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高丽人对“模拟苏黄之风”的奋起批判
高丽文学家们对宋诗的了解，是从认识宋仁宗、英宗朝的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开始的。高丽明宗、高宗时期的大家李奎报曾多次指出，“知梅诗然后可谓知诗者”，而且他把欧阳修推为“一代名儒”，称王安石为“大诗家”。高丽人特佩服这些宋诗家善于克服其初“西昆体”之流的形式主义诗风，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以自己丰富的创作成果为宋诗在高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宋代诗人中，高丽的诗家们最崇拜的还是宋神宗以后以苏东坡、黄庭坚为首的诸名家。苏、黄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以清新豪放、新奇峭拔的新诗风，把北宋的诗歌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继承前人连李商隐的“雕琢、使事之法”，“西昆体”的追求典故、辞藻的一面，也敢于纳入视野之中，从中汲取营养，“化腐朽为新奇”、“点铁成金”，创作出别开生面、立意曲深的优秀作品来。对此，李仁老的这篇文章也高度概括道:“近者苏黄崛起，虽追尚其法，而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可谓青于蓝矣。”宋神宗年间以后苏、黄崛起，虽追尚李商隐的“雕琢、使事之法”和“西昆体”追求典故、辞藻的一面，但“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这是文学发展上的一件了不起的创举，不是文学上的高人，绝对办不到的。李仁老在此文中还引用宋代著名诗僧惠洪《冷斋夜话》卷四中的一段苏轼和黄庭坚的诗句，以说明他们“使事”的高超技巧，其曰:“东坡微意特奇，如曰:‘见说骑鲸游汗漫，亦曾扪虱话辛酸。’……又曰:‘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纵掀舞。’以鲸为虱对，以龙骧为鱼舟对，大小气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谓之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者，此类是也。”他还引用苏轼《侄安节远来夜坐二首》中的“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尔远来情”一句，说明苏轼“用事”“了无斧凿之痕”，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步。他指出苏、黄之诗“句法如造化生成，读之者，莫知用何事”，分明是诗史上的绝少高手。他认为朝鲜的汉文学经历长期的变化和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许多领域“不输于中朝”。他举出好友林椿，说明他的诗法、诗艺可与宋人相比，“吾友耆之亦得其妙，如“岁月屡惊羊胛熟，风骚重会鹤天寒”，“腹中早识精神满，胸次都无鄙吝生”，皆播在人口，真不愧于古人”。李仁老的话语中，自然流露出一种浓厚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民族文学发展的信念。
高丽人学习宋诗，黄庭坚仅次于苏东坡，入诗界所推崇之列。他们认为黄庭坚的诗追求新奇，立意曲深，讲究炼字，特别是在用典、压韵等方面下工夫，取得了拔群的成就。黄庭坚的诗，尤其是在年轻一代诗人群中拥有众多追随者，形成了高丽宋诗风中的一条醒目的风景线。但同时，自从黄庭坚的诗进入高丽开始，非议和批评声从未中断过，尤其是对他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法之类的主张，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议题。有首肯的人，也有表示疑问的人，但更多的是批评声。对宋诗一向怀有尊崇之意的李仁老，也对黄庭坚的一些诗歌主张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强调黄庭坚论诗讲求用字造句，提倡“无一字无来处”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宋僧惠洪的《冷斋夜话》曾经引黄庭坚的原话道:“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黄庭坚则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换骨夺胎”重在取意造句，“点铁成金”偏于遣词用字，二者虽有诸多理由宣扬自己的长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二者都涉及摹拟。二者的巧妙之处在于善于把古人的诗意和语言加以演化，引入自己的创作之中，显示自己的诗作多么地绝妙和引人入胜；但是二者永远洗不清的是，此种做法是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真正创作，而实际上却无法彻底摆脱古人的旧套，写得再好，也说不清是不是创新。宋黄庭坚的这种“脱胎换骨”法进入高丽以后，出现了许多盲目追求者，引起了诸多负面影响。有些人学习其法，以堆砌典故、过于炼字为显才之要，结果使创作反而变得生涩无味，“读之如嚼蜜蜡”，感觉不到艺术魅力。李仁老认为肃清宋诗的这种负面影响，为高丽诗坛之当务之急，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才行。所以他说:“昔山谷论诗，以谓‘不易古人之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规模古人之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此虽与夫生吞活剥者相去如天渊，然未免剽掠潜窃以为之工。岂所谓出新意于古人所不到者之为妙哉!”认为“换骨夺胎”法虽比活剥生吞好一些，但是其以“剽掠潜窃以为之工”的本质属性是改变不了的。
“换骨夺胎”法既然属于这种本质，怎么不能说它是创作之大敌呢?那么，在诗歌创作中还用不用“使事”之法”、炼字之功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些手法在汉诗创作中是必需的，但问题是怎样用才是正道。高丽的李仁老们认为“使事”之法、炼字之功，如果用得好、用得巧，会大大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和感染力。宰相李俊昌的父亲赠给他的诗“一片陇西月，飞来照洛城。别时如久雨，逢处若新晴”，在短短的几句中，一连用了二三个典故，虽追尚了宋人的“使事”之法，但用得巧妙，“了无斧凿之痕”，具有别样的欣赏价值。李仁老认为这首诗写得可入上品之列，甚至向在坐的文人说“若以此诗编小杜集中，孰知其非!”其中的意思就是说，“使事”之法、炼字之功甚至是写诗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但问题是如何地作到写得自然得体一些，使之变成作品不可或缺之有机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高丽人反对模拟苏东坡，批评黄庭坚的“换骨夺胎”法，并不是说对苏东坡和黄庭坚本身的文学提出异议。相反，他们对苏、黄及其诗歌创作崇尚之极，把他们奉若诗歌史上的神仙，高称“诗豪”，掀起了学习苏、黄，模拟苏、黄的风潮。连像李仁老这样的诗坛巨擘，也对苏东坡和黄庭坚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声赞扬，号召年轻文人认真学习。他甚至说自己学习苏、黄以后大有收获，悟出了一系列新的有关诗的道理:“吾杜门读黄、苏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锵然，得作诗三昧。”李仁老当时正承当“海左七贤”派的领袖之格，自负读书破万卷，对中国汉文化和文学饱学有余，对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唐人及其诗歌深有了解，但是自从接触到苏东坡、黄庭坚等宋人之诗以后，如遇大漠甘泉，如入新的文学象牙塔之中，读起来不能自拔，从心底佩服和崇拜之。根据崔滋的回忆，李仁老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吾杜门读黄、苏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锵然，得作诗三昧。”可以看得出，苏东坡、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对李仁老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李仁老的晚辈李奎报也曾说过:“东坡近世以来，富赡豪迈，诗之雄者也。其文如富者之家，金玉钱贝盈帑溢藏，无有纪极。”言外之意就是，苏东坡是自李白、杜甫以来的文坛巨星，他的作品如汪洋巨库，有学不完的知识，有取之不尽的丰富营养，如果我们不去学习他、汲取他的营养，那就等于见眼前黄金不拾取，让它白白流失掉。
高丽人崇尚苏东坡完全出于其独特的审美观念。高丽人继承朝鲜上古至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学观念，以表露真实的思想感情为创作之根本，反映眼前的现实为创作的基本原则。他们在文学的审美观念上，以“真美”为美，以“真情”为根本性情趣。从他们的创作实践和所表白的文学批评观念看，他们的“真美”包含着创作上以反映现实为主的“再现”和以表达主观情感为主的艺术“表现”。他们的创作显示，他们也是一个善于驰骋想象与幻想，塑造艺术形象的民族。在朝鲜古代文学史上，不乏那些极富想象和幻想的优秀浪漫主义的杰作。他们喜爱苏东坡，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有其主观的和客观的深刻的审美观念本身的原因。中国清代康熙年间的思想家和文论家叶燮(1627—1703)在其诗论著作《原诗》中指出:“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这一评价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善于结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极准确的理论概括。从上述的实际资料中可以看到，对苏轼的这种认识，在高丽时期的作家们那里，早已体现得相当丰富。
高丽文坛如此之推崇苏东坡、黄庭坚，根据他们自己所说，无非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由于“及至苏、黄……逸气横出”(李仁老)，“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崔滋)。这些评价都从苏、黄诗歌丰富的思想内涵、风格和审美气度着眼，以接受主体之阅读和欣赏感受为中心，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其客观的审美效应。二是由于苏、黄之诗“则使事亦精……琢句之妙可以与少陵并驾”(李仁老)，“用事恢博”、“至妙之辞”(崔滋)。这些把握都以苏、黄之诗的用事、炼字琢句和运词使气着眼，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为考察重点，评价其高超的创作才气。在高丽人的这些考察和评价之中，暗藏着客观评价之外的学习和超越之创新心理。三是在高丽或许是最普遍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说苏、黄之诗给高丽人特别是广大科举备考士子提供了作诗样板，大家都从苏、黄诗中学习和借鉴作诗技巧，人们觉得如何用事、炼字造句、对仗、压韵等“造语之功”，都可在苏、黄诗中找到现成答案。这无疑是苏、黄之诗在高丽大受欢迎和推崇的最主要原因和社会基础。四是在一些人看来，黄庭坚所提出的“点铁成金”、“换骨夺胎”法，为广大诗人墨客和学习诗歌的年轻士子提供了“作诗秘方”、成功之法宝。因为“点铁成金”、“换骨脱胎”法都从作诗的技术层面上或基本思路上，为创作主体提供有效的帮助，使之成功地创作出一首“可观”的作品，可以“一夜成名”。综观这些原因，可以认为其中的一半是属于正确的接受和把握，而另一半则属于判断或把握得不是很正确或不正确。问题是当时高丽王朝所实行的文治主义政策，使得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飞黄腾达的“敲门砖”，变成了社会的某种使用价值。
在这种利益关系的作用下，很多人诗歌创作的动机趋于复杂，往往有时不由自主地创作“时文”，以迎合“时流”。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科考入榜的学子、想通过诗文在六曹重臣或君前“一显身手”，早日进入高官行列的下层官僚们，似乎在苏、黄之诗中发现了捷径，找到了作“时文”的感觉。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创作动机，让人浮躁。一时对苏、黄之诗的模拟之气，藻饰丹青的形式主义文风，弥漫于文坛。与此同时，对这种现状早已处于警觉状态之中的一些进步文人，开始进行了一些无情的批评。如生活于武臣政变左右时期的林椿，在自己的诗文中，对这些模拟苏、黄之风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指出:
仆观今世，东坡之文，大行于时。学者谁不服膺呻吟，然徒顽其文而已。就令有闲扯窜窃，自得其风骨者，不亦远乎!然则学者，但当随其量，以就所安而已。不必牵强横写，失其天质，亦一要也。唯仆与吾子，虽未尝读其文，往往句法，已略相似矣。岂非得于其中者，暗与之合耶。近有数篇，颇为其体，今寄去，幸观之，以赐指教。[5]
林椿年轻时曾经参加过二次科举考试，而武臣政变以后又参加过一次，但他由于没有按照科举考试的规则答题或忤逆当权者，均被刷汰下来。因此他对“时文”的本性和危害性深有体会，而当时所谓的“时文”，最流行的莫过于模拟苏东坡、黄庭坚诗文的风气。林椿在给李仁老的这封信中，一劈头就指出“仆观今世，东坡之文，大行于时，学者谁不服膺呻吟?”可以看得出，当时苏东坡之诗文流行于高丽全境的情景，是多么地广泛和深远。苏东坡之诗文大行于高丽社会中，达到了人人心服和推崇的程度，街面上卖的很多都是苏东坡之文集，各类学校中学习的内容也有很多是苏东坡的诗文，大小文人和学子口中念叨得最多的更是苏东坡的诗句和词。过分地推崇苏东坡，带来的并不是积极的结果，而是一国上下的模拟苏诗之风。这样，你学多了有什么用?目的本身并不是要从中汲取营养，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创新，而是为了从中学得技巧、要领，写出合乎规则的诗篇，以预备登榜之准备，或为了出人头地。林椿认为这种学苏，学多少也没用，只是“徒顽其文而已”，“鹦鹉学舌而已”，因为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不可能有“自得其风骨者”。
在他看来，文学创作是一种独创活动，而有些人忘记这一点，专事“闲扯窜窃”之功，已经失去了创作的基本原则。要进行真正的创作活动，就应该不管水平高底，有多少能力就使出多少能力，绝对“不必牵强横写，失其天质”，模拟是创作的大敌。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其中就有真理，也有写诗之根本要领，在模拟苏东坡、黄庭坚之风十分流行的当儿，诗家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林椿认为学习前人必须注意吸收其文学精神和可成为营养的东西，以充实自己，再加上勤奋的读书、思考和社会实践，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诗人。他强调他和李仁老等人的诗歌创作，不模拟前人也能写得有类于前人的高度和深度，原因在于学习前人以立足于眼前现实和自己为本，“自得其风骨者”。也就是说，“岂非得于其中者，暗与之合耶”。也由于写出来的都是“自得其风骨者”，所以与人直接交流也无愧于心，坦然之心更会促进自己创作的发展。
对如何学习苏东坡，高丽后半期的文坛确实进行过一番大讨论。在李奎报、崔滋等著名文人的参与之下，这种讨论日益深入，越来越往文学的本质问题方向发展。其中的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对苏、黄之诗文如何学习和继承合理因素，以发展自己。也就是说，围绕如何有机地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诸多文人之间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研讨和争论。其中，林椿的晚辈崔滋指出:
近世尚东坡，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几效得其体也。今之后进，读东坡集非欲仿效以得其风骨，但欲证据以为用事之具，剽窃不足道也。[6]
表述虽短，但话中涉及了围绕继承苏东坡诗歌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课题。文章指出从主流方面来看，人们崇尚苏东坡，“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但问题是有几个人真正学到“其体”了呢?特别是当今世界的年轻一代，都酷爱阅读苏东坡的诗歌，“非欲仿效以得其风骨”，但结果都只流于“如外舔西瓜”般，取其形式上的东西，有几个人真正学得其“诗奥”?而且很多学子最感兴趣的地方，往往在于苏东坡诗中的“使事”之法，甚至把东坡诗当作取之不尽的“用事之具”。实际上，这种学习法或作法，则完全属于“剽窃”行为，而这种行为往往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批判，只能慢慢地蔓延开来。其余毒的负面影响，往往比人们的预想快得多，大得多，为了高丽文学的正常发展，大家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一起为高丽的文学改革作出贡献。在当时心怀这种善意的文人，不光是崔滋一个人。
文学发展上对模拟之风的批判，往往与文学创新思想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既对立，而又统一的文学批评观念。在当时高丽文学发展的特殊环境下，对模拟之风的批判，在论争中逐步演变成一场对文学创新问题的大讨论。站在这场讨论最前沿的人物，是为发展高丽汉文学立下重要贡献的李奎报、俞升旦、崔滋等。李奎报在其《答全履之论文书》一文中说道:
……不惟文彩之晔，然其论文利病，可谓精简激切，直触时病，扶文之将堕者已。甚善，甚善。但书中誉仆过当，至况以李杜，仆安敢受之。足下以为，世之纷纷，效东坡而未至者，已不足导也。虽诗鸣如某某辈数四君者，皆未免效东坡，非特盗其语，兼攘取其意，以自为工。独吾子不袭蹈古人，其造语皆出新意，足以惊人耳目，非今世人比。以此见褒，抗仆于九霄之上，兹非过当之誉耶。独其中所谓之创造语意者，信然矣!然此非欲自异于古人而为之者也，势有不得已而然耳。何则?凡效古人之体者，必先习读其诗，然后效而能至也。否则剽掠犹难，譬之盗者先窥谍富人之家，习熟其门户墙篱，然后善入其室，夺人所有，为己之有，而使人不知也。不尔未及探囊胠箧，必见捕捉矣。财可夺乎?仆自少放浪无检，读书不甚精，虽六经子史之文，涉猎而已，不至穷源，况诸家章句之文哉。既不熟其文，其可效其体，盗其语乎，是新语所不得已而作也。
文中的全履之是李奎报的文坛挚友，也是当时有较大名气的诗人，由于二人对时局和文坛现状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则保持经常的书信来往。这是其中的一次李奎报回信，从信中可知当时二人来往书信，大都是围绕文坛积弊和改革方向展开讨论。通过李奎报的这封回信，可以判断出全履之在给李奎报的信中痛批文坛上存在的摹拟之风，赞扬李奎报的创作“造语皆出新意”、“惊人耳目”，将他比作“李杜”再生。对这样的褒奖，李奎报如坐锥席，再三推辞，“以此见褒，抗仆于九霄之上，兹非过当之誉耶”。关键是李奎报对全履之信中痛批时下模拟之风的内容大加赞赏，认为这是为高丽文学发展作出的极善之举，理应宣传。
模拟与创新的论争的确已经成为当时文学批评的主流问题。全履之在信中“论文利病，可谓精简激切，直触时病，扶文之将堕者已”，李奎报认为这是迎合文学发展实际要求之举，是大快人心之事，他为有这样的文坛挚友而高兴不已。全履之在给李奎报的书信中还指出:“世之纷纷，效东坡而未至者，已不足导也。虽诗鸣如某某辈数四君者，皆未免效东坡，非特盗其语，兼攘取其意，以自为工。”从中可知当时模拟苏、黄之风的面多么地广泛，流毒多么地深刻。先不说学苏而根本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一大群人，连那些诗名已“鸣于世”的“某某辈数四君者”，也免不了仿效苏东坡，不但盗其语，而且还“兼攘取其意”，还“以自为工”。面对如此严酷的文坛实际，如何挽救这种时弊，成为时下进步文人揪心的事情。相比之下，全履之极力赞赏李奎报的创作，表扬其创作专事创新，决不是当面奉承。因为在当时模拟之风已经蔓延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像李奎报这样极力创新的作家太难能可贵了。全履之认为表彰和张扬像李奎报这样的创新精神，使文坛明白它的重要性，应该当作目前文学批评的主要课题之一。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奎报则表示同意全履之的做法，因为文坛的模拟宋诗之风应该及时刹住。从而他承认自己绝不蹈袭古人，独创是自己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也是自己一贯的主张。“独其中所谓之‘创造语意’者，信然矣!”全履之所说他的诗“不袭蹈古人，其造语皆出新意”，这的确反映了事实。他指出他之所以能够“造语皆出新意”，有其“势有不得已而然”的原因。他比喻道:“凡效古人之体者，必先习读其诗，然后效而能至也。否则剽掠犹难，譬之盗者先窥谍富人之家，习熟其门户墙篱，然后善入其室，夺人所有，为己之有，而使人不知也。不尔未及探囊胠箧，必见捕捉矣。”但是他说“仆自少放浪无检，读书不甚精，虽六经子史之文，涉猎而已，不至穷源，况诸家章句之文哉。既不熟其文，其可效其体，盗其语乎，是新语所不得已而作也。”他把自己不能“袭蹈古人”而只能“造语皆出新意”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学疏识浅，不能够穷源溯流。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人格品质之中，“盗窃他人之物”或“袭蹈他人之文”都是极其不道德的卑劣行为，而且他一贯主张读书和学习古人都是作家打好创作基础的重要环节之一。那么，他为什么还这么说呢?应该知道，这是一道反语，是激将法；貌似谦虚谨慎之态，但其中有对人的提醒，有文艺批评，更含蓄着文学改革之深意。实际上，这是针对当时一大批模拟苏东坡、黄庭坚诗文的“粉丝”们而说的，“足下以为，世之纷纷，效东坡而未至者，已不足导也”。在文学上，模拟是一种特卑劣之举，是创新的大敌，即使是用这种态度写出一些作品来，但都属于徒劳无功之举，离创新十万八千里之远。
李奎报认为将苏东坡并置于李白、杜甫、白居易之间，毫无逊色，而且其诗文甚具推空古今文学史的艺术特色和磅礴气度，足可以抓住后人的“追奉之心”。这样的一个苏轼，后人理应去好好崇尚，好好学习，将其诗文中的精华学到手，以弥补自己创作中的不足，补充“东人”文学发展中所不足的营养和精神气。但是，现实中的高丽人那样地急功近利，那样地浮躁而无定心，结果如此伟大的文学创作上的榜样，却变成“盗窃”、“袭蹈”的对象，这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学发展有何“助佑”，有何“益养”可谈呢?特别是那些备考科举的年轻士子，不问曲直，不问真理，一心想把苏、黄之诗文当做文学上的“富人之财宝之库”，从中取出无尽的作诗作文的佐料，模拟出足以对付科考的场屋之作来，以充当获取功名利禄之用。对这种现象，李奎报辛辣地讽刺道:
且世之学者，初习场屋科举之文，不暇事风月，及得科第然后方学为诗，则尤嗜读东坡诗，故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足下所谓世之纷纷者，是已其若数四君者，效而能至者也。然则是亦东坡也，如见东坡而敬之可也，何必非哉。东坡近世以来，富赡豪迈，诗之雄者也。其文如富者之家，金玉钱贝盈帑溢藏，无有纪极。虽为寇盗者，所尝攘取而有之，终不至于贫也。盗之何伤耶。且孟子不及孔子，荀杨不及孟子，然孔子之后，无大类孔子者，而独孟子效之而庶几矣。孟子之后，无类孟子者，而荀杨近之，故后世或称孔孟，或称轲雄荀孟者，以效之而庶几故也。向之数四辈，虽不得大类东坡，亦效之而庶几者也。焉知后世不与东坡同称，而吾子何拒之甚耶。然吾子之言，亦岂无所蓄而轻及哉。姑藉誉仆，将有激于今之人耳。[7]
李奎报活动于高丽明宗、神宗、熙宗、高宗年间，这一记录证明其时苏东坡在高丽的影响是多么地深远。每逢科举考试之后，人们戏称又出三十东坡，因为每次科举考试之后所录取人数，一般在三十人左右。当时的高丽人，“则尤嗜读东坡诗”，深受其熏染，“故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这是一个毫不奇怪的事情。李奎报认为全履之所指出的“诗鸣如某某辈数四君者”，还算是“效而能至者”，那些“世之纷纷，效东坡而未至者”，数量庞大，根本“已不足导”。其意思就是，仿效东坡者遍布于高丽各个层次的人群之中，其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如何地去肃清其坏影响是摆在文学界的首要任务。苏东坡固然是一位宋朝了不起的文学家，高丽的汉文学界应该高度地敬重和学习他，反对摹袭苏东坡，并没有把孩子连赃水一起倒掉的意思。
李奎报主张在对待苏东坡问题上，学习和蹈袭，完全属于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混为一谈会错上加错。李奎报指出苏轼的诗文创作“富赡豪迈”，从艺术财富的角度考虑，如同巨大的宝库。因为他是“诗之雄者”，其作品中的各种艺术养分非常充足，足可以为后来者提供所需营养。他赞赏道:“其文如富者之家，金玉钱贝盈帑溢藏，无有纪极。虽为寇盗者，所尝攘取而有之，终不至于贫也。盗之何伤耶。”因为太丰富，盗也盗不完，袭也袭不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指出，那就是蹈袭苏东坡是一种很坏的习惯，它好比生活中的盗窃行为，是一种极不光彩的事情。同时李奎报讽刺道:蹈袭者的技术水平有拙劣者，有一般者，有高明者。拙劣者如同极不高明的窃贼，拿一点人家的东西就被发觉，“不尔未及探囊胠箧，必见捕捉”，李奎报把这种袭蹈行为定名为“拙盗易擒体”；蹈袭水平一般者，如同街面上常见的小偷，行窃水准很一般，小打小闹，拿多少就多少，被擒则擒，幸免逃脱就算幸运；蹈袭水平高明者，如同绅士巧拿人家小媳妇贵重品，人财兼拿，也不被人发现，反而让人赞为风度翩翩，推为贵尊。总而言之，苏东坡是大“诗豪”，拥有“数不尽”的诗文艺术财富，学习他和从中汲取艺术营养无疑是明智之举，但蹈袭却是坏习惯，是恶劣之举，万万要不得，行不得，在学习和继承的基础之上创新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李奎报还强调在对待苏东坡问题上，批判地继承和照本“袭蹈”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混为一谈则会迷失前进的方向。他认为批判地继承苏东坡所留下的文学遗产，是高丽文学应该或必须作到的事情，因为其艺术养分对高丽人及其文学发展，有着积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在这样的主导思想下，李奎报强调要严格区分开借鉴和模拟之间的区别。他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传承过程作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孔子之后，无人及于他，但有孟子几乎赶上并继承和发展了其学说；而孟子之后，很少有人超过他，但有荀子和杨子几乎靠拢他并继承和发展了其学说。所以历史上“或称孔孟”、“或称轲雄荀孟”，因为他们前后互有继承和发展，互以学问上的传统相连。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前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这样的理论观点出发，李奎报对全履之的有些观点提出了异议，如他所说的“诗鸣如某某辈数四君者”，李奎报认为不能一概否定他们为“皆未免效东坡，非特盗其语，兼攘取其意，以自为工者”。他以儒家思想的传承过程，来说明继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解释继承与模拟之间的区别。从而他指出全履之所批评的“诗鸣如某某辈数四君者”，“虽不得大类东坡，亦效之而庶几者”，可以肯定这些人的创作对苏东坡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他甚至说真不能断定这些人的创作，到了后世不能与苏东坡齐名或靠近苏东坡，从而他劝全履之不要过于武断，将继承与模拟混淆一概否定他们。他的“焉知后世不与东坡同称，而吾子何拒之甚耶”，就是这个意思。但最后他又反过来解窘道:“然吾子之言，亦岂无所蓄而轻及哉。姑藉誉仆，将有激于今之人耳。”全履之的真正目的应该在于以激将法“激于今之人”，不入模拟之怪圈，少走弯路，阔步于健康的创作道路。这种解窘，既策略，又能教育人，有一箭双雕的哲理效应。其中也闪现着李奎报辩证的思考方式和风趣而深刻的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