境内所撰。

“得生”的具体所指，需从葛芝《南阳伯子传》“君以亲在危疆，戒徒众，具舟楫，戴星蹈险，一月之中，往返数四”中找线索，当是指在奕荃往返于昆山和杭州之间的“数四”次中的靠前一次，由杭返昆之后，“来”至苏州，向友人金圣叹叙述其于兵荒马乱、烽火漫天之际的艰险遭遇。不料“亲朋连月泪，谁望尔生还”之庆幸，最终反成诗谶，当奕荃再次赴杭，从此便一去不返，没有生还了。

其三，两诗写作时间臆测。

根据现有史料分析，如以大的时间段区分，叶奕荃《元晖来述得生事》当写于乙酉(1645)暮春或初夏。此后，奕荃可能尚有多次赴杭。如葛芝所谓“改革之际，流言一日数惊”如非泛指一般性的传闻，很可能便是因为国华与顾咸建两人同为昆山望族子弟(国华为叶盛六世孙，咸建为状元鼎臣曾孙)、同在杭州为官、六月十三日杭城降清、同时被捕而一死一囚，由此而造成的顾冠叶戴、你死我活之讹传。至于苏州一带，自五月南京陷落后，昆山闻讯而谋抗拒，清军以三十万众、数十大炮，载以巨舰，蔽空而下。七月六日城破，清兵屠城三日，“总计城中人(死于)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全县共死难二万四千馀口^[62]。在此种兵燹惨烈之际，叶奕荃本打算出家隐居，但身为嫡长子自然要再次肩负起赴杭寻亲的重任，此即叶弘儒所谓“乙酉之变，国破君亡，余与水修同避难水乡……寻作方袍、杖履诸道服甚具。然念严亲宦于杭，陷兵间，必欲出之而后往”。谁料到，从此一去而永不回还了。

将《元晖来述得生事》写作时间拟定于1645年春夏之交，是与对另一首《元晖渡江》写作时间的推测联系在一起的。根据“渡江”诗结尾“敢道三春节”(三春指春季的第三月)对“分手更何期”的重逢期盼，以及昆山驾舟赴杭实际所需往返时间，不妨将“关河将雨雪”、“讵惜衣裳薄”诸句视作对仲春天气的乍暖还寒景象的具体描写。此次渡江省亲，颠沛数十日后始返回家乡，故“得生”诗有“亲朋连月泪”之说。扣除诗歌艺术情感上的夸张，从“渡江”辞行到“来述得生”，也就由仲春至初夏了。当然，也可能传记“一月之中，往返数四”的“一月”，是对时间之短或赴险之频的压缩式强调；也可能既有形势紧张后的“一月之中，往返数四”，又有在此之前风声渐紧时的多次探望(并不矛盾)，故不必拘执于“一月”与“连月”之小出入，而应试图从奕荃“往返数四”于苏、杭之间，来探考元晖“渡江”和“得生”之事。

此外，在圣叹晚年(顺治十七年)成书的《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二《鱼庭闻贯》中，收录友人书信甚夥，却不见有字号“元晖”者，似可间接证明此人早逝。

(二)叶奕荃其人

叶奕荃在苏州一带颇有声誉，与同邑归庄、顾炎武齐名。崇祯十三年昆山县文庙明伦堂摧坏，邑人“诸生叶奕荃、顾绛、归庄新两庑木主而正之”^[63]。早年入复社，蒋逸雪先生撰《复社姓氏考订》，于“苏州府”昆山县内，即著录有“叶奕佺(元晖)”^[64](引者按:佺为荃之误)，旋因不满于其中的追逐声势、蝇营私利而退出，此即《南阳伯子传》所云:

弱冠时吴中盛文社，以清流为宗，然倚以起者，游光扬声，时近押阖，君勃然曰:“是何营营扰扰者耶?”亟谢去，识者知其立意高远，非近今所有矣。^[65]

关于其生年，家谱、传记均无记载。邓长风先生根据其于崇祯二年(1629)已有《己巳初夏看新绿因赠王荆生五十》诗作，推测“奕荃之生当不迟于1610年”^[66]。此诗是现存所作最早的一首，邓先生大概是以其写于二十岁左右，来判断其生年的。虽然根据和逻辑不够充分和严密(十五岁亦不妨其写诗赠人)，但结论却颇有参考价值。葛芝为其弟奕苞《经锄堂诗集》撰序，曾具体指出:

吾子之辱交于余也，子之兄水修实先之。时余之年，二十有五六矣。子之兄视余十年以长，吾子则少余十馀年也。^[67]

葛芝一六一八年生(《五十初度自题小像》“丁未冬，余五十初度”^[68])，奕荃长其十岁，则当生于一六○八年，与友人金圣叹同岁，三十八岁即死于非命。

金圣叹鼎革之际与昆山叶奕荃的交情，或与其早年和吴江叶氏的来往不无关系。圣叹崇祯八年多次于吴江叶绍袁家扶乩降神，声震苏州郡邑，人称“倾动通国者年馀”^[69]。而吴江叶绍袁早在其二十四岁时，便和昆山的叶国华、重华兄弟一同参加过万历四十年(1612)壬子科乡试，试后候榜，“重阳之又二日，闱锁启焉，夜与陈发交、德荣(名国华，乙卯举人)、德玄(名重华，崇祯戊辰进士)相伫俟之”，不料皆名落孙山，诸人“相对唏嘘，泣别而已”^[70]。此后，于崇祯二年(1629)赴京途中，因清兵入塞，“皇华梗绝”，听说叶重华在济宁州，“遂往就之”；三年(1630)又与“家仲昆香城名重华”共同任职于京师^[71]。绍袁堂弟绍颙(1594—1670)曾举荐奕荃之师陈龙正(即陈发交)为官^[72]。叶绍袁、绍颙与叶国华、重华，均是宋代吴县叶梦得次子叶桯之后，虽然分属汾湖、昆山两派，但辈分相同(皆为二十四世)、身份相近(皆为宦族)，加之所居两县毗邻，来往便利，两叶家为挚友是顺理成章的；而奕荃“性俭素，自奉淡泊；而友朋或以急难告者，一无所拒”^[73]；“喜援单门下士，因之有声者甚众”^[74]，与叶绍袁关系密切的金圣叹结识国华之子奕荃，亦十分自然。

作为贵族子弟，叶奕荃颇有侠义风。友人呼谷《归元祉游乡校诗》小序记其崇祯十四年(1641)一事:“予总角时与同里归元祉等七人为兄弟交，元祉最长称兄，笃行能文，而久不得为诸生。岁辛巳，乡贵有利其妇翁多资者，嫉元祉，系之暗室中，予与朱子与升求之不能得。值侠士叶水修、眉初手断其锁出之。”^[75]眉初即叶方恒，字嵋初，叶重华次子，为奕荃堂弟。这种急人之难的行侠仗义，在叶奕荃的身上，并未流于纨绔少年、以武乱法之路，相反，他有着严谨的自身修为。叶弘儒《水修府君传略》指出“时方尚词章声名之学，水修独鄙而不屑为”。叶奕荃退出追逐声利、崇尚诗文的文社之聚后，转而研习理学。葛芝《南阳伯子传》云其“长好性命之学，咨扣参请，不名一家。其师事，则刘先生念台、徐先生虞求、陈先生几亭数公也”。刘念台名宗周(1578—1645)，山阴人，万历进士，崇祯年间于里讲学，清兵南下绝食死；徐虞求名石麒(1578—1645)，嘉兴人，天启进士，清兵陷嘉兴，自缢死；陈几亭名龙正(约1605—约1645)，嘉善人，崇祯进士，明亡病卒。此三位浙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倡诚敬、慎独之说的理学名家，《水修府君传略》说奕荃“喜究心理学，好论古人大节”，当与这种师承不无关系。据传记记载，叶奕荃亦是一位立意高远、慷慨至性之人:“少而颖异，举止不凡；长乃任情倜傥，不事家人生产……自所期待，断欲为千古自命之人。”^[76]曾游南海，登普陀山，“归而向人言:‘往者以扁舟泛大海，遥望水天一色，大风忽至，浪汹汹若崩山，孤舟飘荡其中，不足以当危叶。回视此身，未若醯鸡之在天地间也。’盖其一往不屑之气，犹可想见云”^[77]。其治学，除了理学外，“若名僧高衲，亦多参承印证，故学问大旨，了了能言之，自所期待，断欲为千古自命之人”(《水修府君传略》)。明遗民陈瑚(1613—1675)曾目睹其弟奕苞“所藏格斋手迹，书法遒劲，原本家学，而其一歌一咏之间，皆具有忧时愤俗、忠君爱国之思，庶乎水修之为人，犹可概见!”赞叹其为“端人谊士、学修兼励”，将之与抗清死难的同邑著名文人陶琰、朱集璜并称为“三君子”，乃“一邑之中多不数人，得数人焉足以正人心、善风俗而有馀”，认为此三人在世风日下的晚明，有着昆山士人精神领袖的政治地位:“当烈皇帝之末年，风俗陵夷，教化衰息，朝廷急门户而不急人才，郡县修苞葺而不修政事，学校治声华而不治文行，盖天下之无人久矣。三君子者独能以布衣儒生侧身自好，砥砺廉隅，扶持名教于波回澜倒之中，斯真介然有守、独立不惧之士也!”^[78]可谓是波流风靡之际的中流砥柱。

叶奕荃英年早逝，友人不胜哀伤，纷纷赋诗挽吊。呼谷《不归》诗曰:

西浙趋庭乱已成，扁舟杳杳霅中行。道逢狼虎归何晚，服混鱼龙竟不明。建鼓莫伤慈父意，忘机应识众雏情。暗垂宿草三年涕，独欠家人问死生。

诗前小序曰:“叶文学奕荃，字水修，有气义，能文章。省亲之杭钞关，中道遇害。人舟并焚，而从者独脱，至今未敢颂言于家。”^[79]葛芝不仅撰《祭叶水修文》，追忆其为人之豪爽侠义风范:“兄为人直心而义形，直心则中无隐曲，洞然为人所谅；义形则缓急人无倦，当其慷慨赴义，不啻忘耳目手足以捍之也。故兄死，知与不知皆失声哭之者，不止吾党数人也。”^[80]并有《赠别叶岳心有怀诸子兼悲往事》悲叹“叶子奕荃”的一去不还:

南阳皎皎凌霄姿，白云缭绕寄所思。杜鹃声中唤归去，公无渡河今何之。^[81]

在感叹哀婉与追忆赞许的交织中，突出了其临危赴难、舍身寻亲的孝子形象。只可惜现存《沉吟楼诗选》乃后人所辑，仅三百馀首，并非金圣叹平生诗作的全部，已看不到圣叹对友人的悼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