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同好”“同情”考

之所以说金、周二人存在着直接结交的可能性，还因为在主观上两人之间并无任何障碍。

就周亮工而言，在爱好上与圣叹颇有相似之处。因为出生于出版世家，亮工崇祯元年(1628)十七岁时“始操觚选事”即从事编选刊行之业，所选有“《小题血战》之刻，一时为之纸贵”^[27]；入清后，先于顺治年间编成《赖古堂文选》二十卷(此书今存，分体编选明末清初之作)；至康熙初年，又次第选评刊行了《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尺牍新钞》扉页后有启事一页:

……更祈海内同人，共惠瑶篇，续成锦集。凡有所寄，望邮至金陵状元境内大业堂书坊，或苏州阊门外池白水书坊。

这段文字甚为重要，首次将著名的“大业堂”书坊与清初周亮工联系在了一起。在明末清初江南出版界，大业堂书坊的名头很是响亮。但是周亮工与大业堂并非选家与刻家的关系，而是主人与堂号的关系。周亮工出生在“金陵状元境祖居”，明清两代南京状元境是书坊云集之所，周氏更是自万历以来便活跃于此的出版或刻书世家。今存凡标明“大业堂”“周如山”镌刻之书，均出自其父文炜(字坦然，号如山)之手^[28]。大业堂喜刻小说，传世者有《国色天香》、《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东西晋志传》、《李卓吾批评西游记》等；此外，周文卿、周如泉^[29]当是文炜昆季辈^[30]；万历时大名鼎鼎的万卷楼主人周曰校，刻书今存约三十种^[31]，或为文炜长辈(曰校刻过《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等小说)。此则启事，不仅坐实了周亮工即大业堂后人，而且也显示出他与苏州的联系之密:既有分号代为收稿，中人或亲自往返皆应是时常之事了。而一位既亲操选事，又继承出版家业的文化人，且具有“爱文章如真性命，访才人如佳山水”之天性^[32]，加之“其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则如陶渊明……而遭谗被谤、坎壈挫折，又如苏长公”^[33]的性格遭际，以此品格风范，结识颇富才华、爱发奇论、喜评稗说的金圣叹，是不会有任何障碍的。何况金圣叹在周亮工最困难的时候，还曾主动示好，其顺治十四年(1657)选评《小题才子书》，不仅收入周亮工《父母其顺矣乎》之作，还赞美此文的写作:

唐小说写古刺客，飞刃插某公枕函前，其势犹一动一动。是夜某公受秘教，卧略下耳。不然，已血濡缕，顷刻成水。此事写来，妙于疾，妙于中，妙于无迹不止，妙于馀勇犹一动一动也。今看此文一动一动处，亦切须看其疾处、中处、无迹处。^[34]

这时的周亮工，正因福建布政使任上的“贪酷”案，在福州已下狱受审一年多，未必能在第一时间得阅此书，但至少他是看过的(见下文)。

周亮工之与金圣叹，不仅有共同的爱好，而且对圣叹死于冤案颇有同情，这在其选评辑刊的明末清初“名贤”尺牍选集中有如下表现:

1.刊其书信。在康熙元年(1662)六月(圣叹遇害未满周年)始刻的《尺牍新钞》一书中，即收金氏《答王道树》、《与家伯长文昌》(卷五)；康熙六年正月陈维崧撰序的《二选藏弆集》，又选其《与西林》、《与升公》(卷三)。前两篇已见于《鱼庭闻贯》而非独家之文，但后两篇却属金氏佚作而为今人所不知者(《与升公》文字与《唱经堂杜诗解》卷二《三绝句》评语略同)。

2.载其友文。如所录嵇永仁《与黄俞邰》书信，讲述了“南”司李周计百“读才子书，慕圣叹为人”而两人神交的有关异事，嵇已作《追悼诗》，并请黄和之^[35]。俞邰名虞稷(1629—1691)，为亮工“及门”弟子，《赖古堂集》的参编者，因撰《千顷堂书目》而著名。另选入尹民兴《与门士徐叔子》:“金贯华才与之语，如在暗室睹蒸烛之光，情变郁陶而发其喜矣。”^[36]尹字嘉宾，号宣子，湖广嘉鱼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南明时官兵部郎中行御史事，事败隐居。这封短简约写于清顺治末年，民兴此际已为遗民矣。除了友人文字外，周亮工还有意选入对圣叹有积极评价的书信，如“近传吴门金圣叹分解律诗，其说即起承转合之法，亦即顾中庵两句一联、四句一截说诗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阐绎，可破世人专讲中四句之陋说。……但圣叹以前未闻于艺苑，为人大概，想伯老必稔知之。其人评辑诸说家，大有快辩而传以禅悦，故能纵其才情之所至。独《左》、《史》诸评尚未传到，不审宗趣若何，弟深欲闻之。”^[37]这封书信，是张芳写给当时的诗文选家、南昌陈允衡(1622—1672)的。张芳(1612—?)字菊人，镇江句容人，寄籍江宁，顺治九年进士，十一年任湖南常宁知县，在任八年，此信约写于顺治十七年下半年。

3.抒己感伤。周亮工不仅借助选文来表露或认同对圣叹的纪念和赏识，有时还直接通过眉批抒发自己对这位才士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如在所录张芳《与陈伯玑》之上，周氏批曰:“菊人亦圣叹知己，惜此札圣叹不及见矣!”在嵇永仁《与黄俞邰》尺牍上，亦下眉批曰:“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叹惋怜惜，言简意赅，声似在耳，情溢纸面。考虑到“是集非标榜之书，间有评语，或照映苦心，或阐扬逸行……故宁失之严，勿失之滥也”的评价原则^[38]和圣叹死于钦案不久的严酷氛围，这两段简评，直抵得一篇追悼长文了。尤可注意的是，前批“亦圣叹知己”之“亦”字，想必系以自己即“圣叹知己”为参照而得出；后批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云云，古今惟经周氏道及，始为人知:凡此，皆可见周亮工对金圣叹的了解。

以上这三点，固然是周亮工《尺牍新钞》选文原则的一种个案体现:

身既沉沦，著书不能自见；才虽英异，折玉亦遂无闻。是以奇编时出敝簏，佳构或等碎金。伯玉久困，非击碎鸣琴，则雅章几于奔散矣；长吉夭亡，使尽投溷厕，则丽句竟赴销亡矣!故是编于专集之未显扬者，或数篇之仅散见者，片羽旨佳，亦为录出，瑶篇书首，必纪芳名，以见予表章之素云耳。^[39]

可见对那些英年早逝、事迹不显的境遇坎坷者，他一向抱有保存佳作、表彰声名的心愿，即其友人所谓“闻人有一艺之长、一言之善，则必记录而奖誉之，不问其老稚贵贱、大都僻邑”^[40]。但是，考虑到周亮工的这些编选、评价行为，皆发生在圣叹因哭庙案而惨遭杀身籍家之祸的不久，是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足见金圣叹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亦见撰写有关《凡例》时其实是包括金圣叹的。

难能可贵的是，亮工对圣叹不仅知之细，而且知之深；不仅有感情上的同情惋惜，而且有理智上的思考评判。从其《书影》不同意金圣叹认为施耐庵作《水浒传》的观点而加以质疑“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即可为证^[41](注意:表述语气如此委婉，已显彼此并非陌路不识之人)。同时，亮工对金批的艺术成就固然不吝好评，然而对其行文笔法和叙述风格，态度亦颇有保留。如他曾经指出:

圣叹妙舌，不可无一。所批《西厢》、《唐诗》并《小题》文字，非不种种妙绝，苦是一支笔，所谓“数见不鲜”也。若当时只行《水浒》一种，便令海内想煞。^[42]

这段文字足以说明几点:其一，周氏读过今存之《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及鲜为人知的《小题才子书》，视野之宽，时人罕匹。其次，周氏认为，金氏其人，文坛不可没有；所批各书，亦皆堪称妙绝，其中尤以《水浒》最佳，评价可谓充分到位。其三，他并没有因为《小题才子书》对自己的好评而滥施溢美之词，指出金批诸书的弱点是数见不鲜，即批评笔法和风格的大同小异，这是基于综合分析与总体感受而概括出的独家心得。

关于“一支笔”的褒贬，周亮工还通过选录弟子吴晋《与周园客》，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栎园先生谓金圣叹评书三四种，总是一支笔。此语惜圣叹不及闻。盲人无识，尚欲争学此一支笔，岂不可嗤?”^[43]吴晋字介兹，上元(今南京)人，清初在世。栎园先生指周亮工，园客是其侄周在梁之字。针对“当时争相学习金圣叹批评风格”的文坛风尚^[44]，周亮工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对此需要有所提醒。张芳对圣叹的赞扬，周亮工“惜此札圣叹不及见矣”；亮工对圣叹的批评，吴晋又“惜圣叹不及闻”。这一不约而同的“惜”字，表现出斯人早逝、不得与闻的深深感喟，以及纯粹学术评价上的深深叹惋。正说明在圣叹去世后，在南京以周氏为中心的文学沙龙中，对金圣叹感性赏识和理性商榷并存的基本态度。此外，周氏对晚明余大成(1580—1642)《答心灯》的评价亦堪注意。此信写法上是就所述观点以多种譬喻“反复浅言之”:

亮工批曰:“近金圣叹一派，早已自先生开之。”想必此时心中忆起圣叹以“唐小说写古刺客，飞刃插某公枕函前，其势犹一动一动”比喻自己小题文《父母其顺矣乎》，将金批视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学派或流派，从纯文学的角度考察其渊源、成就、风格和不足，周亮工可谓古今第一人。

周亮工对于金圣叹的同情和批评、欣赏和保留兼有的审慎态度，在圣叹扶乩诗文的评价上亦有体现。对于圣叹以“泐大师”名降乩叶绍袁家，其亡女叶小鸾于受戒之时对审十恶业的精彩回应，“矢口而答，皆六朝骈俪之语”^[45]，倾倒钱谦益以下无数文人，只有周亮工对“吴门有神降于乩”抱有清醒态度，同时对泐师与小鸾有关审戒十犯的具体对答颇感兴趣，他曾详记其事始末，并于结尾云:“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爱其句之缛丽，附存于此。”^[46]从而将事件的荒诞性和答语的精彩性区别开来，体现出政治家的清醒和文学家的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