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官府中人，并远在千里之外，周令树为何会主动交结金圣叹?并且不是一般的致信表示仰慕，而是赍资携物、遣使来迎的盛情豪举?这不仅仅是《与黄俞邰》书中所云是缘于“读《才子书》”，因为自有金圣叹以来，读其书而破口大骂者并不稀见。读其书而慕其人、并有超常举动者，必有其自身原因在。粗略分析，大约有如下几端:

1.喜交文士。时人潘耒(1646—1708)称计百“雅好文学之士，所至延揽才俊如弗及:隐居岩穴者，或身造其庐；过客有一艺，必款洽使得意去；海内名宿未识面者，远致书币通殷勤。”^[17]其中“海内名宿”云云，已经是将周、金交往之事约略点出了(潘是吴江人，与金氏邻邑，当知有关内情)。而计百一生“雅好”的文士，多为遗民隐士或下层士子。前者如明遗民阳曲傅山^[18]、昆山顾炎武^[19]、桐城方文^[20]、华亭吴懋谦；后者如宣城高咏^[21]、吴江潘耒^[22]，金圣叹亦为此等人。周氏任赣州推官时，便以好与友朋谈文论艺而著名:“往往词客来湖西，称说虔州常在口。”^[23]方文多年后忆起在赣州受到的礼遇，还写下了“痛饮难忘司理署”的诗句^[24]。在清初动荡的年代里，僻处一隅的赣州府城，正是因为有了周计百这位古道热肠^[25]、善待文士的推官，才使得这一地名在文坛上常常被人提及。

2.极富才情。从风度和气质上说，周令树“天资英异，意气伟然，笼盖侪辈；议论踔厉风发，精敏绝伦”^[26]。从治绩与创作上说，福清魏宪曾回忆道:

曩余访崆峒，计百周先生司李虔州，中丞佟先生啧啧称先生有经济才，余心志之；迨选《诗持》于白下，夫子复出先生诗见贻，啧啧称先生且兼风雅焉，余心又志之。^[27]

中丞佟先生，指的是时任四川巡抚的佟凤彩(1622—1677)，此人于顺治十六至十七年任江西布政使，故了解下属周令树的经济才干和诗学风雅。从词曲爱好和修养上说，友人高咏(1619—?)曾赞许令树是“楚妃殊色众皆叹，公瑾风流不可当。……欲识雅音重可作，还问当年顾曲人”^[28]。对于周令树之才，后来当其任太原知府时，即使是待属吏极其苛刻、连逼三名知府“俱告病归”的山西巡抚达尔布，也不得不承认休宁赵吉士所言:“周守，天下之至有才者也!”^[29]可谓是一位集才情与才干于一身的“才子”。其实，当令树尚任职赣州时，人们便已经以“天中才子古称奇，虔州使君独高手”(同上高咏诗)和“崎历落真名士”^[30]相赞许(崎历落，喻人品格卓异超群，语出《世说新语·容止》)。被人以“才子”“名士”称许者，仰慕以“才子”“名士”自居者，也算是惺惺相惜了。

3.慷慨好施。对那些困窘的遗民隐士和落魄的士子布衣，周令树不仅是喜交游、好接纳，而且是慷慨挥金、豪爽不吝。这一点，从上引潘耒《周君墓志铭》“必款洽使得意去”和“远致书币通殷勤”等文字中已概括领略。此处再举一个具体事例，以与厚待圣叹相印证:明遗民方文年迈无子，老母“命文出游继室，冀生子延宗祀”^[31]。也就在圣叹遇难的那年秋季，他薄游至赣州，不仅受到计百热情款待，“作客二十日，日日饮君酒”；临别之时，周氏“更念客游苦，分金至四镒”，赠银八十两，劝其“还家置侧室”。此举令方文感动不已，“挥涕难具述”^[32]。

4.清高狂傲。周令树既有才情，又有才干，论文论政皆是“手眼俱高”者。故于“王公贵人，往往傲睨，不以屑意，卒坐是困。君才望既高，视世事若不足为；又好面折人，见人媕阿媚权贵、取美官者，辄非笑之。名其堂曰‘不媚之堂’，颇使气忤物，同列多忌之者”^[33]。虽然一人当官，一人为民；一人从政，一人在野，然此等性格、此等遭遇，与圣叹何其相似!不禁让人想起金氏所曰“一帘之外，与我公看尽世人蝇营狗苟”^[34]的冷眼观世和“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35]的受嫉于人。然而，清高狂傲者并不一定决定着会对另一同类人物由衷仰慕，此种性格有时更容易导致对金圣叹一流人的排斥。如当时同样是清高的昆山归庄，在著名的《诛邪鬼》一文中即将圣叹骂得狗血喷头；同样是狂傲的常熟冯班，更视《才子书》如“毒蛇蚖蝎”^[36]。或者因同郡(昆山、常熟、长州皆属苏州府)而相轻，亦未可知。而周令树则非此种人，他所敬仰礼遇者，如傅青主、顾亭林之孤高耿介，人皆知之，无须饶舌；而不太为今人所知的方文，其性格也够“恶劣”的，为之作传者都不讳言其“为人獧狭，又任放好嫚骂，刻意为诗辄嫉愤，举世无当其意者，以故多龃龉”^[37]。就是这位不为世俗所容的难缠头，“洪都久客正艰辛，邂逅逢君得所亲”^[38]，周令树与之一见如故。看来，金圣叹在《才子书》中表现出的狂放不羁、肆无忌惮，恰合令树口味，为其所欣赏，并引为同调。

上述四点，并非在计百与圣叹交往时已展露无遗；然而作为资质、作为禀性，却早已形成，起码在顺治末年均已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了。在上述诸点中，熟悉金氏者也应能不同程度地看到圣叹的影子:这或许便是计百何以慕圣叹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