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一位“一生迂癖为人尤，僮仆窃骂妻孥愁”的落魄书画家，金圣叹却专为其遗画写过一篇长跋，其中涉及自己与邵弥的关系文字如下:

此帧为瓜畴先生遗笔，吾友般若法师藏之，而得之于圣默法师者也。余与先生，生既同里，年又不甚相去，使先生稍得至今日犹未死，余与先生试作支许，竟日相对，实未知鹿死谁手。而天之不吊先生，竟已先赋楼去。余未死者，则既为造物之所不惜，至今日犹得与群公者睹先生之遗迹，而慨然追慕其人。尝试通前通后计之，余之追慕先生，亦复为时几何?安能更有馀力为先生多叹息哉!余不识先生者，而余甚识圣法师；则见先生不得，见法师如见先生，此余所以肠痛于先生也。^[14]

这篇跋文，写于明崇祯十七年“夏尽日”，题在邵弥的画作上而传世。此时皇帝朱由检早在三月前已经自缢于京城万寿山。江南虽仍为明朝治下，但南明小朝廷的不争气，给其子民带来的只能是失望。深沉哀悼、无限痛惋，慨叹造物不惜人才，感伤知音从此不再，充满了愤世嫉俗、人生无常的悲悯情怀，除了蕴涵着对“肠痛”对象的追慕之思，亦自有山飞海立之际因前途灰暗而生的迷惘和绝望，是研究金圣叹明末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

对于研究金圣叹，该文的史料价值另有三点:

1.在金圣叹籍贯、字号、姓名研究方面，其籍贯向有吴县、长洲两说，而邵弥则是毫无疑问的长洲人，“余与先生，生既同里”之句，有助于认定其乡贯。从落款“崇祯甲申夏尽日涅槃学人圣叹书”，知其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十七岁时，已别号“涅槃学人”，可补历来有关圣叹字号记载之缺。从“圣叹书”及所钤“圣叹”、“人瑞”印章判断，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所谓“鼎革后更名人瑞”纯属臆测之词，至少在鼎革之际便以名人瑞、字号圣叹了。

2.从“余不识先生”可知，圣叹与邵弥并不相识。在邵弥逝世两年后的崇祯十七年，明确地表明自己与之无缘一见；在邵弥死后十四年的顺治十三年(1656)，金批《西厢记》中称其为“亡友”。看来这种“亡友”之说，更多的是圣叹单方面的心仪，即所谓“追慕先生”，是一种在晚年因对逝者人品、画艺的仰慕而生的人生幻觉。圣叹与友人王瀚赌说快事之一有云:

久欲觅别居与友人共住，而苦无善地。忽一人传来云，有屋不多，可十馀间，而门临大河，嘉树葱然。便与此人共吃饭毕，试走看之，都未知屋如何。入门先见空地一片，大可六七亩许，异日瓜菜不足复虑，不亦快哉!——卷七《拷艳》

由此甚至可以看出，所谓“吾亡友邵僧弥先生尝论画云:……若饭后无事，而携我门人晚凉闲步，则必选彼嘉树，坐立其下焉”云云，亦不能排除圣叹融入自身生活感受的臆造成分。指出这一点，其实并不有损圣叹对落魄潦倒的邵弥的由衷赞赏，也使后人对圣叹文风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斫山每语圣叹云:‘王羲之若闲居家中，必就庭花逐枝逐朵细数其须，门生执巾侍立其侧，常至终日都无一语。’圣叹问此故事出于何书，斫山云:‘吾知之。’盖斫山之奇特如此，惜乎天下之人不遇斫山，一倾倒其风流也!”(卷五《请宴》)在圣叹现存著述中，当亦有不少此类“风流”之笔。

3.“使先生稍得至今日犹未死，余与先生试作支许，竟日相对，实未知鹿死谁手”一段，乃是出自圣叹亲口的自白，清楚表明他不仅是文学批评家，而且是画家，并且自以为艺品不在著名如邵弥者之下。“支许”为晋高僧支遁和高士许询的并称。两人为友，皆善谈佛经与玄理。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后以喻僧人和文士的交情。圣叹诗歌《访周粟仲不遇》“支公说与许都讲，昨夜世尊入灭那”和《怀山居》“缁流自古在山中，试看支公与远公”，皆是如此用法。但是，也有在友人之间相与析疑辩难的意思上使用这一典故的，如《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七条云:

开春无事，不自揣度，私与陈子瑞躬，风雨联床，香炉酒杯，纵心纵意，处得一上。自今以后，普天下锦绣才子同声相应，领异拔新，我二人便做支公许史去也。

再如圣叹评杜诗《巳上人茅斋》“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辞”曰:

支遁、许询，皆晋时人。昔支公说法，必以许长史为都讲。盖一时机扣相入，虽云兴百问，瓶泻千酬，亦无不可。先生于巳公，谦不敢以都讲自居，故云然也。

此段诗评，恰恰可以借来理解“余与先生试作支许，竟日相对，实未知鹿死谁手”之意。他说杜诗谦辞“空忝”，意为不敢以许询自居，正说明其将“试作支许”与“鹿死谁手”的并用，不仅表明他以不能与邵弥快谈而生憾，且有与之欲争高低的不谦之心。问题是:圣叹欲与画家邵弥“试作支许”的内容，难道仅仅是各逞“云兴百问，瓶泻千酬”之谈锋吗?此固然是“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15]之金圣叹的强项，却非“迂僻”不擅交游的邵弥赖以名世者，又何谈“鹿死谁手”呢?联系到时人对圣叹“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16]的评价，其欲较者一定是在邵弥擅长的绘画领域。

这种欲与邵弥一比画艺高下的好胜之心，在圣叹始终是难以泯灭的，此章开篇所引“我有剡溪藤一幅，无人重写妙莲花。叹息瓜畴去何处，西风吹渡夕阳斜”就是明证。邵弥擅以泼墨画莲花，他于天启六年(1626)中秋曾作《莲花大士像》(图轴，纸本，水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所画的是一位大士，把一根枯木手杖放在右肩之上，凌波而行……池中的几朵莲花以泼墨来写，通幅画以白描和泼墨互相渗合，起到了很佳的艺术效果”^[17]。在其死后，圣叹还叹息从此无人为自己所作“剡溪藤”添画莲花了。无独有偶或不无巧合的是，圣叹还写过一首题画诗，赞颂观音大士的送子功能:“通夜檀香接手焚，香烟微感普门君。上天三十六麟子，挽取当中第一员。”这首《题大士像》诗的编排位置，恰在《题邵僧弥画》之前，或许同为僧弥所撰亦未可知。作为画家的金圣叹以及由此给其交游和文学批评带来的影响，是一个从来无人涉及的题目，其实还是有其探讨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