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郑道传“道本文末”的文学致用观

郑道传是朝鲜《经国大典》的主修和主要编撰者之一。这部内容庞大的国家法典，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六卷(典)，为朝鲜王朝的国家制度、法律、刑制、行政、政治理念、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并对其中的重要问题阐述了一系列理论原则。文化教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教书》一则中的内容，也涉及文章学。其曰:

《书》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惟其心之一于内，故言之发于外者，不期而自大。观其发言之大，则其存心之一，从可知矣。自典谟训诰著于书，而精一执中之说，为万世圣学之渊源，信乎其大矣。汉唐以来，天子之言，或称制诏，或称诰敕。诸侯之言，称教书。尊卑虽殊，其所以立言之义则一也。所谓制诰教书，有亲自制者，有出于文臣之代言者。随其政治之高下，有醇驳之不同，然而因是亦可见一时之云为也。恭惟我殿下，自在潜邸时，好与儒士读经史诸子，讲明义理，论古今成败之事甚悉甚熟。文章虽其余事，而学问之至，盖有自得者多矣。今当维新之日，立经陈纪，与民更始，屡降德音，以教中外。其书虽出于文臣之制进，其命意则一，本于宸衷之断。而讨论润色，得义理之当，又非秉笔者所能仿佛，是宜列著于篇，以备一代之典。^[15]

“王言”是古代帝王的昭敕，《尚书·咸有一德》曰:“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周礼·缁衣》也说:“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注》道:“王者出言，下所效之。”意思就是帝王的言论能够滋润万民之心，具有绝对“真理”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王者出言，在下者们必须跟随效法之。帝王的心思全在于一统天下之上，故其言论根于大一统，“不期而大”。自从“典谟训诰著于书”，“而精一执中之说，为万世圣学之渊源”，从而它成为了天下万民信望的权威。中国从汉唐以来，“天子之言，或称制诏，或称诰敕。诸侯之言，称教书。尊卑虽殊，其所以立言之义则一”，以安抚人心，统治天下。众多制诰教书，有些是天子亲自挥毫而就的，也有些是文臣代言的，其尊卑虽殊，高下不一，而且“随其政治之高下，有醇驳之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反映的时代脉搏和精神。朝鲜李朝的开国太祖李成桂，即使是易帜之前，也“好与儒士读经史诸子，讲明义理，论古今成败之事甚悉甚熟”。到了成功建立李王朝以后，他更是“立经陈纪，与民更始，屡降德音，以教中外。其书虽出于文臣之制进，其命意则一，本于宸衷之断。而讨论润色，得义理之当，又非秉笔者所能仿佛”。所以当为国撰著国家大法典——《经国大典》之时，把在太祖亲自关照之下形成的诸多文件，都“是宜列著于篇，以备一代之典”。文中强调“王言”、“王道”的至高无上性，渲染了经国理世的王道思想，表达了作者想辅助李氏王朝，建设一个海东强盛的封建王朝的抱负。儒家主张不是霸道，而是以“仁义”治理天下，《书·洪范》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郑道传继承儒家的这种王道思想，想在朝鲜移植儒家的统治思想模式，建设成以儒家性理之学为正统思想的海东封建国家。文章的字里行间，反映着作者对文章学在国家大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郑道传认为，与经国之大事情相比，文章只不过是小事而已，但是要办好这些国家大事却缺少不得“文章之力”，甚至有时文章关乎国家政治的好坏、外交大事的成败，这样看来如何蓄养文章之学也是国家不可忽视的大事。他认为文章写得怎么样，与主体的学问修养关系极其密切，“文章虽其余事，而学问之至，盖有自得者多矣”。如果学问达到一定的水平，文章家必然有所“自得者”，也能够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文坛都有用的名家。他认为，文章写作的关键在于学问，学问掌握的越多，文章也写得越好。避开丰富的生活实践，不谈世界观的不断改造，不提高自身的审美感受能力，想光靠学问成就文章家之梦的想法，似乎有些难免片面之嫌。

从“载道”的文学观念出发，郑道传又认为“道本”而“文末”。根据这样的文学观念，在文学创作活动中“道”处于根本的地位，而“文”只是一个“传道”的工具而已。在这里，“传道”就是传播伦理道德，也就是儒家所谓的“道统”。根据此观念，“文”根本不具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存在价值，只有在“传道”的时候，它才具有一种工具的功能。这无疑是继承着中国宋儒们的“文”“道”观，只是把这种宋儒们的文章“道统”观应用于建立朝鲜自己的文学“道统”传统之上。郑道传在《圃隐奉使稿序》中说:

道传十六七，习声律为对偶语。一日，骊江闵子复(按子复。闵安仁字)，谓道传曰:“吾见郑先生达可，曰‘词章末艺耳’，有所谓身心之学，其说具大学，中庸二书。”今与李顺卿携二书，往于三角山僧舍讲究之。子知之乎，予既闻之，求二书以读，虽未有得，颇自喜。属国家设宾兴科，先生来自三角山，连冠三场，名声藉藉。予亟往谒，则与语如平生，遂赐之教，日闻所未闻。后奔父丧，荣州居二年，继有母丧，凡五年。先生送孟子一部，朔望之暇，日究一纸或半纸，且信且疑，思欲取正于先生。丧毕还松京。牧隐先生以宰相领成均，倡性命之说，斥浮华之习，举先生及李子安、朴子虚、朴诚之，夫金敬之充学官，讲论经学。先生于《大学》之提纲，《中庸》之会极，得明道传道之旨；于论孟之精微，得操存涵养之要，体验扩充之方；至于《易》，知先天后天相为体用；于《书》，知精一执中为帝王传授心法；《诗》，则本于民彝物则之训；《春秋》，则辨其道谊功利之分。吾东方五百年，臻斯理者几何人哉!诸生各执其业，人人异说，随问讲析，分毫不差。牧隐先生喜而称之曰:“达可豪爽卓越，横说竖说，无非的当。”道传间往听之，不意孤陋所得，往往默契焉。获被诸公荐，侧于学官之列，出入与俱，自是从游之久，观感之深，虽曰知先生甚悉，非僭也。^[16]

这是郑道传为前辈文人郑梦周文集的出刊而写的序。序中集中反映了他作为道学家的文学观念。整个序文以赞扬和肯定郑梦周的思想、文学和生平业绩为内容而写的，但字里行间也浓厚地浸透着郑道传本人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他借友人闵子复之口引郑梦周原话道:“词章末艺耳。”那么，什么是首要的根本呢?那就是掌握《大学》、《中庸》之类的儒家经典或道德之学，才是正统的文人应该作的根本“要义”。他之所以敬重并高度评价郑梦周，主要是因为郑梦周认真攻读儒家经典及其道德哲学，从灵魂深处掌握和履行道学之本质性学问，成为一代文人的榜样。“先生于《大学》之提纲，《中庸》之会极，得明道传道之旨；于论孟之精微，得操存涵养之要，体验扩充之方；至于《易》，知先天后天相为体用；于《书》，知精一执中为帝王传授心法；《诗》，则本于民彝物则之训；《春秋》，则辨其道谊功利之分。”郑梦周从《大学》、《中庸》中“得明道传道之旨”，从孔、孟之学说中“得操存涵养之要，体验扩充之方”，从《周易》、《尚书》等经典中“知先天后天相为体用”和“精一执中为帝王传授心法”，也是从《诗经》、《春秋》等经典中领会“本于民彝物则之训”和“辨其道谊功利之分”的道理。郑道传指出“:吾东方五百年，臻斯理者几何人哉!诸生各执其业，人人异说，随问讲析，分毫不差”，把郑梦周看作高丽近五百年中的道德模范和文人群体中的“突兀”者。郑道传的这一序文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1)郑道传的文学观念属于较为宽泛的文学认识。一是把“声律”即诗歌看作文学，一是把一切“道德之文”都看成为“文”。(2)反映着“文”是“载道之器”的文学思想。在他那里，“文”只是“载道”或是“传道”的工具而已，也就是说，“文”为“载道”或“传道”而存在，并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3)传达着“道本”“文末”的文艺观念。如他所说“词章末艺耳”。那么以什么为“本”呢?那就是“道”。这个“道”，就是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伦理道德，是“涵养之要”和“义理之本”。(4)文学的创作之要，并不在于作家的社会实践、真实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技巧的琢磨，而是完全在于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掌握、对道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传播于世”之上。(5)有志于文学之士，首先必须用儒家积极的社会思想来武装自己，然后“美韵良文”才可期待。他以郑梦周为这方面的典范，介绍给文坛，以正文坛风气。

从这样的文学“载道”观出发，他高度评价郑梦周的文学创作成果，并总结其之所以由然的根本原因。郑梦周一生积极上进，少年时志气远大，苦读寒窗，入官以后则经常为国草拟高文大册，邦国有难时更不顾一身劳顿和生命危险，赴海外解除国难或为国修理外交关系，鞠躬尽瘁，立下了汗马之功。这样的社会实践、爱国衷情和“修身经国”精神，使他不仅成为“王朝之经略之臣”，而且还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拔萃的成果。对郑梦周这样的平生业绩和文学成就，郑道传具体说道:

先生之学，日以长进，诗亦随之。当其少时，志气方锐，直视无前，故其言肆以达，更践既久，收敛有加。其为侍从也，献纳论思，润色王化，故其言典以则，其见逐南荒也。处优患之中，安义命之分，故其言和易平淡，无怨悱过甚之辞。其奉使日本也，涉鲸涛之险，在万里外国，正其颜色，修其辞令，扬于国美。使殊俗景慕，故其言明白正大，无局迫沮挫之气。皇明有天下，四海同文，先生三奉使至京师。盖其所见益广，所造益深，而所发益以高远。渡渤海登蓬莱阁，望辽野之广邈，观海涛之汹涌，兴怀叙言，不能自已。于是有《渡海宿登州公馆诗》、《蓬莱驿示韩书状(尚质)诗》。道龙山逦迤，逾淮河，登舟沿范光湖，绝大江至龙潭，皆有题咏，如《客夜闻莺》等诗，览时物之变，感行役之远；《潼阳驿壁鹰态图歌》，凛凛有生意；《忆宗诚宗本》(圃隐二子)，则极慈祥之念；忆陶隐、三峰、遁村，则笃友爱之情；《望北固山悼金若斋》，则不以存亡易其心，厚之道也；吊韩信，主晦翁以明其非罪；咏漂母以金易名，不为无报；过即墨，责乐毅先负惠王，微显阐幽之义也。其《皇都四首》、入京出京二绝，铺张圣天子字小怀远之仁，功臣将相富贵尊安之荣，与夫城郭宫室之巨丽，人物之繁华，无不备载。采诗者以此陈于太史氏，其为皇明之雅无疑矣。其他酬唱题咏，又皆高妙，难可殚记。道传于洪武十八年，从先生贺天寿圣节，今诵其诗，即其事，想其地，宛然在目。诗可以观，不其信欤，噫!先生之学，有功于后世，先生之诗，有关于世教如此，宁不为吾道重也。此予所以不揆鄙拙，乐为之道，因以及得于先生者，托不朽焉。^[17]

郑梦周自年轻时刻苦读书，为其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入官以后历担“文任”，在为王朝的文字工作中如春蚕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热情和才华，“献纳论思，润色王化，故其言典以则，其见逐南荒也。处优患之中，安义命之分，故其言和易平淡，无怨悱过甚之辞”。他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典以则”、“和易平淡，无怨悱过甚之辞”，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思想上时刻牢记“王化”和“大义名分”。当日本国因利害对高丽虎视眈眈之时，许多文人都因其势畏惧而不敢前往，郑梦周挺身而出，愿意去完成这一极具挑战性和危险因素的外交任务。他渡海到日本，“正其颜色，修其辞令”，以礼感人，据理力争，为国扬眉吐气，“使殊俗景慕”。朱明建国以后，他曾三次带着重要的外交使命赴中国南京，为建立正常的双边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文学创作，也随着他人生阅历的丰富而日有长进，跟着他思想的成熟而越来越深邃。即所谓的“盖其所见益广，所造益深，而所发益以高远”。郑梦周是高丽末叶的重臣，他带着国书至明朝，须经海路、陆路和江河湖泽，因为当时的明都在南京。“渡渤海登蓬莱阁，望辽野之广邈，观海涛之汹涌，兴怀叙言，不能自已”，他三次赴南京完成国使之任，的确在万里使行路上经历了千辛万苦，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都得到了质的飞跃和艺术的升华。对郑梦周思想和创作上的这种变化，郑道传予高以度的评价。郑道传强调郑梦周的诗歌之所以写得如此感人，主要是因为他写诗与文心中“存王化”、以“吾道为重”，也正是因为此“先生之诗，有关于世教如此”。郑道传还认为郑梦周的诗歌创作往往感情真切，密切联系现实生活，能够反映生活真实，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郑道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读后感，实事求是地品评郑梦周的诗歌创作，“道传于洪武十八年，从先生贺天寿圣节，今诵其诗，即其事，想其地，宛然在目”。通过对郑梦周诗歌的欣赏，他进一步加深了儒家有关诗歌教化作用思想的认识，说“诗可以观，不其信欤?”《论语·阳货》记孔子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郑玄注曰:“观风俗之盛衰。”朱熹也说:“考见得失。其意思就是说，诗歌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因此通过诗歌可以认识风俗的盛衰和政治之得失。在郑道传看来，郑梦周不仅是一个好前辈，也是一个道德楷模，更是一个文学创作上的良师。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郑梦周都做到了“献纳论思，润色王化”，“处优患之中，安义命之分”，所以其作品“言典以则”，“其言和易平淡，无怨悱过甚之辞”，达到了一个儒家文人应该达到的境界。

郑道传在思想上是“斥佛扬儒”的倡导者和性理学的传播者，而在文学上也是一个“载道”文学的提倡者和捍卫者。作为李成桂改朝换代的得力助手和建立新意识形态的旗手，他一方面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和经学讲演，而另一方面也主动参与文学改革和文坛建设。在思想上他力推性理之学，在文学上他则力主“载道”的文学思想，欲将使文学具有现实教化功能，为“德化”社会、“扶助名教”服务。对郑道传这样的思想立场和文学观念，他的挚友权近在他的文集序文中说道:

三峰与圃隐，陶隐尤相亲善，讲论切磋，益有所得，常以训后进辟异端为己任。其讲诗书，能以近言形容至理，学者一闻即晓其义。其辟异端，能通其书，先说其详，乃斥其非，听者皆服。是以，执经从游者填隘门巷，尝从学而登显仕者比肩而立。虽武夫俗士，闻其讲说，衅衅不厌，浮屠之徒亦有从而化者焉。至于礼乐制度、阴阳兵历，靡不精晓。祖八阵而成三十六变之谱，约太乙而作七十二局之图，能简而尽，世之名将术士皆善之。然此皆先生之余事也。先生节义甚高，学术最精，尝以直言忤宰相，流南方者十年，而其志不变。功利之徒，异端之辈，群欺众诋，而其守益坚。先生可谓信道笃而不惑者也。先生著述，身心性命之德，明于父子君臣之伦。大而天地日月，微而鸟兽草木，理无不到，言无不精。王国辞命之文，典雅得体；古律之作，袭魏晋追盛唐，而理趣出乎雅颂。质而理，温而淡，诚无愧乎古人。乐府小序，删繁乱削淫僻，唯感发性情之正是录。呜呼!先生之文，皆有补于名教，非空言比也。是其与道，并流后世而不休无疑矣。虽生下国，不得施其文于皇朝盛世之典。尝奉使朝于京师，浮辽海过齐鲁，诗文之作，皆为中国文士所嘉赏，是能以文鸣于一方。颂扬东渐之文化，俾东人歌于万世，与圣代治道之盛，同垂罔极，亦无疑也。^[18]

郑道传精通经学，著述高深，善于演讲，求学之徒如云，“执经从游者填隘门巷，尝从学而登显仕者比肩而立。虽武夫俗士，闻其讲说，衅衅不厌，浮屠之徒亦有从而化者”，可知其学术方面广泛的影响力。他的文章“典雅得体”，“王国辞命之文”，不少出自于其手；他也擅长于诗歌创作，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深得诗坛好评。对他的诗歌风格，权近指为“理趣出乎雅颂，质而理，温而淡”，之所以如此，皆因其“信道笃实”而心中怀着王国大业。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创作“袭魏晋追盛唐”，“诚无愧乎古人”。对于郑道传之文，权近也作出了高度评价，“呜呼!先生之文，皆有补于名教，非空言比也。是其与道，并流后世而不休无疑矣。”他曾奉使中国，途经辽海、齐鲁、苏北等地，每过之处留下了诸多诗文之作，其中的许多作品“皆为中国文士所嘉赏，是能以文鸣于一方”。他也曾经收集和整理过海东乐府之作，依一定的编选原则作了“删繁乱削淫僻，唯感发性情之正是录”。综合考察郑道传一生成就，无论是学术，还是文学创作，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性理之学的原理和“载道”的原则。

【注释】

[1]《三峰集》卷四，《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2]《三峰集》卷九《佛氏杂辨·佛氏乞食之辨》，《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3]《三峰集》卷九《佛氏杂辨·佛氏作用是性组织辨》，《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4]《三峰集》卷九《佛氏杂辨·佛氏轮回之辨》，《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5]《三峰集》卷九《佛氏杂辨·佛氏地狱之辨》，《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6]《三峰集》卷九《佛氏杂辨·辟异端之辨》，韩国古典文集丛书刊，古典综合DB。

[7]《三峰集》卷二十八，《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8]《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9]《东文选》VIII卷一百零五《佛氏杂辨·佛氏真假之辨》，232页。

[10]《东文选》VIII卷五十三《佛氏杂辨·佛氏轮回之辨》，221页。

[11]《东文选》VII卷八十九《京山李子安陶隐文集序》，681页。

[12]《三峰集》卷之三《陶隐文集序·戊辰十月》，《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13]郑道传《三峰集》卷三《若斋遗稿序》，《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14]《三峰集》卷之七《朝鲜经国典上·治典》，《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15]《三峰集》卷之七《朝鲜经国典上·教书》，《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16]《三峰集》卷之三《圃隐奉使稿序丙寅》，《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17]《三峰集》卷之三《圃隐奉使稿序丙寅》，《韩国文集丛刊》，古典综合DB。

[18]《东文选》VII卷九十《郑三峰文集序》，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