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金圣叹关系至密的室名斋号有两个:唱经堂与贯华堂。在现当代的金圣叹小传中，记载其号唱经、室号唱经堂的学者不是太多，最早是隋树森说“唱经是他的堂号”^[88]，当代有查洪德、李军指出圣叹“喜学佛，书斋名唱经堂，人称唱经先生”^[89]。在圣叹生前身后，世人或称之为“唱经子”^[90](“子”系尊称)，或称为“唱经先生”^[91]、“唱经主人”^[92]；或简称为“唱经”，如族兄金昌仅在《唱经堂杜诗解》正文评语中就提及“唱经”六七次。此外，刘献廷因为曾读明乌程潘基庆“会解”本《南华经集注》，“后游吴门，见金圣叹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删去《让王》、《渔父》、《盗跖》、《说剑》四篇，而置《天下篇》于后”，遂问圣叹之子金雍是否见过“潘本”，金雍答曰:“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93]今存清抄本《沉吟楼诗选》，附一圣叹著述书目，共载所著“外书”十三种(包括“第一”至“第六”才子书)、“内书”二十一种(包括易学、佛道之书)，数目之丰、记录之细，非知其创作内情者不能办。而就是这份书目，却被总题为《唱经堂遗书目录》^[94]；换句话说，在此目编纂者眼里，无论第几才子书都应冠之以唱经堂。其资料来源，或系辑者沈重熙(圣叹女婿)据金昌刻《杜诗解》卷首《才子书小引》末附《唱经堂内书外书总目》增补，或系选者刘献廷得自圣叹子金雍，或系沈氏子得自圣叹女法筵^[95]，可信度极高。从这些记载看，“唱经”及其相关名称，是圣叹的别号和斋名，是毫无疑问的事。

至于贯华堂，作为首篇金圣叹传记的作者，清初廖燕云圣叹“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鼎革后，绝意仕进……除朋从谈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96]，对后世影响甚大。如徐朔方先生便据此认为“圣叹所居名贯华堂，廖燕记之于身后，圣叹季女《悼二侄女》诗亦云‘贯华堂畔长青苔’，无可怀疑。圣叹有诗《贯华(韩住)先生病寓寒斋，予亦苦痁不已》，不得据此否定贯华堂为其斋名也。”^[97]对此，笔者认为其有关“贯华堂乃金圣叹斋名的辨析，于理欠顺，于事有疑”，曾撰文商榷^[98]，并于发表前寄徐先生请教，得其热情鼓励。十馀年来，笔者对此问题继续有所思考，现综合新知、扬弃旧文，重加考论，阐释如下。惜先生已归道山，无以赐教了。

徐著所论，就理而言，本来圣叹自述应该更可信，却说不得以此为据；廖燕自云“予于丙子岁来吴”^[99]，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始至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知之圣叹，多自“读先生所评诸书”得来(如上引对“圣叹”何义的解释，当得自赵时揖辑《贯华堂评选杜诗》)，却言无可怀疑，故难免给人以于理欠顺之感。邓之诚先生早就指出:“燕尝至吴门，访人瑞故居，莫知其处。盖去人瑞之没已久，不能详其事，故误谓人瑞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100]就事而言，有两种事实，一种是今存《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选批唐才子诗》最早刊本，版心皆镌“贯华堂”，甚至书名亦冠此三字；稍晚的著述亦有著录其撰《贯华堂集》^[101]或“字贯华”^[102]者；尤其是圣叹死后，钱塘赵时揖从其“故友”金昌等人处“搜求遗稿”^[103]编成的“评选杜诗”和金昌辑刊的“才子书汇稿”，均冠以“贯华堂”。另一种事实，则是金氏自己还曾多次提及友人“贯华先生”，如《第六才子书·惊梦》批语“知圣叹此解者……居士贯华先生韩住、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也”，其诗另有《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或称其为“韩贯华”^[104]。故陈登原一九三○年代就指出:“韩贯华名住，字嗣昌，贯华其法号也。初刻本七十回《水浒传》，版心有贯华堂字样，世以为贯华堂主人，即金圣叹，实误。乾隆《苏州府志》卷七十六《艺文》类，有云:‘金彩《贯华堂集》，无卷数，吴县人。’实即相沿所误。”^[105]此后，分别有邓之诚云“贯华乃韩氏堂名”和黄霖先生云“贯华，系金人瑞的好友韩住字贯华的堂号”^[106]。

故仅就上举两方面的事实，实难判定贯华堂为何人斋名。然而就逻辑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只是根据圣叹“自有唱经堂”^[107]包括“遗书目录”是如何冠名^[108]，来判断其非“贯华堂”主人。因为圣叹是可以既有“唱经堂”又有“贯华堂”的，犹如不能据“唱经堂”而否认“沉吟楼”一样^[109]，古人即便只有数间陋室，亦可一室一号，此无关乎贫富。同样，亦不能根据韩住号“贯华”，来认定其斋名就一定是“贯华堂”，钱谦益号牧斋，也没有个“牧斋堂”啊。徐朔方说“不得据此否定贯华堂为其斋名”，不无道理。要说明这个问题，需找到更加有力的例证。

例一，本人的视角。《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自言“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抄，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十二岁用时五月评《水浒》，真实性此处无意置喙，只是想说某某堂“所藏”，似非自家所有之口吻；“日夜手抄”，似非自家所有之行为。对此早有贤者高论在前，陈登原即以此为据，认为:“知贯华堂必非圣叹之书斋。不然，何至于云‘便得’?又何至于‘日夜手抄’?‘日夜手抄’云云，意者，假韩住家书，故竭全力以赴之乎。”^[110]

例二，友人的视角。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聂先欲请徐增介绍去拜见圣叹。徐遂回忆起遇见圣叹的两次经历:“至甲申春，同圣默见圣叹于慧庆寺西房，听其说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尚惴惴焉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又五年戊子，再同圣默见圣叹于贯华堂，而始信圣叹之非魔也，不禁齿颊津津向诸君子辨其非魔。”聂先遂问究竟可以“在何处见(圣叹)?”徐增答道:“不在唱经堂见，(就)在三千大千世界中见。……圣叹既无一处不现身，则无一处不可见。”^[111]结合其曾对王学伊说“弟不到唱经堂十年矣，茫茫大海，未知适从，敢请道树明以教我两日，买得《第六才子书》，寝食与俱”^[112]，可见唱经堂乃圣叹家居之所，而慧庆寺与贯华堂，则是其出门讲经、讲学时常去之处，属于“三千大千世界”。慧庆寺，在苏州城西阊门外五里地，是去虎丘必经之地；而贯华堂，则应与在同一篇《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中所说的“贯华、道树去见，圣叹即现身为贯华、道树”之韩贯华有关。

例三，家人的视角。圣叹有一子三女，子为金雍，季女名法筵。故法筵所撰《悼二侄女》诗，所悼者必为金雍次女(侄女指兄弟之女)。其诗曰:“贯华堂畔长青苔，寂守孀闺扃不开。梁燕旧时曾作伴，不胜哀怨一飞来。”^[113]金雍生于崇祯五年(1632)，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圣叹遇害，“妻子家产籍没入官”^[114]。发配流边时，独子金雍始二十九岁，已有两女，自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如果年稍长而又未至及笄之龄，则须与其父一起被押送至流放地，荒凉之宁古塔无所谓“贯华堂畔”；但假如次女其时尚幼(完全可能)，按照规定“凡子女之抱持者不解”^[115]，则可幸免押解，故其长成后，仍可嫁在苏州。其“寂守”之“孀闺”，按常理应是夫家居所，故邓之诚云此人“为人瑞孙女之适韩者”^[116]；但韩氏是其外家(《鱼庭闻贯》第二十六条为《答内父韩孙鹤俊》^[117]，即韩俊乃金雍岳父，与韩住当为兄弟行——取名皆以“亻”为傍)，固然母系近亲结婚在古时很常见，然金二小姐亦有非嫁韩家的可能。据当时情境猜想，或许是在家难发生后，苏州城内的金家房产已荡然无存，年幼的二小姐被托付给韩俊。其成人后，外祖父为其择嫁，不幸丈夫早逝，因种种原因夫家难居，只得退居韩家。至于“贯华堂”，可能是韩氏兄弟共有之堂号(如未分爨，此为常见现象)，悼诗中“长青苔”“扃不开”始有可能。就已知文献来看，不知此种解释于情于理，是否可以差强人意。只是可以肯定，金雍之女无论是否嫁给韩家，守寡后孀居之贯华堂，绝非房屋家产早已充公的金氏之屋。

除了以上三个视角外，其遗书刊刻的蛛丝马迹亦不能放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清初刻本”^[118]之《唱经堂才子书》，记载五家收藏。其中人民大学图书馆查无此书^[119]，江西铅山县文化馆藏书待查，其馀各种包括南京图书馆藏《贯华堂汇稿》，扉页均是:横书“新镌”两个大字，下为三栏，右栏为“吴门同学诸子编次”，中栏即书名为“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左栏为四行小字:

一刻杜诗解　一刻古诗解　　　一刻左传释　　一刻释小雅

一刻释孟子　一刻欧阳永叔词　一刻通宗易论　一刻圣人千案

卷首为《叙第四才子书》和《才子书小引》，次为《唱经堂总目》，分别为《外书总目》九种、《内书总目》十三种。书目后有征稿启事:“同学有得遗稿者，乞尽录篇目，寄学易堂，以便征刻。”当为金昌所撰。卷首的一叙、一引，均出自圣叹族兄金昌之手。正文收书十种附一种，共十五卷，依次为“圣叹外书”六种附一种:《杜诗解》四卷附《沉吟楼借杜诗》一卷，《古诗解》、《左传释》、《释小雅》、《释孟子四章》、《批欧阳永叔词十二首》各一卷；“圣叹内书”三种:《通宗易论》、《圣人千案》各一卷，《语录纂》二卷；“圣叹杂篇”一种:《随手通》一卷。^[120]所有的书名(除了《借杜诗》)在正文大题中，均冠以“唱经堂”三字!故从《中国丛书综录》以来的对该书的著录^[121]，都是出自今人的理解而非原貌的反映。问题是:为何实质上应是“唱经堂才子书汇稿”的这部丛书，要在扉页上冠以“贯华堂才子书汇稿”的总名呢?金昌为这部书撰写的总序《才子书小引》曾交代刊刻缘起:“间尝窃请唱经，‘何不刻而行之?’哑然应曰:‘吾贫无财。’”而金昌又怕“万一其书亦因以一夜散去，则是不见者终于不得见也……夫人生世上，不见唱经书，即为不见如上诸书矣，能不痛哉?能不痛哉!”遂于“兹暮春之月夕，仆以试事北发，辱同人饯之水涯，夜深偶语及此，皆慷慨欷歔，若不胜情。仆曰:‘岂有意乎?’皆举手曰:‘敬诺!’因遂呼笔识之如左。仆既竟去，殊未知诸子将何以为之所也。”从“识之如左”分析，原文是有一份“同人”“诸子”名单的，当是在付印时被删去。看来，此部丛书乃圣叹之“吴门同学诸子编次”并醵金付梓，其中当由金昌负主要的编辑之务，韩贯华一如既往地任主要的刊刻之责。所以，才会各子目均冠以“唱经堂”三字而扉页题作“贯华堂才子书汇稿”。

说到这里，不能回避一条材料:《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二为《鱼庭闻贯》，乃金雍所辑其父致友人讨论唐诗的信札。在开篇题记中金雍说明，在“寒家壁间柱上，有浮贴纸条，或竟实署柱壁，其有说律体者，又得数十馀条”。细检其书，得自“唱经堂”东、西柱或东壁者，有第五、十九、四十三、五十九、七十八条等五段，而得自“贯华堂东柱”者，仅第三十五条“人本无心作诗，诗来逼人作耳”两句。固然以数量多寡来判断“何为‘寒家’斋号，似已呼之欲出了”^[122]略嫌草率，即便仅一条亦可得自自家堂柱啊。可是，我们不能无视以上种种迹象，仅据此一则，便认为贯华堂是金家之堂。因为，毕竟金雍“寒家壁间柱上”云云，只是在总体上交代《鱼庭闻贯》所辑一百馀条其父论唐诗的来源之一，而非讨论“贯华堂”的归属。考虑到此百馀条中还包括圣叹与亲家韩俊的书信，而称呼皆以金雍口气拟之，金雍即便视韩氏“贯华堂”为“寒家”，不为大过；而且《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与韩贯华又有着密切关系，收入与之长函两封，且极可能得其资助始能出版，阑入一条得自“贯华堂东柱”者，亦属自然。那么，圣叹批诗之心得为何会贴在韩家堂柱上呢?这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圣叹的批书方式。其“性疏宕，好闲暇”，评点诸书并非正襟危坐于自家书桌前苦思冥想之产物，而是随时随地“兴至评书，奋笔如风”^[123]，故“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124]，随手将灵感来临时的笔记纸条贴于友人之堂纯属自然之事；应该说，除了自家唱经堂外，挚友韩氏贯华堂可能是其最为常居的批书之所。这就带出来了第二个问题:金家与韩家的距离。金诗《病中见诸女玩月，便呼推窗一望，有怀贯华》后两句云“今夜一庭如积水，关窗塞户两衰翁”，说的是自己与韩住的邻居关系；另外在《孙鹤生日试作长歌赠之》中，叙及与金雍岳父韩俊“鸡飞相及为德邻”的亲密之景:“四海兄弟在何处，一巷来往无人嗔。”可见金、韩两家同居一巷、相距甚近，且为通家之好、姻娅之亲，所以贯华堂应是圣叹“素所往还”之最频繁、金雍收集批语最便利的处所。民国蔡冠洛即云其“常踞贯华堂上讲解经义”^[125]，“常踞”比之廖燕“所居”，措辞准确得多。

另外一类史料亦不可视而不见:这就是《赖古堂尺牍新钞》初集卷五“金人瑞”小传“字圣叹，一名彩，吴县人，《贯华堂集》”和《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三“金彩”小传“字贯华，吴县人”。两书一刻于圣叹死后的次年(康熙元年)，一刻于康熙六年(1667)。此两部书均由清初著名文人周亮工(1612—1672)主持刊刻，此人与圣叹渊源颇深，在圣叹在世时，就刊行过友人王仕云“评论”金批《第五才子书》，在康熙二年又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刊刻圣叹遗书《天下才子必读书》^[126]，并“不远数百里驰书”^[127]向圣叹挚友徐增求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在《尺牍新钞》中对圣叹的一切介绍都是准确无误的:至少名“彩”就是“采”之误，至少“字”圣叹就不够准确(金氏自称“法名圣叹”^[128])，“字贯华”亦从不见他人称述，故其云《贯华堂集》并不可信。那么为何在对圣叹的介绍中出现如此随意的现象呢?《尺牍新钞》均由亮工子侄周在浚、在梁、在延抄录，分别大约收入二百三十和二七九人，难免在小传方面凭印象为之而产生粗疏讹误，如周亮工与之相交十多年的嵇永仁(1637—1676)^[129]，在康熙元年刻本《尺牍新钞》和康熙六年刻本《藏弆集》的卷二中，先后被写作“吴门人”、“江南吴县人”，而实情是“祖居虞山(常熟)，父中书君以官居金陵，(永仁)先生尝游梁溪(无锡)，乐其山水，家焉”^[130]，籍贯与苏州何尝有关系?故我们既不能据《尺牍新钞》判断著录者对被著录者毫无了解，亦不能据彼此交往的实迹认为所著录的一切皆翔实可靠。

至于“西泠赵声伯重订”金批“评选杜诗”二卷冠以“贯华堂”，则未必是出于对堂号归属的认同，极可能依据的是“贯华堂”刻第五、第六才子书和唐才子诗的惯性，毕竟“唱经堂”在出版界和读书界还是一个很生疏的名号，尤其是在苏州以外的地方；版心下署“贯华堂真本”，未必真的得自贯华堂，以“真本”相号召，显示出刊刻者对招徕读者的市场性的关注(金昌辑刊“才子书汇稿”糅合“贯华堂”和“唱经堂”，或许也不无兼顾市场和存真的考虑)。同样是刊刻于圣叹死后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并有徐增撰于康熙二年(1663)之序，因出自金陵著名书商周亮工及其长子周在浚，故全书无一处可见“贯华堂”三字，更不要说加在书名之上了。仅此一条，似可说明“贯华堂”乃是一个与刊刻者有关的字号，与著述者金圣叹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