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籍贯“吴县”说献疑
古人在籍贯方面与今人无甚差别，这与字号繁多的文化现象不一样。犹同今人有祖居、寓居、祖籍、学籍地一样，古人的籍贯亦会因为相同原因而造成著录的歧异。金圣叹籍贯异说的产生，与祖居、迁居无关，却受制于圣叹庠生学籍由长洲而改吴县，且吴县、长洲皆为苏州城的附郭县[151]等历史文化因素。以下试予辨析。
(一)籍贯三种说法
金圣叹的籍贯，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历来说法纷纭，主要有三种:吴县、长洲和苏州。其中尤以吴县说占主流，常被学者引用的史料主要有:
金人瑞，字圣叹，一名彩，吴县人，《贯华堂集》。——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卷五
金彩，字贯华，吴县人。——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三
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吴县诸生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金圣叹先生传》
金人瑞，字若采，江南吴县人。诸生。——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六
金彩，《贯华堂集》(吴县)。——[乾隆]《苏州府志》卷七六《艺文二》
由于这些文献的权威性，使得吴县说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如建国以来的各版《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均持此说。
至于长洲说，在古代较少直接的史料。唯有道光年间张穆(1805—1849)撰《阎潜丘先生年谱》引《行述》，云阎若璩顺治十五年(1658)“以病尝就医镇江……长洲金圣叹闻而访焉”[152]。至现代，谭正璧先生是较早在工具书中主张是“江苏长洲人”[153]的学者，陈登原先生首先征引乾隆吴翌凤《东斋脞语》“金圣叹居憩桥巷”等记载，指出圣叹家在长洲[154]。稍后蔡冠洛亦云“金人瑞，长洲人”[155]。建国后较有影响的两家，一是黄霖先生撰影印本《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一是陈洪先生撰《金圣叹传论》，均持此说:
人瑞原名采，字若采，又名喟，号圣叹，庠姓张，长洲(今苏州吴县人)。[156]
金圣叹是苏州府长洲县人氏，家居憩桥巷。[157]
陈洪并出注说明“据《吴县志》，憩桥巷‘兼隶长洲县’，故金圣叹事迹载于《吴县志》”，可见思路与陈登原一致。只是没有说明为何“兼隶长洲县”即亦同时“兼隶”吴县而遂认定为长洲人。唯严云受先生《金圣叹事迹系年》虽持长洲说，但对史料的具体理解却有不同。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哭庙记略》载“金圣叹，长洲人”，该书“成书时间距金氏较近，记载较可靠。如别无更有力的证据，难以否定《记略》中金氏为长洲人之记载”；二是认为金氏“原居长洲乡村，后迁居苏州西城，该区属吴县”，其根据是吴翌凤《东斋脞语》“金圣叹居憩桥巷”，认为“此地在苏州西城，乃是金氏中年以后之住址。其出生与早年生活地应在长洲乡村”[158]。只是在通行本《哭庙记略》甚至现存哭庙文献中并无圣叹籍贯的明确记载，而憩桥巷在苏州西城之说亦不够确切，由此而生的长洲说不够有力。
在吴县说占据主流地位的同时，亦有泛指金圣叹为苏州人者。康熙中期，松江华亭孙
辑《皇清诗选》，于卷首“姓氏”著录“金人瑞，圣叹，苏州，《贯华堂集》”，卷十八收入《燕子来舟中》，署作者为“金人瑞，圣叹，江南苏州人”[159]；康熙后期吴江周廷谔《吴江诗粹》收金法筵诗，云其为“吴趋采之幼女”[160]，雍正五年(1727)吴江李重华撰《沉吟楼诗选》序，云“吴趋金先生”[161]，吴趋即吴门，代指苏州。此处的“苏州”，不是指作为行政区划的苏州府，而是自然地理区域，类似今苏州市区。针对一九八一年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有关金圣叹的注释，或言长洲人(一处)，或言吴县人(四处)，张国光先生撰文指出:“金圣叹本是苏州城市居民，当时吴县、长洲各方分管苏州城之半，故金圣叹实为今之苏州市人，似不应注云‘今江苏吴县人’。”[162]
之所以会产生这三种说法，是源于吴县、长洲与苏州的密切关系。秦置吴县，后为苏州治所；唐析吴县东部分置长洲县，两县同城而治(吴县在城西南，长洲在城东北)，即同为苏州的附郭县。这类现象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较为普遍，如江宁府的上元(城东北)、江宁(城西南)县，杭州府的仁和(城北)、钱塘(城南)县，嘉兴府的秀水(城西)、嘉兴(城东)县，湖州府的乌程(城西南)、归安(城东南)县，绍兴府的山阴(城西)、会稽(城东)县，均为同城而治的附郭县[163]。在这些经济发达同样也是文化发达地区，出现了大批著名文人，其中一些籍贯的记载往往就会夹缠不清。在研究金圣叹籍贯的诸学者中，似乎只有张国光曾意识到吴县、长洲在苏州城区里同城而治的历史现象，但却否定其具体的县籍归属，笼统地认为是“苏州城市居民”，无疑是不够妥当的。
(二)“吴县”说献疑
在金圣叹籍贯的三种说法中，唯有吴县说有学者专门撰文论证。一是一九八七年发表的金苏《金圣叹故居新探》，一是二○○四年发表的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金苏不同意陈登原将憩桥巷视为长洲和张国光的圣叹故居在海红坊的说法[164]，认为“憩桥巷、海红坊，均属吴县城区，两地相距亦远。金圣叹故居，若在憩桥巷，海红坊则非，若在海红坊，憩桥巷则非”，且《苏州府志》、《吴县志》亦无金圣叹故居之记载。文章的重点在于，通过金圣叹诗文中的自述，认为其“世居农村”。最后根据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文中谈及金圣叹祀奉之神即“慈月宫陈夫人”，“其归神之地曰上方”，认为“金圣叹既然在此操卜筮之业，而其故居，当亦在此”，其结论是“金圣叹故居不是憩桥巷，或海红坊，而在吴县农村上方山，故居今已不存。”[165]李金松认为长洲说是对《哭庙记略》中“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这句的误读，如果金氏确为长洲人，《哭庙记略》的叙述应该为“少补邑博士弟子员”即可；而指明金氏为“长洲”博士弟子员，恰恰说明金氏非长洲人:“因为金氏非长洲人，才需要如此特地指明。”同时指出:“在有关述及金氏籍贯的材料中，就笔者所经目过的材料，以吴县说最为丰富，而且可靠性强。”[166]文章主要论述的是这种说法相关史料的可靠性。
暂且不论金圣叹籍贯具体属地，先看有关学者对这些史料可信性的论证。
1.吴翌凤《东斋脞语》:“张锻亭先生(景崧)，字岳未，余师素存(乃翼)、雨蕉(应诏)两先生之父也，康熙己丑进士，官乐亭知县。……张氏世居吾里乐桥之南，金圣叹居憩桥巷，相去不数武，素相得也。”[167]
《东斋脞语》所记张景崧父亲张瀚与圣叹为友，并曾被“圣叹纠往哭庙”，以及圣叹家居之地，是研究金圣叹的重要史料。在学术史上，是陈登原首先引用，并旁及乾隆《苏州府志》卷三“有憩桥巷，兼隶长洲”等记载，来论证“圣叹之家”之所在[168]，后遂明言“圣叹家在长州憩桥巷”[169]。陈登原的文献发现之功固然不可否认，但其论证却过于粗略，对府志的征引亦有偏颇，故虽有陈洪响应其说，亦不乏质疑的意见，主要是从两个方面:
(1)时间方面。金苏根据吴翌凤(1743—1819)的生年(实生于1742年)，指出“吴翌凤生，金圣叹死，已隔八十一年。吴翌凤以憩桥巷为金圣叹故居之说，系出于他塾师的祖父张函西之言。传闻之说，隔有三代，已难遽信。”[170]而同样是否定长洲说的李金松则认为:“此则有关金圣叹里籍的记载，即使不出于张锻亭，必闻之于乃师素存、雨蕉两先生之一。由于张氏与金圣叹所居相距‘不数武’，因此，即使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必得自于长辈的口耳相传，应该说，此则关于金圣叹里籍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可见根据叙述者距离圣叹逝世时间的长短，来判断这一史料的可信与否，实在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据有关史料，张景崧为康熙三十年(1691)诸生，其父张涵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诸生[171]，其后来的功名，并非如吴翌凤《东斋脞语》所言“中乙酉副榜，与锻亭同科”(乙酉指康熙四十四年，乃景崧中举之年)，而是景崧中进士的前一年，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副榜贡生[172]。景崧康熙五十九年(1720)任乐亭知县[173]，假如二十岁中秀才，其父张涵约生于顺治中期(如生于顺治六年即1649年，则中副贡生时已六十岁)。无论是就其年龄之小，还是获得诸生身份之晚，其似乎不应该曾经参加过“哭庙”案。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吴翌凤有关记述完全是无稽之谈，只是觉得被圣叹纠往哭庙而未果者当是张涵之父而非其本人。
(2)地理方面。如金苏云:“陈登原将憩桥巷视为长洲，为不明苏州府城区划分而致误。按明末清初，苏州府城区辖吴县、长洲两县。而吴县、长洲之界，向以护龙街(今称人民路)为线，西属吴县，东归长洲。憩桥巷在苏州府之西，属吴县城区”[174]；李金松经过查检《苏州府志》卷三“城池”附录“坊巷”，发现述及吴县的坊巷时，提到有两处“憩桥巷”:“东憩桥巷(兼隶长洲)，西憩桥巷”，后者“专属吴县”[175]。金苏为苏州人(作者介绍云“在江苏省苏州市第四光学仪器厂工作”)，所谓旧时吴县、长洲的城区界限，亦大致可信。“卧龙街横亘吴城中，东为长洲界，西为吴县界”[176]；府城“以卧龙街东属长洲，西属吴县”[177]，后因乾隆南巡在此接驾而改名护龙街[178]。但是金苏只是依据憩桥巷的现代位置，认为属于吴县城区，而未及曾经“兼隶长洲”的历史。其实在明代有关记载中，东憩桥巷一向是专属长洲县的，如洪武《苏州府志》卷五“坊市·长洲县”、正德《姑苏志》卷十七“东南隅巷”[179]、隆庆《长洲县志》卷十二《坊巷》。只是不能仅据东憩桥巷属于长洲，就认为整条巷子都与吴县无关；更不能仅据乾隆府志“兼隶长洲”的记载，做出圣叹家在长洲的判断。李金松在发现陈登原文献征引破绽的同时，又认为金圣叹所居“极有可能”为东憩桥巷，“因而有人误认他是长洲人”。这个“极有可能”，也仅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是毫无文献依据的猜测；而且，假如真的是极有可能，那么就不能说圣叹是长洲人为“误认”了。
不仅憩桥巷有东西之分、兼隶两县，与该巷相距甚近的“乐桥”，也是一个隶属不明的地点。该桥“正居市心”，明代以其“桥下少北十字街，界其坊市为四隅”[180]。隆庆《长洲县志》卷十二《桥梁》首列便是乐桥、饮马桥[181]等，清代府县志云此二桥为吴县、长洲“合治桥”。这两座桥分别是横跨卧龙街的十桥之一[182]，由明人对饮马桥位置的描述:“苏城辏集街市也，府与卫在桥之西；长、吴二县，一在桥之东南，一在桥之西北”[183]，可见乐桥之东、西，分属长、吴二县，故亦不能据这一与憩桥巷“相去不数武”的桥梁位置，来佐证圣叹的籍贯。比如世居乐桥之南的张景崧二子，乃翼为雍正六年吴县籍诸生，应诏为乾隆元年长洲县籍诸生[184]；再如吴翌凤生前所刻《与稽斋丛稿》每卷大题下自署“长洲吴翌凤”，可见至少在心理上是自视为长洲人的，因此与“吾里”连带而及的圣叹所居，可能在叙述者的心中，亦是指长洲所辖的东憩桥巷。
2.对于周亮工《尺牍新钞》“吴县人”的著录，李金松认为“周氏是一位非常严肃的学者，《赖古堂尺牍新钞》广收晚明清初文人的尺牍，而且，他仅小于金氏四岁，与金氏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生平屡过吴门，说不定与金氏有一定的交往。因此，其说必有所实据。”
周亮工的确与金圣叹关系密切[185]，但是不能据此就得出所云“必有实据”、对金圣叹的一切介绍都是正确的结论，而且《尺牍新钞》小传云其一名彩、字贯华，著《贯华堂集》，就是缺乏根据的信笔而书。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名号、书名著录的不确，就简单论定其说必不可信，否则便与前人犯同样错误。《尺牍新钞》先后出版三集，每集收入二百多人。从初集的著录来看，每卷由其两位朋友“选”，由其两位子侄“抄”(后两集无友人参选，均由三位子侄抄录)，故周亮工所起的作用是主编(包括向友朋约稿、凡例的制定、序跋眉批的写作)。入选作家小传的填写包括目录的编订等事务性工作，不应出于康熙二年五十一岁、时任山东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之手。再看《尺牍新钞》有关苏州人士的籍贯著录，三集约收入三十人(次)，限于篇幅，我们不去一一考察该书对其籍贯著录的正误，只就其中出现两次且籍贯先后著录不一致的列表如下:此四人中，对袁于令、尤侗籍贯的记载是先错后对，赵宧光和汪琬则相反，故这种在各集中的籍贯变化，不是精益求精的结果，正反映了一种对同城而治的两县著录的随意性。最典型的例子是《结邻集》连续选入两兄弟的尺牍，小传分别为:“李绳远，斯年，浙江嘉兴人”；“李良年，武曾，浙江秀水人，斯年弟”[186]，令人无所适从。
《尺牍新钞》对后世有关圣叹的著录，影响甚大，如乾隆、同治府志均在“吴县”人氏中载“金彩，《贯华堂集》”。李金松据此指出“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乾隆中叶所修的《苏州府志》、《吴县志》，其时虽去金氏之死已百年，但两《志》的《艺文志》皆称:‘金彩，贯华堂集’。由吴县县志对金氏著作的著录，我们可知金圣叹籍隶吴县。方志所言，系采访或据确实文献所得，决非出于传闻。”首先要指出的是，乾隆十年刻本《吴县志》卷九三至一一二确为《艺文》，但其中所收乃是与吴县相关的具体的诗文作品，而非专收著述目录的经籍志，只有在曹允源主纂的民国《吴县志》之《艺文考》中才有同样的记载[187]。其次，仅仅依据“方志所言，系采访或据确实文献所得，决非出于传闻”，便判定“可知金圣叹籍隶吴县”，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尺牍新钞》的确属于确实文献，但并不等于确实可靠，方志所言亦时常有误，即如此例，人名、书名皆错，难以说籍贯就一定正确；而且用这样的预设某书或某人说法一定可靠来判断所云吴县说之可信的逻辑推论行文，是很难有什么说服力的。如对于清初廖燕所倡的“吴县诸生”之说，李金松认为:“廖氏生平对金氏极为景仰，他虽然与金氏算不上是同时代人，但他的这一说法，得自于亲身到苏州探访，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实，作为广东人，当他于康熙三十五年首赴苏州时“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记圣叹诸事，主要从“读先生所评诸书”及里巷传闻而来，文字多袭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的序跋。周作人早就指出:“赵晴园生圣叹同时，所言当较可信，廖柴舟著《传》中说及《古诗十九首》与圣叹释义，盖即取诸此也。”[188]此外廖燕所谓“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则属臆造[189]，故不能因其曾亲赴苏州就一定可靠。再如其论证《清诗别裁集》“江南吴县人”之可信，即云编者沈德潜“虽然在金氏死后十二年才出生，但由于他是长洲人，长洲与吴县接壤，即使他不曾获得最直接的文献，但必得自于吴中故老，因此，他传金氏为吴县人，应该说是可靠的”，均为猜测之词，似乎颇有道理，其实并不解决问题，且“接壤”说正说明对“同城而治”的含糊。
3.对于长洲说的来历，李金松指出:“这是对《哭庙纪略》中‘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这句的误读。因为‘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并不意味他就是长洲人。”[190]
此文敏锐地发现长洲说与“哭庙”文献的关系，却存在三个问题:
(1)在史料征引上断章取义，《哭庙记略》于“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一句后，接着尚有“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诸句；此段话，在现存最早的《哭庙异闻》中为“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191]。按照确为某县就应略去县名的逻辑，根据“少补长邑诸生……补入吴庠”的叙述，金圣叹就既不属于长洲，亦不属于吴县了。
(2)确为某县就会略去县名的行文习惯，在古代的确存在，如某县志中提及该县某人为“邑诸生”或“邑庠生”(此为承书省略)，或者某文前面已经介绍过某人为某县人而后提及其为“邑诸生”时(此为承前省略)，或者是特殊的作者及言说对象如对本县人说话(此为承人省略)，一般都无需再标某某县名。但是，《哭庙记略》或《哭庙异闻》却不同。从全文看，说的是苏州辛丑哭庙案始末；从此段看，说的是金圣叹小传；从作者和阅读对象看，并非自称是长洲人或只是给长洲人看，没有一个具体县名的前提，无法承书、承前或承人省略。
(3)这种承书、承前或承人省略的行文习惯，只是就一般而言，不是必须的，仅举圣叹本人的例子:顺治四年吴县知县汪爚南(字涵夫)代理长洲县事，圣叹写诗贺之，如果按照必须省略的写法，诗题就应该是“贺本邑汪明府摄篆长洲”或“贺吴县汪明府摄篆本邑”，可是偏偏写作《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清初佚名苏州人撰《吴城日记》载此事，亦作“四月初旬，吴邑汪令兼署长县事”[192]。可见据“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或“少补长邑诸生”判断金圣叹非长洲人难以成立。
(三)“长洲”说新证
《哭庙异闻》中有关金圣叹“名人瑞，庠姓张，字若来，原名采。为人倜傥不群，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一段文字，的确是长洲说的最直接来源。如张国光就认为金圣叹籍贯是长洲县人而学籍是吴县庠生，所引史料为无名氏《哭庙记略》和顾公燮《哭庙异闻》而并无其他论证[193]。因为此类史料说明圣叹本名金采，一名人瑞，年轻时即考中本县(长洲)诸生，后被黜革，遂以张人瑞名冒籍考中吴县诸生。故吴江沈祖禹乾隆初年编辑《吴江沈氏诗集》称沈重熙妻金法筵是“吴县诸生圣叹公人瑞(一名采)季女”[194]，亦不为非；乾隆五十年沈光熙主修《吴江沈氏家谱》言重熙妻为“吴县金氏”[195]，当是据此著录并按体例省略“诸生”。诚如严云受所云:“金氏后来补吴庠生，故有人称他为吴县诸生，《苏州府志》将其著作属吴县部。但不能据此判定其籍贯为吴县。但如果考虑到长洲本自吴县划分而置，故笼统地说，亦可称其为吴县人。”[196]
笔者据《哭庙异闻》认同圣叹籍贯“长洲”说，主要是依据古人报考诸生的惯例而得出的。这一惯例就是:如无特殊情况或特殊说明，古人一般均在本县应试，少数人中式后因事黜革，才会改名或改籍至他县应试；亦有直接因事以他名在他县应试者，则会对庠名、庠籍予以说明。如康熙末年松江府宝山人张涵:“庠姓顾，字思祖，居杨行(引者按:宝山镇名)。年未冠入(苏州府)太仓学。”[197]所谓庠名、庠籍，一定不是原本而是假冒的姓名、籍贯。再如长洲戴氏家谱所载《
故诸生从
祖
戴公合传》“俟庵公，讳镐，初名之仍，字云叶。十五能文章，十八游黉序，师事仲兄石房公，家学渊源，时有‘大小戴’之称。辛卯浙闱拟元，为忌才者所黜，后复为长邑诸生。”此人顺治八年辛卯赴浙江考试，肯定与其兄之儁顺治四年抗清而死有关；后改名镐，可能是为了回原籍再考。
问题是仅据圣叹身后百馀年始问世的野史笔记就判定其籍贯长洲，恐难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虽然其文字流传有序。以下试举三条旁证，说明圣叹籍贯长洲之可能。
1.从金墅看籍贯。金圣叹顺治十七年给嵇永仁写过一封信:“弟自端午之日，收束残破数十馀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对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付诸剞劂，行就竣矣。忽童子持尊书至，兼读《葭秋堂五言诗》，惊喜再拜，便欲挐舟入城，一叙离阔。方沥米作炊，而小女忽患疾蹶，其势甚剧，遂尔更见迟留。因遣使迎医，先拜手，上至左右。”[198]许多学者都认为此时圣叹是住在三小女金法筵之家。自接触此序以来，笔者便心存疑惑:如说法筵已出嫁，何不云“三小婿家”?且其女婿为吴江沈氏，而何以仍在长洲乡下?金墅，旧镇名，位于苏州城西北四十五里处之太湖东北岸，明清属长洲县，在今苏州郊区通安镇境内，尚存石板老街。可是，“方沥米作炊”“因遣使迎医”均为主人、父亲语，不似客人、岳父语；“忽患疾蹶，其势甚剧”，又颇类少儿高烧痉挛昏蹶之症。故若云已嫁，于意难安。经李真瑜先生《吴江沈氏文学世家女作家汇考》的提示，查民国抄本《吴江沈氏家谱》卷五载沈重熙“顺治庚寅年(1650)四月二十一日生……康熙壬寅年(1722)二月四日卒，年七十三岁”，其妻金法筵“康熙乙酉年(1705)十一月二日卒，年五十四岁”，即法筵顺治九年(1652)生，顺治十七年重熙十二岁、法筵年方十龄，不应已经婚嫁[199]。可见太湖之滨金墅镇之草屋，乃圣叹乡下故居，冠以“三小女”，可见其对幼女法筵的喜爱。有学者不仅认为圣叹此序说明其晚年“住在三小女金法筵之家”，而且“从其嫁女农村来看，也可证实金圣叹世居农村”[200]。这一推论，至少是不明此际圣叹为何居此。他在该年春夏，曾致函同邑友人徐增:“承谕欲来看弟分解，弟今垒塞前户，未可得入。”(《鱼庭闻贯·答徐子能》)可见他是因修葺城中居所才暂时与小女一起搬至乡下旧居的。
2.从金诗看所居。苏州城区“以卧龙街东属长洲，西属吴县”[201]，上面所引那首从题目并不能看出籍贯归属的七律《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其诗意似乎暗含着作者的居处所在。该诗颈联为“杼轴东方无大小，榛苓西望足歌思”，分别化用《诗经》之《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和《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的传统理解[202]，来对应自己所处的苏城东部在原来县令田本沛治下的破败荒凉，表达对贤者各得其所的西部盛世的翘首期待。“西望”，点明了作者所处位置恰在“东方”。再看尾联上句“从今礿祭同承福”，礿祭是古代君王具有的祭礼，此句暗用《易经》第六十三卦“既济”中“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实受其福”之意，说明从此居于东部的人们与西部同样能得到上天的福佑，亦是立足于东而言的。此外，七言古《下车行》开篇数句，以当地人士口吻欢迎新来长官:“君不见，今年春风至今吹不休，百花合沓生长洲。长洲水清照城郭，郭外黄盖亭亭浮。儿童不惊立道周，父老引领垂素发，传呼妇女观诸侯。”不及吴县而独言长洲，自居何地似乎彰明。
3.从自述看里籍。明崇祯十七年“夏尽日”，金圣叹为已故邵弥遗画撰写题跋，云:“此帧为瓜畴先生遗笔，吾友般若法师藏之，而得之于圣默法师者也。余与先生，生既同里，年又不甚相去。”[203]由于圣叹面对的都是苏州城内的僧人，这一“生既同里”的表白，就不是泛泛地在说“我们都是苏州人”了，而是有着更加具体的指向。邵弥为长洲人是毫无争议的事[204]，但其家在城区还是郊县?晚明钱谦益曾撰诗《赠陆墓邵叟，是僧弥之父》[205]，说明其父所居地；晚明吴县葛一龙送杨补回长洲，托之问讯邵弥[206]，清初邢昉访杨补是到陆墓[207]，亦间接说明邵弥之里。陆墓位于苏城北郊阳澄湖西，明清为长洲县辖镇，与金墅相距三十里许，“陆墓镇，县北八里，以有唐陆宣公墓故名；金墅镇，县西北四十里”[208]。陆墓因镇北有唐宰相陆贽墓，故名。一九九三年改名陆慕镇，今属苏州市相城区。
根据以上诸条出自圣叹本人笔下的史料，笔者以为其籍贯长洲说较之吴县说似乎理由更加充分，虽然还不能够确定其究竟是金墅镇还是陆墓镇人。
由于同城而治产生的籍贯著录的复杂性，不仅在金圣叹研究中存在，不少苏州或与其沾边的文人都有这个问题。如著名藏书家吴翌凤，几乎所有的文献包括方志，都认为是吴县人，这也是有可靠证据的，石韫玉为撰墓志铭言其为“江南吴县人”，来源于“孤子宝芾以次年(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葬先生于太仓山之原，先期乞铭”[209]，且《诸生谱》著录为乾隆三十一年吴县籍诸生(卷四)，应该可靠。可是“尝书楹帖赠之”的友人钱泳，云“吴枚庵先生名翌凤，长洲人”[210]；“交尤莫逆，得佳帙必互相传抄”的吴骞，亦云其“本休宁商山人，与予同宗，徙家于吴，遂占籍为长洲诸生”[211]，均言之凿凿。以致周中孚在一书中竟然有“吴县吴枚庵”和“枚庵长洲人”[212]两说。现在虽然在其自著中找到“长洲吴翌凤”的主观认同，也很难说其客观县籍不是吴县。再如圣叹友人嵇永仁，祖籍苏州府常熟县，迁居常州府无锡县，却考上顺治十四年苏州府学诸生第四名[213]，娶长洲杨氏为妻[214]，故周亮工《尺牍新钞》说其是“吴门人”、“吴县人”亦非空穴来风。康熙四十三年，江苏巡抚宋荦奏“长洲县生员嵇永仁……从容就死，妻杨氏艰辛守志……照例请旌”[215]，在官方文书中又变成了长洲人；事还未完，其独子嵇曾筠，进士题名碑录载其为“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人”，乾隆《苏州府志》卷四十《选举五》列其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施云锦榜”长洲籍进士，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八一、道光《济南府志》卷二九和民国《清史稿》列传九七，均载其为长洲人。这父子两代，如何从常州府无锡人变成了苏州府长洲人，可能与外家杨氏的籍贯有关，但如今要想完全弄清来龙去脉，恐怕很难了。
回顾百馀年来有关金圣叹姓名、字号、籍贯歧见的生成过程，邱炜萲、徐珂及商衍鎏等认为原姓张名采可以理解，这是基于《辛丑纪闻》和《哭庙记略》话语系统的逻辑判断和原文误解，与是否受到当时另有文社领袖张采(1596—1648)的影响没有关系，与后人为了便于阐述己见而删改引文也不是同一性质。这些在晚清有科举经历的学者，之所以误读“庠姓张”为本姓张，是因为他们都不曾对金圣叹从事过专门研究，故不知圣叹本姓金是毫无疑问之事，而一旦认为“顶金人瑞”名应试为正确，就必然是本姓张。陈登原是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位专门研究金圣叹生平史实的学者，一九三五年撰《金圣叹传》影响了金性尧、张国光、陈洪等后世学者，他对圣叹本姓金、不姓张的考证可为定谳，但以乾隆有个张若采来论证圣叹明末不可能名张采、因赞许圣叹特立独行的人格而否认“庠姓张”的文献存在，均是其论证的破绽处；尤其是他将研究此问题的基本文献《辛丑纪闻》“庠姓张”先后抄作“姓张”“原姓张”，将《哭庙记略》“庠生姓张原名采”标点为“庠生。姓张，原名采”，更是后来纷纭众说的始作俑者。黄霖主张“庠姓张……顶金人瑞名就试”，真知与错误并存，将两个不可并存的姓氏置于一体，必然引起学者争论。陈洪以嘉庆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行文亦为“庠生，姓张”，来否定“庠姓”说的文献可靠性，多数学者遂依据“庠生，姓张，原名采”甚至标为“庠生。姓张，原名采”而无视“庠姓张”的文献存在。《丹午笔记》本《哭庙异闻》问世，学界始知尚有“庠姓张……顶张人瑞”之说，但因为是孤证加之不明“庠姓”的史实文化含义而极少采信。笔者所见白鹿山房本恰同《哭庙异闻》，可证有关哭庙文献中圣叹小传均为“庠姓张……顶张人瑞”，或因衍脱、讹写“庠”“生”“金”而生异文。其关键在于对“庠姓”缺乏了解，所以既发现不了“庠姓张”与“顶金人瑞”的扞格，也意识不到与“顶张人瑞”的联系。除了黄霖、严云受等少数学者，对于“庠姓张”可谓集体失明或规避。名喟说的流行，亦与哭庙文献版本研究不够有关，仅《辛丑纪闻》一家如此记载，此外最早文献不早于同治初年，可证陈登原、陈洪观点正确。名“麟振”的说法出自清末民初，无任何早期史料证明，可不予采纳。前人多据廖燕《金圣叹先生传》，相信名人瑞、字圣叹为鼎革后之事以及原名采改名人瑞，从其序跋印鉴款识和友人徐增别集抄本可证:金采是其一生所用之名；人瑞是庠名，后遂亦以自称；“若采”是与名采相配的字，“若来”是其误书。“圣叹”不是字，亦非一般的号，而是早年所得法名，所谓曾点之志的向往，当为入清后因环境遭遇的变化始产生。后人因对“圣”字在当时的使用，理解得过于神圣，亦强化了圣叹性格疏狂放诞的色彩。对于金圣叹的籍贯，自古以来就有吴县、长洲和苏州三种说法，多是因为同城而治以及原籍和学籍的不同造成的籍贯著录的模糊，根据其乡居之所、所撰诗歌以及有关自述，可以基本上认定其为长洲人。
综上所述，金采，字若采(“寀”同“采”，“来”是误书)，法名圣叹，号唱经，苏州府长洲县人，曾以张人瑞名参加吴县诸生考试(即庠姓张，庠籍吴县)，后遂亦名人瑞。又号涅槃学人、大易学人[216](顺治十四年自序《小题才子书》落款)。可见其姓名、字号、籍贯并不复杂，不足以用来佐证其“厌恶平凡，喜欢标新立异，巧立名目”的性格[217]，比起同时的“归奇顾怪”之繁复名号，要单纯得多。在诸家异说中，本姓张，是对庠姓张的误解；“原名采……改名人瑞”，字、号圣叹，以及室号贯华堂，不确；名喟、麟振(徵)，晚出无据。从某种角度来说，圣叹姓名、字号、籍贯的种种异说，均主要出自近世以来的臆断、误解、篡改和盲从。
【注释】
[1]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2]陈洪:《金圣叹姓氏辨疑及其字号的思想文化内涵》，《沧海蠡得——陈洪自选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3]邱炜萲:《菽园赘谈》卷4《金圣叹死时语》，光绪二十七年(1901)排印本。
[4]徐珂:《清稗类钞》“著述类”《水浒传西厢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34页。
[5]无名氏:《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第14—15页。
[6]无名氏:《哭庙记略》，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1911)版，第10页。
[7]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8]详细分析，见第一章《哭庙记闻版本论争平议》。
[9]陈洪:《金圣叹“张姓”说辨疑》，《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
[10]《科场条例》卷35“冒占民籍例案”，咸丰刻本。
[11]法式善:《槐厅载笔》卷4，嘉庆刻本。
[12]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9、2652页。
[13]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7、148页。
[14]法式善:《清秘述闻》，张伟点校《清秘述闻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5、393、41页。
[15]同治《苏州府志》卷66《选举志》，光绪八年(1882)刻本。
[16]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19《选举表三》“历朝贡生”，光绪六年(1880)刻本。
[17]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18《选举表二》“历朝举人”、卷17《选举表一》“历朝进士”。
[18]《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载“管昂发，江南长洲，清康熙39/2/2”，《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2载康熙二十年科试录取诸生，长洲县第一名为“管昂发(复姓徐，改名大临)”。可见其庠试、榜试亦存在冒籍问题。
[19]《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会试四百一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刻本。
[20]光绪《宝山县志》卷10《人物志·文学》，光绪八年(1882)刻本。
[21]金友理:《太湖备考》卷首，薛正兴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2]邵涵初:《锡山游庠录》卷上“杨廷珪”注，咸丰四年(1854)序刻本。
[23]吴定璋辑:《七十二峰足征集》卷36“东山吴氏合编”，乾隆十年(1745)依绿园刻本。
[24]据友生裴喆告知，万历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的浙江提学副使是莆田王畿。其“莅郡三载……为天下治行第一，用异等锡宴光禄勋。会浙学使缺，上命督视。时士子宾兴期逼……甲寅擢参知江右”(《墓志铭》)。据光绪《杭州府志》卷100《职官二》，王畿万历三十六年任杭州知府。据乾隆《浙江通志》卷119《职官九》提学道，王畿在“已上俱以副使督学”者中。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万历三十九至四十二年，浙江提学为毕懋良。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3979—3983页。误。
[25]水宝璐辑、张杞编:《向若水公年谱》卷1，光绪十八年(1892)水嘉谷刻《四明水氏留硕稿》本。
[26]雍正《宁波府志》卷16上《秩官》，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
[27]陈惟中:《吴郡甫里志》卷7《岁贡·国朝》，清抄本。
[28]《科场条例》卷35，咸丰刻本。
[29]申祖璠:苏州《申氏世谱》卷4《文定次房支第十三世》，道光二十一年(1841)赐闲堂刻本。
[30]沈光熙等:《吴江沈氏家谱》卷5《韫所公支十四世》，1931年抄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按:李重华序《沉吟楼诗选》中提到的“元一、元景”，即培祥的兄、弟，因过继给堂叔沈始熙为子而未及。
[31]丁士涵:苏州《丁氏宗谱》卷1《世系·八世》，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32]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33]哭庙记闻文献中所谓“申衙”，就是指申时行府第。如介绍朱嘉遇，号鸣虞，“居申衙前文定公旧宅，著名阳山朱氏”，此二句，《辛丑》无，《记略》为“住申衙前，即杨山朱氏”。此人乃当时著名富户，所居为“申衙”即申府，乃前明申时行(官至首辅、吏部尚书，谥文定)旧宅，故不可能住在“申衙前”。《消夏闲记摘抄》卷上第30页《赵朱斗富》:“康熙初年，阳山朱鸣虞富甲三吴，迁居申衙前文定公旧宅。”故有关文字宜作“申衙(前文定公旧宅)”。时行祖父申乾，因过继给舅徐氏，遂改姓。
[34]张国光:《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还应精益求精——关于<水浒>与金圣叹条目注文的商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35]金性尧:《圣叹只留书种在——读<沉吟楼诗选>》，《书林》1983年第5期。
[36]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6、29页。
[37]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
[38]参《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5页。
[39]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第8页。
[40]《辞源》“金圣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455页。
[41]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康熙刻本。
[42]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引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页。
[43]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7页。
[44]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卷2，香港太平书局1961年影印手稿本。
[45]尽日指农历月末最后一天。褚人获《坚瓠续集》卷2《大尽小尽》:“月满三十日为大尽，少一日为小尽，月之尽日犹年之除夜也。”
[46]叶恭绰:《明金圣叹遗文》，《遐庵探艺录》，繁体竖排本，第98页。
[47]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第2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6页。
[48]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49]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乙亥丛编》本，1935年版。
[50]参拙撰《金圣叹年谱简编》，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31页。
[51]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3《天台泐法师灵异记》，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3页。
[52]启功:《坚净居随笔·金圣叹文》，《学林漫录》第十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按:此文是友人刘立志先生赐知。
[53]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葭秋堂旧刻》卷首，雍正刻本。按:嵇永仁为顺治十四年苏州府学庠生，故圣叹自称“同学弟”。
[54]范良:《诗苑天声》卷首，顺治十七年(1660)旋采堂刻本。
[55]徐增:《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康熙抄本。
[56]周廷谔:《吴江诗粹》卷20《沈隐君永启》，清抄本。按:周廷谔约生于康熙九年(1670)，永启“引为忘年交……故知隐君生平特深”。其《吴江诗粹》卷30《闺秀》“金氏”小传，称金法筵为“吴趋采之幼女”。
[57]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卷5，康熙元年(1662)刻本。
[58]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3，康熙六年(1667)刻本。
[59]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2辑。
[60]周廷谔:《吴江诗粹》卷20《沈隐君永启》。
[61]详参本书第十六章《周元亮:褒贬审慎的研究者》。
[62]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第8页。
[63]周劼:《狷狂人生:金圣叹的人生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64]周焕卿:《李应机及其年谱》，《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
[65]李炜:《寄怀墨庵兼询圣叹》，陈增新等选《柳洲诗集》卷8，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66]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奏对别记》上，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
[67]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8页。
[68]吴正岚:《金圣叹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5页。
[69]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序，拙编《全集》第1册，第94页。
[70]参《汉语大词典》第5卷“法名”、“法号”，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7、1045页。
[71]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2《鱼庭闻贯》第40条《与邵兰雪点》，拙编《全集》第1册，第107页。
[72]叶绍袁:《续窈闻》，冀勤辑校《午梦堂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19、522、523页。
[73]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页。
[74]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引论，第709页。
[75]徐增:《九诰堂集》诗卷5，康熙抄本。
[76]金昌:《才子书小引》，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4页。
[77]徐增康熙九年(1670)所撰《书<泽公传>后》落款为“庚戌夏五月望后三日吴门大易学人圣行徐增拜识”，见徐增、范骧《池上篇》不分卷，稿本。
[78]徐增:《九诰堂集》诗卷6。
[79]金圣叹:《鱼庭闻贯》第14条，拙编《全集》第1册，第101页。
[80]王季烈:《莫厘王氏家谱》卷4“承天公支(二房)”，1937年石印本。
[81]周作人:《谈金圣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9页。按:此文刊于1935年7月5日《人间世》第31期，无[附记]二；7月25日增写，收入《苦竹杂记》，同年10月北新书局出版。
[82]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7《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康熙刻本。
[83]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14《金圣叹先生传》。
[84]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6页。
[85]王士禛:《池北偶谈》卷2《常参》，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页。
[86]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6页。
[87]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8页。
[88]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国闻周报》1932年6月第9卷第24期。
[89]查洪德、李军:《元代文学文献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90]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卷4《唱经子赞》，康熙抄本。
[91]徐增:《九诰堂集》诗卷6《怀感诗》；刘献廷:《广阳诗集》卷下《题唱经先生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页。
[92]沈永令《送金释弓还辽》诗题注:“释弓，唱经主人子。”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7，乾隆五年(1740)刻本。
[93]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6页。
[94]金圣叹《沉吟楼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95]参见本书第八章《吴江沈氏交游考》。
[96]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7《金圣叹先生传》，康熙刻本。
[97]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金圣叹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28页。
[98]拙文《<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二《贯华堂是谁斋名》，《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转载。
[99]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7《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跋。
[100]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第338页。
[101]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卷5金人瑞小传，康熙元年(1662)刻本。孙
:《皇清诗选》卷首入选诗家“姓氏”，康熙二十九年(1690)凤啸轩刻本。
[102]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3金彩小传，康熙六年(1667)刻本。
[103]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5页。
[104]金圣叹:《鱼庭闻贯》第14条《答韩贯华嗣昌》、第41条《与韩贯华》，同上第1册，第101、108页。
[105]陈登原:《金圣叹传》，第24—25页。
[106]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338页；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0页。
[107]陈登原:《金圣叹传》，第25页；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第338页。
[108]拙文《<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就是将“唱经堂遗书目录”视作贯华堂不属于金圣叹理由之一的。
[109]《才子书汇稿》收《沉吟楼借杜诗》一卷，另有《沉吟楼诗选》抄本行世。
[110]陈登原:《金圣叹传》，第25页。
[111]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康熙抄本。
[112]徐增:《九诰堂集》文卷3《答王道树》。
[113]沈祖禹:《吴江沈氏诗录》卷11。次句“寂守孀闺”，徐著第730页引作“寂守香闺”。
[114]无名氏:《辛丑纪闻》，光绪都城琉璃厂刻本。
[115]顾公燮:《丹午笔记》264条《哭庙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116]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第338页。
[117]内父即岳父。凡涉亲属，皆以整理者金雍身份或口气称呼，此系《鱼庭闻贯》通例。古今多不明此，选圣叹致堂兄金昌信，皆照题为《与家伯长文昌》，始作俑者为周亮工辑《尺牍新钞》。
[118]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30页。
[119]人民大学郑志良2008年10月24日电子邮件来信:“我在人大图书馆没有找到您说的书。我查了人大图书馆的善本书目录，没有《贯华堂才子书》或《唱经堂才子书》，我按照您所说的，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书’部里，看到上面记载人大图书馆有收藏，我就这个问题询问了人大图书馆善本室的主任，他的答复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可能记错了，他让我去查图书馆的卡片目录，也未发现。人大善本书中只有‘金人瑞选批，金雍辑并补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八卷》，顺治间刻本’，另有《唱经堂杜诗解四卷》，民国八年上海震华书局石印本，除此之外，没有金圣叹的书。”原信照录，以志谢忱。
[120]“善本书目”著录该书为“唱经堂才子书十种十五卷”、“清初刻本”，均不够确切。如谓10种，当不包括《借杜诗》，则只能是14卷；如谓15卷，则必含《借杜诗》，则应为11种。
[121]顾廷龙主编:《中国丛书综录》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88页。
[122]拙文《<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二《贯华堂是谁斋名》，《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123]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康熙抄本。
[124]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94页。
[125]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民国世界书局本，第1740页。
[126]参见本书第十六章《周元亮:褒贬审慎的研究者》。
[127]徐增:《九诰堂集》文卷1《天下才子必读书序》。
[128]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序，拙编《全集》第1册，第94页。
[129]周亮工:《扬州梦传奇引》“余与留山交二十年”，嵇永仁《扬州梦》传奇卷首，康熙葭秋堂刻本。按:此序撰于康熙十年。
[130]贾兆凤:《义士赠国子助教嵇先生传》，钱仪吉《碑传集》卷119，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131]民国《吴县志》卷79《杂记》，苏州文新书局1933年排印本。
[132]陈登原:《金圣叹传》，第10页。
[133]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第500页。
[134]何满子:《金圣叹的生平、人生态度和文学观》，《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
[135]赵景深:《金圣叹全集》前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卷首第1页。
[136]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155页。
[137]陈洪:《金圣叹传论》，第26页。
[138]毛祥麟:《墨馀录》卷4，《笔记小说大观》第21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第396页。
[139]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140]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78页。
[141]彭绍升:《居士传》第五十五，乾隆四十年(1775)长洲彭氏刻本。
[142]有关文字为陈丽丽博士代抄，特此致谢。
[143]徐谦:《桂宫梯》卷4，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
[144]周采泉:《杜集书录》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2页。
[145]万曼:《杜诗叙录》，《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收入《万曼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6]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47]丁丙、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丁氏1923年排印本。
[148]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下册卷18，中国文化合作公司印务所1948年排印本，第6页。
[149]丁丙、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卷8《史部》、卷19《集部》。
[150]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259《经籍考》第3、卷267《经籍考》第1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十通》本。
[151]附郭，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用语，指县政府治所与州、府、省等上级政府机构治所设置于同一城池内的状态。
[152]张穆:《阎若璩年谱》，邓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页。
[153]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293页。
[154]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页。按:引文“憩”均误作“甜”。
[155]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1740页。按: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云:“近人蔡丏因《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谓:‘金人瑞，长洲人’。谭正璧先生所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亦沿袭这一说法。”(《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谭不当“沿袭”蔡说。
[156]黄霖:《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157]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158]严云受:《金圣叹事迹系年》，《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3—324页。
[159]孙
:《皇清诗选》，康熙二十七年(1688)凤啸轩刻本。
[160]周廷谔:《吴江诗粹》卷30《闺秀》，康熙抄本。
[161]李重华:《沉吟楼遗诗序》，拙编《全集》，第6册《附录》，第133页。
[162]张国光:《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还应精益求精——关于<水浒>与金圣叹条目注文的商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163]参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164]海红坊为圣叹故居的说法，最早见于半谷《轰动清初的“哭庙”“奏销”案及其他》，载《国艺》1940年第1卷第2期。
[165]金苏:《金圣叹故居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
[166]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167]吴翌凤:《东斋脞语》第3页，杨复吉辑《昭代丛书》庚集卷24，道光世楷堂刻本。
[168]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页。
[169]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金圣叹》，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0页。
[170]金苏:《金圣叹故居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
[171]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2，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172][乾隆]《苏州府志》卷40《选举五·贡生》“吴县·康熙年”:“张涵(涵西)，副榜贡；朱之枚(念箴)，副榜贡，俱四十七年。”乾隆十三年(1738)刻本。
[173]乾隆《乐亭县志》卷7《官师》“张景崧，吴县进士，康熙五十九年任”，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
[174]金苏:《金圣叹故居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
[175]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176]王鏊:《姑苏志》卷19《桥梁上》，《四库全书》本。
[177]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1《苏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78]江洪等主编:《苏州词典》“护龙街”，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179]朱元璋吴元年(1367)以在城四隅分隶两县，吴县割西南、西北二隅，以东南、东北二隅属长洲县。参明嘉靖昆山郑若曾《江南经略》卷2上《吴县境考》、卷2下《长洲县境考》，《四库全书》本。
[180][洪武]《苏州府志》卷5“坊市”，洪武十二年(1379)刻本。
[181]此桥当即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天台泐法师者何?慈月宫陈夫人也”之前身“吴门饮马里陈氏女也”之饮马里，可见圣叹青年时的活动范围。
[182]王鏊:《姑苏志》卷19《桥梁上》，《四库全书》本。
[183]周孔教:《周中丞疏稿·江南疏稿》卷8《荐举防守苏城将领各官疏》，万历刻本。
[184]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3、卷4。
[185]参见本书第十六章《周元亮:褒贬审慎的研究者》。
[186]周亮工:《赖古堂尺牍三选结邻集》卷16，康熙九年(1670)刻本。
[187]民国《吴县志》卷56下《艺文考二》“吴县·清”，苏州文新书局1933年排印本。
[188]周作人:《谈金圣叹》[附记]二，见《苦竹杂记》，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
[189]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190]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191]顾公燮:《丹午笔记》第264条《哭庙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192]佚名:《吴城日记》卷中，《丹午笔记 吴城日记 五石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193]张国光:《再论清初吴县的“抗粮哭庙风潮”——兼考金圣叹组织“哭府学文庙”及其被难经过》，《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2年创刊号。
[194]沈祖禹:《吴江沈氏诗集》卷11，乾隆五年(1740)刻本。
[195]沈光熙:《吴江沈氏家谱》卷5，1931年抄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
[196]严云受:《金圣叹事迹系年》，《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3—324页。
[197]光绪《宝山县志》卷10《人物志·文学》，光绪八年(1882)刻本。
[198]金圣叹:《葭秋堂诗序》，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4《葭秋堂旧刻》卷首，雍正刻本。
[199]参拙文《<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转载。
[200]金苏:《金圣叹故居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6期。
[201]徐崧、张大纯辑:《百城烟水》卷1，第1页。
[202]扬雄《法言·先知》:“田亩荒、杼轴空之谓
。”晋李轨注曰“民厌苦也”，
指败坏。朱熹《诗集传》认为《简兮》是“贤者不得志于衰世之下国，而思盛际之显王”。
[203]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卷2《明邵弥山水卷》，香港:太平书局1961年影印叶氏抄本。
[204]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46《邵山人僧弥墓志铭》“吾故友长洲邵山人僧弥”，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52页。
[205]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归田诗集》下，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206]葛一龙:《葛震甫诗集·客雪吟》卷上《送杨曰补还长洲因讯邵僧弥虞山卜筑》，崇祯刻本。
[207]邢昉:《石臼集》后集卷2《陆墓访杨曰补即与道别》，康熙刻本。
[208]乾隆《江南通志》卷25《舆地志·长洲县》，《四库全书》本。
[209]石韫玉:《独学庐稿》四稿卷5《吴枚庵墓志铭并序》，清刻本。
[210]钱泳:《履园丛话》卷6《枚庵先生》，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
[211]吴骞:《愚谷文存》卷5《重刻罗昭谏谗书跋》，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
[212]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64《耆旧续闻》、卷70《梅邨诗集笺注》提要，民国《吴兴丛书》本。
[213]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卷1。
[214]乾隆《长洲县志》卷28《列女·历年旌表贞节》“嵇永仁妻杨氏”，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
[215]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七十三，光绪十年(1884)刻本。
[216]金圣叹:《小题才子书》自序，拙编《全集》第6册，第543页。
[217]何满子:《金圣叹的生平、人生态度和文学观》，《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收入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