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说自话的盖棺之论
金圣叹于顺治十八年便不幸惨死,而尤侗人生的精彩至此才刚刚起步。金圣叹的人生足迹没能踏入康熙朝一步,而尤侗在康熙朝滋润地生活了四十三年。仅据年谱概而言之,康熙十二年受聘参修《苏州府志》,“为修《山水》、《人物》二志”;十七年被荐赴京参试博学鸿儒,次年中试二等,任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十九年在京因撰《平蜀颂》而被康熙帝称为“老名士”,“闻者荣之”;三十八年康熙南巡,至无锡“接驾”,康熙书“鹤栖堂”三字以赐,“诸臣见者,莫不惊叹,以为异数云”;四十二年(1703),八十六岁,康熙再次南巡,“特升”尤侗为翰林院侍讲,晋阶承德郎。年谱至此结束,次年去世。叶小鸾、汤传楹的早逝,使他们成为世人寄托情思的载体,为其成名提供了机缘;尤侗的长寿,亦为自身成名和臧否世人提供了时间保障。王复阳、许之渐、宋德宜兄弟、吴愉、许定升兄弟、陈济生、陆志舆、毛宗岗、章静宜,这些金圣叹的友人,在尤侗的著述中,皆有正面记载。惟有金圣叹本人,这位在生前有交集、有计较的同乡,在尤侗别集中连姓名字号都不见提及;相反,声名狼藉如李渔者,不仅在《悔庵年谱》康熙十年隆重记载着“金陵李笠翁渔至苏,携女乐一部,声色双丽,招予寓斋,顾曲相乐也。予与余澹心怀赋诗赠之,以当缠头”,在其集中还保存有《笠翁席上顾曲和淡心韵七首》、《再集笠翁寓斋顾曲叠韵》(七首)、《李笠翁招饮观家姬新剧》、《李笠翁闲情偶寄序》、《名词选胜序》等诗、词、文作品。不仅如此,在刊刻友人汤传楹的诗文集时,尤侗将其遗稿“辄加删订,裁为六卷”[45],不惜将汤氏与金圣叹的唱和诗亦删去。幸亏在清初刊行的朱隗《明诗平论》中,尚存汤氏《过竹堂寺访泐师于无叶堂》诗,才使得后人可以认知汤、金的交往事迹。如果说,这一现象只是说明了圣叹死后,友人为了摆脱株连干系而删除了记载着与之交往的诗文作品;那么,在自序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学术笔记《艮斋杂说》中如下一段议论,则远非这一理由所能解释:
李卓吾,天下之怪物也,而牧斋目为异人。其为姚安太守,公座常与禅衲俱,或入伽蓝判事。后去其发,秃而加巾,以“妖人”逮下狱,遂自刭死。当是时老禅何在,异乎不异乎?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缁素从之甚众。后坐事见法。牧斋为《泐子灵异记》,盖亦以异人目之矣。○凡诗绝句,截律诗四句也。即以杜诗论,“秋风袅袅动高旌”一首,截上四句也;“岐王宅里寻常见”一首,截下四句也;“锦城丝管日纷纷”一首,截前后四句也;“两个黄鹂鸣翠柳”一首,截中四句也。虽然,此论其体耳,非唐人律诗首首可截也。往见圣叹选唐律,竟将前四句为一截,后四句为一截,细加批注。予讶之曰:“唐诗何罪,腰斩了也?”此言虽戏,遂成圣叹身首之谶。——《艮斋杂说》卷五
康熙二十九年尤侗七十三岁,上距圣叹被杀恰好三十年。这时,尤侗的“才子”形象因先帝顺治的嘉许而为社会广泛认同,如康熙十七年在京候试时,尤妻曹氏病逝,同人挽诗、祭文一片声地以“才子”相称,如孙枝蔚“幸为才子妇,曾是女中师”、龙燮“虽看才子登科记,未报仙郎珥笔从”、陈维岳“才子燕台叹逝辰”、高咏“才子徒衔奉倩悲”、施闰章“先皇动色,嗟称才子”、宋实颖“才子翩翩,凌云兴叹”[46]。圣叹的各种评点类著述也已正常再版,其文名才名,更是遍传遐迩。此时尤侗再次在自己的新著中訾议圣叹,其性质恐非因其思想“趋于传统保守”、“与其为人处世的稳重老成有着内在的一致”那么简单,也并不比在圣叹死后不久归庄便以《诛邪鬼》咒骂圣叹“显得宽和”[47]。昆山归庄,乃典型的传统卫道士,且从不掩饰自己对圣叹的恶意,圣叹生时便曾对其门人云:“幸致意君之师,有同郡归玄恭者,见其书,闻其行,必欲杀之!”[48]快意恩仇,表里如一。与之相比,尤侗则略显行为猥琐、心理卑微。具体而言,其在《艮斋杂说》中非议圣叹之不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内涵上,尤侗介绍李贽经历“其为姚安太守……遂自刭死”,是压缩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而得;“当是时老禅何在,异乎不异乎”,则是讽刺钱谦益引袁中道赞许李贽“其戒行老禅和不复是过也”和钱氏认为“卓吾可以当之”元好问“异人”之称[49]。尤侗论金圣叹,以恶名更甚的李卓吾打头阵,正显示出他对《北游集》卷三所载顺治帝与释道忞有关金圣叹的对话一直耿耿在心:“上曰:‘苏州有个金若寀,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得有《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所谓卓吾子者同一派头耳。’”[50]顺治帝的评价虽只是褒贬参半,“才高”之说依然令尤侗三十年来时时不爽;道忞对圣叹“同一派头”的含蓄打压,却颇符尤侗之意,只是过于委婉,于是在“见僻”中又加入了“异人”意象。元好问《中州集》选诗列“异人”一类,是不带贬义的,入选者近于今之具有特异功能者。表面上看,尤侗以《泐子灵异记》为例说金圣叹为“异人”也不带贬义,可是“亦以异人目之”之“亦”字,说明在其心目中金之“异”与李之“异”是相同的,都有“妖人”的成分在。后人总结苏州一地“国初有三妖:金圣叹,儒妖;三折和尚,僧妖;王子嘉,戏妖。三人俱不得其死”[51],“儒妖”的恶谥与尤侗的吹风助火不无关系。
2.在细节上,别有用心地信口漫言圣叹“每食狗肉,登坛讲经”和分解唐诗为身首异处之谶。前者意在丑化言语对象,与“缁素从之甚众”已然矛盾;后者将诗学之争寓意为命中该死之兆,毫无对惨遭不幸者的悲悯情怀。所论看似冠冕堂皇、端庄正大,其实文笔轻佻、语气轻浮。就学术品行而言,尤侗以“异人”或“妖人”攻击圣叹亦极不妥当,因为其自身便是此类异人。不仅从上引史料中不难看出青年尤侗相信并喜好参与扶乩降神之事,自中老年仍沉迷不辍,自述年谱于康熙十三年、十六年、十七年均有扶乩事的记载。如应“女仙降乩”邀请,为亡灵姚娟娟撰《木渎仙姬小传》及绝句十首,“娟娟喜甚,云:‘必有以报先生也!’”将此类事堂而皇之地记于一生大事之年谱,并将有关诗文收入文集,岂不是鬼话连篇?更有甚者,在《艮斋杂说》同书中,保存有尤侗参与扶乩、与各种大仙诗文唱酬的大量记载。颇为滑稽的是,尤侗往往借助降乩唱和来自夸,如康熙十八年春“扶鸾”,“太白先生”赠其《古风》二首,有“文章灼灼动时人,西堂才子尽知名”之句,“二诗未知于太白真赝,但愧不敢当谬赞耳”。此处模仿钱谦益与泐子(金圣叹)“仙坛唱和”之迹甚明,区别只是圣叹是凭借自身的扶乩才华令现实中的名人由衷赞叹,而尤侗则是假借虚幻出的乩仙来赞誉自己,类似唱独角戏。可笑的是自记康熙十三年“春朝元皇降箕,予与彭骏孙、凝祉、文洽,上公疏一通。元皇命各具誓词,发露忏悔”,尤侗的誓疏云:“窃念侗生在蓬茅,少攻铅椠……问鸟寻花,每题绮语……此则侗之罪也;……此又侗之罪也;……此又侗之罪也;……此又侗之罪也;……此又侗之罪也:兼斯五罪,宜堕三途。’”(《杂说》卷六)其叙述格式,完全是崇祯八年泐师与小鸾亡灵受戒、审戒对话的拙劣翻版。一生始终在模仿圣叹扶乩降神的尤侗,却讥讽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对圣叹此类异事的描写,岂不令人对其用心生疑?
3.在时间上,尤侗的评价是一个令对手无法回应的一家之言。圣叹不幸惨死三十年,以翰林院检讨致仕的尤侗,此时风光无限。对待前半生对自己有着重要影响的同乡熟人,没有怀念悼挽之心,也就罢了,如此随意评说圣叹事迹、学术,企图以此成为其盖棺之论,对于含冤九泉的金圣叹来说,犹如坟头泼粪。圣叹本人早已无法为自身洗刷污秽,能为之拍案而起的友人亦多谢世,即便在世者亦未必敢撄其锋芒。尤侗以自己的长寿,换来了一生暗战的最终胜利,完成了对同时同里且名声显赫的金圣叹的心理超越。只不过,如袁中道为李贽辩护时所云:“登坛讲学者衔恨次骨,遂有宣淫败俗之谤。蟾蜍掷粪,自其口出,岂足以污卓老哉?”[52]尤侗在顺治十三年间撰小品文《五九枝谭》时,因自身遭遇不偶而感叹“佳人薄命,才子亦薄命。虽然,不薄命何以为才子佳人哉?”,便已经认识到“贾谊、相如,必不产于金张之室”;“千金裘、万钱箸,非名士之风流”,“至今铜台金屋、红颜黄土矣,而怨女之名犹传;麟阁马门、青衫白骨矣,而贫士之文独著:天之报之甚矣厚矣,谁谓才子佳人为薄命哉?”[53]令其想不到的是,“贫士之文独著”会成为圣叹、尤侗后世声名正反消长之谶(即便想到,又有几人会为了文章独著而放弃千金裘、万钱箸)。
如同文学史中的经典文本一样,著名文人也会构成一种经典人格,对后来者形成“影响的焦虑”[54]。尤侗就是一个被金圣叹的巨大声响或身影笼罩着的可怜的后来者,模仿不成以致“反噬”。作为晚年的学术笔记类著作,尤侗在《艮斋杂说》中以一明一暗之手法,对去世三十年的同乡金圣叹予以人生的最后较量。明者表现为在卷五中以李贽比照圣叹,贬斥其为品行不端的异人;暗者表现为在卷六中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记载自己与诸位仙师的诗文唱酬。尤侗对此按曰:“神仙降真……诗文绝少。曹县王道元有《玉海》诗,纪天上男女二榜,事甚奇。钱蒙叟《泐子灵异记》、叶天寥《窈闻》,俱在疑信之间。今以予所见证之,则天人相感,未尝不呼吸可通也。”(《杂说》卷六)所举钱谦益、叶绍袁两文,恰恰暴露了对金圣叹早年因钱、袁有关扶乩诗文的记载而名扬天下的经历,尤侗数十年耿耿于怀的小肚鸡肠;“诗文绝少”四字,是明知在质量上永远写不出像圣叹以泐师身份创作出的那样精彩的灵动文字,而企图以数量取胜的不打自招。殊不知,这一暗里以数量争胜的做法,不仅使明招在逻辑上难以成立,还暴露了其试图诋毁圣叹的可笑心理。诚如美国学者格林布拉特所云:“自我的塑造是一种自我和社会文化的合力所组成。”[55]吴中的才子文化本以狂诞为型格,金圣叹以神秘宿慧、惊艳才华、传奇轶事等为“创作”原素,以生平为创作,使自身成为后来的“三吴才子”自我塑型过程中新的“造型力”。在此一登峰造极的“才子文本”面前,尤侗本可以走其他的路,但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固有期待和耳濡目染的心理定势,使之难以彻底摆脱前辈身形的拘囿。只是本非狂诞之人,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套用西人荣格“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的名言[56],在尤侗对金圣叹的接受历程中,不是他决定了圣叹的荣辱毁誉,而是金圣叹激发或强化了尤侗大半生始终纠结于心的通过扶乩显示才华、一较高下的卑微情结。
“尤侗和金圣叹”是一个颇有文学包蕴的话题。尤侗的有关创作,多受金圣叹扶乩诗文的影响,是在争胜心态下促成的,实际上是对圣叹才华的接受和传播。其对圣叹的平庸化模仿,究其原因,固然有天赋才能的差距,亦有思想观念的不同。扶乩创作的质量或水平,似乎是两人命运恰成反比的状貌呈现。金圣叹游戏行为所塑造的无叶堂和叶小鸾形象,潜隐着对现存秩序的解构效果;尤侗的扶乩诗文,则不外是现实世界中同人对其才名赞许的复述。虚拟世界的高低,也是“创作者”自身境界高低的忠实反映。尤侗的平庸,也正在于他的“魔”化的浅表性,这也是其能得顺、康两代帝王宠眷,进入主流秩序、上层社会之中的原因之一。就整体而言,尤侗是一位“在时人中口碑甚好,而非爱妒忌谤议之人”[57]。如潘耒为之撰传云:“古来文人类多浮薄,或贪荣躁进,或扬己傲物,先生独笃厚谦冲,恬于荣进,有古君子长者风。”[58]正史亦载其“喜汲引才隽,性宽和,与物无忤”[59]。可是,尤侗与金圣叹持续半世的才名争较以及晚年对于圣叹的丑诋又是确实存在的。自现代以来,许多学者都不满于他的有关议论,如陈登原认为“圣叹有否吃狗肉,或系出于嫉忌者之中伤,亦未可知”,《艮斋杂说》中的相关文字是“痛诋圣叹”[60];邓之诚更敏锐地指出:“人瑞在当时实有盛名,尤侗《艮斋杂记》讥其啖狗肉,登高座说法;又说律诗分两截如腰斩,是身首异处之兆;又笑其凭卟,实则《杂记》连篇累牍皆卟语也。知侗之诋
,为争‘才子’之名。”[61]本章以“争名”为切入点,研究尤侗作为主动一方与金圣叹数十年的才名较劲,并非旨在证实尤侗就是“爱妒忌谤议之人”,只是想说明自古文人相轻,为计较声名高低,有时会毕生于兹不懈,即便“宽和”如尤侗者,亦在所难免。比起古今中外那些为争一时之高下而不惜造谣诽谤者,尤侗的各种招数尚属文人的惯用手法。书此不胜慨叹!
【注释】
[1]邱炜萲:《菽园赘谈》卷7《金圣叹批小说说》,光绪排印本。
[2]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乙亥丛编》本,1935年版。按:所谓“通国”,是指以苏州府为中心的苏南一带。
[3]参见陈洪《钱谦益与金圣叹“仙坛倡和”透视》,《南开学报》1993年第6期。
[4]叶绍袁:《续窈闻》,冀勤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19—520页。按:从末句可知小鸾于婚前五日遽然而逝,当与悔婚有关。
[5]叶绍袁:《续窈闻》,冀勤辑校《午梦堂集》,第522—523页。
[6]参见杜桂萍《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论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陈洪《揣摩与体验——金圣叹奇异的易性写作论析》(《南开学报》2009年第4期)、《论金圣叹易性写作兼及“全集”之编纂》(《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等论文。
[7]参见本书第三章《扶乩降神活动研究》。
[8]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4“叶小鸾”,顺治九年刻本。
[9]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10]汤传楹:《湘中草》卷6《闲馀笔话》,《西堂全集》附录,康熙刻本。
[11]徐坤:《尤侗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页。按:尤侗有三女琼华、琼莹、琼英,分别生于崇祯十三年、十六年和顺治二年,参尤侗《西堂杂组》三集卷7《先室曹孺人行述》及《悔庵年谱》。
[12]尤侗:《西堂诗集》剩稿卷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序刻本。按:诗列撰于崇祯十六年的《赠瑶宫花史和降乩韵》。剩稿自序云:“予年十五始学为诗……自乙亥(崇祯八年)至甲申,十年之间,篇什遂多。……丧乱之后,十存二三,因辑为剩稿二卷。”另,卷下有《贫病诗和叶天寥先生韵十首》,所和为叶绍袁崇祯八年撰《乙亥秋日赠妇贫病诗十首》,见所撰《秦斋怨》。
[13]徐坤:《尤侗研究》,第247页。
[14]尤侗:《哭汤卿谋》诗注,《西堂诗集》剩稿卷下。按:陆灵长名寿国(1617—1642),长洲诸生,其弟寿名(1620—1671)字处实,顺治九年进士,与尤侗、汤传楹早年结四子社。见《西堂杂组》三集卷4《陆益孙稿序》。
[15]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3《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3页。
[16]尤侗:《哭汤卿谋》诗注,《西堂诗集》剩稿卷下。
[17]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6《瑶宫花史小传》。
[18]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上册,第521页。
[19]叶绍袁:《续窈闻》,《午梦堂集》上册,第523—524页。
[20]见《汉书》卷97上《外戚列传》“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帐帷,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21]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6。
[22]尤侗:《西堂剩稿》自序,康熙二十三年撰,康熙刻本。
[23]尤侗:《悔庵年谱》卷上“顺治元年甲申,年二十七岁”。
[24]尤侗:《西堂杂组》一集卷3《哭汤卿谋》。
[25]平步青:《霞外攈屑》卷6《玉树庐芮录·湘中草》,民国六年(1917)刻本。
[26]杜桂萍:《尤侗<钧天乐>传奇与明末才子汤传楹》,《中国戏剧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代戏曲学会2014年年会论文集》(上),第221页。
[27]尤侗:《西堂杂组》一集卷3。按:戴云叶即戴镐,是圣叹友人和扶乩助手,参见本书第七章《周庄戴氏交游考》。
[28]尤侗:《西堂杂组》二集卷6。
[29]陶弘景《华阳陶隐居集》卷上《上梁武帝启》“毎以为得作才鬼,亦当胜于顽仙”,明正统《道藏》本。
[30]张潮辑:《虞初新志》卷2,康熙刻本。
[31]参尤侗《悔庵年谱》卷上“崇祯十五年壬午,年二十五岁”、“顺治二年乙酉,年二十八岁”。
[32]尤侗:《西堂诗集·右北平集》,康熙刻本。
[33]尤侗:《悔庵年谱》卷上“顺治十二年乙未,年三十八岁”。
[34]年谱康熙十七年六十一岁记事云:“诏征博学鸿儒……檄下固辞,有司执不可,趣之,乃勉办装,六月遂行,七月入都,时同征者未集,上命待诏阙下。”
[35]见于《北游集》卷2“上一日慨叹场屋中士子多有学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者”一段。
[36]郑振铎:《西堂杂剧五种跋》,《中国文学研究》中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801页。
[37]尤侗:《西堂剩稿》卷下,康熙刻本。
[38]尤侗:《西堂杂组》三集卷3,康熙刻本。
[39]尤侗:《艮斋杂说》卷6奉元皇降箕“誓疏”,康熙刻《西堂馀集》本。
[40]徐坤指出尤侗在《钧天乐》中以男主角沈白“自喻”,以沈妻魏寒簧“借影”叶小鸾,见《尤侗研究》第246—248页。
[41]尤侗:《悔庵年谱》顺治十四年。
[42]尤侗:《悔庵年谱》顺治十五年。参次年撰《寄王大宗伯书》“惟是刀笔小吏,受至尊之知;章句庸儒,奉大贤之教”及康熙十七年撰《上大司马宛平王公》“生平著书有《杂组》,公携一册呈先皇。天子飘飘凌云气,比之《子虚》与《长杨》。顾问及门重太息,举似高座加揄扬。人生遭遇真有命,九重赏鉴空茫茫”。王大宗伯指王崇简,王大司马指其子王熙。
[43]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上一日同师坐次,侍臣抱书一束约十馀本置上前……至末一本有二百篇制艺,则洪武开科以来乡会程文。师曰:‘此八股头文字,皇上读他何用?’上曰:‘老和尚顾不知那?朕要覆试进士文章,如史大成、孙承恩、徐元文三科状元,皆朕亲自擢取,的是敝门生也。’师曰:‘状元本称天子门生,今又出自陛下房中,则是亲上加亲矣!’上为大笑。”
[44]尤侗:《看云草堂集》卷3,康熙刻本。
[45]尤侗:《西堂杂组》三集卷5《湘中草跋》,康熙刻本。
[46]尤侗辑:《哀弦集》,康熙刻《西堂诗集》本。
[47]徐坤:《尤侗研究》,第117页。
[48]归庄:《归庄集》卷10《诛邪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页。
[49]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3《卓吾先生李贽》,顺治九年刻本。
[50]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奏对别记上》,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
[51]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24条《哭庙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按:王子嘉即王紫稼,清初诗歌中所谓“王郎”者。褚人获《坚瓠集》广集卷4《恶人受报》载:“顺治甲午,李按院森先访拏三折和尚及优人王子嘉,立枷于阊门,三日而死。”三折即三遮,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1载“三遮本天平山佛寺住持,罪案以邪教惑愚民,造窟室窝藏妇女,为李访闻,与王郎同时立枷”;又名三拙,王士禛《池北偶谈》卷6《王李》条记李森先“巡按下江,清刚端劲,置淫僧三拙、优人王紫稼于法,江南人莫不快之”。
[52]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3《卓吾先生李贽》。
[53]尤侗:《西堂杂组》一集卷8,康熙刻本。
[54]〔美〕哈罗德·布罗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页。
[55]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56]〔瑞士〕荣格:《荣格自传》,刘国彬翻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5页。
[57]徐坤:《尤侗研究》,第251页。
[58]潘耒:《遂初堂文集》卷18《尤侍讲艮斋传》。
[59]《清史稿》列传卷27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41页。
[60]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版,第34、43页。
[61]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金人瑞》,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