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泐大师其人其事

扶乩一名扶箕、扶鸾、扶卟，其术由来甚久。据晚清俞樾考证，“唐世已行矣”^[2]。扶指扶架子，乩指卜以问疑。据说其基本方法是由术士制一丁字架，其直端顶部悬锥下垂，架放在沙盘上，依法请神，木架的垂锥即在沙上画成文字，以示神旨，或与人唱和，或晓以吉凶，或示人处方。因种种行为均属神灵降下旨意，故亦称之为扶乩降神，简称“降乩”、“降箕”、“降笔”。以今人看，属于迷信活动之一种，应是毫无疑问的。在古人则疑信参半者居多，聪慧文人相信此事的更是不在少数，到晚明时，此风愈烈，苏州一地尤盛。故后人指出:“崇祯时，吴中士大夫家盛设乩坛。”^[3]正是在这样的世风影响下，自“儿时”便自负超人，“恰似自古及今，止我一人是大才”的金圣叹^[4]，大约从其弱冠时起，走上了扶乩降神之路。此事始于其二十岁左右时，至而立之年达到高潮，今可考知者有四件，分别发生在吴江叶绍袁家、常熟钱谦益家、吴县姚希孟家和长洲戴汝义家，以下分述之。

(一)《午梦堂集》中“泐大师”

汾湖在苏州府吴江县(今吴江市松陵镇东南二十一公里处)，又名分湖，以南半分属浙江嘉善。其东岸为芦墟镇，为江浙交界“著名山歌之乡”^[5]。叶氏吴中分湖派，乃叶桯—筠(次子)—岫之后，为当地大姓，在晚明更是文人辈出，其中尤以叶绍袁家族最为著名。绍袁次子世偁崇祯五年(1632)撰《汾湖石记》:“松陵水乡也，汾湖为特著。予家即在湖之西北，葭汀蓼渚，风帆钓艇，朗朗日夕在目也。”^[6]便说明了其家的具体地点。绍袁一家明末的文学创作，主要保存在绍袁所编《午梦堂集》中，传世版本甚夥，以今人冀勤先生辑校本搜罗最为丰富，其版本源流在整理前言中有详细交代；有关其家世和妻儿子女的情况，已故邓长风先生曾有较为精审的考证^[7]，此处皆不再赘述。惟其家与金圣叹的交往未见前人道及，以下绍述之。

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韶，号粟庵，别署天寥道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娶同邑文学世家沈氏女，名宜修(1590—1635)，字宛君，其父沈珫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山东兖东道按察司副使，共生十一子，如自曾、自继、自徵、自炳、自然、自皆有名，人称其“家世清华，一门鼎盛，父子兄弟，皆擅词藻”^[8]。绍袁与宜修皆擅诗文创作，在他们的作品中，时常提及一位降临其家扶箕显灵的“天台无叶泐子智朗”者:

……我痛与儿苦，何时重诉陈?肝肠碎复碎，生死终参辰。缅彼泐师力，爰清六根尘。含言垂慈悯，慨允拯沉沦。耿耿玉壶漏，漫漫星汉津。披衣起仰视，阴云覆层轮。拊膺叩幽颢，愿回飞廉辚。不日曀且故，感恻徒伤神。——《亡偁百日夜大风雨候禅侣不至》^[9]

碌碌浮沉无息机，生涯回首总云非，劬劳未报肠空断，儿女相牵泪暗挥。幻境亦知难解脱，虚华不定更依违。迷途仰望垂哀悯，愿指慈航鉴所祈。——《呈泐大师》^[10]

在绍袁的其他著述中，提及“泐师”、“泐公”、“泐庵大师”之处更是不胜枚举。此位频繁出入于吴江沈家的“泐大师”究竟是何人，在笔者有关专论问世前，现当代学界似乎无人道及，也使得扶乩降神与其文学批评关系的探讨难以深入。但是，这位泐大师不仅在绍袁一家感情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因《午梦堂集》在明末清初“海内流传殆遍”的广泛影响^[11]，加上文坛领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为之张大声势，所撰叶小鸾传，便是据叶父绍袁《午梦堂集》有关文字摘编改写而成，言及“吴门有神降于乩，自言天台泐子”，度化小鸾^[12]，“天台泐子”降乩叶氏的逸闻遗事更是为清初文人喜闻乐见，故对泐大师其人的来龙去脉，实有必要予以详细考证。

绍袁于明崇祯四年(1631)即因无意宦情，“以请告终养在家，萧然野色，聊以自娱”^[13]，整日与妻子儿女吟咏唱和。绍袁与宜修共生八男五女，皆才貌双全，即其所谓“才逊子安，咸有滕王之序；貌凌徐惠，早拟小山之文”^[14]。谁知好景不长，次年(1632)十月，三女小鸾(1616—1632)于婚前五日忽染微恙而遽亡，年方十七；长女纨纨(1610—1633.2)因哭妹过度哀伤，于除夕前数日逝世，得年仅二十三。家庭悲剧并未到此结束，至崇祯八年(1635)，先是十八岁的次子世偁(1618—1635)因科考失利，于二月间抑郁而死；三月，绍袁母冯太宜人因伤爱孙之殁而去世；四月，八子世儴(1631—1635)五岁夭折；九月初五之夕，连遭打击的妻子沈宜修终因呕血病逝，四十六岁便“长辞去矣”^[15]。故绍袁在崇祯十七年(1644)回忆道:“最惨莫乙亥为尤甚，一岁三丧(引者注:实为四丧)，泪痕相续!”^[16]。正是在崇祯八年前后，因迭生家难，悲哀郁积，不堪屡丧亲情之惨痛，其家与善于降神召魂的“泐大师”有了多次来往。

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崇祯八年“四月，八儿儴患惊风痫疾，内人遣傛往求泐公”。傛指三子世傛(1619—1640)，时年十七岁，后取妻沈宪英(1620—1685)，为沈珫五子自炳(1602—1645)的长女(是沈宜修的侄女加儿媳，属近亲结婚)。“泐公”此次未至其家，只是告知:“不但儴不生也，君家雁行还有凋伤。亟须以黄绢画准提菩萨像，朝夕礼拜，持诵准提咒不辍，庶可保耳。”^[17]沈宜修所撰《呈泐大师》有“迷途仰望垂哀悯，愿指慈航鉴所祈”之句，当即写于此时而由世傛面呈者。

其次是当年六月上旬叶氏夫妇“恭设香花幡幢，敦延銮驭”，迎请泐大师“降跸”其家，为道其家已亡、未亡各人的“往昔因缘、今时栖托”。最离奇者是泐师告诉绍袁:“君前生为秦太虚，前之前为梅福，一会琼章(引者注:其女小鸾字琼章)。琼章时为女子，名松德。又前之前为鲁仲连，更一相会。君夫人即秦太虚夫人，苏子美小女；又前为蔡经妹，亦一会琼章。君家诸眷属都有奇迹，查不能清耳。”遂又在绍袁的恳求下，将小鸾亡灵从“蓬山弱海”之仙府“招魂来归”，“女云:‘愿从大师授记，今不往仙府去矣。’师云:‘既愿皈依，必须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审戒。我当一一审汝。’”审问小鸾是否“曾犯”佛教反对的十种恶业^[18]，即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四妄语，五两舌，六恶口，七绮语，八贪欲，九瞋恚，十邪见。泐大师“先审戒”，问她对佛教基本戒律是否违反，即是否“犯杀”、“犯盗”、“犯淫”，这既为恶业前三种即身业三种，又为佛教基本戒律五种的前三种；接着，“师又审四口恶业”，即“曾妄言否”、“曾绮语否”、“曾两舌否”、“曾恶口否”，这四种“口业”，乃恶业十种的中四业；最后，“师又审意三恶业”，即“曾犯贪否”、“曾犯嗔否”、“曾犯痴否”，除了最后一业“犯痴”与“邪见”略有差别外，即为恶业十种最后之“意业”三种。小鸾一一给予正话反说的精彩回答，如问“曾犯痴否?”女云:“曾犯。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泐师对已死三年的小鸾亡灵大为赞赏^[19]。

其三是该年八月叶绍袁于妻病重之际，“遣儿辈往求泐公。泐公不能致力，儿归已瞑目矣”^[20]。沈宜修所作《病中上泐大师乙亥八月绝笔》:“四大幻身终有灭，茫茫业海正深时。一灵若向三生石，无叶堂中愿永随。”^[21]当即写于“遣儿辈往求泐公”之时。

其四是崇祯九年(1636)四月二十六日泐师来约，将率已入“无叶堂”的绍袁妻宜修、长女纨纨、三女小鸾之亡灵“振锡还家”。次日果“引三人同至”，泐师与三人联句吟诗，绍袁与已逝之妻、女相互问讯，煞有介事^[22]。此次，宜修弟自炳(字君晦)在座。

其五是该年八月叶绍袁“送季若入都报命，同候泐公。泐公赠余二语:‘秦世身为鲁高士，汉朝我识梅仙人。’”^[23]季若为绍袁从弟绍颙(1594—1670)之字^[24]，此际任广东巡按，明末官至大理寺卿。

在上述文字中频繁出现的“泐大师”，其现世装扮者其实就是金圣叹。之所以能将泐公与圣叹联系在一起的，是叶绍袁《续窈闻》的开场白:“吴门泐庵大师……能以佛法行冥事，钱宗伯《灵异记》详矣。”^[25]“吴门”道及“大师”所居之地乃苏州城里，钱宗伯指郡人钱谦益，《灵异记》即其所撰《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在现代金圣叹研究史上，孟森首次征引此文。但这只是就现代而言，其实在古人眼中，此事所指之人是从无疑问的。如圣叹同乡尤侗(1618—1704)曾回忆道:

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缁素从之甚众，后坐事见法。牧斋为《泐子灵异记》，盖亦以异人目之矣。^[26]

尤侗字展成，号悔庵、艮斋，小于圣叹十岁，为其熟人(金氏曾就评选唐诗事请其声援^[27])。可见金圣叹年轻时曾以佛教天台宗祖师智(538—597)弟子化身的名义，在吴中一带扶箕降坛、广行法事，是当时人所共知的。

金圣叹“以鬼神身说法”事从天启七年(1627)五月始，延续十年左右，是金圣叹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尚可考知的重要活动。仅就其交游论，他与吴江望族沈氏的密切关系，极有可能是与吴江叶氏之交互为波澜、互相推动的。他与沈珫长子自曾子永辰、次子自继子永启、三子自徵子永卿、五子自炳子永荪、七子自然子永筠等，皆有着历久不衰的深厚友情^[28]；而叶绍袁妻沈宜修便是他们的亲姑母，不仅其父辈自继、自徵、自炳、自然的名字在《午梦堂集》中屡见不鲜，自炳(字君晦)还亲历过崇祯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泐庵的扶乩降坛活动，圣叹爱徒永启亦与叶氏有吟咏之作。金圣叹在青壮年时期交游圈的形成和扩大，吴江叶氏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金圣叹对叶家的影响更是甚为深远。崇祯九年(1636)绍袁因“去年天台泐师降跸余家，余扣问往世因缘，师云在宋为太虚秦观，余心独私自喜也”，遂改室号为“秦斋”^[29]。此后仍时时念及泐大师，如崇祯十三年(1640)三子世傛去世，令其想起了泐师当年“君家雁行还有凋伤”之预警^[30]，并祝祷世傛“死而有知，其往智者大师前永为法门”^[31]；同年秋，其次女小纨撰《鸳鸯梦》杂剧(有《午梦堂集》本和华玮编校《明清妇女戏曲集》本)，通过谱写“三位兄弟的感情”以纪念自己与亡姊纨纨和亡妹小鸾的深厚情谊。其剧情是:

这三位怀才不遇的少年，前生分别是天上西王母、上元夫人与碧霞元君的三位侍女，因为“偶语相得，松柏绾丝，结为兄弟”，被西王母以其凡心稍动，而谪罚降生人间。三人长大后重逢，再度结成弟兄，然未久，其中二人却相继谢世。剩下的主角(作者化身)因念生死无常，遂往终南山访道寻真。经吕洞宾点化，醒悟人生聚散，有如梦幻泡影。三友旋即团圆，一齐重归仙班。^[32]

可见小纨创作构思，基本上不出泐大师借神道“说法”的套路。崇祯十四年五月，绍袁因请一位“浙中冯生”来家“致仙”，忆及当年情事，不禁闪念:“泐公平昔凿凿，果亦无可疑耶?”^[33]再如南明弘光元年(1645)，绍袁身处鼎革之际，又回忆起泐公当年“苏州兵火，十年之后必不能免”的预言^[34]，如今不幸被其言中。但是在其著述中已无与“泐大师”直接交往的记载了，更多的只是在预言成谶或物是人非的悲情逆境中，亦真亦幻地回想着这位能招致亡灵的神奇大师的种种睿智言行。

值得一提的是，金圣叹于崇祯八年四月所云“君家雁行还有凋伤”，照现代科学观点看，只能是故弄玄虚之语。可是，造物有时竟然会如此无情。绍袁诸子，不仅如上所述很快次子、八子、三子先后凋丧，随后又有五子世儋于崇祯十六年(1643)去世，年仅二十岁；四子世侗和七子世倕于清初隐居杭州皋亭山，误食毒菌而卒，得年分别仅为三十七和二十七；两年后，四十五岁的长子世佺亦死，时在顺治十五年(1658)。八子中惟一高寿者乃第六子世倌(1627—1703)，此人便是后来改名叶燮、以《原诗》著称于后世的已畦先生。他在晚年选其母、姊(纨纨、小鸾、小纨)诗各数十首，编为《午梦堂诗钞》，于凡例介绍《返生香》时，对当年“郡人有能为鬼神之言者，凭乩自称泐大师，言琼章仙去”诸事，认为是“其言无征近迂怪”^[35]。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点较其父兄远为理智和科学的认识，才使叶燮本人跳出其家八男三女大多短命的怪圈，首先在心理上克服乃至战胜了由“君家雁行还有凋伤”的不经之谈导致的自我暗示，最终成为寿终正寝者。

金圣叹以“泐大师”身份为绍袁妻、女招至亡灵、唱和赋诗之事，在清初几至人所共知。总体来看，信者多，疑者少，反对者不是没有，但鲜见诸文字。钱谦益感慨自己“往撰《泐子灵异记》，颇受儒者谣诼，今读仲韶《窈闻》之书，故知灵真位业，亿劫长新；仙佛津梁，弹指不隔。聊假空华，永资回向云尔”^[36]，故乐为之宣扬。尤侗曾云:“神仙降真……钱蒙叟《泐子灵异记》、叶天寥《窈闻》，俱在疑信之间。今以予所见证之，则天人相感，未尝不呼吸可通也。”^[37]也就是说，他本来对此类事情付之以半信半疑，但因自己后来亦有过相似经历，故态度为之转变。周亮工(1612—1672)虽然并不认为“泐师演说无明缘行，生老病死因缘”属于可信，却对其“招琼章至，琼来赋诗”的具体对答颇感兴趣，他曾详记其事始末，并于结尾云:“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爱其句之缛丽，附存于此。”^[38]泐师与小鸾对话一段，多被后人误以为实有其事。如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余按:小鸾，粤人，笄年入道，受戒于月朗大师。佛法受戒者，必先自陈平生过恶，方许忏悔。师问:‘犯淫否?’……”今人亦沿其说，将小鸾有关回答视作“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例证^[39]。其实，事既荒唐，缛丽之句的著作权便不属于叶小鸾，而是出自《灵异记》所谓“乩所凭者，金生采”为首的、“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魏生、顾生”参与的这一神怪文学“创作组”，故可视为研究青年金圣叹思想的重要史料，从中不难窥见其肯定《西厢记》的意识渊源。

清顺治五年(1648)，叶绍袁卒于姑表兄弟浙江平湖冯洪业别墅耘庐，享年六十。消息传至苏州，其族侄叶时从撰《挽虞部叔》诗三首，其二为:

在周仲连逝，在宋太虚亡。死者原非死，生者心彷徨。譬之芳筵散，后会不得常。泰山颓于前，梁木仆于旁。纵解幽明理，悲恨与时长。萧然作野僧，抛家如敝屣。撒手出门去，再拜辞考妣。今日绿溪头，明日碧山里。可仰不可追，飘摇无定趾。此正后人师，长卧不复起。天府聘修文，奚以安姻里。^[40]

并在开头两句后注曰:“泐大师降箕，云叔前身为秦太虚，前之前为鲁仲连、梅福。”凡此，皆可见十馀年前金圣叹假托鬼神、游戏人生之举对当时人的深远影响在。时从“字子先，号大立，庠生”^[41]，从其《挽虞部叔》题注曰:“叔居汾湖，世变弃家。予在洞庭，未能相从。”此人或为晚明诸生。在吴中叶氏十派中，是由洞庭西山支头岭派迁入郡城派者。叶绍袁为汾湖派二十四世，故时从称其为“叔”。另据《七十二峰足征集》小传，叶时从乃太湖西洞庭山人，著《拜石居稿》一卷。顺治九年仲春，徐增撰《怀感诗》怀念友人，咏“吴江叶仲韶绍袁”云:“汾湖女史擅青箱，绣户春风笔砚香。胜韵晚年消散尽，皈依文佛几回伤。”^[42]

顺治十四年(1657)，圣叹选评《小题才子书》，收入叶绍袁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总评曰:

此题选文成林，悉以存商立论，吾不知此何兴会耶?有题眼应觑前，有题眼应觑后，授题者手中明授此题，而受题者眼乃觑前觑后，夫是以行文为最乐之事也。尽若诸文不觑前后，但率胸臆自作评论，则又何劳借径于先师遗经乎?如“管叔以殷畔”等题亦然。吾愿与后贤一禀先生此文为式，快洗从前恶习，真乃廓清之功比于武事也。^[43]

对于被自己善意地忽悠了半辈子的亡友，这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纪念了。

(二)其他降乩活动略考

1.降乩钱谦益家考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苏州府常熟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进士，天启年间官少詹事，因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被除名。崇祯朝召还，官至礼部侍郎，遂遭周延儒、温体仁倾轧，复被削籍。南明时召为礼部尚书，此后事迹昭著，毁誉参半，无须赘言。在所著诗文集《初学集》中，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一文，此篇乃揭示金圣叹青年活动的重要文献，亦是打通各种相关记载与金圣叹关系的关键，故节引于下:

天台泐法师者何?慈月宫陈夫人也；夫人而泐师者何?夫人陈氏之女，殁堕鬼神道，不昧宿因，以台事示现，而冯于乩以告也。乩之言曰:“余吴门饮马里陈氏女也，年十七，从母之横塘桥，上有紫衫纱帽者，执如意以招之，归而病卒，泰昌改元庚申之腊也。”其归神之地曰上方，侯曰永宁，宫曰慈月；其职司则总理东南诸路，如古节镇，病则以药，鬼则以符；祈年逐厉、忏罪度冥，则以笺以表。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乩，今九年矣。问其宿因，则曰:“故天台之弟子智朗堕女人身，生于王宫，以业缘故，转堕神道，以神道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师记莂，俾以鬼神身说法也。”问“本师记莂”云何，则曰:“大师以宿昔因缘，亲降慈月宫，为诸神设法，吴人尚鬼好杀，故现鬼道救杀业，善巧方便，渐次接引，归于台事而已。”……乩所冯者，金生采；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顾生、魏生:皆于台有宿因者也。或问于钱子曰:“慈月之事，子以为信乎?诬乎?”余曰:“信也!……”作《天台泐法师灵异记》。^[44]

在现代金圣叹研究史上，最早从浩瀚的明清史料中钩稽出这则珍贵文献的，是史学家孟森先生(1868—1938)，他在一九一六年发表的《金圣叹》中，便是以此则史料的征引为开篇的^[45]。稍后问世的首部《金圣叹传》，作者陈登原先生(1899—1975)也多次引用该文，以说明圣叹“生于万历三十四十”之间和“圣叹于吴中，非无地位者也”^[46]。在当代学者中，陈寅恪(1890—1969)在论及“牧斋实不免迷信之诮，此点可参《初学集》拾《崇祯诗集》陆《仙坛唱和诗十首》，同书肆叁《泐法师灵异记》”，首次钩稽出《仙坛倡和诗》这一新史料，并明确按曰“此事亦涉及金圣叹，颇饶兴趣”，并指出“关于是时江南士大夫名流迷信之风气，限于本文范围，不欲多论。但当时钱氏一家见神见鬼之空气，亦可推见也”^[47]。陈洪先生在此文献发现的基础上，对钱、金二人在这一事件中反映出的思想意识，进行过较为细致的分析^[48]。所惜者是，因未见《续窈闻》及拙稿下述降乩姚、戴家诸事，故对圣叹扶乩始末或有语焉不详之处^[49]。

金圣叹为钱谦益所撰扶乩诗，当时看过者云“辞意郑重，书法遒古”。牧斋乡人苏先撰写“仙坛倡和”次韵诗以赠“泐大师”，诗序曰:

大师降乩，自言吴门陈氏女子，未嫁死，为神妃，主慈月宫。后为天台智者授记，号泐子。今年乙亥，降吴门金生家，为人言休咎悉验，能诗文立就，皆秀丽有法，多警策语。赠宗伯一诗，辞意郑重，书法遒古；谈时务切中时弊，又以功名相劝勉。请为立传，表白台事。订五月十三日降宗伯家，为先太淑人主法事，资冥福。宗伯为和其诗，广至十章。余继和如数，以赠师，并呈宗伯云。^[50]

此则史料，由人民大学郑志良先生首次征引^[51]。苏先，字子后，号墨庄，晚明常熟人。江庆柏先生云其卒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出处为《江苏艺文志·苏州卷》^[52]。《苏子后集》卷四《癸酉元旦二首》其一第三联“未登蘧子知非日，已是茅君得道年”，自注:“茅君四十九岁得道。”蘧子知非，所用乃《淮南子·原道》“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之典，可知苏先崇祯六年癸酉(1633)四十九岁，故当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53]。那么，卒于清康熙四十五年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2.降乩姚希孟家考 姚希孟(1579—1636)，字孟长，苏州府吴县人，与舅氏文震孟(1574—1636)并负时名。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翰林检讨。天启中被劾为缪昌期党，削籍归里。崇祯二年作《开读始末》，记乡人颜佩韦等五人义事；五年赴召为日讲官，温体仁忌之，出为南京少詹事，移疾还家，崇祯九年卒。《明史》有传。所著《风唫集》，卷首有崇祯八年(1635)“夏四月十有七日天台泐庵智朗降乩题于鹓止堂”的序言一篇。此条史实，王重民(1903—1975)先生首次著录，而不知与圣叹的关系，谓“智朗降乩一序，盖希孟所自托也”^[54]。是徐朔方先生在金圣叹研究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实为金圣叹所作也”^[55]。姚氏有《清全集》八十九卷，为明崇祯刻本，《风唫集》为其中一种。

姚希孟与钱谦益为挚友，早在万历末年就有来往。天启年间，姚希孟、钱谦益和文震孟(字文起)因忤阉党而并受排挤打击，同病相怜；崇祯帝即位，三人又“同日赐环”回朝^[56]。钱谦益曾撰文言及三人友谊:

余与孟长定交二十有五年，登堂拜母，于太孺人有犹子之谊，而文起则太孺人之稚弟也。奄祸之方炽也，以余三人为党魁，刺探之使，朝于吴门而夕于虞山，匈匈如不终日。^[57]

此文写于“崇祯改元之六月”。故金圣叹崇祯八年先后在两家降乩之举，或为姚、钱之间相互介绍。从时间来看，钱氏《仙坛倡和诗》虽然编于《初学集》卷十《崇祯诗集六》，前第三题为《乙亥中秋……》，前第一题《北客》有“秋草萧萧锄不得”句，似亦写于秋季，然“倡和诗”十首无一字言及“秋”，且第九首有“师许五月十三日降于余家”之注，故降乩当在该年仲夏，则金氏先至姚家可能性较大。

3.降乩戴汝义家考 戴汝义(1596—1652.1.2)，号宜甫，长洲周庄镇(今属昆山市)人，庠生。徐汧(1597—1645)为其父士鳌撰《墓志铭》，言及“次君宜甫，少游太学，慷慨仗义，喜狂饮，往往以直戆忤时辈”。此人与金圣叹、泐大师的关系，见《现果随录》:

苏州孝廉戴星归，讳吴悦。父宜甫，从兄务公、石房，皆名士也。悦生而俊慧，父质其功名于无叶泐大师，乩判曰:“此子以工部终身。”及长，某年登贤书，负性痴狂，行多荡检，大不利于乡党，吴中呼为“戴痴”。既而受害者众，罗其恶款，控于工部。工部鞫勘得实，加严刑，卒于狱。……所言“工部终身”者，乃毙于工部、以终其身也。^[58]

《现果随录》作者为释戒显，俗姓王名瀚，太仓人，与吴伟业同年诸生，入清隐于浮屠。他在此则笔记下按曰:

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熏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扣之，与宜甫友善。见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瞳如秋水。宜甫指谓余曰:“此子他日必官工部。”而孰知泐师竟藏隐语耶?

可见按语云云，是戒显未出家时亲见之事，与《现果随录》题记所谓“凡现在因果系亲见闻者皆入此录”正合。文中讲的戴吴悦(1630—1665)，字星归，号素斋，初名之儦，顺治二年(1645)以吴悦姓名入庠，八年中乡试，年方二十一岁，可谓少年得志。圣叹为其启蒙师^[59]，时在成童(八岁)之前，恰在崇祯八、九年(1635、1636)之际。

综合以上各种记载，可知金圣叹自诩二十岁鬼神附体、开始降乩，时为天启七年(1627)五月。他以佛教天台宗祖师智(538—597)弟子化身的名义，在吴中一带扶乩降坛、广行法事，至崇祯八年(1635)而达到鼎盛，时年二十八岁，先后降乩于退休乡绅、遭贬官僚、殷实富户等人家中。所谓“泐庵”是金氏所托称的法师之号，或敬称为“泐公”、“泐师”、“泐子”，法名则为智朗，虚构慈月宫、无叶堂，广收已逝女子为冥间弟子，共三十馀人。《续窈闻》开篇所谓“陈隋宿德”是指其佛学渊源于陈、隋之际的有德高僧(宿德原指年高德邵者)；“智者大师”指陈、隋年间著名高僧智，此人为荆州陈氏子，出家湘州果愿寺，后入天台山，住国清寺，创天台宗，后世尊之为天台四祖，陈后主以国师礼迎入太极殿，隋炀帝赐号智者大师^[60]；“现女人身”即《灵异记》所云“吴门饮马里陈氏女”亡后为“慈月宫陈夫人”。而他(她)们所凭依现身者，主要便是金圣叹；参与其事的，还有同为秀才的“戴生、顾生、魏生”。或云此三人便是金氏《沉吟楼诗选》提及之戴云叶、顾君猷、魏德辅。云叶名镐(1619—1666)，原名之仍，小于圣叹十一岁，崇祯九年(1636)十八岁始“游黉序”为诸生^[61]，故不太可能是钱谦益崇祯八年所说的“戴生”。此“戴生”当是云叶二哥之傑(1609—1639)，为长洲廪生。此二人乃汝义兄汝仁之子、吴悦堂兄。当然，戴云叶后来似亦参与过圣叹降乩之事。吴县汤传楹(1620—1644)卒于崇祯十七年，该年岁末，云叶向汤氏友人尤侗“传示泐师乩语，云:‘先帝本青华帝君，兄(引者按:指汤传楹)即侍书金童，此才人生天公案也。’”令思念友人不止的尤侗颇感慰藉:“平日与兄论李长吉、石曼卿故事，辄为色舞。今兄已先着鞭，且得与嫂氏携手同归，使青华府中更添玉女，其乐何极?”^[62]

(三)从泐大师看金圣叹

由于资料的缺失，在今人的眼里，青年金圣叹的思想面貌向来是模糊不清的。本小节试图通过扶乩降神中泐庵大师的言行举止，窥视一下其中折射出的金圣叹的现实影像。

明末清初吴中一带，扶乩降神者甚多，如圣叹友人吴江吴晋锡就说自己年轻时“广有仙缘，先是王文成师、唐子畏师、王右丞师、韩忠武师，各以夙缘降，所师事者不一家；曰仁、青萍、秋云、鹤史、飘云、游霞、子负诸师兄，亦各以夙缘降，所兄事者不下数十家”^[63]；长洲尤侗自述亦有东坡、太白、文昌右局大夫、广寒散史、桂香右局、蓬池远客、文昌宫使、太乙宫使、南宫选仙使者、元皇等先后降乩其家，唱酬诗文皆记录在案，且“所遇元皇及右局二大夫，皆朝夕教诲，如临师保，不仅文字相酬而已”^[64]。何以这些装神弄鬼者的本身是谁，后人多不知晓，而惟独金圣叹以泐庵大师的身份设坛降乩，却在当时搞得红红火火、沸沸扬扬?这固然与钱谦益撰《灵异记》“以耀于世”不无关系，亦颇得益于叶绍袁《续窈闻》的传神记录。但钱、叶二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后来的清初文人对因文学评点而成名的金圣叹早年逸事的津津乐道，对于崇祯八年泐庵在“乩学界”已有的大师级地位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譬如在钱谦益撰《灵异记》之同时，圣叹便已降乩于显宦姚希孟家；而该年四月叶绍袁妻子就曾遣人由吴江赴苏州“往求泐公”，更说明泐大师在此之前已享名吴中了。根据现存史料分析，金圣叹在降乩过程中的表现，或者说通过泐大师降乩所看到的青年金圣叹，有以下几点特殊之处。

1.文思敏捷，才华出众　圣叹辞藻华美，文采艳丽，擅长四六文，颇有六朝骈俪之风。仅其所作有关降乩的散文，今所知者便有尺牍三封、序文两篇、笔记杂著一种、叶小鸾像题词一则。如崇祯八年五月降坛于叶绍袁家，索阅叶氏新辑《彤奁续些》(所收为众人悼念其妻、女之诗文)。阅迄，泐师问:“意将欲不朽之邪?”(可见不是圣叹靠绍袁成名，而是相反)叶氏当即泣而请序，只见泐师“精言丽彩，挥洒错落，笔不停手，应接靡暇。鸿文景烁，灵篇晖耀，真上超沈、谢，下掩庾、徐也”。泐庵所撰者即《彤奁双叶题辞》，载于《午梦堂集》本《彤奁续些》卷首，文长不录^[65]。圣叹写得一手好字，周庄镇永庆庵正殿匾额“散影千江”四个大字，便是其降乩时所书，人称“铁画银钩”；并长于绘画，曾以乩仙身份为戴吴悦作《鱼化龙》和《大士出山图》，“均非凡品”^[66]。扶乩时当场作画，不比寻常可以慢慢描绘，而需一挥而就，以此达到震慑人心、炫耀神力的目的，因此对绘画者艺术功力的要求就更高。如一次至叶绍袁家作法，“诘早降跸，亟索泾笺”，一气为画四幅花卉，“挂置佛前，作天女曼陀华供，观者咸赞叹不可思议功德焉”，进门伊始，便泼墨挥毫，技惊四座，令观者折服。次年四月，将绍袁妻沈氏亡魂招至叶家，叶绍袁与金圣叹或其助手假扮的沈宜修有段对话:

余问:“君今道装邪?闺装邪?”云:“闺装，搭戒衣。”余问:“何衣?”云:“红襦，天蓝戒衣；昭齐绿襦，紫色戒衣；琼章鹅黄襦，水碧戒衣。”^[67]

“余”即丈夫，答所问者乃其妻亡灵，“昭齐”、“琼章”乃两人亡女。在想象中对三位女性襦衣和戒衣的颜色搭配，显示出虚拟者对色彩的敏感。“先生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68]，这是康熙初年人对其画艺的评价。其画作《枯木竹石图》，咸丰年间尚在世，人称“寓意深远，落笔神妙”^[69]。

2.褒贬忠奸，关心时政　天启、崇祯年间，是明代政治最为黑暗、时局最为动乱的时代；其内忧外患的交织、贤愚忠奸的错综，即便置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生活于其时的青年士子，虽仅为一介诸生，身无半职，但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国是民生与生俱来的焦虑，使得金圣叹的政治意识无所不在，浸润着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崇祯十四年批《水浒》、顺治十七年批唐诗时屡屡表露，在崇祯八年前后扶乩降神的活动中也不时地有所展示。《仙坛倡和诗十首》其八前四句为“日薄悬车气尚昽，未应衰晚羡群公。勋名行辈皆纶阁，位业交游半岱宗”，钱谦益自按曰:“师称应山、江阴俱为冥官。”徐朔方指出“应山、江阴”分别为杨涟、缪昌期，先后“于天启五年、六年以忤魏忠贤被害”^[70]。此二人在天启朝皆为东林党人、反阉之士，钱谦益“与诸君游，于杨忠烈公谊尤笃”，因此而“除名”在家^[71]。圣叹称二人死后皆为“冥官”，既有劝慰钱氏之意，亦表示出自己对烈士的景仰。“倡和诗”其四为:

金阙寥阳晓气昽，绿章促数上天公。帝方蒿目忧黎庶，君亦斋心相祖宗。狐鼠乱行凭虎豹，鱼虾波及为蛟龙。灵风肃穆帷中语，凭仗神工斡国工。

钱谦益按曰:“师忧时闵世，每笺奏上帝，情辞恳恻，故云。”(钱仲联标校本无)泐庵大师对时局十分忧虑不安，以至于希望通过法术来辅佐朝政。所谓“狐鼠乱行”，所谓“鱼虾波及”，当是对正纵横于陕西、山西、河南一带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蔑称，可见青年金圣叹对造反者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并非无端猜测。当时苏先即认为金生降乩时“谈时务切中时弊”^[72]；叶绍袁于清初(顺治二年)亦曾回忆:“乙亥年泐公曾有言:流贼必不渡江，苏州兵火，十年之后，必不能免。今乙酉，正十一年也。”^[73]乙亥年即指崇祯八年，所云流贼渡江与否、明朝国运如何，应该是圣叹“忧时闵世”的重要内容；而所预测的两点皆准确应验，其对政局的分析判断，与纸上谈兵者有异，难怪叶绍袁对泐大师的信奉至死不渝。

3.别出心裁，洞幽烛隐　今所知者古人扶乩降神之举，大多是假扮所降之神仙，或预言吉凶，或诗词唱和，皆小打小闹行为；非无一二助手，亦不过是帮其扶木架、画沙盘的角色。圣叹则不然，凡事不做则已，一出手便气势不凡。他要降临作法，先则派人打前站，如据叶绍袁记载，崇祯八年五月“午间，先有女史傅遥遥至，云:‘师待下舂时，方可至此。’”再如次年四月“先是清晨，慈月宫人曹文容，致师翰函”，约定午后驾到。正式扶乩时，则动辄有多人相助，阵势甚大。如一次“师引三人同至”叶家，分别以其亡妻宜修、亡女纨纨、小鸾的身份出现，又是与泐师联句赋诗，又是与绍袁款叙别情。此三人者，当即钱谦益所云“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顾生、魏生”也。泐大师降乩，或畅述前缘，或召现亡灵，无不言之凿凿、触隐探幽，既有故弄玄虚的铺叙前因后果，也有扣紧主家情事的闪烁其词。如叶女小鸾(字琼章)许嫁张氏，于婚前五日忽然病逝，其中颇含隐情。其家后来重印《鹂吹集》，对沈宜修《季女琼章传》有关死事的一段记载多有删节。今人李一氓先生曾敏锐觉察到:“删去这一段，想掩饰什么?此段文字隐隐道出小鸾之死为婚事也。”^[74]叶绍袁曾专为此事询问过泐大师:

余问:“与张婿何缘?”师云:“曾一见耳。张郎前身姓郑，浙中一巨卿公子，郑之前身固参宗师，亦龙姿也。当其为郑生时，少年高才，自谓曾修玉京女史。寒簧偶闻斯言，即于其读书楼下，花架之中，一现仙女天身。郑生见之，亦诧本处闺质，初不意神仙示影也。此天顺二年三月初三事。张之今有是缘，盖前以未得详观奇丽踪迹，悒悒不遂，故又寻至耳。”余问:“若缘，何以终不得合?”师云:“寒簧偶以书生狂言，不觉心动失笑。实则既一现后，即已深悔，断不愿谪人间，行鄙亵事。然上界已切责其一笑，故来；因复自悔，故来而不与合也。”^[75]

鸾母沈宜修撰《季女琼章传》，亦隐约流露小鸾“深悔”所字匪人，欲“自悔”婚事而不被其父允许，是导致“惨祸”发生的主因^[76]。《鹂吹》初刊于崇祯九年，泐大师与叶绍袁的对话乃是上一年事，可见其对小鸾与张婿之缘的解释，是得之于自己的观察、分析和判断的。从形式到内容均高出常人一筹，无怪乎其扶鸾降乩之举在当时引起轰动。

对于此类行为，徐朔方曾说:“若非有意欺世，定是精神失常所致，或两者兼而有之。”^[77]以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思维分析，相信这一套(包括降乩者和信奉者)至少可以说是一种世纪病(譬如圣叹友人吴晋锡便痴迷于此)。那么，其目的何在呢?晚明曲家汤显祖万历三十六年(1608)在《<坐隐乩笔>记》一文里，曾对同为曲家的汪廷讷“精神常与纯阳通，提醒假寐，仍见于乩仙语沥沥，绿字丹书，独于先生泄其秘义”而撰成《坐隐先生订棋谱》颇生欣羡之心，认为汪氏“行无辙迹，言无瑕谲，夫岂自见自矜，亦岂炫奇骇世哉!”^[78]可见在汤氏看来，凡以乩仙言事者多出于“自见自矜”和“炫奇骇世”的目的，言行朴实的汪廷讷则不在此列。按照这一观点，喜好大言欺人的金圣叹化身泐公行法事，其出发点亦应不外“自见自矜”和“炫奇骇世”两端。故陈洪认为金圣叹编造“仙缘”的目的“主要在于求名当无可疑”，因为此举“有助于扬名，是获得社会承认的快捷方式”。至于圣叹是否有借降乩而谋钱财的企求，你看他动辄舟车数十里赴吴江、常熟，率领戴、顾、魏一干人等，“羽葆葩轩，顿辔蒿室”，车驾行头，皆需资费，按常理自然会接受主家的谢礼报酬，但这绝不是其主要目的。郑敷教云:

请仙之法，世多有之，大约文人才士精神之所托。有金生者，通于其术，诡称一陈夫人号曰慈月智朗，与生有婚姻之缘，在某年宜续之。请之辄来，长篇大章，滔滔汩汩，缙绅先生及士人有道行者，无不惑于其说。无行生某某，因之为利，筑宫塑祀，造为礼忏文……^[79]

郑敷教乃圣叹乡人，崇祯三年(1630)举人，崇祯十四年已参修《吴县志》。所记“乩仙”事，为同乡褚人获(1635—1703)截取前半文字，载于《坚瓠集》中^[80]。其实，褚人获所抄录者皆为常见文字，所省略者对于金圣叹早期事迹研究却相当重要。譬如，所谓“无行生某某”等句，正说明圣叹本人不是以之为利的。

然而，仅以求名看圣叹，似亦略有片面处。据其自述“本师记莂”^[81]即受命于天台智者大师之教，因“吴人尚鬼好杀，故现鬼道救杀业，善巧方便，渐次接引，归于台事而已”，也就是所谓“俾以鬼神身说法也”，借扶乩降神来宣扬佛法(台事指天台宗)、劝人为善，皈依佛门。按照叶绍袁的话，便是“吴门泐庵大师，陈隋宿德也。亲受天台智者大师止观之教……以佛法行冥事”^[82]。关于这一点，举三个例子:一是据叶绍袁说，崇祯八年四月其八儿儴患惊风痫疾，曾往求泐公。泐公云:“不但儴不生也，君家雁行还有凋伤。亟须以黄绢画准提菩萨像，朝夕礼拜，持诵准提咒不辍，庶可保耳。”希望叶家坚持诵礼念佛以祛灾趋祥^[83]。一是钱谦益所云:

天台泐子后身为慈月夫人，以台事示现吴中，劝人蠲除杀业，最为痛切。其言曰:“鱼虾之属，方下箸时，犹唧唧悲鸣，入喉方止。惟天耳能听之，而人与鬼神皆不知也。”现身鬼神道中，劝诱血食者俾受佛戒，虽未尽奉行，亦有为减膳者。^[84]

连钱氏亦为之感叹“呜呼，可以人而不如鬼乎?”一是友人魏德辅生病，写诗相慰，真诚地提醒其“无忘礼佛是医师”^[85]。圣叹“自幼学佛”(金批《西厢记·酬简》)，十一岁病中自由选读之书，“最初得见者”便是《妙法莲华经》^[86]，虽然因为个性疏狂而对佛教的清规戒律时有触犯(如《酬简》尾评自云“绮语未除”和尤侗说其“每食狗肉，登坛讲经”^[87])，但其对宣扬佛教的虔诚和劝人向善的信念，至少可以说是认真的。其一生与众多的僧人交往密切，甚至有生死不渝的友情，如释敦厚曾赴江宁狱探望圣叹，其批“《离骚》、《史记》、《孟子》、《左传》诸书”遗稿残篇存于总持、不二、解脱三位禅师处^[88]，似亦可见其与佛教界关系之深。今日学人往往为无神论者，更极少信奉宗教的举动，对古人此类言行难有设身处地或感同身受的体会，故有时亦容易忽视从这种角度分析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