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百年回眸与现状反思

所谓金圣叹的“史实”研究，是指围绕其生卒籍贯、主要事迹、生平交游等基本史实情况展开的实证研究，而不包括对其文学理论的价值评判等研究。本世纪初，随着上一世纪历史大戏的盛大落幕，在中国古代文学界展开了对前此百年各类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估。近三十年一直处在热点之中的金圣叹研究，自不例外^[18]。其总结的重点，依然侧重在金圣叹小说、戏曲批评理论成就方面。其实，有关史实研究，在汗牛充栋的金圣叹研究中虽然并非占有主要位置，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亦断断续续地为学人所关注。尤其是十九世纪末，随着封建思想统治的弱化和西方文化风潮的东来以及东邻日本学者的关注^[19]，晚清学人对以小说、戏曲批评而名世且被清廷杀头的金圣叹，有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较为著名者，有俞樾(1821—1907)成书于光绪九年(1883)的《茶香室丛钞》。在此书中，俞樾以经学大师的身份，汇集了多种有关圣叹生平史实的文献资料，对后世影响较大。十馀年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邱炜萲(1874—1941)撰《金圣叹批小说说》十则，高度评价了金氏小说、戏曲评点的成就，赞扬金在小说批评史上“集其大成”的历史地位:“前乎圣叹者，不能压其才；后乎圣叹者，不能掩其美。批小说之文原不自圣叹创，批小说之派却又自圣叹开也。”并通过圣叹与尤侗的生平比较而慨叹前者之际遇不偶:“苟非顺治辛丑岁，为邑人公义上讦墨吏，激昂就死，不识者不几何以一轻薄文士了之耶!”同时写有《金圣叹死时语》^[20]，对圣叹生平事迹予以勾勒。虽然文中并没有征引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其有关叙述却与金圣叹生平实际颇为吻合；邱炜萲对圣叹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的表彰和同情，无疑使之成为自清初徐增之后，金圣叹最有力和最深情的辩护者，亦必然激发时人进一步的探究热情。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中，如果说哪一位与现代的文化思潮、文学创作与论争关系最密，依然要属金圣叹。从文本传播看，汪原放以金批《水浒传》为底本进行新式标点，可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最早成果，阿英校点《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收入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则是对提倡晚明小品文给予资料支持^[21]；从文学创作看，散文大家周作人早年写作便受金圣叹影响，林语堂年近不惑仍“日见陷没”于所谓圣叹文风，以致被讥为“病亦难治”^[22]；从学术论争看，由胡适为亚东版《水浒传》作序催生了对金圣叹评点及其“古本”的褒贬和商榷，到鲁迅《谈金圣叹》等文引发的冷谈热议，举凡郑振铎、俞平伯、隋树森、刘半农、陈子展这些现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甚至历史学家顾颉刚、陈登原、陈垣、房兆楹，墨子学家栾调甫，都发表过涉及金圣叹的文字。论争不仅彰显了民国学术的波折和演进，亦体现了与当时的文学思潮、社会动向的关联。其中以孟森《金圣叹》(1916)、陈登原《金圣叹传》(1935)、周作人《谈金圣叹》(1935)、栾调甫《金圣叹生年考》(1936)、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1938)在文献发掘上有所创获，其影响一直绵延于今。^[23]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1949—1978)，共发表有关金圣叹的报刊文章约百馀篇^[24]。受制于整个学术风向和价值导向，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作者很少从史实角度进行研究。如早在一九六○年代前期，就有学者已经发现并披露“在刘献廷选、金人瑞(圣叹)著的《沉吟楼诗选》中，留有古今体诗三百八十四首”这一重要信息，可是其本人只是选录了《春感八首》、《辛丑春感》、《狱中见茉莉花》等数首，以证明金圣叹不过是“巴不得拜倒在清帝座下、俯首称臣”的反动文人^[25]。只有邓之诚(1887—1960)先生的遗著《清诗纪事初编》“金人瑞沉吟楼诗选”题解和刘世德先生的《金圣叹的生年》(1962)等两篇短文，是对金圣叹生平事迹较为严谨的学术探讨。在此期间，美国纽约湍恩(Twayne)出版社1972年出版了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的研究专著《金圣叹》，设专章讨论“金圣叹的生平”，并附有简略年表(共七条)。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和缺乏阅读大陆所藏金圣叹著述的渠道，该书对圣叹生平的研究，仍主要依据金批著作中的自述文字。

自改革开放至二十世纪末(1979—2000)，金圣叹研究逐渐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和热门。这一热点的形成，在观念上是源于以张国光先生为首的学者对金圣叹的政治“翻案”:“总体上摘下了金圣叹‘反动文人’的帽子，为自由、科学、全面、深入地研究金圣叹铺平了道路。”在史料上则直接得益于珍本秘笈《沉吟楼诗选》的影印出版(1979)，“提供了以往研究者所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为深入研究金圣叹的生平与思想创造了更好的条件”^[26]。如果说对于金圣叹的研究也可以称之为“金学”的话^[27]，那么，影印出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清抄本《沉吟楼诗选》，可谓当代金学研究的第一大事；而曹方人、周锡山先生标点的《金圣叹全集》排印问世(1985)，则是金学研究的第二大事:“将三百年从未刊行的金氏诗作首次披露，其对作者思想情感、交游处世的研究，应该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将当时已知金氏现存的著述点校整理、汇于一书，无疑为众多的金学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最易得的基本文献，扫清了资料难求的障碍。从此，为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金学’勃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28]。据《中国知网》数据库载，一九八○至二○○○年间在题目上有“金圣叹”三字的文章便有约三百二十七篇。在众多文章中，涉及到金圣叹生平史实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黄霖《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1979)、《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1980)、陈洪《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1982)、《金圣叹“张姓”说辨疑》(1983)、黄霖《金圣叹“庠姓张”辨》、启功《金圣叹文》(均1985)、吴红《借传孤愤墨犹新——金圣叹的一篇佚文》(1986)、薛正兴《金圣叹两首佚诗脞语》、严云受《金圣叹事迹系年》(均1988)、梅庆吉《新发现的金圣叹著作——<小题才子文>》(1990)、徐朔方《金圣叹年谱》、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陈洪《钱谦益与金圣叹“仙坛倡和”透视》(均1993)。此外，钟来因校注《杜诗解》(1984)，对有关史实颇有涉猎；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1987)、陈洪《金圣叹传论》(1996)、张国光《金圣叹的志与才》(1998)等专著，亦均有讨论生平事迹的专门章节。

进入新世纪以来，金圣叹研究的势头更猛。据《中国知网》数据库，十三年间(2001—2013)约有三百三十篇论文，另有三部博士学位论文、四十本硕士论文论题与金圣叹有着直接关系^[29]。然而对金圣叹史实的专门研究，除了笔者的三十馀篇专题考论外，只有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2002)、李金松《金圣叹的籍贯考辨》(2004)、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2005)、陈洪《揣摩与体验——金圣叹奇异的易性写作论析》(2009)等寥寥数文。其中邬文在《九诰堂集》抄本中钩稽出金圣叹《怀感诗序》、《岁暮怀瀑悬先生兼寄圣默法师》等珍稀佚作和徐增《读第六才子书》、《夜怀圣叹》、《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天下才子必读书序》等诗文，堪称当代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吴正岚《金圣叹评传》(2006)是继陈洪“传论”之后又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孙中旺编《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2007)是第一部金圣叹资料汇编，笔者辑校整理的《金圣叹全集》是第一部按文体编纂、收入《小题才子书》和其他佚作，并附录“年谱简编”和序跋、传记、哭庙案资料的金氏全集^[30]。

新时期以来的这些成果，对金圣叹姓名字号、生平事迹有所考证，对金圣叹佚著佚文佚诗佚联有所发现，其中黄霖、陈洪对姓氏的辨析，黄霖、钟来因对临终家书的探讨，陈洪、邬国平对交游事迹的考证，启功、吴红、梅庆吉、邬国平对佚文佚著的爬梳，徐朔方对年谱的编纂，徐立、陈瑜对《哭庙异闻》的引用，陈洪、吴正岚对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的描述，都引发或促进了有关史实问题的研究。此外，旅日学者、日本金城学院大学部张小钢教授的相关成果有《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成立——与周围亲友们的关联》(1995)、《金圣叹研究札记》(1997)、《金圣叹交友考略》一至三(2000、2002)、《金圣叹年谱略》(2004)等，惜均为日文，在国内影响不大。

纵观百馀年来有关金圣叹史实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尤其是得益于金圣叹爱好者的热心，在佚文佚著方面时有发现。对于死难者的后世遗存而言，一文一句的重现都难能可贵。然而，比较对其文学批评的研究，有关成果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概括言之，主要有三点。

(一)缺乏基本的认同。对于圣叹基本史实研究之不足，可以从学术界至今对其姓名、字号、籍贯尚无统一认识得到证明，亦足见其生平史实颇有迷雾待廓之处。作为一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人物，除了“字若采”认识基本一致(亦有不同意见)外，至于本姓张还是金、名采还是喟、何时名人瑞、圣叹是字还是号、籍贯长洲还是吴县等，都存在着许多互歧的说法。为便于比较，将重要者列表如下:

权威工具书《辞海》(1979、1989、1999年版)“金圣叹”条“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今属江苏)人”，有关三句话，句句存在商榷的馀地。连“一说”都能进入词条撰述，正是典型地反映了缺乏基本认同的研究局限。这种莫衷一是的状况，对于一位诞生距今约四百年的文学大家的研究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遗憾的。其实这种争议，多植根于晚清问世的《辛丑纪闻》“庠姓张……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和《哭庙记略》“庠生姓张原名采……顶金人瑞名就试”的记载。其中“金人瑞”为“张人瑞”之误，“庠生姓张”之“生”为衍文。晚清和民国前期学者不明此理，而将“庠姓张”理解为“原姓张”，民国中期自陈登原始，将“庠生姓张”断句为“庠生，姓张”，后之学者昧于“庠姓”含义，遂生种种争执。

(二)缺乏系统的研究。以上列举的各种金圣叹研究论著，单篇文章勿论，即便是有关专著，亦几无对生平史实给予全面研究者，缺乏竭泽而渔的功夫。譬如，至今没有学者试图做过对圣叹交游进行全面考述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包括将圣叹著述中涉及到的约一百六十位友人钩稽出来，还要对未见其中而实有交往的人物给予研究。如浙江嘉善李炜(1621—1679)曾撰诗《寄怀墨庵兼询圣叹》:

海内传[谈]经金若采，千秋狂士沈苓山。每倾玄辨心几折，别有深情涕欲潸。虎豹斗昏风雨黑，蛟龙蛰起瘴云殷[岁时艰]。何当携手濠梁上，赠以双珠明月还[环]。^[31]

墨庵指明遗民嘉兴沈起(1612—1682)，因所撰《学园集》未见传本，故此诗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知最能直接说明四库馆臣所谓其“与金人瑞相善”^[32]的史料。再如作品方面，早在一九八八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就影印介绍的“金人瑞手迹”“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末署“顺治戊子二月四日”即清顺治五年(1648)。正是这幅写于四十一岁时的联语，将逢人作揖的唯唯诺诺和纵酒贪杯的浑浑噩噩，与特立独行的犟筋傲骨和名山事业的壮志雄心对立起来，构成巨大的表里反差，通过“消磨”和“洗发”等颓唐行为对个性追求的外在打压和人生意义的表面消解，建构起一种悲剧性的张力，凸现了借酒佯狂的表象下掩藏着的深刻的灵魂苦难。诚如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先生二十馀年前所云:“从这两句话里好像就能想象出金圣叹一生的悲愤、挣扎和苦难历程。”^[33]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哪怕是在金圣叹专论著作中，至今都很少有学者引用，又何谈全面认识其性格和思想呢?此外，是不注意利用学界新发现的史料。如邬国平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的《徐增与金圣叹——附金圣叹两篇佚作》，不仅全文抄录了圣叹佚文《怀感诗序》，而且介绍了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唱经子赞》等重要文献，有关文字被收入孙中旺编《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但是后出之书却罕见征引，难怪依然对近于耳食稗贩之廖燕文字好评有加；即便引用《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也不是据徐增《九诰堂集》，而是引自《天下才子必读书》刻本。殊不知周亮工父子刊刻此书时，在一些关键性时间字眼上都是有所提前和模糊的^[34]，据此而考证圣叹著述，准确性可想。

(三)缺乏宿业的专攻。先举一例:邓之诚先生晚年据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效先生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宗冈)、徐而庵、武进吴见思(宗达子)、许庶庵为最著”等语(括号内文字为邓所注)，指出“吴、许所评未及知，皆贫士乞食也”^[35]。吴见思《史记论文》一百三十卷(有康熙二十六年刻本等)和《杜诗论文》五十六卷(见《四库提要》，有康熙十一年岱渊堂刻本)；许之溥评杜诗，见康熙初年赵时揖辑《贯华堂评选杜诗》附刻《庶庵说杜》五首，跋云:

后五首，或亦以为贯华先生所说。以后有“庶庵”字，访之，始知为许庶庵笔也。庶庵高才异致，登华山绝顶，坠崖而死。与贯华先生游，情味特契，故议论往往相似。余不忍使其人文勿传，因为附刻于此。所说沉绵旷远，置《才子书》中，几或无辨，读者当亦共为感惜耳。^[36]

《唱经堂杜诗解》卷二《早起》，编者金昌认为“或曰:此是晋陵许庶庵笔，为唱经所鉴定者。果有之，亦足想见庶庵。”皆不宜轻言“未及知”。吴宗达为常州府武进县显宦，崇祯二年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在阁六年；许之溥出身世家，其兄之渐(1613—1700)为顺治十二年进士，亦不宜轻言吴、许为贫士。徐增顺治十七年撰诗赞扬吴见思:“望见君来便有风，毗陵有此士人雄。黄金十万曾随手，尽散交游顾盼中。”^[37]见思“服膺”圣叹多年^[38]，想必圣叹亦在“尽散”对象之列；圣叹顺治十七年致书《与许庶庵之溥》，结尾云“仰望援接，乃非一端”(见《鱼庭闻贯》)，似有望其资助《唐才子诗》之意。邓先生为清代文史大家，所经眼清初别集之多，至今罕有匹敌，之所以论金圣叹而时有破绽，就是因为他专注于别集(包括《沉吟楼诗选》)而无暇细读圣叹之评点。所谓“宿业专攻”，是笔者套用韩愈《师说》“术业有专攻”而生造之语，即认为从事金圣叹这一类人物的史实研究，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门的研究，不是其他研究的顺带所及，亦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更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研究其他大家，亦无不如此)。许多学者热心于金圣叹文学思想研究，亦知在佚作、交游等方面有待挖掘者尚夥，故一有发现，便行文介绍。但由于先前缺乏对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沉潜，往往不能吃透有关文献的史实内涵。如邵弥山水长卷跋语的发现者吴红先生认为，圣叹“不只是因为喜欢邵僧弥的画，事实上这一次的长跋中竟一句也没有说到画”^[39]。如果论者知道圣叹本人就是画家，那么或许就会从“此帧为瓜畴先生遗笔……使先生稍得至今日犹未死，余与先生试作支许，竟日相对，实未知鹿死谁手”的跋语中，看出圣叹在画艺上意欲一较高低的好胜之心。此跋“崇祯甲申夏尽日”落款处的两枚印章分别为“圣叹”和“人瑞”，是能够证明在鼎革前就已名人瑞的唯一证据^[40]，亦未见吴红及其他学者的关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张国光先生。他毕生以主要精力用于金圣叹研究，成果极丰，在观念上拨乱反正的贡献尤为卓著，发现的文献线索也有一些，但是在史实研究上却乏善可称。其馀学者，或在文学批评史的视野下讨论金圣叹生平，或在陈维崧年谱编纂之馀涉及圣叹交游，贡献自有，但亦难免挂少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