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了圣叹姓金名采，曾以“张人瑞”之名考诸生，后遂名人瑞，存在的问题是“金人瑞”是其“一名”还是“改名”，以及使用这一名字的大致起始时间。就笔者理解，“一名”(亦名)说的含义，是指金采与金人瑞两名同时并存；“改名”说是指:将“采”改为“人瑞”，“采”为原名、旧名，遂废而不用。在学术史上，主“一名人瑞”说的学者较少，主要是民国版的《辞源》、《辞海》和孙楷第(1898—1986)民国二十四年(1935)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所撰金批《水浒传》提要，多数提法都是“改名”尤其是“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38]，连最早利用《哭庙异闻》证明金圣叹庠姓张的学者也认为“因为顶‘张人瑞’名应试，所以入清后就废除了金采的原名，而改名人瑞了”^[39](这个“因为……所以”没什么逻辑关系)，甚至有工具书干脆略去“原名采”之说，直接云“名人瑞，字若采，号圣叹”^[40]。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黄霖“亦名人瑞(或云人瑞是明亡后更名)”的兼收并蓄，也就不难理解了。

固然金采因考试需要而改庠姓张名人瑞，此后遂有金人瑞之名。现在要讨论的是:一，由金采到金人瑞，大约在何时?二，用“人瑞”名后，是否还自称或被称为金采?

先看第一个问题。“明亡后改名”说之所以居于主流地位，是因为首倡者为时代较早的清初廖燕(1644—1705)。所撰《金圣叹先生传》云“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41]，后人多信之不疑。徐朔方(1923—2007)先生是首先予以否定者。他以“圣叹”在崇祯十四年金批《水浒》中“已用作自称”为例，指出“可见改名之说是后人附会的”^[42]。陈洪亦不同意廖燕观点，以崇祯十四年《第五才子书》序言和十七年初春撰《赠顾君猷》诗均自称“圣叹”，认为“自号‘圣叹’为明代之事”；并进而以书中第二十二回批语“圣叹于三千年中，独以才子许此一人”，推论“这条批语系‘六才子书’之说尚未形成时所作。那么，金氏自号‘圣叹’当在二三十岁间”^[43]。他们都不赞同明亡后改名说，可是在金批《水浒》中又没有名人瑞的例证，所以徐朔方是将“更名人瑞，字圣叹”改作“改名圣叹”来笼统论说，陈洪亦只能含糊地指出“‘圣叹’为鼎革后与‘人瑞’一起所更改的字与名，亦不确”，无法直接证明廖燕“鼎革后更名人瑞”之说的错误。迄今所见能解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史料，见叶恭绰(1881—1968)《遐庵清秘录》。这是一部记其所知书画、金石文物的著作，在著录“金圣叹跋尾”的《明邵弥山水卷》时，除了全文过录圣叹长篇跋语，还记载了“崇祯甲申夏尽日涅槃学人圣叹书”落款后的两枚印章的形制和文字:椭圆形的是“圣叹”，方形的是“人瑞”^[44]。甲申指崇祯十七年(1644)，夏尽日为六月末^[45](叶恭绰云为“甲申四月”^[46]恐误)。此时清兵刚占领北京，黄河以南多在明朝治下，胜负本在两可之间。南明七月初五派左懋第等北上议和，尚有“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之论^[47]。可见廖燕“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之说乃“臆测之词，事实是金圣叹在‘鼎革’前即名人瑞、字圣叹了”^[48]。至于圣叹“顶张人瑞就试”的时间，据圣叹乡人郑敷教(1596—1675)说，金氏以泐大师降乩于吴中一带，当时是“倾动通国者年馀”，后因“(金)生诎于试事，再经黜落，其说渐寝”^[49]。说明圣叹降乩的高潮期前后仅持续“年馀”，约在崇祯八九年间，遂因科、岁试不利，“再经黜落”，因而渐渐退出此道，那么“顶张人瑞就试”，大约就在崇祯十年(1637)左右圣叹三十岁时^[50]，具体时间待考。崇祯九年钱谦益尚称之为“金生采”^[51]，至少此时尚未以“人瑞”行。

再看第二个问题:“人瑞”是“一名”还是“改名”，在有了“人瑞”名后，“采”是曾用名、旧用名，还是仍用名。这个问题，从金氏自己著述中找证据比较棘手，他似不喜欢以俗名而喜以法名“圣叹”自称，唯在明文从简潇湘八景图册的手书跋语下，钤有白文“金采之印”、朱文“圣叹”二印，写作时间是“崇祯甲申十一月几望”^[52]，即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半年前曾自称“人瑞”；此外，就是在其《葭秋堂诗序》的开篇和结尾，分别自称“同学弟金人瑞顿首”、“弟人瑞”^[53]。可见“采”与“人瑞”是并用的。范良(1630—1664)顺治十六年评选《诗苑天声》，在卷首“海内订正诸先生姓氏”中列四百九十六人，第五十八人是“金采圣叹”^[54]；徐增(1612—?)《九诰堂集》所载“诸名公旧序”和“赠言”，均有金圣叹之作，在“圣叹”之下，分别著录“金采，字若采，又名人瑞”、“金采，字若采，一名人瑞”^[55]；吴江沈永启(1621—1699)“游同郡金采之门……采异之，故又更其名曰圣说，号曰旋轮，则皆金采所命也。”^[56]寓居金陵的周亮工(1612—1672)在康熙初年刊刻的尺牍选集中，或称“金人瑞，字圣叹，一名彩”^[57]，或干脆以“金彩”列目^[58]。长洲徐增是圣叹“非常亲密”的友人^[59]，吴江沈永启是圣叹“相与潜究性命奥窔”的弟子^[60]，久居江宁的周亮工于圣叹生前身后刊刻其著述多种^[61]，根据他们对圣叹名字直接和间接的表述，结合上引文献，可知“金采”是伴随其一生的用名，人瑞是中年后始用名。至于在什么场合下用采，什么场合下用人瑞，何为主，何为从(是否存在着主从，或仅是一个习惯问题?)，则不得而知。似乎友人著述多称金采，身后文献多称金人瑞。并非绝对的这一现象究竟说明什么问题，是否“金人瑞”更接近于改回本姓后官方注册之学名，有待研究。

关于金采字号，亦存在两种异说。一，字若采还是若来；二，圣叹是字还是号。有关第一点，《辛丑纪闻》云“原名采，字若采”，《痛史》本《哭庙记略》作“字若来”(嘉庆白鹿山房本同)。“若来”说认同者寡(只有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除外)，一九三○年代陈登原引《痛史》本时就直接写作“若采”。直到《丹午笔记》于一九八五年出版，其中《哭庙异闻》亦云圣叹“字若来”，遂有学者以此为佐证，指出“字也不是‘若采’，而是‘若来’，《哭庙纪略》是对的，《辛丑纪闻》搞错了”^[62]，后来也有人附和这一提法^[63]。从哭庙文献看，《哭庙记略》系统和嘉庆抄本《丹午笔记·哭庙异闻》作“字若来”，《辛丑纪闻》系统和道光抄本《甲申朝事小纪·哭庙纪略》作“字若采”，均有形近生讹的可能，无法据“采”否定“来”或相反，只能从时人的称谓中找证据。除了上引徐增的记载外，另如嘉善李炜(1621—1679^[64])顺治初年曾寄诗其师沈起(1612—1682)问候圣叹，有“海内传经金若采，千秋狂士沈苓山”之句^[65]；顺治十六年临济宗高僧道忞(1596—1674)奉召进京，顺治帝问他是否知道“苏州有个金若寀”^[66](此两例亦可间接证明“名采”是伴随圣叹始终的)，都说明了是“若采”而非“若来”。

有关第二点，多数学者受康熙时廖燕“更名人瑞，字圣叹”的影响，将之视为字；部分学者认为是号，亦可从乾隆时王应奎《柳南随笔》“圣叹其法号也”找到根据。早在康熙初年，赵时揖《第四才子书·评选杜诗总识》即云:“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曰:‘先生云，《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则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此先生自以为狂也。’”陈洪在引述这段文字之后，对此有很好的辨析:“圣叹以此为号，纯属明志之举，既非与‘人瑞’相配之字，亦非与‘喟’相配之字。后人因疑‘圣叹’与‘人瑞’之不相关，转造出‘名喟’一说，与事实相去更远。金昌为圣叹兄弟兼学友，其字为长文，而号为‘圣瑗’，亦可证‘圣叹’非字。”^[67]首次将“圣叹”非字分析得如此明晰!近年来有关研究又有新见，吴正岚女史敏锐地发现:“从金圣叹兼容儒释道三教的学术特征来看，圣叹之号很有可能受到了儒学之外的典籍的启发。”如金圣叹将佛教先哲也尊为“圣人”，比如《圣人千案》称禅宗法师为“圣人”，又如《语录纂》卷一称儒释两家典籍为“一切圣人文字”。故“圣叹”之“圣”，还有可能是佛门之“圣”。并且从《法华经·譬喻品》中，找到一段文字“汝等当知，此三乘法，皆是圣所称叹。……是诸众生脱三界者，悉与诸佛禅定解脱等娱乐之具，皆是一相一种圣所称叹”，认为这可能是“圣叹”之号的另一个来源。因为，“圣所称叹”可直接简略为“圣叹”，比起从《论语》“夫子喟然叹曰”推演出“圣叹”来，“还少一转折”:“金圣叹自幼就研读《法华经》，又好尚天台学，这当是他抽取《法华经》上述文字以自号‘圣叹’的原因”^[68]。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三点补充意见:

其一、要重视金氏本人的说明，他曾在著作中正式署名“金人瑞法名圣叹”^[69]；其友徐增在《九诰堂集》卷首“诸名公旧序”和“赠言”中两次著录金氏时，亦都是以“圣叹”而非以金圣叹、金采或金人瑞立名(在“赠言”中先后录入“圣叹”“圣文”的诗作，分别在两名下注“金采，字若采，一名人瑞”、“庄严，旧字友鸥，震泽塔寺”)。“法名”指皈依佛教者所特取的名字，又作法号(法记当即法号)、法讳、戒名，即出家僧尼于剃度仪式举行过后或在家居士于皈佛受戒时，由法师授予的名号^[70]。圣叹“自幼受得菩萨大戒”^[71]，说明受戒得名之时甚早。既为师父所授法名，故取义应与佛学教义有关，只是不当为“自号‘圣叹’”或“圣叹以此为号”。圣叹熟谙此道，崇祯九年(1636)四月在吴江叶绍袁家扶乩时，为皈依门下的其亡女叶纨纨、小鸾和亡妇沈宜修授戒，分别赐予“法名智转，法字珠轮”，“名曰‘智断’……字曰‘绝际’”，“法名智顶，法字醯眼”^[72]。此种佛教信徒取法名的宗教习俗，在江南一代，不仅盛行于当时，至晚清依然如此。浙江绍兴的鲁迅回忆其早年:

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73]

这段轶事，对于理解和了解“圣叹”之为法名及其得名时间，不无参考价值。有学者认为金氏“成年后改名喟，法名圣叹，为儿子命名雍，字释弓，全都采用《论语》的成句”，以此证明“像他这样的人有意识地反对孔孟之道，那是难以想象的”^[74]。在当代学者的论述中，这是笔者仅见的指出“圣叹”是“法名”的记载。可既是法名，必非取义《论语》；且金雍有的字号亦是具有佛教含义的，徐增在撰于顺治九年(1652)的《怀感诗》中，称其为“金十力释弓”^[75]，赞其是“师子国中金作界，象王家内玉为人”，十力、狮子国、象王均是佛典中词汇。即便是“释弓”，亦可能是“帝释弓”的简称，即虹的佛学名称。圣叹女名法筵，意指佛门法事之坐席，可见圣叹一家与佛教的渊源甚深。

其二、圣叹友人，亦有法名“圣□”者。如圣叹族兄金昌自署“矍斋法记圣瑗”^[76]。再如帮助其刊刻金批小说、戏曲和唐诗的“贯华堂”主人，徐增《怀感诗》著录其字号和名便是“韩贯华圣住”，徐增本人则法名圣行^[77]。值得注意的是，在《怀感诗》“韩贯华圣住”之后，依次是唱经先生、云在法师圣力、开云法师圣诵、童真法师圣首、庄严法师圣文、解脱法师圣供^[78]。唱经即圣叹，以下诸人除了童真外，皆见于《鱼庭闻贯》并多见于《沉吟楼诗选》，都是圣叹与之交流诗艺的苏州诗僧。包括圣叹、徐增在内的八人，很可能是一位高僧所赐法名。韩氏，在金批著述中，或写作“韩贯华嗣昌”^[79]，此人不仅助刻其书，还参与批评《西厢记》:“居士贯华先生韩住、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惊梦》金批)可能此人名住(圣叹亲家韩俊，当为其兄弟行)，一名(或字)嗣昌，法名圣住，法号贯华。然据《鱼庭闻贯》首条《答王道树学伊》以及家谱“学伊，行四，字公似，号道树”^[80]判断，王伊却非道树之名。此处当是三人为佛门师兄弟，传承辈份的演派字为“圣”，按古人称呼惯例，可省略法名中之共用一字。如木陈道忞，时人一般称为“木陈忞”。也就是说，很可能王学伊法名圣伊。圣叹弟子史尔祉撰《九诰堂甲集后序》，凡四言“叹先生”、两言“我叹师”，虽写于圣叹身后之康熙五年(1666)，似不应理解为忌讳株连或尊师避讳，或许只是对法名一般的习惯简称。也就是说，由“韩贯华圣住”判断，假如不是徐增过于尊崇圣叹，对“唱经先生”的规范著录或许就是“金唱经圣叹”:即法号唱经，法名圣叹；“金采，字若采，又名人瑞”，则是其俗名、字。但是，脱略礼法的圣叹，自己却不甚讲究辈分问题，如为弟子沈永启“更其名曰圣说，号曰旋轮”；在降乩时，以泐大师身份出场的他，自称法名智朗(其师法名智)，给叶小鸾母女起的法名都是“智”字派。《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三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鲁达出家，长老赐法名智深，圣叹特为批出:“竟与长老作弟兄行。”当是对其日后证果非凡的一种预许。

其三、最初只是具有佛学含义的法名“圣叹”，后来被使用者本人赋予了儒家人格内涵。清初赵时揖所云邵然转述的“先生之称‘圣叹’何义”，现代学术史上，由周作人首次在《谈金圣叹》[附记]二中所征引，这是有关金氏自释“圣叹”含义的最早文献记载，说明圣叹服膺于《论语》所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沐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点之志。周作人经过与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比较后得出结论:“赵晴园生圣叹同时，所言当较可信，廖柴舟著传中说及《古诗十九首》与圣叹释义，盖即取诸此也。”^[81]洵为确论。廖燕为广东曲江人，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始至吴门^[82]，其时圣叹友人多已凋零谢世；廖“传”跋语亦云“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记诸事，当主要从“读先生所评诸书”及闾里传闻而来。近人征引廖氏《金圣叹先生传》，多是根据民国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四四所收者，编者已将原传跋语略去，因此使用者均未注意到廖氏来吴，已是圣叹死后三十五年之事了。故对其所云圣叹事迹，实有重新逐一衡估史实可靠性的必要，然后才能决定取舍。其撰金圣叹传，文字多袭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如廖云圣叹“虽罹惨祸，而非其罪，君子伤之。而说者谓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发泄无馀，不无犯鬼神所忌”^[83]，所谓“说者”云云，就是对赵氏序言“夫泄文章之秘，岂诚造物所忌耶”^[84]的暗引和生发。时揖字声伯，号晴园，杭州人，与李渔有交往，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大理寺司务^[85]。金批杜诗由其首次选刊，自序云“今岁客游吴门，询其故友，从邵悟非、兰雪昆季暨金长文诸公处，搜求遗稿”^[86]，可见其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即圣叹可能自青少年得法名圣叹后，随着人生思想的变化，中年后赋予此佛教法名以儒家人格的某些认同。这种对“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的肯定，体现出“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一种人生价值的认同”，既有“洒落疏狂”^[87]的一面，亦包含着自甘清贫而闲适的享受自然、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实乃以洒脱随性的处世方式和忘世自乐的生命态度，代替了对功名事业的兢兢业业和富贵利禄的孜孜矻矻。这种人生志向或境界，一定不是在顶张人瑞名应试时所具备，恐怕是其遭遇坎壈、生活窘迫的晚年所生发出的理解。甚至在鼎革之际以“涅槃学人圣叹”为邵弥画卷题跋落款时，可能还没有对曾点之志的认同，那年圣叹三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