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吟楼诗选》五言律有组诗《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十二章(首)，从“秋日凉风动，两贤同载行”(其一)、“忽忽念素友，双双留白门”(其十)诸诗句中，不难看出作者是于秋季送两位友人赴金陵白门，一位字号为维茨，一位字号为公晋。前者是申垣芳(1589—1652)，吴县人，明庠生；后者当姓王。清初吴江徐崧(1617—1690)所辑《百城烟水》曾提及此人，该书于吴县“怡老园”下注曰:“怡老园，王尚宝公延喆创，为父文恪公讳鏊归老之地……文恪没，尚宝始自有之；再传之太常及光禄……复归光禄闻孙公晋氏。”^[26]《七十二峰足征集》于“东山王氏合编”收入其诗《顾狷庵席上赠朱枝昌》一首^[27]，可知此“公晋”亦为王鏊后裔，乃苏州太湖东山人，其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前文说过，王永焘共四子，长曾、次瀚，三则为希。道光家谱《世系表》著录王希仅有“字公晋，号知我，嘉兴府秀水县庠生”诸字，然于其家族后裔王季烈(1873—1952)民国重修《莫釐王氏家谱·忠义》所引蒋赓壎《贞义编》，言其于“顺治乙酉除夕自尽，遗命以幅巾敛，墓表称‘故明王知我先生’，后人从之”^[28]。乙酉除夕，即南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三十日(1646年2月15日)，可见是感愤于明朝的覆亡而自绝于世，亦可算作南明烈士了。其生年虽未见记载，然其长子宪文既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若其时王希约二十岁，则其当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前后，小于次兄王瀚约四岁，小于圣叹约两岁。其父永焘天启五年(1625)去世时，王希已约十六岁，当可自立矣。其姊妹三人，亦各得其所:“适附例生吴升闻，适附例生秦渔，适顺治甲午副榜、禹州知县许定升”^[29]。王希“娶刑部员外申继揆女……五女:适太学生顾埴，适顺治乙未进士、文华殿大学士宋德宜，适庠生丁章序，适康熙丁巳举人、苏州府学教授陆世恒，适太学生徐昌炽”^[30]。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组诗，从创作系年和交游考证的角度论，第四首较为重要:

今年三十外，旧镜得新霜。同学渐有事，众经未成章。二公又离别，一秋无纪纲。得归幸及早，有约毋相忘。

首联上句间接标明写作时间，然“外”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二、三皆可云“外”。结合圣叹其他诗作，笔者认为“今年”是其三十三岁，王希则在三十一岁左右，即时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此时，年方及壮的金圣叹已鬓发早衰，如非天生少年白，可见其用脑过度了。颔联可与圣叹《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参读，此诗即写于崇祯十三年，首联“我欲治经今日始，君行折狱几年平”，便可移作“同学渐有事，众经未成章”的最好注脚。次年松江司理、友人李瑞和赴京选官，撰诗《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四律》之一云:“天子固应求执法，诸生那可罢谈经?”^[31]上句指友人，下句当自指，亦涉及治经的问题。再看《送维茨公晋……》组诗之四的颈联，“二公又离别”云云则显示出圣叹在“说经”事业上对维茨和公晋的仰重，“纪纲”意指起着统领法度准则作用的人，这里比喻二公对自己的重要性；组诗第五首“二士今为客，孤灯谁说经”、第十首“我或读经罢，独行观水痕。忽忽念素友，双双留白门”，则是从反面渲染了友人之于自己的“纪纲”作用，悬想他们离别后无人参与“说经”的孤寂冷清。

因史料的缺乏，今天已难以一一确认圣叹所说之“经”具体包括哪些书目。过去笔者认为“众经”不包括《周易》、《左传》之外的儒家经典，并主要是指其心爱的“才子书”^[32]。吴正岚女史认为“这一理解似乎依据不足”，圣叹“治经是兼及儒释道三教的”^[33]，所云有理。圣叹室号唱经堂，又号大易学人、涅槃学人，由取号便已流露其治学倾向。圣叹“六部《才子书》”的先后顺序，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即“盖尝三七思惟矣:欲先评《南华》，庄生之言，似乎奔放，实合圣道，不得先事，《第一才子书》也；欲先评《离骚》，屈子忠于君国，凄迷缠绵，其义甚深，又不得先事，《第二才子书》也……至夫《南华》，则尝与同学论之而未评；《离骚》尝评二卷许，名《恸哭注》，中止”^[34]，可见“众经”应包括《南华经》和《离骚经》^[35]；对“天上岁星真妙士，山中宰相是神仙”的徐增父亲徐庆公，圣叹“便欲执经来就正，青芝紫气若函关”^[36]，所执之经亦应为道教经典。他对儒家经典的解经之作，今存《唱经堂通宗易论》、《唱经堂释小雅》、《唱经堂左传释》、《唱经堂释孟子四章》。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春，(徐增)同圣默见圣叹于慧庆寺西房，听其说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37]，可见所说之经必然涵括佛教经典。圣叹学贯三教，有打通儒释道之心，如劝僧人读《庄子》:“法师试作金经读^[38]，定叹东人未让西。”^[39]友人赞其“千年绝学自分明，佛海儒天出大声”^[40]。从现存的一份《唱经堂遗书》的目录中，对其所撰“内书”有如下记载:

《大易义例私钞》，二本。《大易讲场私钞》，四本。《涅槃讲场私钞》，共十一期一本。《□(法)华讲场私钞》，一本。《法华三昧私钞》，一本。《宝镜三昧私钞》，一本。《一代时教私钞》，一本。《第四佛事私钞》，一本。《圣自觉三昧私钞》，一本。《内界私钞》，一本。《法华百问》，一本。《南华前摩》，未竟，一本。《五智印图》，未竟，一本。《讲场仪轨》，一本。《杂疏》，一本。《西域(城)风俗记》，一本。《童寿六书》，一本。《离文字说》，一本。《圣人千案》，一本。《通宗易论》，一本。《庄子字制》一本。^[41]

这份目录，再加上以上所述《离骚经》、《释小雅》、《左传释》、《释孟子》等，大致可以看出圣叹从崇祯十三年左右开始的，其一生所治“众经”的基本规模。

圣叹治经的重要形式之一，便是“讲经”。在其诗歌中，亦不乏这方面情况的自述。如“说经夜夜鸡三唱，圆梦朝朝水一盆”^[42]；有时是“门人抱经来，旨酒为淹留”^[43]；感叹友人早逝，不复听讲:“去岁西方止观经，妻儿待米不曾听。今春古寺重开讲，无复杖藜声到庭。”^[44]圣叹讲经的感染力极强，能令听者“惴惴焉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45]，以致使得同有“三吴才子”之名的尤侗，亦不得不带有醋意地承认:“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缁素从之甚众。”^[46]后世崇拜者廖燕，更是添油加醋地赞美圣叹的讲经风采:“设高座召徒讲经，经名《圣自觉三昧》，稿本自携自阅，秘不示人。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座下缁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47]将儒家典籍与释道诸典融会贯通并自出机杼，的确是圣叹的“学术特征”^[48]。

当然，除了自崇祯十三年开始的“治经”外，其他如小说、古文和杜诗的评点，亦陆续展开。据徐朔方先生《金圣叹年谱》载，此年之前，圣叹尚无著述问世；而在此年之后，首先是崇祯十四年二月“改编《水浒》为第五才子书”(据《第五才子书》序三自署“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其次“因儿子及甥侄辈要他做得好文字”^[49]而评选《天下才子必读书》也“成于(似应为“始于”——引者按)今年或略后”^[50](圣叹子雍崇祯十四年方十岁，正当启蒙之际)。此外，据《哭庙异闻》记载，《唱经堂杜诗解》“从事”于“亥、子之交”^[51]，即清顺治十六己亥、十七庚子年(1659—1660)之间，然卷四《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诗后，有圣叹堂兄金昌(矍斋)注曰:“余廿年前，读此诗解，合什大士前，颂其青莲法眼。”卷二《三绝句》之一，圣叹评语中言己“殆于三十四五岁许，始乃无端感触，忽地惊心:此前犹是童稚蓬心，后此便已衰白相逼”。顺治十六年(1659)的二十年前，即明崇祯十三年(1640)，圣叹始三十三岁，故《杜诗解》亦当始评于此际(注意“衰白相逼”与组诗“旧镜新霜”之合)。

《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组诗除了使后人知道南明烈士王希为圣叹挚友外，还告诉我们，圣叹的确才华横溢，其“说经”之举，不似常人按部就班、次第进行，而是全面开花、“众经”齐治，并能在几乎同时，完成不属“众经”的《第五才子书》的评点，并开始了《杜诗解》的撰述，不愧其为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