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丽人喜爱和狂热追求宋诗之情状

关于高丽中后期流行的宋诗风，过去国内外的学界有所议论，但很少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从宗唐到宗宋，意味着高丽汉文诗歌发展道路上的一大转变。高丽初的汉诗直接承袭新罗末叶盛行的晚唐诗风，尽管在内容上继承罗末崔致远等人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有一些对高丽新王朝改革图新的希望和构建太平盛世的“勃发之心”，但在形式上免不了华艳纤巧的“时尚”。在散文领域，虽有一些雄浑流畅、隽永绚丽的好文章，但大都也未能摆脱罗末风行的晚唐四六骈体的影响。自第四代光宗朝仿唐制实行科举制度以后，高丽王朝越过承袭罗末之制的局限，从正面正视中国唐代的制度文化和整个精神文明，便开始大量引进唐制、唐俗、唐文，以充实自己的汉文化。在文学方面，那些晚唐诗文之风，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发展的现实生活的要求，人们的眼睛直接盯上了整个唐代文学的富矿之中。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和人们对唐代文学认识的深入，高丽的汉文学有了显著的提高，其普及率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经过高丽前半期二百多年的努力和发展，到了睿宗、仁宗年间，汉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朴寅亮、郭舆、郑知常、金富轼、金富佾等一大批在汉诗文创作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文人。他们的诗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内容深刻，感情充沛，气势豪壮，体裁多样，艺术技巧细腻，深受中国盛唐、中唐诗歌的影响。可以说，这是高丽汉诗飞跃发展的时期，也是与唐诗结成深密联姻的蜜月期。

可是，后来宋代文学影响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唐代文学影响一边倒的现象。特别是欧、苏等人的诗文所达到的新的审美境界和艺术成就，同样震撼了高丽文学家们的创造性心灵。

在高丽的宋诗风中，苏东坡的影响最大，以至于人人赞美、屡代模写的地步。一代诗豪苏轼，才气横逸，诗风豪放，把宋诗推向了新的高峰。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象生动，放笔直言，感情丰富。他的诗歌或讽刺时弊，或关心民瘼，内容充实，思想倾向十分鲜明。那些抒发个人情怀、歌颂自然景物的诗作，体现出苏轼横溢的才华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打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灵。他的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虽夹杂着他由于政治失意而感发的人生的怅惘之气，但也充分表现了他对人生的执着与深沉的感情。他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给人以对生活的情趣和独特的审美享受，而且有些诗作富有理趣，更给人以一种审美启示。苏轼诗词想象丰富，清新豪放，气势澎湃，舒卷自如，而且风格多样，触景生情，别开生面。他的诗歌在朝鲜高丽也影响深远，千百万人为之折服，以他的诗为旷世的典范，甚至将其视为学诗的样板。

对宋诗的喜爱和狂热追求，很快在高丽全面铺开，探索膜拜者遍布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中间，苏诗简直成了迎接考试的金科玉律，从内容到艺术形式、想象模式、作诗技巧等，都成为了学习掌握的对象。随着学苏风潮的掀起，士在大夫阶层和一般知识阶层中间对宋诗文本、特别是对苏东坡诗文集的需求大幅增加，刺激了一些文化传播人和出版商的刊行欲望。活跃于高丽明宗、神宗、熙宗、高宗年间的李奎报，也是对苏东坡及其诗文的崇慕者和其文集刊行的积极推动者。对当时的学苏热和其文集刊行的情况，他在《全州牧新雕东坡文集跋尾》中记录道:

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时所尚而已。然今古已来，未若东坡之盛行，尤为人所嗜者也。岂以属辞富赡，用事恢博，滋液之及人也，周而不匮故欤?自士大夫，至于新进后学，未尝斯须离其手。咀嚼余芳者，皆是其摹本。旧在尚州，不幸为虏兵所焚灭，了无孑遗矣。完山守礼部郎中崔君址，好学乐善，君子人也。闻之慨然，方有重刻之志。时胡骑倏来忽往，间不容毫，州郡骚然，略无宁岁，则似若未遑于文事，而太守以为古之人尚有临戎雅歌、投戈讲艺者，文之不可废。如此以是邑之大也，此一段幺么事，咄嗟可办，而若以彼区区戎丑之故，将姑息以俟。太平庸讵，知后之来者，又因循姑息，便不成吾志耶?遂直断闻于上，上亦好文，欣然允可。于是当虏之未来间，农之未作，使之雕镂，不日乃毕，费不烦而力有余矣。非夫干事贞固，绰有余裕者，孰于此时成大事如此其敏耶?其为政之大体亦可知已。君于予为门人，故托以标识，予亦嘉君之以他邑之亡书以为私忧，移之其邑，汲汲于补益学子。是以粗书本末，以跋其尾云。时龙集柔兆滩辜月日，金紫光禄大夫、参知政事、修文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判户部事、大子大保臣李奎报序。

自从高丽王朝崇尚汉文化以来，社会学术文化大有发展，各种文献和个人文集大量被刊行，但从来就没有过像苏东坡文集之广泛流行并受人喜爱这样的盛况。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盛况呢?其原因不光是因为东坡之诗文“属辞富赡，用事恢博，滋液之及人”，而更是因为他的诗文给人以特殊而深刻的审美启迪和精神化育之营养。正因为是这种原因，高丽社会的“自士大夫，至于新进后学，未尝斯须离其手。咀嚼余芳者，皆是其摹本”。从这一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苏东坡及其诗文作品对当时的高丽社会和文学界的影响是多么地深广，人们对苏诗的追求是多么地狂热。这一记录还透露出，在此之前高丽历史上已经多次翻刻出版过大量《苏东坡文集》，就是新进后学也几乎人手一套。但是由于之前和当时的高丽屡遭契丹、女真和蒙古人的大举入侵，不仅政治经济深受其害，而且社会文化也遭到沉重打击。这一记录显示《苏东坡文集》的木刻板本，原来被保存于完山地区的尚州，社会需要时随时拿出来重印，以满足需求，但此时几经战乱，不幸被入侵的虏兵所焚，片字无存。尽管外寇多次入侵高丽，但高丽人对苏东坡诗文的崇尚之心并没有仃息，反而在蒙元撒礼塔军横行掳掠的环境下其需求有增无减。完山太守礼部郎中崔君址是李奎报的弟子，他得知尚州所存《苏东坡文集》刻板早被外寇烧掉之事后，“闻之慨然，方有重刻之志”，但当时虏祸尚未结束，蒙元骑兵经常袭扰州郡，人心惶惶，“则似若未遑于文事”。在当时的高丽，刊刻《苏东坡文集》是一件大家都关心的大事，太守崔君址认为虽然这是他郡之事，但刊行《苏东坡文集》、读学苏东坡诗文乃是不可怠慢之正事。而且中国和朝鲜自古都有“临戎雅歌、投戈讲艺”的文艺传统，深觉刊刻工作不能遂废，于是崔太守上报高宗王，王亦好文之主，欣然允可。作为一个文人和作家，李奎报对太守崔君址为文化振兴事业和后代的文学进步，敢想敢做，利用战乱之闲暇和农忙之间隙，动员官资和民力，刊刻《苏东坡文集》的善行大加赞赏。李奎报的这篇跋文极其生动地记录着苏东坡文学在高丽的深远影响及其历代对其诗文作品刊行的一般情况。

在高丽，由崇慕唐风到发现宋诗之艺术真谛，是一个改弦易辙的心理过程。高丽时期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字，主要的书写工具还是汉文，汉文学还是文学的绝对主流，这是朝鲜历史本身所造成的铁的事实。汉文学既然是民族文学主要的艺术形式，那么这种民族文学就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文学的策源地——中国各个时期文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这种影响，不是同时的和同步的，而往往是滞后的和随时尚的。从整个封建时期的文学发展来看，由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样式或精神实质性地影响到朝鲜，往往需要一、二百年的时间。就高丽时期的汉文学思潮来看，受中国文学影响的顺序是先唐后宋。高丽王朝建立于公元918年，其建国初的五十余年间，顺承罗末文风而延续了晚唐文风，后来光宗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对中国文化经典和文学书籍的需求大大增加。此时的高丽人一改过去罗末以来的眼界，在整个唐代文学中发现了伟大的艺术成就和精神，从中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的营养。高丽中后期的名儒俞升旦(1168—1232)，在为朝廷献重文之策时指出:“凡为国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则六经三史，诗则《文选》、李、杜、韩、柳。”^[1]这一记录表明，此时中国唐代文学已经全面进入朝鲜，而其中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备受欢迎，成为大家崇慕的主要对象。在中国唐代文学的滋养下，高丽初中期出现了一大批汉诗大家，崔承佑、崔承老、朴寅亮、崔冲、郭舆、郑知常、郑袭明、高兆基、金仁存、金富轼、金富佾、金富仪等就是历代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诗人。他们的诗歌无论是取材、构思、想象，还是审美把握、艺术精神、艺术技巧等方面，都深受唐诗的影响。

综观高丽时期的文学，宗唐之风的影响始终陪伴于文学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因宗宋之风的引起而存在明显的衰微之迹象。即使是宋诗风蔓延的高宗执政时期，宗唐之风依然没有衰落的迹象，反而保持着稳定的读者群和学习崇尚者队伍，只是与后起的宗宋之风保持并驾齐驱之势而已。高丽高宗时期创作的国语诗歌《翰林别曲》中，有一段这样的句子:“唐汉书，庄老子。韩柳文集，李杜集，兰台集。白乐天，《毛诗》。《尚书》，《周易》。《春秋》，《周戴礼记》。吁!加上注释，一气背诵，其乐复何如?……《太平广记》，四百余卷，《太平广记》，四百余卷，通读遍览，其乐复何如?”高丽高宗年间(1214—1259)即相当于中国南宋嘉定至开庆年间，是属于高丽后半期武臣统治时期。高丽高宗年间的几个翰林学士集体创作的这部作品，如实地反映着当时流行的中国文学文献的情况。作品中点出的中国文学作品，除了《唐书》、《汉书》、《庄子》、《老子》、《毛诗》、《尚书》、《周易》、《春秋》、《礼记》等之外，列举了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作品文集。同时作品中还特别提及了北宋李昉等编辑的小说总集《太平广记》，这说明此时宋代的各类小说已广泛被高丽人所阅读，引起了广泛的影响。高宗年间的这部作品的内容显示，这时期即使是早已广泛流行着宋代文学，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影响日益扩大，但唐代文学、特别是盛中唐时期文学的影响并没有消沉，而还以旺盛的影响力继续滋养着高丽文学的发展。

随着高丽封建社会的日益走向繁荣，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这给诗人提供了悠闲生活的物质条件。加上王朝的崇文政策，使得诗人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能诗者日益在士大夫中间吃香，甚至微臣因诗而一早飞黄腾达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样的现实对文学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反映。首先，朝野的这种状况反映到文学上，出现了对文学的兴奋感和热烈追求。文人阶层的诗歌在歌颂升平、欢悦现状中，已经流露出浓厚的浮躁情绪，他们那些粉饰太平、宣扬人生快乐的诗，无疑显示了脱离现实的体悟和精神的空虚。这种倾向到睿宗执政时期更为严重，而到了毅宗末年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这种氛围和内容相适应，高丽中后期诗歌的风格形式，也日渐向浮糜华艳的形式主义发展。这是高丽中后期诗歌中所占比重较大、影响面较宽的潮流。其次，文人中的一些进步人士，以较为清醒的头脑意识到现实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吸收唐代文学中的一些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原则，在作品中反映了高丽中后期已开始暴露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还有，一些人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患得患失，把诗歌当作立身扬名的敲门砖，专事模拟古人，以丹青字句为之能事，将文学的创造性发展置之脑后。宋诗的传入，如一声惊雷，给如此复杂的高丽诗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无论是属于哪一种部类，宋诗则大大丰富了高丽人的文学视阈，扩大了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创新空间。

中国宋代文学传入伊始，很多高丽文人在诗歌创作和主张上，采取唐宋兼宗的师法策略。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唐诗的深重影响，二是他们其初不可能对宋代文学短时间内都透彻地理解和消化，三是对唐宋文学的精华均沾奥旨，也是一件挺惬意而正确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高丽人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过去的高丽人在学习唐诗的过程中，格外重视吸收其干预现实的精神、奇特的想象、超逸的才气和细炼的功力；而在学习宋诗风的过程中，高丽人则特别重视学习其姿态横生、立意曲深、追求新奇和讲究文字。特别是对苏东坡、黄庭坚等宋代诗人独特的艺术技巧和个性，如使事、用典、奇语等，高丽人格外感兴趣，下意识地去考察和吸收。历官于高丽明宗、神宗、熙宗、康宗、高宗五王时期的李仁老就是以唐宋兼宗而获得巨大成就的一代诗人，他在《破闲集》中深有感触地指出:杜甫之所以被称作“诗圣”，其诗之所以被推为“诗史”，一是因为他的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思想性，一是因为他的诗有着高超的艺术性和审美特色。就后者而言，杜甫本身异常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他对于一首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如他自己所说“毫发无遗憾”。作为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善于对客观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寓主观于客观，运用对话或俗语时人物语言个性化，特别能够善于进行细节描写，使艺术形象活灵活现。值得注意的是，杜甫能够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与其用尽毕生的心血从事创作活动有密切关系。他主张“转益多师是汝师”，虚心学习前人，写作时“苦用心”，为了诗语达到惊人的地步，对李白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对严武也说“吟诗好细论”，还指出“老去渐于诗律细”。这些都说明杜甫写诗格外认真和“苦用心”，字斟句酌，往细里探索，使其感情丰富、形象生动，富有表现力，读了让人印象深刻。

高丽人学习唐诗法推李、杜为宗师，高丽人理解唐诗以李杜为最高境界，这种想法到了高丽中后期依然没有变化，而且宋诗席卷全境、苏黄之诗深入人心的明、高宗年间，这种想法和认识也毫无变化。李仁老的晚辈、杰出诗人李奎报曾经指出:“至如李杜，则其诗如熊膰豹胎，无有不适于人口者。其名固已若雷霆星斗，世无不仰其光、骇其响者。”^[2]李奎报在此对李白、杜甫诗歌创作的审美效应和客观影响，概括得形象生动，饶有风趣。李奎报才华横溢，被当时和后人称作“海东谪仙”，当他正处于诗歌创作高峰时，曾呼唤道:“李杜不复生，谁与辩真伪。”^[3]从此可见，李白和杜甫在高丽人心目中崇高的形象和地位。而这一段文章显示，李仁老谈论杜甫，从其创作诗歌时的“苦用心”开始，继而指出写诗必须往细微处下手，斟字酌句，反复“琢磨”，最后才能写出一首好诗来。他强调“琢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杜甫不仅极其重视“琢字炼句”，而且是一位这方面的高手，能够作到其法“独尽其妙”的地步。紧接着李仁老以杜甫《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诗中的“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和《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中的“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为例，说明杜甫是如何地运用“炼字琢句之法”，去推敲和琢磨具体诗句的。而且根据李仁老，杜诗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诗圣”，首先取决于其这种细微的“炼琢之功”。从杜甫的创作经验出发，李仁老认为诗人必须不断地磨练自己的创作本领，创作时也谨慎对待具体过程，即所谓“虽有异才，不敢妄下手，必加炼琢之工，然后足以垂光虹霓，辉映千古”。如果缺乏苦练本领的过程和这种创作态度，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更不可能写出一篇好作品。也就是说，“苟能才不逮意，则譬如驽蹄临燕越千里之途，鞭策虽勤，不可以致远”，从而名声也不可能进“垂光虹霓，辉映千古”之列。在他看来，杜甫就是这方面的模范诗人，他那认真的创作态度和“细磨巧打”的“苦用心”，使得他成为千古“诗圣”，万世创作楷模。

值得注意的是，高丽人学唐而不贬宋。在他们看来，唐人尽了“诗之奥秘”，而宋人则“不负在天之任”，达到了诗词之“神妙之境”。在早已习惯于宗唐学唐的高丽人那里，发现并接受宋代文学的艺术成就花费了近二百年的时间。在宋代古文家和诗人那里，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学新的成长因素，发现了从未有过的新的艺术之“奥义”。而在宋代文学那里，高丽的诗家又发现了苏东坡、黄庭坚这样的值得推崇的模范。那么，高丽人在苏东坡、黄庭坚那里又发现了什么?正如李仁老在此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及至苏黄，则使事亦精，逸气横出，琢句之妙可以与少陵并驾”。李仁老认为苏东坡、黄庭坚诗歌的艺术魅力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用典、横出的逸气、精细的炼句则是重要的要素。在此李仁老较为准确地道出了宋诗的关键所在，而且以赞扬的口吻肯定了宋诗的这些关键要义。

实际上，其后的高丽文坛上对宋诗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其中如宋诗过于讲求用典、以文入诗等问题就是议论比较多的方面。不过像李仁老这样的文人，则对宋诗有相当的好感。他甚至说“吾杜门读黄、苏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锵然，得作诗三昧”，认为苏东坡、黄庭坚文集，是高丽人必须认真学习的文献。因为其中的文学精神、艺术技巧、琢炼之功等，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楷模。对高丽人多所批评的诗歌创作中的“使事”问题，李仁老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使事”并不一定都是坏事，甚至它是写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恰到好处的、得当的“使事”可以大大提高作品的艺术效果。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等人，在于把被晚唐一些诗人极端化了的“使事”这个用典之法，改造得合情合理，看起来“了无斧造之痕”。这在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作为，后人对此佩服之余，很多人也纷纷跟随而行。对诗歌创作中的“使事”，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道:“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清代纳兰性德也在《渌水亭杂识》卷四中指出:“唐人有寄托，不必多使事；后人无寄托，故使事灵。”说的都是作诗“使事”时的注意事项。作诗时，“使事”作好了，则可大大提高作品的艺术效果，如果作得不是很好，反而伤及诗之筋骨和精气，获得的只是相反的审美效果。对宋人在诗的“使事”上所取得的成就，李仁老深有感触地指出:

诗家作诗多使事，谓之点鬼簿，李商隐用事险僻，号“西昆体”，此皆文章一病。近者苏黄崛起，虽追尚其法，而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可谓青于蓝矣。^[4]

高丽的许多文人自小苦读中国文学经典，对中国文学的变化与发展了如指掌，李仁老在此所说的“点鬼簿”、“西昆体”之类就是其中一例。所谓的“点鬼簿”，即是对为文好堆砌古人姓名、典故者的戏称，《玉泉子》载:“王、杨、卢、骆有文名，人议其疵曰:杨好用古人姓名，谓之点‘鬼簿’。”这里的“杨”，即指初唐四杰之杨炯。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说:“时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后来以“点鬼簿”讥讽那些为诗文滥用古人姓名或堆砌古事者。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卷一指出:“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寸短亦可成名。否则才夸八斗，胸号五车，为文仅称点鬼之谈，著书惟供覆瓿之用，虽多亦奚以为?”“点鬼之谈”在此专指那些缺乏思想感情，只知卖弄学问，堆砌典故的作品。李渔认为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有感人的魅力，对社会人生也没有任何的助佑作用。“点鬼簿”或“点鬼之谈”这一文学创作上的流弊，在高丽也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受到了进步文人的批评和摒弃。

晚唐诗人李商隐，在高丽也是被广泛知晓的对象。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中，咏史诗、无题爱情诗等在高丽影响很大，那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名句被高丽人广泛传诵。特别是李商隐诗的锤炼严谨、感情绵邈、绮丽精工的艺术风格和善于化用神话志怪故事、点染意境气氛、神奇中见真实感情的本领深深地使高丽人所折服。李商隐的诗歌在“使事”方面，往往作得精致巧妙，恰到好处地运用历史类比的手法，使诗意畅达，使诗的内容新鲜。但同时，他的“使事”也往往表现得晦涩、难懂，使人久思难解。问题是李商隐在“使事”上的这些缺陷，往往被海东高丽人吸收，产生了因用典过分而诗意难显、作品枯涩的弊病。鉴于这种状况，高丽的许多进步文人一直以来对李商隐诗歌创作上的“使事”之法提高警惕，置于严防之列。李仁老的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一例，他明确批评“李商隐用事险僻”，俨然把中国的“点鬼簿”、“西昆体”之类，指目为“文章一弊”。但值得注意的是，李仁老说“李商隐用事险僻，号‘西昆体’”，指定“西昆体”就是李商隐提倡的。对李商隐来说，这种提法多少有失公允，因为“西昆体”在本质上只是北宋初期出现的一种诗风而已，其特点就是专从形式上模拟李商隐，追求辞藻，讲究音韵，堆砌典故。其代表诗人有北宋初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因他们相互唱和，最后结集为《西昆酬唱集》，因此而得名。在艺术上，这些人标榜宗祖晚唐李商隐，但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剽窃模拟而已，最终还是成为当时和后世形式主义文风的风源之一。在诗歌创作艺术上，他们宗法李商隐，但缺乏李商隐诗歌的深沉和真挚，而只是模拟和发扬了李商隐雕琢、过于“使事”、追求辞藻的一面。不过，李仁老的这种提醒和批评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无疑对高丽中后期的文学发展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