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原姓张与庠姓张

梳理有关金圣叹姓氏，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即此人究竟姓什么?这个“问题”，大约产生在清末民初。邱炜萲(1874—1941)云: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旧姓张，名采，字若采。为文俶傥有奇气。少补博士弟子员，后应岁试，学使视其文不能句读，以为诡众，褫之。来年冒金氏子名科试……遂再入吴县邑庠，而金人瑞之名遂仍而不易矣。^[3]

徐珂(1869—1928)亦云:

金圣叹，名人瑞，原为张采，字若采，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4]

看上去出入不大，两人所据的文献却有很大差别。一为光绪时流行的《辛丑纪闻》，一为宣统时刊行的《哭庙记略》，两文的文字如下(断句依旧，标点新加):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庠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而文宗即拔第一，补庠生。^[5]

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来。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6]

之所以说邱炜萲据《辛丑》，是因为他也说“名喟，又名人瑞”；而徐珂沿袭《哭庙》的文字，更是十分明显。作为光绪举人，两人自然懂得庠姓、本姓的含义，都看出了“庠(生)姓张”与“顶金人瑞名”势不两立的矛盾:庠姓张就不可能顶金氏姓，顶金氏姓就不可能本姓金；换言之，在这种矛盾记载中，他们必须在“原姓张、顶金人瑞名”和“原姓金、顶张人瑞名”之间，做出抉择。他们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前者。一旦如此，自然就是原来姓张名采了。有意思的是，末代探花商衍鎏(1875—1963)一九五六年撰《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亦云:

金圣叹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字若来，初为长洲生员，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第一，补吴县庠生。^[7]

也就是说，在这三位清代举人、进士的眼中，“庠姓张”和“庠生姓张”都是一回事，只是他们不予采纳罢了。这就是金圣叹研究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原姓张”或“本姓张”的由来。

其实，有关问题不过是因受到原始文献的局限或误读而产生的伪题目。后世不明就里，遂有一些学者提出异议，观点纷呈，亦各有缺憾^[8]。如陈洪先生曾着重“辨析‘张姓’说之源起”，他在列举了太仓张采(1596—1648)诸多事迹后总结云:

要之，张采与金采同名，且同时同郡，兼有数端相类之处，而金采又有改名之举，时代稍远，后人遂由更名臆及改姓，恰又有张采某些行迹尚存，拍之恰合，于是便有了《哭庙记略》中“本姓张”之说。^[9]

可是按常理来说，正因为同时、邻地有另一著名之张采，才更加不会误以圣叹为张采的。根据陈洪文章提供的书目线索，综合各种有关哭庙事件的文献记载，笔者发现在嘉庆年间先后问世的《丹午笔记》本《哭庙异闻》和白鹿山房本《哭庙记略》，文字都是“庠姓张……顶张人瑞”!由此可以判断:道光年间手抄《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姓张……顶张人瑞”，脱一“庠”字；据白鹿本排印的宣统《痛史》本“庠生姓张”，衍一“生”字；光绪、民国各本《辛丑》和《哭庙》“顶金人瑞”，均误书“张”为“金”。即便做简单的数据统计:云“庠姓张”“顶张人瑞”者各有三家，云“姓张”(语句明显不通)、“庠生姓张”(可作“庠姓张”理解)各有一家，云“顶金人瑞”(明显不通)有两家。在这些纷繁的记载中，今人应该不难做出自己的选择。围绕晚清刊行的《辛丑》、《哭庙》圣叹小传异文而存在了百馀年的有关圣叹本姓、庠姓的文献讨论，至此似可结束了。

作为科举史实，“庠生”，是为明清对府(州)、县学生员(诸生、秀才)的别称；“庠姓”，是指其在补诸生时，因种种原因不能用本姓参加考试，所冒的他姓。说白了，庠姓便是以他姓代替本姓去考生员，考中后贬之者称其为“冒姓”，说得好听些就是“庠姓”。故，庠姓一定不是本姓。如果此人补庠生后，继续以庠姓参考举人、进士，一旦中举，则为“榜姓”。与此相关，还有庠名、榜名、庠籍、榜籍。此类现象，虽明令禁止，如:

顺治二年定生童有籍贯假冒、姓系伪谬者，不论已未入学，尽行斥革，仍将廪保惩黜。若有中试者，核实题参，革去举人，发回原籍。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取同乡官保结，方许应试。^[10]

对此明文规定，却上下熟视无睹，朝野心照不宣，甚至不以为非，视为常情。如法式善曾以歆羡之笔，记载“本朝一邑科第之盛者无锡:壬辰状元邹忠倚，乙未探花秦(长洲籍)，秦又会元也，己亥榜眼华亦祥(榜姓鲍)，甲辰探花周宏(榜姓秦)”^[11]。《历科进士题名录》著录顺治十六年己亥科一甲第二名华亦祥“一名鲍亦祥”、康熙三年甲辰科一甲第三名为秦弘^[12]，均不够准确；《清朝进士题名录》对秦原籍和秦弘原姓均未注明^[13]，可见问题的复杂。秦、华亦祥、周弘(后世因避弘历讳，写作“宏”)三位有冒籍、冒姓前科者，后来分别曾任顺治十八年、十五年会试同考官和康熙八年山西乡试主考官^[14]，当然对此类事情不会在意的。

对于庠(榜)姓、籍，在有关方志、郡邑总集和诸生谱、青衿录中都是直书不讳的。以同治纂修《苏州府志》为例:“陆琇，有传，本姓钮，拔贡；吴树臣，有传，庠姓王，拔贡，俱(康熙)十一年。”^[15]两人均为吴江县人士，陆琇即钮琇，笔记小说《觚》作者；树臣为兆宽子、兆骞侄。此处的表述，恰恰代表了庠(榜)姓著录的一般方式，即或写作“本姓”某，或直接写作“庠(榜)姓”某。在诸生谱、青衿录中以前者为常，在方志中则以后者为常。如苏州府昆山县志记载了“万历年贡”李大经“庠姓魏，沂水知县”，“康熙年贡”李兆“庠姓龚，丙辰恩”^[16]；名入方志《文苑传》的翰林编修、江西学政徐昂发，一直是以“管昂发”参加各级考试的，故县志便先后注明“庠姓管”“榜姓管”^[17]，均直书其事，毫无隐讳^[18]。如愿意，以后还可申请复姓、复籍。如圣叹友人长洲许虬(1625—?)，榜姓顾，榜籍昆山，进士履历载其考中进士后，“礼部观政，奉旨复姓”^[19]。再如康熙末年松江府张涵:“庠姓顾，字思祖，居杨行(引者按:镇名)。年未冠入太仓学，雍正初复原姓，归本学，十三年中式副榜。操履峻洁……”^[20]有关冒姓、冒籍行为，并未影响到对其道德操守的评价。再如吴县金友理乾隆十五年撰《太湖备考》，在卷首“师资姓氏”所列六人中，于“华雨峰名鹏”之后，注明“庠姓朱”^[21]，相关诸人均是给予此书编撰以直接帮助且在世者(华鹏负责绘图)，注出其庠姓，可见毫无贬义。

由于种种原因而以庠姓、榜姓代替本姓应试的现象，在明末清初之大变动时期极为普遍，人称“明季入学者多冒他姓”^[22]。如晚明吴县吴安伏(崇祯十年进士吴嘉祯之弟)便是“庠姓严，名龙”^[23]。有人还把此类事情堂而皇之地载入年谱，如清水宝璐辑其祖水佳胤(1582—1651)(胤，清代避胤禛讳写作“允”)应试经历:佳胤原名相胤，万历二十八年十九岁时被取入鄞县“县庠”，该年入泮者超额录取六名，水相胤在其中；万历三十六年，“提学陈以公前系溢额所取，摈不与考”；万历三十九年三十岁条下记载道:

复应童子试，郡守戴业取公第一。县令江欲荐其门下士首选，禀于守曰:“水系黜生，难以服众……”郡守不得已，改作第二。翌日，郡守召公语之曰:“汝以不更旧名应试，致有此厄。吾欲为汝更名，送提学试，何如?”公固辞曰:“父命也，君子已孤不更名。”郡守必欲更之，乃仍父所命者留下“胤”字，将上“相”字更为“佳”字。

经过一番意意思思地推辞并改名，次年便被“提学王^[24]取入郡庠第一名”^[25]。郡守戴指宁波知府戴新，县令江指鄞县知县江秉谦^[26]。此例虽是改名非改姓，借以说明改姓之某种原因和可能，还是有其说服力的。明末如此，清初亦然。即以圣叹友人论，刘隐如庠姓潘，戴之儦庠姓吴，同为顺治二年诸生；许来先“榜姓朱”^[27]，为顺治十一年拔贡；熊林庠姓张，顺治十三年诸生；陆志舆榜姓吴，康熙十六年北榜举人。可能是存在着“冒认他人三代，恬不为耻”^[28]的社会舆论，家谱中一般只会记载庠名、庠籍，对“庠姓”是不予记载的。如圣叹友人王学伊的女婿吴县申庄(1641—1719)“由吴江县庠生考授州同”^[29]；圣叹的外孙吴江沈培祥(1679—1741)“庠名佳，字元兆……杭州府庠生”^[30]；哭庙十八诸生中的苏州丁观生(1610—1661)“浙江嘉善庠生，改苏州府庠”，其堂弟丁观澜(1625—1661)“庠名兰，字紫迴，长庠生”；观澜弟丁王肃(1645—?)“吴庠增广生”^[31]，而在诸生谱中无“丁王肃”，只有“王肃”并小字注为“丁柱波”，为顺治十八年诸生^[32]。由此可知其本名柱波，庠姓王，庠名肃，亦知道此人为何要改姓应试了:该年七月，其亲兄和堂兄均死于哭庙案!丁柱波同年参加庠生试，如不冒名，恐怕很难被录取。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庠姓、榜姓的研究十分不够，包括专门的进士题名录的整理文献。如果说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查不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申时行”的名字，恐怕不会有人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甚至网上有篇《中华姓氏源远流长》之文，将“榜姓”列为第三十二姓，仅列一人为“榜姓徐: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汝默，号瑶泉，晚年号休休居士。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博主注释曰:“榜姓的来源、郡望、人口分布等诸多情况，无从考究。仅查出一名历史人物明朝状元，且其他情况不详。”居然将以榜姓“徐”参加科举考试的申时行(1535—1614)^[33]，视为姓“榜”、名“姓徐”者。

这虽然是一个极端例子，却说明了对于庠姓、榜姓史实文化含义的隔膜，这亦直接影响到对金圣叹的姓名和科举经历的研究。如黄霖先生将“庠姓张……顶金人瑞名就试”置于一体；张国光先生认为“在宗法观念很重的时代，少有改姓应试之理”^[34]；金性尧先生认为“庠姓张”一语很费解，“好象他入庠(乡学)时是姓张的，入庠前又另有姓氏”^[35]；陈洪先生通过比勘各种版本的《哭庙纪略》和《辛丑纪闻》，认为“庠姓”为“不词”，并出注说明:“黄霖兄曾撰文，称询及某前辈，得知‘庠姓’之可能。惜尚缺文献依据。”^[36]应该承认在现有的语词类工具书中尚未载有“庠姓”“榜姓”等词，但是作为一种古代应试的非常规现象及有关语词，对其事实的存在及其在古籍中的著录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在朱东润对庠姓的解释中，至少“顶用当地某望族的姓氏”之说或有疑问:如果所冒姓氏皆特指，各府县学每次入学生员均有定额(顺治一朝十八年，长洲、吴县共录取十次诸生，每次名额分别约四十名^[37])，且被取者多为出身文化世家的望族子弟，哪里还会愿意让外人来占其份额呢?从有关记载看，改后的姓氏可能只是一个与原姓名不同的符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