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氏参刻金批考

周亮工之与金圣叹，不仅是同时、同好和同情，或者说周与金的同好及对金的同情，还有着远比以上所述者更有说服力的事实。具体说来便是:在金氏生前，周亮工参与刊刻《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在金氏死后，周亮工主持刊刻《天下才子必读书》。

(一)周亮工参与刊刻《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考

熟悉金批《水浒》版本者皆知，在金氏在世时，有明确时间而且不是贯华堂刊刻的《第五才子书》，惟有醉耕堂顺治十四年(1657)刻本。该书扉页右栏顶格直书“王望如先生评论 醉耕堂藏板”，中间大书“五才子水浒传”^[47]；卷首有“顺治丁酉冬月桐庵老人书于醉耕堂墨室”的《评论水浒序》，次为望如所撰《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王氏对《水浒》作者并无的见，认为“或谓东都施耐庵所著，或谓越人罗贯中所作，皆不可知”(序)；对金批文字颇有好评，如说:“细阅金圣叹所评……余最服其终之恶梦”，“余不喜阅《水浒》，喜阅圣叹之评《水浒》，为其终以恶梦，有功于圣人不小也”(总论)。仕云字望如^[48]，号过客，徽州歙县岩镇人，随父寓居南京，顺治九年(1652)进士，历任广东程乡、平远县令^[49]，衡州、潮州知府^[50]，皆有政绩。翻检过《赖古堂集》者亦不难发现，这位金批《水浒》的批点(书内每回尚有其回末总评)者王望如，与周亮工竟是生死之交。周氏诗文为其所作者甚多，仅文就有卷十七《休休道人授书图记》(道人为望如师)、卷二十四《祭王瑞芝太翁文》(瑞芝为望如父承芳字)等。从中可见周、王两家“同金陵占籍”为世交，亮工父文炜(1583—1658)与仕云父承芳(?—1659)“雅相善”；亮工自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因事“革职，赴闽质审”(次年正月从南京启程)，至顺治十四年时任泉州司理的仕云参与审理，将案情“上之按察使程之璿，事乃大白”^[51]，所以才会有该年冬月醉耕堂刊行其评点金批《第五才子书》的问世；次年案狱再起，“王以不肯罗织周侍郎，下狱论死，终不更一语”^[52]。方志称其“尝谳旧交狱失出，得祸无怨言……生平矜肝胆意气，与人尽诚款”^[53]，当主要是就其与周亮工之事而言^[54]。只可惜研究金批《水浒》者从未对上述“王望如先生评论”《第五才子书》与周、王两人之渊源的关联加以注意，故亦绝不可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醉耕堂”本金批《水浒》与周亮工关系甚密!以下举证说明:

1.“醉耕堂”号的主人著录。根据收罗最富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的著录，整个清代以“醉耕堂”为号者仅有两人，一为王仕云，一为周亮节。先看王仕云，其室名别称有“写心、四辰堂、醉耕堂、桐庵老人”^[55]，据笔者所知，写心乃其别集名，见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二《艺文考》；四辰堂源自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卷十二王氏小传“歙县人，家江宁，《四辰堂稿》”；醉耕堂、桐庵老人必据《评论水浒序》落款而得，后者有所著《桐庵笔随》为旁证，属仕云无可置疑，惟仅据“桐庵老人书于醉耕堂墨室”而判醉耕堂与桐庵为一人，尚嫌武断。再看周亮节，该书著录其嘉兴籍而居江宁，字靖公，室号醉耕堂^[56]，据笔者所知，此人籍贯与嘉兴毫无关涉。《藏弆集》有其小传:“靖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溪人，《醉耕堂集》。”^[57]有关籍贯十字，与卷十四周在浚(亮工长子)名下著录者全同。据此复查亮工著述与年谱，可知亮节(1622—1670)为亮工唯一亲弟。至此，“醉耕堂”号的归属似乎不言自明。亮工《祭靖公弟文》言其喜交异士，“沧桑后，弟素所交游，或锋镝死，或意外触法网死，死之事不一，而得全者少”；“弟虽贫，然三十馀年亦未尝不足供宾客”，故“四方之士无不愿交弟”^[58]。不知在众多的“四方”之士和“意外”触法网死者中，是否包括金圣叹^[59]。

2.醉耕堂藏板本《水浒》的刻者。既然“醉耕堂”号为亮工之弟亮节所有而与王仕云无涉，而且亮节于清初“较正”刊行之唐孙思邈辑《银海精微》，板心下亦有“醉耕堂藏板”五字^[60]，那么扉页和书口皆标“醉耕堂藏板”的顺治十四年(1657)王望如序评本《五才子水浒传》，其刊刻者是否便仅为周亮节一人呢?尚不能率而断言，因为从以下迹象判断，此号大约只在用于文集之名时，始专属周亮节。如周文炜明末“大业堂重梓”《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61]，扉页就已钤有“醉耕堂藏板”之印了^[62]；此外，《审视瑶函》六卷，“明秣陵傅仁宇撰。其男傅维藩编。崇祯甲申醉耕堂刊。又名眼科大全”^[63]；《新镌顾回澜先生历朝捷录大成原本》五卷，“(明)顾充撰，(明)钟惺评，明末醉耕堂刻本”^[64]，亦均为明末清初刊行，那时亮节才二十一二岁，父兄均在盛年，主持刻书者定非其人，所以直到顺治年间问世的个别书如《新镌外科活人定本》醉耕堂刊本卷首，才会在卷首注明“大梁周亮节靖公甫鉴刊”的字样；而且康熙十八年(1679)问世之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本《三国志演义》^[65]，板心亦有“醉耕堂”三字，此时周文炜、亮工、亮节父子早已去世，堂号的使用者必为亮工诸子。根据诸条史料，笔者倾向于认为“醉耕堂藏板”是始自文炜大业堂的一个周家出书标记，“醉耕堂”是其父子共享之堂号(此在古人为常见之事，如同时之宋荦有纬萧草堂^[66]，其子宋至诗集则题为《纬萧草堂诗》；杨补号怀古堂，其子杨炤有《怀古堂诗文选》^[67])，王望如序评本《水浒传》必为周家刊刻，此际周亮工未必亲与其事，但至少他是知情者、支持者、认同者，否则在顺治十四年如此的时间关节点，出版王仕云如此关系密切加暧昧的有关著述，周家除他无人敢于拍板。在周家状元境老宅中，亦自有醉耕堂之实地，这从王昊(1627—1679)康熙三年撰《醉耕堂中歌赠吴冠五》不难看出:

今春曾读司农诗，延州名士深予思。……司农尚滞青齐谪，黟山去天仅咫尺。不信长身玉立人，忽作醉耕堂上客。^[68]

“司农”指周亮工，此时官山东青州海防道员，但其此前最高官至户部总督钱法右侍郎(俗称少司农)，故以称之；冠五为休宁吴宗信之字，所撰《履心集》四卷今存。顺治十六年，周亮工被关押在京城刑部受审，“时狱事方急，亲友星散，独白岳吴宗信冠五时左右公”^[69]，故两人为生死交。由此诗不仅可见“醉耕堂”并非空洞无物的书坊名号，而且周亮工亦为其当然的主人。至于王望如写序的醉耕堂之“墨室”具体所指，遍查诸书而未得其解。偶阅吴梅村集，见有《周栎园有墨癖，尝蓄墨万种，岁除以酒浇之，作祭墨诗。友人王紫崖话其事，漫赋二律》^[70]，始知亮工喜“蓄墨”至成癖，数达万种，必有专储之室。故大胆猜测，“墨室”者乃其“蓄墨万种”之室也，当为书房别号之一(2001年曾就此求教徐朔方、章培恒先生，皆云可能是室名别号)。《尺牍新钞》卷十一载吴山涛《致周减斋墨》，可见其“蓄墨万种”之来源。

3.醉耕堂本金批《水浒》插图的由来。贯华堂原刊和重刊本《第五才子书》一向有文无图，金批《水浒》配图自顺治十四年醉耕堂本始。该书上端横书“陈章侯画像”，卷首在王仕云《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后，收入陈老莲水浒叶子四十幅，“绣像雕刻精工，人物神态奕奕”^[71]。水浒叶子是诸暨陈洪绶(1599—1652，字章侯，号悔迟、老迟)应张岱之请，为友济贫于崇祯末年而作。醉耕堂刻《水浒》时，老莲已去世五年。久从此业的周家想必不会违背行规不告而取，那么是通过何种途径而得到陈氏后人(老莲有六子)的允许?从现有史料分析，极有可能是由周亮工从中牵线洽商。早在明天启四年(1624)亮工十三岁，即因父官诸暨主簿而“得交章侯”，崇祯十四年(1641)“再见于都门……遂成莫逆交”；章侯卒后，“存诗一帙，余为藏之，后以归其子”^[72]。在陈氏《宝纶堂集》和周氏《赖古堂集》中，互相怀念、唱和之作各有数篇；章侯先后为亮工绘画四十馀幅，死后亮工为之作别传^[73]；并仍与章侯子来往不断，顺治十八年秋，亮工由京狱南还后，“今日章侯第四儿鹿头^[74]涉江过慰，一衣带水，便是老迟埋骨处”^[75]。以此生死之谊欲得故友画作的刻印权，实属易事。无独有偶的是，顺治十三年春亮工已被革职查办、赴闽“质审”^[76]，考虑到“大谳者必欲杀予媚人”，临行前将章侯诸画托付给林嗣环，因为“予友自章侯外，惟一铁崖，而铁崖独未交章侯:予藉此为两家驿骑”^[77]；次年醉耕堂刻《水浒》而“出像”，或许亦有为圣叹、章侯两家“驿骑”之意，至少在客观上使金批、陈画两美从此合一了。

与周亮工参刻《水浒传》考密切相关的，是其金人瑞尺牍眉批中的这样一句话:“当时只行《水浒》一种，便令海内想煞。”对其美学和史实内涵，在此再展开两句:就美学而言，金批《水浒》的“妙舌”“妙绝”即艺术成就，在金批《西厢》、《唐诗》并《小题》文字问世之前，已达到“令海内想煞”的地步，如果据此“推论”此“海内”人士包括周亮工在内，“想”且以至于“煞”表达了周氏对金批《水浒》更为基本、更为全面亦更为充分的“肯定”态度，想必不会有太大疑问。就史实而言，王望如批评本《水浒》序于顺治十四年冬，那么醉耕堂主人决定刊刻其书或在此年稍前(刊成或在当年，或在次年)；而金圣叹被周亮工惜为出自“一支笔”的金批诸书《西厢》、《唐诗》并《小题》，评点《西厢》在顺治十三年，醉耕堂决定刻王评《第五才子书》在次年；《唐诗》指顺治十七年二月始评的《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远在醉耕堂刻《水浒》之后；《小题》指《小题才子文》，卷首有金圣叹顺治十四年三月自序，刊刻时间不难推测。笔者列举诸书，想说明的是醉耕堂决定刻《水浒》时，周亮工“苦是一支笔，所谓‘数见不鲜’”的这些金批著作，或均未问世，或仅出一种，还未令读者产生“数见不鲜”的阅读心理，金批《水浒》仍然具有“令海内想煞”的艺术魅力，无论出于文学家的喜好，还是出于出版家的精明，周氏兄弟刊刻王评金批《水浒》是不会有什么心理或好恶上的障碍的。

(二)周亮工主持刊刻《天下才子必读书》考

如果说考证“醉耕堂藏板”本《水浒》出自周家颇经一番周折，那么，周氏涉足《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发现，却得来全不费功夫。《天下才子必读书》收入其选批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秦、汉、晋、唐、宋等历代古文约350篇。此书版本甚多，所见最早者为康熙初年刻本，扉页上方横刻“圣叹外书”四字，中间竖刻“天下才子必读书”，除此之外无其他版刻记录。之所以定为问世于康熙初年，是因为卷首有序文一篇，撰写者便是那位前面已介绍过的金、周共同的朋友——徐增。该序文字甚长(近一千二百字)，是研究金圣叹其人其事其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现当代学者自陈登原始^[78]，便根据各人研究所需，时有片段征引。此处亦不例外，以下抄录皆为首次刊布并且涉及周、金关系者:

明年庚子，《必读书》甫成而圣叹死，书遂无序，诸子乃以无序书行。嗟乎，《天下才子必读书》乃圣叹绝笔之书也。从此，世不得复见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四才子书矣。《必读书》同学拮据刻之，兹周子雪客复之于白下。癸卯岁暮，乃不远数百里驰书于余，属为序，且谬以为余知圣叹，非余不能序圣叹之书。

嗟乎，宇宙茫茫，谁知圣叹?周子必心慕之不衰，而欲广传其书于天下:一人知己，乃在身后——圣叹可以无恨!余安能起圣叹先生于九京，毕诸《才子书》，而使周子尽传之世也?

以上所引，“癸卯”指康熙二年(1663)，圣叹遇害(1661)始二载；“雪客”名在浚(1640—?)，为亮工长子。此年亮工、徐增皆五十二岁，在浚二十四岁。

从表面上看，徐序之撰，起因于周在浚在南京刻印《才子必读书》。然而有关语句颇为含混:“拮据刻之”，刻完没有?印行没有?“复之于白下”，“复之”者是指补刻刊行、据原板刷印还是重梓重镌?圣叹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被斩，此书纯字数约二十六万字，在今天也不算是小书，笔者很怀疑以哭庙案发生地苏州的人际环境，在此后的两年间，是否会有“同学拮据刻之”之举；如真有之，何以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又要“复之”，并且专请金氏“同学”之一的徐增作序?

其次，“复之”之事据徐增而言乃“周子雪客”所为，于事于理皆令人不无所疑:(1)周亮工上一年尚有始刻《尺牍新钞》之役、后四年、七年复有《藏弆集》、《结邻集》之刻，何以《才子必读书》要由长子在浚单独为之?(2)付刻案惊朝廷的死刑罪人的“绝笔之书”，而且是这么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如果不是周亮工策划、安排和拍板，尚未独立的其子在浚，怎么可能会在这种事情上自作主张、自行其事?甚至“驰书”请序之举，若非名为在浚实为亮工所为，亦必是雪客奉父旨意而行。(3)“子”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多用于同辈，以徐增之与亮工同庚，对年少近三十岁的友人之子且科名仅为监贡生，应称“周生”为是。

据以上分析，笔者曾以为，其一，《才子必读书》或者根本没有“同学拮据刻之”在先，或者刻而未完即遭物议，经徐、周共商，转至白下复行其事，质言之，是书系经周氏始首次刊行(徐序结尾“使周子尽传之世”或已说明《才子必读书》因有周氏始传世)；其二，或是亮工直接致信徐增托其写序，或是亮工嘱长子在浚呈函致意，质言之，徐序之中凡言“雪客”处，背后皆是指亮工也。总而言之，在《才子必读书》刊行过程中，在浚复刻、求序乃表象，其父亮工实为主其事者。那么，为什么徐增要在有关问题上闪烁其词，并且只提“雪客”而不及“减斋”或“栎园”，甚至连圣叹死期都要提前一年(庚子指顺治十七年)呢?笔者以为，一是为了回避刚过两年、恶名(就清廷而言)仍在的“辛丑哭庙案”(此与金昌于圣叹身死后序《杜诗解》而署“顺治己亥”同一用意)，一是为了避免使刚脱牢狱之灾的周亮工受到牵累。被金氏生前赞许为“老婆心热”^[79]的徐增，既不愧圣叹知己，详细介绍其人；亦不负亮工信任，巧妙掩护其事。他与亮工共成“广传”《才子必读书》之业，有功于圣叹者甚伟——足见徐增这位周、金共同之友，在两人关系中的重要作用。^[80]

以上的有关猜想，是没有看到徐增《九诰堂集》诗文抄本之前的产物。该书不仅收入《天下才子必读书序》，而且有康熙元年所撰涉及周氏父子的诗歌多首。依次是《周栎园先生赴任青齐遥送一律》、《周雪客从白门来访》、《岱宗行再送栎园》(下一首为康熙二年“癸卯”《元日复作诗即事》)^[81]。将序文抄本与刻本相比较，发现有重要出入:

可见:1.在圣叹死后，苏州同学诸人的确有刊刻《天下才子必读书》之举，从未见此本流传看，极可能遇到麻烦才由周氏复刻于南京；2.在《九诰堂集》本序言中，徐增含蓄而如实地交代友人金圣叹的入狱和死难时间，是周家刻书时避祸改文，在徐增只是笼统说“周子乃遂欲余序其书”，而周家刻书时却要强调是“周子雪客”所为，只有身经百难的周亮工才会如此谨慎；3.由徐增诗歌《周栎园先生赴任青齐遥送一律》、《周雪客从白门来访》写作时间判断，周在浚来苏州时间是康熙元年壬寅冬(周亮工青齐海防道的任命在该年十月)，可能正是此次的会面，周家与圣叹友人徐增等洽谈了“必读书”的刊刻问题，这样，才有一年后直接“驰书”求序之举。

经过以上颠来倒去、绕绞缠夹的唠叨，对金圣叹史实研究中以周亮工为核心的有关问题，笔者初步得出或产生以下几点结论或意见:

1.涉及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最早资料，并非顺治十六年周亮工《书影》卷一所云，而是顺治十四年(1657)王仕云所撰《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终之恶梦”之说。

2.同时在世的周与金并非互不相干之人，两人有着共同的友人和爱好，存在着他俩亦为朋友的事实可能性；周对金才华颇为欣赏、遭遇颇有同情，成就颇为肯定、不足颇有认识，堪称金圣叹研究古今第一人。

3.周家刊印过金批两部著作，一是在其生前刊其《五才子水浒传》(即今存之“醉耕堂藏板”本)，一是圣叹刚刚被害便刻其《天下才子必读书》。周亮工在两部书的刊刻中皆起着重要作用。又据近人刘世珩《暖红室汇刻西厢记》“考据”云，徽州汪溥勋康熙八年《题圣叹批第六才子书西厢》序“最早见于大业堂刻本《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不见著录)”^[82]，此书必与周家有密切关系。

4.周亮工出生于出版世家，其父“大业堂”以刻小说闻名当时，亮工自己亦是选业名手、版本内行(但说其是“目录学家”尚缺证据)。对其有关小说戏曲的言论，今后应予足够的重视。

5.康熙元年周氏辑刻《尺牍新钞》时，《唱经堂杜诗解》、《沉吟楼诗选》皆未问世，金批刊行之作仅为《水浒传》、《西厢记》、《唐才子诗》及《小题才子书》，而前三种恰恰均冠以“贯华堂”三字。不是清理遗书者如圣叹堂兄金长文或女婿沈六书，是不可能知道有所谓“唱经堂遗书目录”的。周亮工言其著作为《贯华堂集》，虽不够准确，亦无大误(毕竟当时所见金书主要为《贯华堂……》，且所选两篇亦均出自《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之《鱼庭闻贯》)，更不足以此为据来论证《书影》言论之可靠与否。

6.《书影》有关《水浒》的议论，固然为顺治十六年所记述，然毕竟至康熙六年“丁未之冬”(周在延序)始定稿刊刻，是年亮工五十六岁。故研究这段文字，似应将其自四十六岁参刻《第五才子书》至康熙初年辑评《尺牍新钞》等书的有关言行并观，视为亮工晚年对金批研究的一部分，而不宜与前后诸事割裂。

7.弄清“醉耕堂”为周家自文炜至亮工、亮节父子、兄弟相沿不替的刻书坊号，并曾用此坊号刻过《水浒传》，对于探讨康熙十八年李渔序，醉耕堂刻，毛纶、宗岗父子批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刊刻者关系重大。从李序“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云云，知此书的刊刻，与金陵关系甚密；根据并见过两书的学术前辈陈翔华先生对“刊本尺寸”、“刻字风格”的鉴定意见“两本同出醉耕堂一坊”^[83]，可以推测毛批《三国志演义》当为亮工子在浚兄弟所刻。康熙五年刻、毛氏父子批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毛纶“总论”云:“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共赞其成。书既成，有白门老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至刻事中阁，至为可恨!”如果说此与毛纶同辈的“白门老友”便是亮工兄弟，应不出人意料。由此可以推定:康熙十八年“醉耕堂”刻、毛氏批评本《三国志演义》，乃是亮工诸子秉承父叔之志而为之刊刻者。

【注释】

[1]周亮工:《书影》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2]周岭:《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3]王齐洲:《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无可怀疑》，《江汉论坛》1998年第8期。

[4]张国光:《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5]《四库撤毁书提要·书影》，《四库全书总目》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43页。

[6]《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清康熙刻本，第901页。

[7]苏桓:《与客》，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卷7，康熙元年(1662)刻本。

[8]周亮工:《赖古堂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清康熙刻本，第159页。

[9]周亮工:《赖古堂集》卷7，第340页。

[10]周亮工:《赖古堂集》卷8，第391页。

[11]魏禧:《赖古堂集》卷首《赖古堂集序》，第3页。

[12]钱谦益:《赖古堂集》卷首《赖古堂诗集序》，第15页。

[13]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17《赖古堂文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68页。按:“周子元亮”，《赖古堂文选》卷首序作“栎园先生”，序末署“顺治甲午长至后三日虞山蒙叟钱谦益顿首撰”。

[14]《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第904—905页。

[15]第三条，度其诗题和诗意，似为康熙元年被赦出狱后“秋游吴越间”(《年谱》)之事；第四条，据钱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载钱澄之于康熙十一年(1672)“过苏州，别姜如农父子，晤魏凝叔”，或可证魏禧(字凝叔)与周亮工“同客吴门”时间约在康熙十年之际。

[16]周亮工:《赖古堂集》卷8，第391页。

[17]周亮工:《书影》卷5，第134页。

[18]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卷3《秋兴八首》总批“矍斋云”，拙编《全集》第2册，第753页。按:徐增与金圣叹关系，详参本书第十二章《徐子能:杰出的辩护士》。

[19]参钱陆灿《题嵞山先生续集》“周栎园侍郎与尔止俱壬子，予亦壬子”及方文《题徐子能小像》诗注“予与子能皆壬子生，前贤柴桑、少陵、香山亦壬子生”，方文《嵞山集》续集卷首、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康熙刻本，第845、1171页。

[20]徐增:《九诰堂集》诗卷1920、文卷4，康熙抄本。

[21]申祖璠:《申氏世谱》卷3《文定次房第十二世》，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22]周亮工:《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9，康熙六年(1667)刻本。

[23]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16就有周荃《招栎园饮》:“仆所居园……栎园以公事至，虽忙，然颇可偷半息暇，一徘徊树石间，看旧人画，听老夫娓娓述吴中逸事，以佐饮。”荃字静香，吴县人，《鱼庭闻贯》载有《与周静香荃》论分解唐诗书信。二周如说“吴中逸事”，金圣叹自会是话题之一。

[24]据道光赐闲堂刊《申氏世谱》，知绎芳为时行次子用嘉第五子。圣叹与申氏子弟情义甚笃，其诗《孙鹤生日试作长歌赠之》有“瘠者金子髯者申，鸡飞相及为德邻。四海兄弟在何处，一巷来往无人嗔”诸句。诗中除了金瘦子是圣叹自称外，申胡子其人虽不可确考，但金氏与同居一巷的申家情义可想。

[25]李重华:《沉吟楼诗选》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133页。

[26]周在浚:《赖古堂集》卷首凡例，第25页。

[27]《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第904页。

[28]文炜为亮工之父，参见《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履历便览》周亮工履历和董以宁《董文友文选》卷3《坦然先生传》。

[29]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5、322页。

[30]参周在浚撰其父亮工《行述》，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录，第976页。

[31]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133页。

[32]李清:《三选结邻集序》，《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首，康熙九年(1670)刻本。

[33]黄虞稷:周亮工《行状》，见《赖古堂集》附录，第973页。

[34]唐传奇中似乎没有相应作品。惟与宋代吴淑《江淮异人录》卷上所载南唐李胜事迹相近:“有道士尝不礼胜，胜曰:‘吾不能杀之，聊使其惧!’一日，道士闭户寝于室，胜令童子叩户‘取李秀才匕首’。道士起，见所卧枕前插一匕首，劲势犹动。”

[35]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8。按:参本书第十四章《周计百:可以托孤的神交》。

[36]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4，康熙六年(1667)刻本。

[37]张芳:《与陈伯玑》，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8。

[38]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首《尺牍新钞选例》。

[39]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首《凡例二十二则》。

[40]魏禧:《赖古堂集序》，《赖古堂集》卷首，第7页。

[41]周亮工:《书影》卷1，第16页。

[42]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5金人瑞尺牍眉批。

[43]吴晋:《与周园客》，周亮工《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12。

[44]陈圣宇:《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初探》，《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页。

[4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叶小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6页。

[46]周亮工:《书影》卷6，第165页。

[47]马蹄疾:《水浒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48]王仕云生卒向无准确著录，今据方文康熙三年甲辰(1664)《送王望如补官北上》，言其“年华虽艾仍如少”(《嵞山续集》卷4)，考得望如大约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小于圣叹约六岁。

[49][乾隆]《歙县志》卷11《人物志·宦绩》，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

[50]陈作霖:《金陵通传》卷26，光绪三十年(1904)瑞华馆刻本。

[51]《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第913—915页。

[52]施闰章:《施愚山集》诗集卷26《喜王望如赦还》诗序，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545页。

[53][乾隆]《歙县志》卷11《人物志·宦绩》。

[54]顾梦游《顾与治诗》卷7《送王望如之官闽中兼柬急难诸子》之二前四句为“谁言交道近难论，急友君能古谊存，飓海正翻偏著手，晴江未到早消魂”。

[55]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32页。

[56]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下册，第1096页。

[57]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8。

[58]周亮工:《赖古堂集》卷24《祭靖公弟文》，第890—891页。

[59]亮工《祭靖公弟文》回忆道:“弟少予十岁，两尊人以弟晚得，又予先通籍，心怜弟不能博一第以自显，恒为弟悒悒。顾弟殊豁达，不自悒悒也。恒寄之酒，以稍舒其志，多从酒人游。”与圣叹颇有相似之处。

[60]孙殿起:《贩书偶记附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61]该书题“南雍周文炜如山镌”，明代称设在南京的国子监为南雍。而其清初刻书如《国色天香》，则署作“大梁周文炜如山重镌”。

[62]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756页。

[63]孙殿起:《贩书偶记》卷9“医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64]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图书馆第一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2009年编印，第73页。按:《历朝捷录大成》扉页注明起讫为“自盘古起，至弘光止”，此当为罕见的南明弘光元年(1645，顺治二年)刻本，署“明末”刻本，不确。

[65]此本已由刘世德、郑铭整理，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所撰前言没有涉及同为“醉耕堂”本的《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关联及“醉耕堂”的主人等问题。

[66]宋荦《西陂类稿》卷17《六月苦旱忽蒙恩赐御笔书扇二柄旋得大雨恭赋纪事》诗附王士禛跋:“荦西陂有纬萧草堂、芰梁钓家诸胜，常属予辈赋诗。”见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页。

[67]杨炤《怀古堂诗选》卷10《常熟严武伯枉访》“茅堂此匾额，先公字精炼”注云:“‘怀古堂’三字，乃髻珠先生为先君子书者。”康熙刻本。常熟严栻，崇祯七年进士，晚号髻珠头陀；其子严能，字武伯。

[68]王昊:《硕园诗稿》卷22，清抄本。

[69]《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第915页。

[70]吴伟业:《吴梅村全集》诗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71]马蹄疾:《水浒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72]周亮工:《读画录》卷1《陈章侯》，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73]毛奇龄:《报周栎园书》，吴敢点校《陈洪绶集》附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7页。

[74]陈字(1634—约1713)，原名儒桢，鹿头为其小名。后改名为字，字无名，孟远《陈洪绶传》云其“力学厉行，性慷慨，笃交游，其书画亦能绍其父。痛其父著作俱不存稿……搜集诗词若干首，梓行于世”。《陈洪绶集》附录，第589页。

[75]周亮工:《赖古堂集》卷24《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第832页。

[76]《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年谱》，第914页。

[77]周亮工:《赖古堂集》卷24《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第825—826页。

[78]陈登原早在1935年即出版过《金圣叹传》，1980年出版其遗著《国史旧闻》(第3分册)又列专节介绍金氏基本情况。

[79]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2《鱼庭闻贯》第2条《与徐子能增》，拙编《全集》第1册，第96页。

[80]见拙文《周亮工与金圣叹关系探微——兼论醉耕堂本<水浒传>和<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刊刻者》，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第397页。

[81]徐增:《九诰堂集》诗卷20，康熙抄本。

[82]傅晓航:《金批西厢诸刊本纪略》，《戏曲研究》第20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233页。

[83]笔者在发现醉耕堂本《水浒传》的刊刻系出自周氏之手后，颇疑小说版本学家陈翔华先生首次披露的同一堂号刊行的《三国志演义》亦为其家所为。因两书皆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库，遂恭请陈先生代为鉴定。承蒙先生热情相助，于2001年11月29日赐函指教。特此说明，以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