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和

对金圣叹与李瑞和交游关系较早给予考证的学者是陈洪先生。他根据“《沉吟楼诗选》收有送李宝弓诗六首”，并引《小腆纪传》和《松江府志》“在郡七年，征拜监察御史”等史料，指出“李瑞和崇祯七年署官，此诗当作于崇祯十三、四年之间。而诗中称‘牲璧遍山川’，史载崇祯十三年夏秋江浙大旱。诗中又有“秋风忽作美人怀”语，故可定此诗作于崇祯十三年秋”^[18]。徐朔方先生则云崇祯十四年圣叹“作诗送松江推官李瑞和内召。见《沉吟楼诗选》中《送李宝弓司理内召》一诗诗云:‘七年一鹗坐云间。’据《松江府志》卷三十六《职官表》及卷四十二本传，李瑞和字宝弓，漳浦人。崇祯七年进士，八年起任松江推官，今年召为监察御史。”^[19]有关李瑞和的考证，有以下几点可以讨论。

(一)关于金诗题目。所谓“送李宝弓诗六首”，在陈洪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具体为“《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诗六首”^[20]。此六首诗共为两题:一是《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四律》:

丹凤初闻出帝廷，花骢先已辟行人。六年冬日为慈父，两袖清风作客星。天子固应求执法，诸生那可罢谈经?感恩欲向登闻借，多恐时危急大屏。

为政云间成六载，得书天上入三台。神羊不独乘骢马，乌府悬知接凤台。主泽远从漳水合，相材新向朔方开。中原近日闻多事，快看楼船下濑来。

多年屏扆题名姓，此日夔龙入法筵。手结皂囊将有告，自听金钥不能眠。久知北斗天喉舌，真信严霜帝敕宣。但得圣人怜水国，为言牲璧遍山川。

三年师弟龙门合，一旦君王廌府开。流水正弹锺子调，秋风忽作美人怀。江南从此无山斗，渭北何当遇酒杯。密雨疏灯时在梦，鲫鱼那得一双来。

一是《送李宝弓司理内召二章》(逸诗):

七年一鹗坐云间，此日双凫到帝前。本是玉堂能赋客，终为金署读书仙。泖湖便借风云势，漳水新看日月悬。刘葛君臣真庆快，叔孙弟子望传宣。

姑苏城上有高楼，楼下胥江水漫流。公代豸冠来按事，我从鹢首得陪游。心于夫子初诚服，名动君王已诏求。沥酒赠行兼作券，定书师傅贮金瓯。

以上两题，很可能是一组诗歌的不同写法。徐朔方及笔者将后题理解为应召赴任监察御史，笔者并将下题系于崇祯十五年，恐误^[21]。因为，从诗歌内容看，“终为金署读书仙”、“名动君王已诏求”，均非确知官封御史之言，徐先生注前句为“时或误传升转翰林院也”，其实是表示了圣叹希望友人官拜翰林的愿景，并非实有误传，也恰恰说明不是新职调令已下时的作品。当时陈子龙撰文为李送行，亦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自漳州李公宝弓以经术才行为我郡理也，本之以清静，行之以简易，绥之以慈惠，济之以明察，于是乎事省而民用弗扰。……是故公有恺悌之德，平易之治，持大体，解苛细，事不烦而理，刑不威而肃，黎民戴之，有成季冬日之谕焉。而公以暇日延儒生，讲经义，从容文章翰墨之间:登其堂者，忘乎为士师之庭，公真恂恂乎古德言君子矣。今天子嘉公之绩而锡之玺书，旦夕且召入为侍从之臣。夫公之才，岂惟治狱哉?^[22]

从金氏诗题看，此时如果是履新上任，就不会说“司理内召”了，既然还是送“司理内召”，就是送其应“钦召考选”，选中何官，尚不得知。所以，还是陈洪理解正确，题目虽异，实为一组。

(二)金诗写作时间。陈洪云李瑞和崇祯七年署官，徐朔方云八年起任松江推官、十四年召为监察御史，都是推论而无实证。在他们所引的嘉庆二十三年(1818)孙星衍修《松江府志》中，对此没有明确记载。如书中《职官表·元明府秩表》“推官”一栏，署李瑞和始任之时为“阙年”，讫止之年为崇祯十四年，下任林慎起于“十五年”，故“在郡七年”当如徐朔方所云从崇祯八年算起，而圣叹送其应召考选之诗，当撰于十四年，季节则如陈洪云在秋天。一路风尘至京后经考试而选官到任，应已在次年了。此年三月“定考选诸臣”，李瑞和为“试监察御史”，七月“都察院考定御史”，才考中一等“准实授”^[23]。进士履历载其崇祯十五年“壬午行取考选陕西道御史、两浙巡盐”^[24]，可证。诗句“三年师弟龙门合”，似乎表明两人已相交三载。至于诗中或云“六年冬日为慈父”、“为政云间成六载”，或云“七年一鹗坐云间”，当如陈洪分析“盖取整数言之则曰六载，约略言之则称七年”，即七个年头、满算六年。

(三)关于卒年。陈洪所引《小腆纪传》作“寻擢御史，视盐两浙。丁艰归，家居十四载，竟不岀……国变后十二年而卒”。对照原文，“家居十四载”应为“家居四十四载”(“盐”为“鹾”)^[25]。“国变后十二年”，即顺治十三年(1656)；但是所著《东集》最晚纪事为“丙寅”五月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26]，又不应卒于“国变后十二年”。瑞和为“崇祯十五年两浙巡盐御史”(下任李珽为崇祯十六年任^[27])，其父亡于三月十日^[28]，杭州至漳浦约两千里，闻讯至少一月后，故当在崇祯十六年；另其诗有《癸未九月削籍归里，自松江过武林，绍兴推官舟中谒别……》，癸未指崇祯十六年，削籍指革职^[29]，与康熙漳浦县志^[30]和《小腆纪传》所记“丁艰归”不同。如果“家居四十四载”按年头算，则约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恰为“国变”后四十二年。陈洪看出《小腆纪传》“家居四十四载……国变后十二年而卒”之间的矛盾，以前“四”为衍文而径删，易造成其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误解。有关清人诗文集工具书或云其“?—约1656”，或云“生年不详，卒于顺治十二年(1655)”^[31]，皆与“国变后十二年而卒”之误导有关。

(四)关于生年。李瑞和，字宝弓，号顽庵，福建漳浦人。著有《学夫诗》、《莫犹居集》、《东集》。后者存康熙刻本，卷首有崇祯十五年黄道周序。全书分体不分卷，共六册。据《癸卯初度》“五十无闻又过之”，似生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康熙县志云“年八十以寿终”而未及家居多少载^[32]，光绪府志云“(丁外艰)归，家居四十四载”^[33]而未及享年几何。如据“年八十”推算其生卒:以万历四十二年(1614)生，则卒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则与国变后四十二年不合，可基本排除；以康熙二十五年(1686)卒，则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又与自述不符。以下根据其母^[34]生其年岁、其天启六年(1626)结婚^[35]、崇祯六年(1633)中举(连捷进士)等因素，将其生年的两种记载列表比较如下:

不是说某人不可能生于母亲三十一岁时，或十三岁结婚，或二十岁中举，只是觉得种种并非古人常情之事不该高密度地集于一身，故，笔者倾向于《癸卯初度》“五十无闻又过之”或许不当理解为此年五十，或诗题、诗句文字有误，而认为其生卒约为1607至1686年。可为此说做旁证的是:《丙午老母生朝……》后三是《八月初七夜》，后六是《三山生日》，次首为《丙午放榜日作》(秋闱放榜在八月底、九月初)，引这一串诗题，不仅能证明其生日当如履历为“八月二十一日”，且《三山生日》首联为“六十年来花甲周，那堪多辱复多忧”，康熙五年(1666)丙午为六十岁，其生恰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履历”记瑞和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八月二十一日生^[36]，瞒九岁，此为晚明常态。朱茂暻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二十三岁中进士，已经是非常优秀了，榜龄却署为天启六年(1626)“丙寅年八月十二日生”，结果在履历上就显示为十一岁中举。仅此一点，可见当时科举和吏治的无序。

从金诗用典来看，他们最初的相识，大约是“公代豸冠来按事”，即李瑞和曾以代理推官的身份，兼理苏州府刑狱之事。豸冠即獬豸冠，古代御史等执法官吏戴的帽子，一般代指御史，此处借指司法官员；“叔孙弟子望传宣”，典出《史记·叔孙通列传》“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说明后来李与金有师生之谊。“进士履历”载瑞和“丙子应天同考”即崇祯九年(1636)应天乡试同考官，时人太仓陆世仪记其事:“初丙子南场，《礼记》分房，松郡节推李瑞和才而佻，与华亭诸生潘扆通关节，有定约矣。编号者失检，初场卷号误编太仓增广生孙以敬，二三场则无讹。榜发，以敬魁选，扆落孙山。”^[37]无论此事之真伪，“才而佻”的恶谥，代表着理学大儒对李瑞和、金圣叹之类人的评价。金诗云“三年师弟”，或许说明他自己亦曾参加过崇祯九年(1636)丙子应天乡试。果真如此，李瑞和真的就可以算是他的老师了。

在《东集》中，有与周亮工唱和诗多首，如《为陈叔举书卷次周元亮》、《为周元亮尊人偕寿》。约顺治九年撰《和周元亮城上感怀四首》和《赠周元亮》，时周亮工任代理漳巡道。后诗云:“跃马赢粮日，惟公救以文。正容能悟物，应变在多闻。千岁庐峰雪，四垂漳水云。乳余斥鬼啸，返我尚惊魂。”可见郑成功围攻漳州时城内绝粮的险境。康熙六年撰《书扇与小优》“装孤随处满，色艺肯谁同”、《小优一部，经年入侍，自服事他家，蓦然一见，几不能识》，可见其是有过家庭戏班的，可补当代研究所未及。同年《阅列朝诗》二首云:“论次能如是，博闻乃至斯。颇嫌是所善，不复阙其疑。峻气侵枯骨，平心代涕洟。竟陵尚可作，恐亦有微辞”；“当日论王李，亦难为苟容。治兵牙齿后，复雠枣梨中。诅楚今重见，惩荆此未通。春秋虽责备，褒贬孰云公”，对研究钱谦益《列朝诗集》不无参考价值。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叛清朝，台湾郑经响应，攻下厦门、漳浦、海澄等地^[38]。在此过程中，李瑞和可能因家境富饶而被郑经部将征缴，受尽酷刑，九死一生，晚年多次写诗纪事。如《甲寅五月，受海上炮烙吊夹异刑，儿死非命，妻拶断指，等呼三先生冥中救护，幸获馀生，追感神佑，再用前韵》、《客腊缘讼牒来会城，道出同安三忠宫……因感甲寅变乱，为海上酷饷，备受炮烙吊栲异刑，长儿八夹殒命，老妻拶至断指。每瞑眩中呼三先生冥冥保护，今获残喘，追荷神佑，再依前韵，以当顶礼……》。同安三忠宫，位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洪塘镇，今名三忠庙，始建于明代，是纪念护主抗元的南宋忠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庙宇。令人不解的是，李瑞和身为遗民，为何会“受海上炮烙吊夹异刑”，他在受难时默诵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英名，这些抗元而死的烈士仙灵，何以会又如何能保佑他呢?或许他就是通过强调“三先生”的神迹，来暗示自己身受家难的真正原因。其卒后，外孙蔡衍(1661—?)有《哭外祖李顽庵先生》诗:“山阳一曲泪重重，独向斜晖哭太公。白简驱邪何慷壮，黄冠归路亦从容。碑踣元佑伤司马，星殒将营哭卧龙。无我文章谁独擅，外孙终愧色丝风。”^[39]颈联两句用典，似乎暗示着逝者在弘光朝的被排挤和入清后的不甘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