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小题才子书》曾选《夫公明高……何哉》一文，解题曰:

题最缠绵佶曲……如此放眼看题，便见此题一片纯是眼泪，一片纯是呻吟，一片纯是车轮往复。看先生字字眼泪，句句呻吟，行行车轮往复。某曾面赞先生，先生大肯。

此题出于《孟子·万章上》“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作者沈幾，字去疑，号大谷居士(《智囊序》)，江南长洲人。天启七年(1627)乡试解元，入复社，崇祯四年(1631)进士，曾任福建福宁知州。与冯梦龙、冯梦熊兄弟为友，所撰《智囊》序今存。如果中解元约在三十岁上下，其生当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前后，约长于圣叹十岁。

沈幾为启、祯时著名文士。昆山张大复(约1554—1630)曾撰诗《闻谭友夏沈去疑各解省喜而有作》^[31]，贺其与湖广谭元春(1586—1637)同为两省乡试第一。尤以科举文字为时所称，蕲州顾景星(1621—1687)云:“有明以经艺取士，世庙前文体正，士交游不出于乡；神庙后文体驳，海内俊杰合梓其文，称大社。时则金坛周介生钟、简臣铨、仲驭镳、张公亮明弼、沈去疑幾、东乡艾千子南英、临川陈大士际泰、罗文止万藻、章大力世纯、乌程唐宜之时、无锡马素修世奇，各有选刻，风尚分驰。”^[32]崇祯前期，便有制义文稿《沈去疑稿》问世，一时名家如陈仁锡(1579—1634)、姚希孟(1579—1636)、张溥(1602—1641)皆为之序，或赞其人品正大，气象端严:“沈去疑有道正人也，直肝义胆，其文雄深博大，予梦寐中严事之。云阳多树奇士，刻门人稿曰《练湖聚业》^[33]；自名其新篇曰《后知集》，集中崭然义利之辨，想见诸贤摄受，如晤陆象山也。”^[34]或赞其睦族亲党，刻苦勤学:“每闻维斗、云子诸兄弟称去疑:宫不及一亩而赡三族，槖无一铢而通十经，大家之业，卷登盈数，其则古昔者勤矣。”^[35]姚希孟更评价其为文气势宏大、气韵飞扬，乃时文中的李贽、徐渭、袁宏道、汤显祖:

迩求著述中有恢奇可喜，若李氏《焚书》，徐文长、袁中郎诸集，汤临川诸传奇，后先行世，皆足以荡才士之心胸，而抒其笔胆，求之举业，无与并其妙也。然而醉读之醒，病读之瘳，喜读之忽变为嘘欷，悲读之忽起而跳舞，极性情之所至而惚恍莫测，时亦有之，独于吴人未数数耳。吴之文，争为轻扬婉丽，又或绵其词、揉其骨，以蕲入于人心。虽皆投时之善物，要于文章之道，颇觉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余私病之。若夫吴人而不为吴文者，吾于同社每叹服冯杜陵，最后复得去疑云。去疑才最高，所喜读者多非经生言；即读经生言，亦必非啁啾喔吚语也。故能以慧铓智锷，斩题中之蒙茸而无所棘碍；又能振音扬袂，如樊将军仰视重瞳，意气横厉而毕尽其欲吐。^[36]

评价可为极高!姚希孟此文亦写得俊逸多姿，跌宕生风，关于吴地文风的臧否，对研究明末清初苏州文坛亦不无价值。

沈幾崇祯四年进士，光绪《福宁府志》卷十五《秩官》明代崇祯朝知州载其与巫三祝名，均无具体任职起讫，巫三祝接任为余之泰，乃崇祯九年(1636)任，故可推测沈幾任职时间约在崇祯五六年间。据尤侗云，是因为贪赃被褫职:

沈去疑知福州，以贪黜归，遇故友冯杜陵，问近况如何。冯上指头、下指脚，曰“与公同”；中指心，曰“与公异”。沈不解，冯笑曰:“我不过贫耳。”盖讥其贪也。沈大惭，其后沈家遂败。贪者必贫，信然。^[37]

“贫”与“贪”的字形，上“八”“人”近似，下“贝”相同，只有中间的笔画不同。冯杜陵即冯梦熊，即上文姚希孟所“叹服”者；福州乃福宁之误。了解沈幾以贪黜归，就可明白为何清代方志中不见其传记^[38]，亦可读懂晚清梁章钜(1775—1849)《制义丛话》中的一段文字:

徐存庵曰:沈去疑幾，崇祯辛未进士，有“布缕之征”全章。文中一段云:“夫民也，财力皆愿自效，拮据亦所不辞。尽而征之，讵敢言怨?所最苦者，既已殍、既已离矣，有司课民而不应，罪乃在民；司农课吏而不应，罪又在吏。朝廷以为此故额也，官府亦曰此故额也。指饥寒为不谋朝夕之愚夫，坐流亡为不事生业之游手，孰悉其故而痛其伤者哉?由是观之，缓不缓之际亦危矣。”荆石筠曰:成法之所以害民者，以污吏奸胥借功令二字行其贪暴。一草一木皆足殃民，尺帛寸丝俱能破产，虽深山穷谷，何处可免征徭。去疑洞悉古今之通弊而为言，然在当日已知斯矣，孰知其更有甚焉者乎?^[39]

题出《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是主张朝廷官府不要对百姓进行横征暴敛。徐存庵指徐越(1620—1687)，字山琢，山阳人。顺治九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迁兵部督捕左理事官。虽然由于不详“荆石筠”所指，故难以确认结尾有关沈去疑的几句是何人所云，但还是可以看出“其更有甚焉者”与“污吏奸胥借功令二字行其贪暴”之关系。

综合明清两代有关沈幾的资料，可以发现晚明多赞许，入清后几乎不再提起此人；偶有记载，亦含讥刺^[40]，甚至以前的文章与以后的行事构成了反讽。可见一个人做过什么远比说过什么重要。只有金圣叹在自己的著述里仍然录其文、忆其事:“某曾面赞先生，先生大肯”，回忆着当年两人曾经有过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