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理念与方法心得

百馀年来的金圣叹史实研究固然可以列举出上述成果，然就实际研究状况来看，以身世和交游为中心的研究一直是其中的弱点和冷门。本书拟以实证研究、文献考述为基本研究方法，在全面发掘和大量占有金圣叹以及有关人、事详细资料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其生平事迹、著述缘起、社会关系。具体而言，生平事迹，不仅要对其姓、名、字、号、籍贯的纷纭众说，予以史源学的研究，而且要探索其各个阶段的活动，尤其是早期经历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著述缘起不仅是指研究其著作的成书年代，而且包括其诗歌创作的具体时间及其涉及的当时之具体史实(即陈寅恪所谓“今典”)；社会关系不仅是指各种著述中涉及到的亲友，而且包括同时代对其有过相关评价的各色人物。这样的史实研究，本来就需要长期的史料爬梳和精到的文献考辨，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言，可能主要有四点困难:

其一，金氏生活在明末清初，此一历史阶段的文人著述，先后经历过山飞海立的鼎革兵燹和康熙乾隆的文字毁禁，保存下来的原始文献本来就相对稀少；其二，金氏是属于被钦定御案镇压而亡的“不良死”者，许多生前交往记录在时人整理自己的著述时，往往会被删去，甚或转换态度，恶语相向；其三，金氏原本就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多面体人物，既有温文儒雅、谦逊坦诚的一面，亦有行为怪诞、不轨于正的一面，即其友人所谓“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41]，古人已是如此，自不必说今人了；其四，金氏虽后期名扬天下，但在当时、当地却始终是一介寒儒，故其所交多是草野小民、普通士子，有关事迹正史不载、方志难觅、碑传罕存、诗文稀见，加之许多原本只是以字号或某老相称者，仅仅是考出本来姓名，便不是一件易事，更何谈深挖交往的来龙去脉?所以在金圣叹的史实研究中，辗转因袭成说，缺乏独家发现，便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连照抄现代俞鸿筹(1908—1972)撰写的讹误多端、并因今人标点更添错谬的《沉吟楼诗选》“读后记”往往都浑然不觉^[42]。

针对金圣叹这样一位研究对象的历史特殊性和研究困难性(学术挑战性也自在其中)，笔者自二十馀年前即开始尝试有关研究，在《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于一九九三年发表后，用了六年时间广泛收集史料，至二○○○年始再发表《金圣叹与“哭庙案”中的“二丁”——从金诗<丁蕃卿生日二章>谈起》、《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等文，前者用家谱考述交游，后者用抄本诗集佐证行迹。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至二○一四年共发表涉及金圣叹史实的专题论文近四十篇(其中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转摘十篇，被《新华文摘》转载、转摘各一篇)。有关系列文章，十年前已经引起学界的注意，如章培恒(1934—2011)先生在肯定运用西方文艺观念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时，特地荡开一笔指出:“像纯考证的文章，只要写得好也是很有意义的；以金圣叹研究而论，例如陆林教授对金圣叹生平、交游所作的一系列考证就是必须而有益的工作。”^[43]勉励之意自在其中。

在长期的明清文学与文献的学习探索过程中，笔者逐渐形成这样的学术理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作家研究的范围内，无论是说学术发展，还是论个人兴趣，史实文献研究都不应该是附庸，也不应该仅仅是基础或前提^[44](或者可以说理论素养是实证研究的基础)，而是一门具有强烈独立性、需要专攻的术业，有着自身鲜明的学术规定性。这种研究，不是为了出人意表而选择考述对象，不能为了证明某种观点而随意取舍史料，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对史实本身的考量、对事实真相的探索。它需要事无巨细的网罗，需要狮子搏兔的用力，需要“一事不知，学者之耻”的自警。所谓“反对一事一考、一字一辨”的说法，不过是显示出对此门学问的隔膜:没有一事一考、一字一辨的习惯和功夫，何谈考大事、辨重典?不从一事一字入手，如何能发现大事重典?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它需要多方面的学术素养和准备，追求文本阐释与文献实证的结合、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联姻；它需要长期沉潜其中，培植细腻的文献敏感性，激发热情的史实探求欲望；它需要耐得住书房的寂寞，淡漠于外界的精彩，尽可能多地掌握文献资料和历史文化风俗的相关知识^[45]。在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下，始有可能盘活所有的史实线索，对疑难杂症给予一针见血的剖析，对历史迷雾给予拨云见天的廓清。史实研究重视的是文献与史实的结合，实证与解析的结合，生态与心态的结合；在综合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既需考究生卒交游与活动轨迹，也要关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求最大程度地考察古人的生存状态、体悟彼时的世道人心。近年有学者认为“复原历史文件中的每一个局部，将其重新嵌入到那个年代的时空中去，让它在完整的意义中被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是古代文学甚至古代文史必需前进的一个基本方向”^[46]，所倡颇得吾心。至于这样的研究具备怎样的社会意义和学术地位，具有怎样的效率和收益，则不必费神考虑。只有淡化这些功利的追求和评价，才能居书房如胜境，化寂寞为精彩，坚持不懈、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学术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早有学者认为:

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47]

其实从事史实研究，连考见古义与发现恒星同样“都是一大功绩”的攀附和联想都不应该有，庶几能以平和淡定的心态，接近“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层界，享受从事“性之所近”学问的人生乐趣，追求生命澄明之境与学术精进之心互为砥砺的历程。处世淡泊而治学执着，是从事此类研究尤其需要的品质和精神。

笔者从事金圣叹史实研究的学术心得或方法主要有三点:在交游考证上充分利用家谱，在史料检索上努力有的放矢，在文献占有、文本细读上通过作品整理予以丰富和强化。

(一)家谱文献与明清文学史实研究

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家谱可谓是家族关系史。利用家谱从事“专人研究”，在学术界已有许多成果；但就整个研究领域而言，在古典文学的史实研究或文献研究中，对家谱的利用尚处在单一性或偶然性的阶段，还缺乏对家谱资料“文献查找的系统性和学术利用的自觉性”^[48]。仅以年谱编纂为例，通过寻找谱主的家谱来理清其世系、亲属和姻娅等关系，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但却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广泛利用旁族别姓的家谱，对谱主的其他社会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更多地只是在正史、碑传、别集、总集、方志、笔记等常见文献类型中寻找谱主交游的传记资料。由于见于记载的金圣叹的交游，大多是没有功名官职的普通人士，在事迹考察上难度很大，许多人的事迹仅见于家谱记载。笔者对家谱的重视，起始于一九九○年代中期偶然获得一本内部印刷的《苏州市家谱联合目录》。这是一份仅有八十三页篇幅的小册子，著录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博物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和常熟、吴江、吴县图书馆收藏的诸多家谱，而且大多出于旧时苏州府所辖各县的著姓望族，并且在正文第一条便有如下记载:

丁氏宗谱二十四卷 题清丁有铭纂 清光绪刻本 存二十三卷(一至十五、十七至二十四)苏州丁氏 有哭庙案(苏图)。^[49]

由于在此之前，已经知道金圣叹有《丁蕃卿生日》七律二首，并已知道在哭庙案中被杀的十八诸生中有丁子伟、丁观生，于是心生疑问:金圣叹所贺者是何许人，家谱中是否有后二者的详细资料，三人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呢?带着这些问题，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现为历史文献部)查阅了这一版本的《丁氏宗谱》。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不仅发现丁蕃卿的本名以及三位丁氏的准确生卒及彼此的亲缘关系，而且有这三人及其妻女的小传，为了解哭庙案的详情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史料^[50]。首战告捷，让我尝到了家谱文献的甜头。于是，将所收集到的与金圣叹有关系的百馀位人士，按照姓氏予以编排、考察籍贯。凡是获知籍贯的，便去查该地的该姓家谱；未知籍贯的，便系统翻阅苏州府有关各县的该姓家谱。加之《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很快出版^[51]，更令这项工作进展顺利；至于三年后问世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52]，提供了相关书目内容的描述，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经过多年的努力，虽然有若干姓氏的家谱已经亡佚，还有一些家谱待查，但是在金圣叹史实研究领域里已经取得了系列显著成果，如利用南京图书馆藏《莫厘王氏家谱》，一下便解决了王子文、王其仲、王公晋、王道树、王勤中、王轮中等六人^[53]，其中王其仲便是那位在金批《水浒传》中向圣叹口述“京中口技”、在《西厢记》中与圣叹赌说“快事”的王斫山；二○○一年岁末，在国图分馆翻阅了光绪重修《唯亭顾氏家谱》和乾隆修民国抄本《吴江沈氏家谱》等，了解到与圣叹有密切关系的五位顾氏^[54]和十位沈氏^[55]的身世情况。再如，圣叹有位友人朱茂暻，与柳如是也有交往^[56]，我从国图所藏《秀水朱氏家谱》中找到其生卒和家世的记载，可以补充陈寅恪先生有关著述的语焉不详之处，对研究明清之际的士人风尚也颇有帮助^[57]。可以说，通过这项研究迄今为止我在学术上的最大收获，便是充分认识到家谱“文献查找的系统性和学术利用的自觉性”之于以作家为中心的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有的放矢的文献搜求

对于史实研究而言，家谱资料不是万用灵丹，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何况许多人士的家谱未见流传，如圣叹挚友韩贯华、亲家韩孙鹤，门人韩藉琬、韩魏云，均是苏州人，我历时一年，始得阅[苏州]《云东韩氏家谱》，却未及此支。因此对与金圣叹有关的人和事，在知见所及的范围内，必须进行一定观念指导下的竭泽而渔式的文献搜求，尽可能多地掌握其生平和交游的史实情况。所谓一定观念，针对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是指对地方文献的系统查找。地方文献，除了上面已及的家谱之外，就文献形式而言，一是方志，由省、府、县志而到乡镇志如(长洲)《吴郡甫里志》和(周庄)《贞丰拟乘》，以及山水专志《百城烟水》、《太湖备考》和轶事专志《吴门表隐》；二是秀才一级的地方科举史料，如《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据此可考毛宗岗补诸生的时间和排名)；三是郡邑乡镇诗文总集，如(太湖)《七十二峰足征集》、(长洲)《甫里逸诗》、《贞丰诗萃》。以上特殊文献，在金圣叹研究领域里，多数为笔者首先采用。此外，还广泛旁及其他各种别集、总集、野史、笔记、进士履历。在长时间寻觅、大量占有原始资料后，始进入融会贯通式的考论阶段。如早就受到孟森、陈寅恪、陈洪关注的圣叹扶乩降神活动，直到笔者利用《午梦堂集》中的笔记史料，并结合《贞丰拟乘》、《半生自记》、《郑桐庵笔记》、《现果随录》等时人记载，先后撰成《<午梦堂集>中“泐大师”其人——金圣叹与晚明吴江叶氏交游考》、《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考论》，才对其扶乩活动及其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有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揭示。有关文章收入二○○四年南开大学主办的“明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被列入“研究的深度颇有可观……在材料的发掘、理论的分说方面都令人耳目一新”之类^[58]。笔者后又进而探讨扶乩降神“给其随后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59]，将理论分说立于材料发掘的基础上，可以说深化了对其文学评点的学术个性的认识。笔者对圣叹在扶乩时与叶小鸾亡灵对话的反复征引和这一活动对研究圣叹文学批评重要性的强调，引发了学界从多层面探讨其文学史意义及其对研究圣叹文学批评的价值^[60]。再如金诗《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悟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二章》，对其写作时间学者向有误解，笔者利用极其稀见的《西轩纪年集》和《古调堂集》，精确考证出“时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次日晨(1661年3月23至24日)……乃当年震惊天下之哭庙事件爆发后之二十天也”^[61]。对笔者的这一学术理路，吴正岚教授曾归纳道:“陆林以《<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史实研究献疑》为代表的系列论文堪称后出转精，其高出前人之处在于综合运用谱牒、尺牍、笔记、别集等多种史料，通过考订金圣叹所交往过从的士人的生平事迹，揭示圣叹的精神生活状态。”^[62]

(三)基本文献的系统掌握

作为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我用三年时间(2006—2008)整理出版了《金圣叹全集》。较之以往出版的同类著作，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首次对收入的所有著述，均努力以现存最早版本为底本，参校后出的主要版本。因圣叹著述曾遭禁毁，原刻本甚为稀见。本书以充分的文献调查为基础，网罗其著述的现存最早版本(《第六才子书》是现存最早的贯华堂刻全本)，其中多数是原刻本，解决了一些向来悬疑的问题。如《天下才子必读书》，其中贾谊《治安策》自“天下之势方倒悬”起一大段原文和金批，因言及“匈奴”，被重刊各本删去而仅注“文阙”，从此相沿至今。此次据康熙二年初刻本整理，不仅数百年来首次示人以全璧，亦为研究清初文化生态提供了重要佐证。

2.首次收集整理了《小题才子书》以及新发现的佚诗、佚联、佚文三十馀篇，为金圣叹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小题才子书》极稀见，所收为明末清初文人科举考试之文，其中包含有丰富的金批文献，为研究其文学思想和生平史实提供了新线索。如金批“昔者王遂东先生谓吾言:‘看花宜白袷，踏雪宜艳妆。’吾尔时甫十五岁，便识此语是古人笔墨秘诀”，这是能够证明圣叹向晚明大家王思任问学的唯一史料，对研究其早年交游和美学思想的师承很有价值，学界从无论及。

3.首次在正文后编著了近十九万字的《附录》，分为年谱简编、著作序跋、传记资料、“哭庙案”史料四个系列。其中《年谱简编》约四万字，对金圣叹生平、交游、创作等各个方面的事迹，给予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搜罗和考订。序跋资料中最珍稀的是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及总识和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尤其是徐序，以湖北省图所藏《九诰堂集》抄本为底本，以康熙二年原刻本卷首序参校，既解决了两本的文字出入脱漏，又解决了刻本为避祸而有意误刻“必读书”刊刻时间的疑问^[63]。

尽管因为整理《金圣叹全集》使得本书写作的完成大大延迟，但我绝不后悔耗时三年从事这项工作:“正是通过三年来围绕金圣叹著述的系统整理、反复校读，对其作品版本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对其思想心态有了更加细微的触摸，对其身世遭际有了更加具体的感知，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64]其实因整理全集而对其史实研究的促进，远不止此:如果不是为了整理全集、辑校文献，可能要迟到国图所藏《小题才子书》可供借阅后才能看到这部重要佚作，可能不会比勘序跋和正文都有较大出入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可能不会去杭州抄录《贯华堂评选杜诗》的序跋(正是其中明确指出“先生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故论画独得神理”)，可能不会发现王瀚对金批《西厢记》、王学伊对《释孟子》和《杜诗解》的深度参与，可能不会千方百计地寻查圣叹佚文《风唫集序》……尽管此部全集仍有许多缺陷，但是通过辑校整理工作，已经使得我对金圣叹史实研究史料的占有和熟悉，居于一个优先和便利的地位了。

此外，要说到对全文检索数据库的利用。从总体上说，这类数据库对于史实研究、文献考证应该是如虎添翼。这里的“虎”，既指研究者，又指研究成果。前者是说研究者首先要谙熟史实研究的基本方法，才能充分地利用数据库考证有关问题；后者是说当研究成果基本成型时，利用数据库才会有锦上添花之效，如果八字不见一撇就一头闯入数据库，恐怕收效甚微。对待像金圣叹这样生平交游难以考证的对象，尤其是如此。《沉吟楼诗选》所涉亲友约七十馀位，其中近三分之二连本名都不得其详，在十馀年前笔者就开列过一份近四十人的名单，“恳切希望高明之士有以赐教”^[65]。如今《中国基本古籍库》和《雕龙古籍数据库》已经问世，在其十几亿字的容量内依然不见相关线索，故呼吁至今仍然有效。关于全文检索，想说的是:我庆幸在本课题资料尚未基本收集齐全时没有这类工具，我庆幸在最后合成阶段有了此类工具。至于今后如何从事史实研究或文献考证，希望不要应了那句耳熟的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更希望不要应了那句耸听的今言:“基本古籍库问世从此无考证”(或曰“雕龙数据库出而雕龙术亡”)。如果应了，责任绝不在任何古籍库(输入错误除外)。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害怕这类数据库的使用会取代文献实证研究的存在价值，而是担心后人会以为考据就是将某词输入其中检索一下那么简单。没有练就狙击手的能力，哪怕手持英国L96A1狙击步枪，也未必能击中笨熊，更别说是飞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