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二难之卷入哭庙案，《哭庙异闻》与宗谱的记载，既互有详略，也各有侧重。据前者载，致祸之由大致为:为反抗吴县令任维初假公济私，苏州士子借顺治皇帝哀诏至郡、设幕哭临之机，群聚而哭庙，丁紫洄先向府学教授程邑请得文庙钥匙，“从而至文庙者诸生百馀人，鸣钟击鼓，即至府堂，乘抚、按皆在时，跪进揭帖”；堂兄丁观生亦“偶往府进呈词，遂罹于祸”^[9]。在宗谱的《仲初公》传中云:

顺治辛丑，三学诸生以吴令任维初赃款告。公道经府治，挤入公禀。巡抚朱国治闻而大怒，连系府治；续有诸生哭庙之举、乡绅秉公之议，国治愈怒，捏词疏请严惩，议斩十八人。^[10]

与《哭庙异闻》所记虽有详略之别，事实基本相同。而在《紫迴公》传中，对丁观澜之卷入案件的经过，则有如下描述:

辛丑之祸，从兄仲初拘系府治，公弗闻之也。因日者半仙言:期百日内，犯血光灾。公慎避之，家人亦秘不告。是日期满，益慎不敢出。日且暮矣，渐可逍遥于门。甫及门，而诸生金人瑞等适至，备道所以，挟与俱^[11]。配顾孺人曳裾而泣，公决眦椎胸，大呼曰:“宁有兄罹急难而暇自全者乎?平日读书谈大节，亦惟此孝友耳。烈士锐身赴义，诚知所处也，我独非夫哉!”掉臂而去，哭不绝声，而半仙之言则验矣。^[12]

可能是为了强调先祖的凭空罹祸、覆盆沉冤，这里已经略去观澜领头请钥、进递揭帖的率先义举，而平添出百日血光、宿命难逃的传说色彩。无独有偶的是，后人对金圣叹之不免于难，也有类似叙述:

国初诸生金圣叹，才俊不羁，好评论奇书小说……哭文庙，构成狱，避匿僻所。卜满百日可脱灾，及三月，定稿(指其评书——引者注)仅欠一日，以为幸免矣。……旋为访拿，抵案陷辟，正落百日之厄。^[13]

记载此事的毛庆臻，字润甫，亦为苏州吴县人，但作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距离清初已远，“百日之厄”的说法，当不可信。诚如学者所云“圣叹与丁观澜大约在四月二十日即已被捕，前后仅七十馀天，怎能说他已潜藏近百日之久呢?”^[14]

虽然丁观澜在哭庙案中的作用向来不为今人所注意，然在当时人的眼中，他却是与金氏齐名的领袖人物。对此有两点可证:其一、据载，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日哭庙时，所捕仅十一人:“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15]、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观生与焉，而观澜、圣叹皆不在其内；至四月中旬，始由苏州府教授程邑“唤门斗供出丁子伟、金圣叹二人”。程氏尚欲牵扯他人，因听从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长洲钱中谐“有丁、金二人足以塞责”之劝始罢。于是“四月廿六日，严檄唤丁、金二人，廿七日起解至省下”金陵，从此“遂无波及者”^[16]。其二、《丹午笔记》作者顾公燮录其“曾大父”即曾祖父(当即《哭庙异闻》的作者)所撰“吊十八人”七绝，诗云:

丁澜侠骨世无伦，哭庙焉能遂杀身?纵酒著书金圣叹，才名千古不埋沦。^[17]

吊十八人仅咏丁、金两位，所下笔墨又平分秋色，可见丁澜(兰)在当时的影响。捕二人足以塞责上峰，挽二人足以概括其馀，无论是罪尤所归，还是声望所孚，均可见丁、金二人名声的旗鼓相当。而在后世出现相似的百日之灾、届满遇难的传说，或许恰恰说明在悲剧结局的十八诸生中，他俩是后人最感惋惜或遗憾的。然而，两人于相当中也有相异之处，这便是挽诗所强调的，一为“侠骨”无伦，一为“才名”千古。金圣叹的“才名”是否千古不埋沦，今已得到三分之一的证实。但是丁观澜的“侠骨世无伦”，仅从《哭庙异闻》、《哭庙记略》、《辛丑纪闻》的文字记载，尚难窥其端倪；而借助宗谱《祖德传》的描述，一位“甘蹈于死、成大义”的侠士形象，已是英气勃郁地跃然于纸了。这或许便是剥离了“半仙”预言之类的荒诞粉彩之后，给后人留下的最具真实意味的历史影象。它侧重记录了在四月二十六日“严檄”至苏州后，丁观澜不避险、不畏祸、慷慨赴难的义胆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