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平简介与著述概说

金圣叹，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名采，字若采；又名人瑞，法号圣叹；别号唱经子，或称唱经先生，又号涅槃学人、大易学人；室名沉吟楼，堂号唱经堂。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市)人。生而颖异，敏感早慧。七岁读杜甫诗《远征》，感伤人生无常；十岁入乡塾，习儒家经典而意惛如；十一岁读《妙法莲华经》、《离骚》、《史记》、《水浒传》、《西厢记》等，培养了广泛的阅读兴趣。十五岁向文学名家王思任问学，悟作文之秘。弱冠前补诸生，后因岁试文怪诞而被黜革；次年以张人瑞名补吴县庠生，故人称其庠姓张。从青年开始，至少以下几种活动可以表征金圣叹的人生轨迹。

扶乩降神的宗教经历。金圣叹自幼笃信佛教。二十岁时自称乃天台宗祖师智弟子的化身，以泐庵大师之名，带数名助手，在吴中一带开始了长达十馀年的扶乩降神活动，并在崇祯九年(1636)前后达到高潮。其先后在苏州名宦钱谦益、姚希孟、叶绍袁宅中做法显灵。最为著名的一次是崇祯八年六月在叶绍袁家，为之招来亡女小鸾之魂。泐师与叶女有关授戒、审戒的精彩对白，不仅当场引得小鸾父亲绍袁怜惜和感伤不已，亦打动了自钱谦益而下的无数文人。圣叹这种富于艺术感染力的降神活动，“长篇大章，滔滔汩汩，缙绅先生及士人有道行者，无不惑于其说。……儒服道冠，倾动通国者年馀”^[3]，一时间信者奉之为神，恨者詈之为魔。扶乩降神对圣叹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为其人生评价带来了洗之不去的沉重的负面影响，而且给其随后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主要体现为在选题上的“昭雪”辱者，在心态上的标新立异，在方法上的心理分析等方面。

才子书的经典评说。崇祯十三、四年间，随着人生兴趣的转移，金圣叹开始了评点“六才子书”的文学活动，首先完成的是《水浒传》的评点。《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初评工作，亦在明末就已开始进行了。入清后，于顺治四至六年撰著《童寿六书》、《圣人千案》、《南华字制》，顺治十三年(1656)批点《西厢记》，十四年完成《小题才子书》，十七年分解唐律诗刊行，《天下才子必读书》草成于顺治十八年，与《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均在身后刊行。除了从事评点工作外，金圣叹赖以谋生的身份便是做塾师。至少在其三十岁左右时，即已开始了教学生涯。其弟子以及“从其游者”今知者便有戴之儦(吴悦)、沈永启、顾参、史尔祉、韩藉琬、冯某等。与科举和作文有着直接关系的《大题才子书》、《小题才子书》和《天下才子必读书》，很可能就是从事教职的产物。但是，无论是评书还是授徒，似乎都没有给其生活带来经济上的明显改观。崇祯十四年(1641)大旱，已需友人接济；晚年从其妻子“贫穷因讳疾，井臼且伤生”(《妇病》)的境况中，亦可见其家庭状况的潦倒。

易代之际的政治态度。顺治二年(1645)五月，随着清兵铁马金戈的南下，昙花一现的南明弘光王朝迅即消亡。江南的陷落，打破了金圣叹在明末虽然清贫但仍不失安定的儒士生活。晚明时期一些过从甚密的家乡友朋，或抗清失败、慷慨就义，如戴之傑；或以身殉节、自尽而死，如王希；或赴险寻父、丧身战乱，如叶奕荃。除了死难者外，还有抵抗失利、回里隐居的吴晋锡，晚明为廉吏、入清不仕的盛王赞。面对生灵涂炭、田园荒芜的劫后境况，在顺治初年，圣叹先后写下大量的感伤兵燹战乱、亲友流离，表达抵触新朝、同情反清的诗篇，仅现存者就有《外甥七日》、《讹传境哥被虏》、《喜见境哥》、《兵战》、《怀圣默法师》、《柳》、《闻圣寿寺遭骄兵所躏》、《元晖渡江》、《元晖来述得生事》、《上元词》、《题徐松之诗二首》等(考虑到其诗歌是其女婿编选删存者，这类犯禁触忌之作肯定已被处理掉许多)。如《上元词》跋语云:

此非道人语。既满目如此，生理逼侧，略开绮语，以乐情抱。昔陶潜自言:时制文章自娱，颇示其志；身此词，岂非先神庙末年耶?处士不幸，丁晋宋之间；身亦适遭兵革，欲哭不敢。诗即何罪?不能寄他人，将独与同志者一见也。

最后数语，何其痛心、何其抑郁!再看其为徐崧所撰的《题徐松之诗》，第一首后四句“近事多难说，传闻或未详。副车皆不中，三户又沦亡”，后两句分别典出《史记》的《留侯世家》“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和《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4]，更是难以掩抑地流露出对于抗清失利的失望沮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怀想故国的情绪在逐渐淡化。像那个时代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金圣叹慢慢适应了新的政权，至少在顺治中期已经表现出履新去旧的希冀。正是存有这样的情结，当友人邵点于顺治十七年(1660)归自京城，向他转述当朝皇帝所云“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的赞许时，顿时“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春感八首》小序)；只可惜他没有听到顺治帝同时发出的“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5]的微词，否则是否会头脑清醒一点:一个被认为方法“穿凿”、思想“见僻”者，怎么可能得到朝廷的重用?《第五才子书》第六十二回，写宣赞奉旨礼请关胜出马，“关胜听罢大喜”。圣叹批道:“何遽‘大喜’?只四字写尽英雄可怜!”其实，《春感八首》何尝不写尽一位长期被人以“魔”相视的才士之可怜呢?

震惊天下的哭庙活动。或许正是因为受到当宁知音之评的影响，一向遇“世法中事，则掉头不顾”^[6]的金圣叹，在新著《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问世不久、《天下才子必读书》甫成的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不幸卷入了招致杀身之祸的“哭庙案”中。二月初一，清世祖(1638—1661)逝世的哀诏传至苏州，官府设幕，哭临三日^[7]。当地诸生因吴县知县任维初征索钱粮甚酷，且监守自盗，遂于四日借哭丧之机而群聚文庙百有馀人，随后拥至府衙，向江苏巡抚、按察使等大员跪进揭帖。巡抚朱国治大惊，上疏朝廷，酿成钦案，先后逮捕金圣叹等诸生十八人，审得“丁子伟、金圣叹、姚刚为首鸣钟击鼓，聚众倡乱是实”^[8]，并于七月十三立秋之日，均被斩首于江宁(今南京)。因事起于聚众哭丧于文庙，史称“哭庙案”。在这场“学生运动”中，金圣叹所起的带头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诸生因集众哭庙，其《卷堂文》为金圣叹所作，且在其家开雕”^[9]，或云其“为《哭庙文》”^[10]，总之不仅身参其事，而且亲撰惹事之文，难怪最后将其缉拿归案便“足以塞责”上峰呢^[11]!是年，他才五十四岁。从此，金圣叹因“哭庙案”而平添浓郁的悲剧色彩，而“哭庙案”也因金圣叹而名列著名的清代冤案。说此次事变的政治性质，是不满于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而借机抒愤，应该没有拔高之嫌；至于是否具有反抗新朝政权的民族色彩，至少从金圣叹对“先帝”的态度上，已难以得到佐证了。

金圣叹一生著述计划庞大、成果甚丰，仅见于《唱经堂遗书目录》者，就有“外书”十三种(其中“杂批未竟书”只算一种)、“内书”二十一种。只是由于其五十馀岁便遽然丧生，同时惨遭家产籍没、妻子流边的严惩，故未完成者永无完稿之日，已完成者亦未能尽传于世。其生前出版者约为:《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诗》、《大题才子书》(晚清尚存)、《小题才子书》；身后出版者为:《天下才子必读书》和《唱经堂才子书》(收书十一种)，加上抄本《沉吟楼诗选》，以及被后人收入丛书的一些零简短篇，今所得见者共有篇幅长短不一的近二十种。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列表如下:

以上现存书目中，因《沉吟楼借杜诗》全见于《沉吟楼诗选》中，故实际为十七种，著述可谓丰富。

圣叹著述分内、外书，前者多为阐释佛教、易经的作品，后者多为评点古代文学和当代制艺的著述。从“内”“外”之分看，圣叹本人可能更重视前者，虽然后者的社会影响更大。对此，其友人徐增亦有同样看法，他曾指出金批《水浒》、《西厢》“乃圣叹之外篇，非圣叹之内学”，在其学术体系中只是“龙之一鳞、凤之一羽”^[12]，并以“千年绝学自分明，佛海儒天出大声”^[13]概括圣叹的学术造诣。只可惜现存圣叹著述主要由文学评点类作品构成，故今人多以文学批评家视之。

以现代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他对“陈本”即原始文献的态度近于不讲学术规范。所批评的原文，不仅不注意与底本的比勘，还往往会根据自己点评的需要有所改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腰斩水浒”。他也从来不讳言这一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就声明“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更曾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在编选《小题才子书》时，竟如此表白:

中间多有大人先生金钩玉勒之作，而辄亦有所增省句字者。此则无奈笥中久失原本，今兹全据记忆，自然不无忘失；而又临书之时，兴会偶至，亦多将错就错之心:是殆所谓小处糊突，大处即不敢糊突者也。^[14]

不要说这些还是明末清初的时人之作，他会因为兴之所至而增减字句，即便那些一向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先秦两汉乃至唐宋古文，亦“间有改字增字处，尤为可怪”^[15]。此即所谓“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16]，这既是他的篡改古人处，也是他的天才创造处:经过金圣叹的改动，大多作品已经不复古人原貌了，从此承载着他的文学观点，展示着他的审美趣味，并且与其评点文字互为桴鼓，具有了独立的存在价值。尤其是经其批改过的《水浒》、《西厢》文本，实际上反映了明末清初作家对小说、戏曲创作在结构、人物、情节、语言等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和美学观念；换言之，金圣叹的美学观念不仅仅附着于有关评点而存在，同样由其校改过的作品正文所承载，值得后人细加比勘和研究。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自《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问世后，整个清代再也难觅《水浒传》、《西厢记》其他版本的原因之一吧。有学者认为金圣叹这种“常常在没有文本或史实依据的情况下改动原文，随后又用‘奇’、‘妙’等词语为自己的改动喝彩”的批评方式，是“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不可原谅的事”^[17]。这不仅是将对文献学家的要求加于古代的批评家，而且也会限制对其批评思想和文本改造之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