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补闲集》看高丽诗坛的“宗唐崇宋”之风
崔滋在《补闲集》中，阐发了许多有价值的诗学问题，其中有关尊唐崇宋问题格外引人注目。在当时的高丽诗坛上，“唐宋诗之争”是最重要的创作的和观念的现象，因为高丽的文学创作和诗学的发展几乎无不在唐宋文学的影响之下。在东亚文学史上，朝鲜是一个中国汉文化圈中的国家，由于本身民族文字的创制在十五世纪中叶才实现，所以始终以汉文学为主流文学。再者，由于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即使是“训民正音”诞生之后，汉文依旧是官方文字，汉文学仍然为官方文学。文学是相应历史条件的产物，以汉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朝鲜古代文学，从文字到艺术形式，无不沿用中国文学的那一套。朝鲜人熟知中国文学的变化发展，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都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内容，他们学诗向来以唐诗、宋词为榜样，而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和宋代的苏轼、苏辙、黄庭坚、欧阳修、梅尧臣等都是他们所崇慕的对象。
在朝鲜，“唐宋诗之争”一直贯穿于整个高丽时期和李氏朝鲜时期的一千多年间，而其中高丽时期为最集中、激烈的时期。“唐宋诗之争”是高丽时期诗坛最重要的批评现象之一，从准备科举考试的民间士子，到士大夫阶层的诗学大家，没有一个人不在其影响之下。在他们那里，唐宋诗具有极其重要的典范意义，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到“唐宋诗之争”中，哪怕是站在一旁的普通学子，他们关注的文学神经也无不集中于此思潮当中。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1.到了高丽中叶以后，汉文学进入全面普及和向高深方面发展的大转变时期，唐宋名家更加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榜样；2.这时期的科举制度更重诗赋和进士科，表彰宋诗风的运用，结果导致了“榜出三十东坡出矣”的现象；3.唐宋有所不同的诗歌艺术追求面前，高丽人不能不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抉择，导致一时雾霾、一时晴天的现象，一场争论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4.唐宋诗人高超的诗歌艺术玄惑了高丽诗坛，两厢间的选择困惑了一大批诗人墨客；5.个人审美习惯和文学兴趣使然；6.高丽是注重文治主义的国家，文人在国家生活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一个文人立足于社会，其文学或诗歌创作水平起关键作用。高丽历代出现过诸多“好文之主”，许多“好文之主”能文善诗，直接参与进“唐宋之争”之中，这也大大促进了“唐宋之争”的社会关注度。
在高丽的汉文学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师法谁的问题，学谁、怎样学一直是个人奋斗和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高丽初还延续新罗末叶效法晚唐诗的传统，后来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人们普遍关注盛唐诗，再后来宋诗开始流行，人们看到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美不胜收，推崇者陆续出现。从士大夫中的诗坛巨擘，到科考士子阶层，又普遍把宋诗当作学习的典范，将学习宋诗的热潮推向新高潮。高丽仁宗朝的大诗人李仁老曾说如果想学好诗、写好诗，就得关门专门读苏东坡、黄庭坚的诗歌集，领会和学得其中的要害，指出“吾杜门读黄、苏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锵然”。他从作诗技术性的侧面出发，在《破闲集》卷中里强调说:“诗家作诗多使事，谓之点鬼簿。李商隐用事险僻，号‘西崑体’。此皆文章一病。近者苏黄崛起，虽追尚其法，而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可谓青于蓝矣。如东坡‘见说骑鲸有汗漫，忆曾扪虱话悲辛’，‘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尔远来情’，句法如造化生成，读之者莫知用何事。山谷云‘语言少味无阿堵，水雪相看只此君’，‘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类多如此。吾友耆之亦得其妙，如‘岁月屡惊羊胛熟，风骚重会鹤天寒’，‘腹中早识精神满，胸次都无鄙吝生’，皆播在人口，真不愧于古人。”与唐末宋初时期一样，高丽前半期的诗坛上也流行着对西昆体的模拟之风，不过苏东坡、黄庭坚的作品进入高丽诗坛以后，如一股新鲜空气般为高丽创作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苏、黄首先是从文学精神上学习其要旨，在诗法的技术性层面上“虽追尚其法，而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可谓青于蓝”。
在师法对象的选择上，如何解决学谁的问题，应该是一件既简单而又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问题往往容易走向反面，一股新的模拟主义风气则惊醒了文坛。从而如何师唐法宋的问题，已然成为高丽人诗学批评上的重要内容。崔滋坚决反对高丽人对唐宋文学的模拟、蹈袭，认为文学界的长辈训导后进诗人时，应该注意言行，注意话语与文章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尽管《补闲集》是继承和补充李仁老的《破闲集》而撰，但他并没有人云亦云，对李仁老的一系列观点和写法提出不同的意见，有关如何师法宋诗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他在《补闲集》卷上中指出:
李学士眉叟曰:“吾杜门读黄、苏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锵然，得作诗三昧。”文顺公曰:“吾不袭古人语，创出新意。”时人闻此言，以为两公所入不同，非也。其壸奥虽异，所入皆一门。何也?学者读经史百家，非得意传道而止，将以习其语效其体，重于心熟于工。及赋咏之际，心与口相应，发言成章，故动无生涩之辞。其不袭古人而出自新警者，唯构意设文耳。两公所云不同者，殆此而已。
崔滋认为李仁老的这句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读，让人真的去“杜门读苏、黄”，掌握模仿的要领。这样就很容易让年轻一代诗人杜门模苏拟黄，外舔西瓜，走向蹈袭、模拟之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引用李仁老的此番话以后，他紧接着般出文豪李奎报的一句话:“吾不袭古人语，创出新意。”一个是让人杜门学苏、黄，一个是提倡创新，当然提倡创新的李奎报更胜一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李仁老所训导也不能不说是不正确，因为学习前人，认真读其文本，也是学文学者的必修一课，只是心中必须有一种防范模拟主义、蹈袭一路的界限。从这样的角度考虑，李奎报和李仁老的主张“其壸奥虽异”，但其“所入皆一门”。从而崔滋教导年轻人说多读书打好基础是必须的，但应该有仿佛于未然之心，要敢于成为懂得创新的文学家。多读书打基础的好处在于，“读经史百家，非得意传道而止，将以习其语效其体，重于心熟于工”。一个是主张“及赋咏之际，心与口相应，发言成章，故动无生涩之辞”，一个是主张“其不袭古人而出自新警者，唯构意设文”，实际上二人的旨归是一样的。
从文学创新的观点出发，崔滋坚决反对模拟和抄袭的现象，甚至对文坛上的模拟之风恨之入骨。他对模拟主义不良现象的批判，往往不设定既成对象，即使是亲朋好友，甚至是文坛长辈人，毫不留情。他在《补闲集》中曾多次揭露有些人的创作不端行为，甚至对师傅辈的李仁老，也没有迁就。像高丽明宗时期的诗坛大家林椿，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与宋诗的模拟关系。他云:
林先生椿《赠李眉叟书》云:“仆与吾子虽未读东坡，往往句法已略相似矣。岂非得于中者暗与之合?”今观眉叟诗，或有七字五字从《东坡集》来。观文顺公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语，其豪迈之气，富赡之体，直与东坡吻合。世以椿之文得古人体，观其文，皆攘取古人语，或至连数十字缀之以为己辞，此非得其体，夺其语。
在高丽文坛上，许多人曾表扬林椿的诗赶上宋诗，甚至有些篇章暗合并超越于某些宋诗。林椿曾经多次给好友李仁老等人写信，表明自己诗作的自创清白。对此崔滋不怎么买帐，经过调查认为林椿的诗的确与宋诗有着一定的瓜葛。就是在《补闲集》的这一条目中，对林椿没有读过《东坡集》的自我表白，他表示不信任，对其标榜与东坡“暗合”之说法，也不认可。他坦率地指出“今观眉叟诗，或有七字五字从《东坡集》来”，揭穿其不诚实。不满之余，他甚至指出“世以椿之文得古人体，观其文，皆攘取古人语，或至连数十字缀之以为己辞，此非得其体，夺其语”。其批评之语气，揭露之深度，空前尖刻和辛辣，对模拟、蹈袭者的讽刺之意溢于言表。与此相反，崔滋对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李奎报深表敬重、推崇之意，说李奎报的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语”，反而“其豪迈之气，富赡之体，直与东坡吻合”，从创新和思想艺术水准的高度，把李奎报的文学地位提高到苏东坡的位置上。在此，他举出李奎报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之举，目的在于比较中深刻批评模拟和蹈袭宋诗者，而同样，他深入批评模拟和蹈袭宋诗者，目的也在表举像李奎报这样敢于创新的民族诗人。
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敢于创造新意的作家才可成为优秀的文学家。高丽人把苏轼看作“诗神”，因为他能够创造出“罕见的新意”，但他们也把像李奎报这样的民族诗人看作“海东谪仙”，因为他也能够创造出深刻的艺术新意。崔滋在《补闲集》卷中里说道:
予尝谒文安公，有一僧持《东坡集》质疑于公，读至“碧潭如见试，白塔苦相招”一联，公吟味再三曰:“古今诗集中罕见有如此新意，近得李学士春卿诗稿见之。其长篇中气至末句而愈壮，如千里骥足，方展走通衢，未半途勒止也。”
一次，崔滋去拜谒文安公俞升旦，其时正好一位僧人拿着《东坡集》请教俞升旦，质疑一些问题。通过这样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宋代苏东坡的影响在高丽已经多么深入人心，连僧人也手拿着《东坡集》质疑于世间文人。俞升旦认为苏轼诗警绝连篇，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大家，可成为高丽人学习的万代师范，但他同时指出高丽当代李奎报的诗也可与之匹敌，“警绝新意颇多”，毫无逊色于东坡。他甚至认为李奎报在长篇巨制的创作上，已超越前人，“末句而愈壮，如千里骥足，方展走通衢，未半途勒止”。崔滋在品评中，明显表达出自己对朝鲜民族文学的自负感。
崔滋认为高丽汉文学中的很多方面都是从中国文学中汲取营养而作的，尽管如此人的才华和气品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海东朝鲜虽偏于东北亚一角，但经过长期努力和发展，到了高丽王朝时期则“人文化成，贤俊间出，赞扬风化。光宗显德五年，始辟春闱，举贤良文学之士，玄鹤来仪”，已经达到了不落于宋代的汉文学水准，所以出现像李奎报这样的汉文学巨擘，是毫无奇怪的事情。李奎报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靠天才的诗人素养，写出了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从而被称赞为“海东谪仙”。对高丽王朝拥有像李奎报这样的诗坛巨星，崔滋在《补闲集》卷中里以骄傲的笔触云:
文顺公家集已行于世，观其诗文，如日月不足誉。近代律诗于五七字中有声韵、对偶，故必须俯仰穿琢，以应其律。虽宏材伟器，不得肆意放言，披露妙蕴，故例无气骨。公自妙龄走笔，皆创出新意，吐辞渐多，骋气益壮，虽入于声律绳墨中，细琢巧构，犹豪肆奇俏。然以公为天才俊迈者，非谓对律，盖以古调、长篇、强韵、险题中纵意奔放，一扫百纸，皆不践袭古人，卓然天成也。犹能谦下于人，凡有一善必褒奖若出己右。弱冠时，作《麹秀才传》，李史馆允甫初登第时效之，亦作《无肠公子传》。公见之而甚善，每唱于词林间曰:“近得能文者李允甫，真良史才也。”又与文安公同在诰院时，晋阳公设禅会于普济、广明、西普通三寺。及罢会，公请二公及尹直讲于一作《三会枋》，俞作《广明枋》。时人以俞枋下于公，而公见之，称叹所至，扬言曰:“今此作，吾不及俞君远矣。”公为翰林时，孙直院得之和公《早茶》长篇五首，公惊叹曰:“从来未识孙有如此高才也。”公资正直公明，观其赞善诟恶，出自天性。古人云“词人相轻”，盖为凡庸儿辈之言耳。
李奎报在汉诗创作中，“皆创出新意，吐辞渐多，骋气益壮，虽入于声律绳墨中，细琢巧构，犹毫肆奇俏”，不仅如此，大家之所以说他“为天才俊迈者，非谓对律，盖以古调、长篇、强韵、险题中纵意奔放，一扫百纸，皆不践袭古人，卓然天成”。崔滋认为在李奎报那里更为宝贵的是“犹能谦下于人”，甘拜下风，奖掖后进，善于发现人才。崔曾多次褒扬李奎报的汉诗创作，指出他是能够并列于中国唐宋名家的高丽诗人，是国内外公认的文学大家，是高丽文坛之骄傲。
高丽后半期是汉文学繁荣，各类诗派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崔滋所生活的高宗时期，正是诗坛上名家辈出、名作层叠的年代，林椿、李仁老、吴世才、李奎报、陈澕、俞升旦等大批名家活跃于诗坛。诗歌的发展和诗派的形成，造成诗坛理论主张多元的格局，各种观点和主张在诗人之间的交游中被显露出来。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属于林椿、李仁老系列的一派和以李奎报、俞升旦为首的一派之间溟萌中的理论分歧。如上所述，李仁老主张诗人“杜门读黄、苏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锵然，得作诗三昧”，而李奎报则主张“不袭古人语，创出新意”。话语间不禁流露出围绕“模苏拟黄”问题的不同观点，李仁老一派主张诗人首先杜门读苏东坡、黄庭坚的诗，多学习包括作诗技巧、用事在内的东西；而李奎报则主张诗歌创作应该创造新意，不蹈袭前人。李仁老一派多侧重于诗歌创作形式上的东西，主张多掌握作诗技巧，以利于自己写作时应用，而李奎报一派不同意这种观点，主张学习包括苏、黄诗在内的唐宋诗的艺术精神内涵，时刻预防模仿主义，把前人的艺术经验只当作自己创新时的营养素。崔滋则坚决站在李奎报一边，批评李仁老一派的理论主张，处处提醒后进，创新才是正道。对当时诗坛的情况，他在《补闲集》卷中里记述道:
弃庵居士安淳之，以旷世大手，于文章慎推。李眉叟尝以书及诗，求作《汲古堂记》再三，犹不应。李故迫之，乃不得已作记，以驳李所著《汲古堂诗》之意非之。金翰林克己与安同邑又同时。安之文集中，未尝一与金有唱和之作。唯于吴先生世材，一见叹服不已。见陈玉堂澕诗曰:“君才已过筠溪，小进之可至东坡。”
当时的著名文人安淳之，世称“旷世大家”，对文章的评价上一般采取慎重态度。当李仁老要求他为其《汲古堂诗》作记时，一开始他再三而不应，但后来被迫写其记，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否认其意不怎么样。安淳之与著名诗人金克己是同村同时代的人，但二人绝少往来，安淳之所出文集中也不见任何与金克己唱和酬答之作。不过，当安淳之见了吴世才及其诗歌作品以后，则称叹不已，还见了陈澕以后更是如此，以诗赞其曰“君才已过筠溪，小进之可至东坡”，认为他的诗才已经超越唐杜牧，再有所发展则可达到苏东坡的水准。
通过这一记录可知，高丽时期文人之间的门户之见已经形成，各派之间在文学活动中的偏见较为严重。记录中的安淳之、吴世才，与当时的俞升旦、全履之，咸淳、皇甫沆、李湛之、赵通等一起，都属于李奎报一派。他们虽与李仁老、林春、金克己等人频繁交游，但在有关宋诗问题的主张上存在一些分歧，有时展开激烈的论争。在崔滋看来，李仁老的《破闲集》多载录自己和自己系列作家的作品，大讲诗法，很多时候注意力集中于“剽窃刻画”、“夸耀青红”上，说诗法以琢字和练对为主，凡事突出声律和辞语。崔滋在自己的《补闲集》中，注意到这些问题的负面影响，比起形式上的问题更注重诗歌创作中的艺术本质性方面，站在李奎报等人的立场上，主张“气骨”、“意格”等诗歌内在要素的表达。在崔滋《补闲集》的各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他所提倡的“气、性、情、意”的审美属性，以及其与诗歌创新的密切关系。他还继承李奎报等人的诗论观点，多主张文学创作与艺术精神的关系问题，认为一首好诗是创作主体先天资质和后天素养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宋代诗歌在朝鲜高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用事占据重要的一个方面。与李仁老的《破闲集》一样，崔滋的《补闲集》也极其重视这个问题，有关用事的记述和评论随处可见。崔滋认为宋人讲究“以才学为诗”，十分重视学问基础，从而在诗歌创作上尤喜用典，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创作上的一条规律。但是问题在于，高丽人因此而过分崇拜宋人苏轼、黄庭坚，过分在用典上下大工夫，影响诗歌的艺术效果。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崔滋坚决反对李仁老等人过分提倡杜门学苏、黄，批判从而引起的模拟宋诗之风。在《补闲集》的许多地方，随处可见他对用事问题的记录，让我们了解他对用事的文学态度。如他在《补闲集》卷下中，对用事，以谨慎的口吻记述道:
凡用故事不同，或名号，或言行，大抵用事之联罕有新意。唯假借为用，如有新意，然失实。眉叟云:“老去陶潜方止酒，慵多杜叟不梳头。”此用古人名。又云:“附热肯追冰氏子，绝交偏恨孔方兄。”此假用名。又云:“要作洞中秦博士，何须墓上汉征西。”用古人官。皇祖云:“冰厅挂镜客寒士，霜署提纲激暖卿。”假用官名。文顺公云:“堕车醉者只全酒，把瓮丈人宁有机。”用古人语。皇祖云:“薄宦一生谁得鹿?故人千里子知鱼。”借用古人语。(得鹿之语，非指薄宦；知鱼之说，不关故人。此皆借用)文顺公云:“世味浅深曾染指，人生得失已忘蹄。”“染指”借用古人事。(与上“知鱼”借用语同)“忘蹄”借用古人语。诗家贵借用，然用之不工，则意反而语生。尹直讲于一、赵直讲文拔同在国学考艺试闱。赵作诗云:“欲雨欲晴天半笑，无风无月夜全聋。”尹吟味良久曰:“此古人所谓借字，甚工也。”
崔滋认为无论用什么内容用事，“大抵用事之联罕有新意”，凡用事以假借为用，即使是有点新意，也可能失实，这是用事的一大害处。他也承认用事是诗家必用的一种艺术手法，问题在于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因为用的不好反害其诗。在诗的用典上，可以用人名、官职名、物名、古人语、古人事等无所不包，但用得是否得当，是否形象生动，关系到一首诗能否成功的关键。用事毕竟是诗歌创作的一种手法，能不能用中善于变化，全看诗人之创作水平。用的不好，对诗歌是一种祸害，用的好，则大大有助于诗的艺术效果。按照崔滋的说法，“诗家贵借用，然用之不工，则意反而语生”，所以他再三提醒年轻后进，学宋诗要慎重，学苏、黄要从艺术精神入手，须懂得艺术形式要服从于内容。崔滋认为用事不必拘泥于其本，目的应在于以此而寓意，寓意才是最终目标。不管用的是什么样的典故，只要能够寓意于用典之中，诗的艺术效果才可以得到提升，用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他在《补闲集》卷中里指出:
诗僧元湛谓予云:“今之士大夫作诗，远托异域人物地名，以为本朝事实。可笑。如文顺公南游曰:‘秋霜染尽吴中树，暮雨昏来楚外山。’虽造语清远，吴楚非我地也。未若前辈《松京早发》云:‘初行马坂人烟动，及过鸵桥野意生。’非特辞新趣胜，言辞甚的。”予答曰:“凡诗人用事，不必泥其本，但寓意而已。况复天下一家，翰墨同文。胡彼此之有间?”僧服之。
崔滋是深得李奎报诗论之旨的文人，也认为“诗以意为主”，辞为“达意”服务。当他听到诗僧元湛为李奎报的有些诗用事用中国地名之事打抱不平时指出，“凡诗人用事，不必泥其本，但寓意而已。况复天下一家，翰墨同文。胡彼此之有间?”寓意才是用事的根本目的，何况朝鲜汉诗继承的是中国诗歌的艺术形式。艺术形式服从于内容，这是文艺作品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也是李奎报经常教导的艺术原则。崔滋还认为诗歌创作是一个创造艺术形象的过程，用事只不过是为创造艺术形象而存在的对象，因为艺术形象的创造需要动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对此，他在《补闲集》卷中里说:
文烈公《和慧素师猫儿》云:“蝼蚁道存狼虎仁，不须遣妄始求真。吾师慧眼无分别，物物皆呈清净身。”文顺公《蟾》云:“痱磊形可憎，爬蹉行亦涩。群虫且莫轻，解向月中入。”眉叟《蚁》云:“身动牛应斗，穴深山恐颓。功名珠几曲，富贵梦初回。”文顺公形容甚工，李学士句句皆用事，文烈公寄意浮屠言理最深。大抵体物之作，用事不如言理，言理不如形容。然其工拙在乎构意造辞耳。
金富轼、李奎报、李仁老，都是诗坛名家，他们所写的诗《和慧素师猫儿》、《蟾》、《蚁》，都用自己擅长的艺术手法，生动地刻画了猫儿、蟾、蚁这三种动物的基本特征。对三个人诗作的特征，崔滋归纳道“文顺公形容甚工，李学士句句皆用事，文烈公寄意浮屠言理最深”，句句具有一针见血之故功。崔滋最后认为，“大抵体物之作，用事不如言理，言理不如形容”，把形容放在“用事”和“言理”之上，正确地解释了诗歌创作的根本特性。他还指出，正因为诗歌创作是一个创造艺术形象的过程，其写法有“工拙”之分，其工与拙的关键在于诗人“构意造辞”的本领之上。所以在诗人那里，诗歌创作的基本功是最基本的东西，其中对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的磨练尤为重要。
唐诗对高丽汉诗的发展，具有着深刻的影响关系。早在建国初期，高丽王朝输入大量唐朝文物，借用于自身的制度和思想文化建设之中。其中文学是受唐朝影响最深刻的一个分野，无论是从内容的侧面，还是自艺术形式的角度，高丽人深受唐代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学体裁上，高丽人全盘接受其基本要素，无论是传奇、史传、散文、各种应用文体，还是诗歌中的各种体裁如五七言律、古、绝体诗以及词、赋、乐府、离合、回文、试贴等，网络几乎所有体裁的诗歌。高丽不仅被看做“东方礼义之邦”，而且还享有“海东诗国”之盛誉，汉文学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本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早在国初，高丽文学继承新罗后期的余音，文则以骈俪为主，诗则以晚唐体为流行体裁。至第四代光宗王时，仿唐制，实行科举制度，以诗、赋取人，逐步建立以文人为主导的文治主义国家。高丽时期的诗歌，从大的方面讲有三种功能，一是诗、赋成为通过科试进身官界而光宗耀族的敲门砖，二是诗、赋充当士大夫文人升官发财的资本或饭后余技，三是诗、赋成为真正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哪一种，都从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文学发展的作用。
诗歌是高丽文学重要的一大方面。高丽人有“汉文唐诗”之说，其意思就是“文则汉文，诗则唐诗”，把二者当作文与诗的最高典范。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高丽上半叶的诗歌，主要以唐诗为师范。即使是其中叶以后，将宋诗引入诗坛，推崇苏轼、黄庭坚等人，但学诗者、写诗者和说诗者都始终没有放弃过唐诗，唐诗的师范地位从未被打破过。
在唐诗中，对高丽人影响最大的还是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等，他们几乎都是家喻户晓的诗歌巨星。这些唐代诗坛巨星，在高丽都曾引起过巨大影响，各自产生追随者或努力学习者。如像李奎报，他早年的诗歌创作深受李白的影响，写出《东明王篇》、《三百韵诗》等极具积极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和抒情诗作，以至于诗坛都称他为“海东谪仙”。但他中年以后，随着政治生涯的坎坷和对农民生活的深入了解，在诗歌创作上转而接受杜甫和白居易的影响，写出大量同情下层人民生活和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罪恶的作品。不过从整体上看，在高丽诗坛影响最大者还是杜甫，即使是宋诗大量传入以后，杜甫仍成为高丽人学习的榜样。
杜甫之所以成为高丽人永恒的师范，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1.高丽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杜诗“一饭而未忘君尊”、处处固守“君臣之大节”的充实内容，促使许多高丽人推崇杜诗、追随杜诗。2.杜诗善于概括生活中的典型形象、寓主观于客观之中、个性化语言、千锤百炼而字字敲打心扉等特点，紧紧捕捉到高丽人的审美之心，促使高丽人以他为万世师范。3.杜诗精工的炼章琢句法、简洁明澈的语言表达等技术性要素，深深打动高丽诗家之心，把他当作诗法之绝对师范。
对杜甫诗思想内容的充实性，李仁老曾在《破闲集》卷中说道:“自雅缺风亡，诗人皆推杜子美为独步。岂唯立语精硬，刮尽天地菁华而已。虽在一饭未尝忘君，毅然忠义之节根于中而发于外，句句无非稷契口中流出。读之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玲珑其声，其质玉乎，盖是也。”文中把杜诗评价为“立语精硬，刮尽天地菁华”，而把杜甫的思想立场和杜诗的思想内容说成“一饭未尝忘君，毅然忠义之节根于中而发于外，句句无非稷契口中流出”，使人读之琅琅上口，有感发意志，积极向上的功效。崔滋也完全同意李仁老的这种看法，在《补闲集》卷中说道:“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杜子美在寒窘中，句句不忘君臣之大节。况名爵如公者，虽在阃外，恋恋有爱君之心，故其宜也。”杜甫与孔子一起，可成为忠臣之典范。崔滋认为，与此一样，作为一个封建时期的文人，要成为一个高尚的诗人，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片赤诚的忠君之思想和感情。
在高丽，杜甫不仅是大家推崇的偶像，也是诗家学诗的导师。在国家的国学、地方的州学和乡学以及无数的个人私塾中，每年夏科时都集中学习诗、赋，其中杜诗是一门必修课。书堂先生教授杜诗，强调的是“气吞象外”的“意象”，精工到位的表达，还有细琢磨练而自然生动的艺术手法。总的来说，高丽人把杜诗当作学诗的榜样来看待，而这实际上是把杜诗看作一部学诗者的教科书。杜诗在高丽培养出多少个诗界达人，不知其数，但知杜诗为朝鲜文学永恒的指路明灯。对杜诗与高丽诗歌发展之间的关系，崔滋在《补闲集》卷中中云:
古今警绝句不多，如草堂《江上》云:“功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闷》云:“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陈补阙云“杜子美诗虽五字气吞象外”，殆谓此等句也。然“白水”之联，用“唯、亦”二字为妙。欲味其妙，当闷中咀嚼。崔壮元基静《四时词》云:“侵雪还萱草，占霜有麦花。”白拈草堂语。吴先生世才《自叙》云:“丘壑孤忠赤，才名两鬓华。”暗窃草堂格。皇祖初入金闺，奉使江南留题曰“云霄茅下才连茹，原隰蓬间忽断根”，诗人以为与杜子美“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其琢句精工相似。或云此等句格琢为五字则绝妙，七言则未工。眉叟《破闲》云:“古今琢句之法，唯杜少陵得之。如‘日月笼中’句，吟咏果如啖蔗。”陈补阙云“三年旅枕庭闱月，万里征衣草树风”，未若草堂“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语峭意深。李史馆允甫平生嗜杜诗，时时吟赏“干戈送老儒”一句曰:“此语天然遒紧，凡才固不得道。”宋翰林昌问:“工部‘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辞易意滑，倘可及道?”史馆笑曰:“其语意豁远，固非汝曹所识。如‘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此工部寻常语体。古今几人学杜体而莫能仿佛，唯雪堂‘欹枕落花余几片，闭门新竹自千竿’其语格清紧则同，遣意闲雅过之。盖有‘欹枕闭门’之语耳。”史馆尝与李翰林(文顺公)宿安和寺留诗，翰林曰:“废兴余老木，今古独寒流。”史馆曰:“改‘独’为‘尚’，则草堂句也。”归正寺壁题云:“晨钟云外湿，午梵日边干。”此夺工部“晨钟云外湿，胜地石堂烟”句也。于晨钟言“湿”可警，于梵言“干”疏矣。但对触切耳。“石堂烟”句是“气吞”之类也。《补闲》只载本朝诗，然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故编末略及之。
崔滋在这段文字中，把杜甫的《江上》和《闷》诗看作“古今警绝”，其“虽五字气吞象外”。崔滋认为杜甫的此二首诗“极尽其妙”，“欲味其妙，当闷中咀嚼”。高丽文人崔基静的《四时词》、吴世才的《自叙》、皇祖的《奉使江南留题》、陈澕的《万里征衣》、李允甫的《送老儒》、雪堂的《新竹》、李奎报的《宿安和寺》等诗作，都是学杜诗以后的自创之作，都深受杜诗之影响。崔滋谈它们与杜诗的关系，曰“白拈草堂语”，曰“暗窃草堂格”，曰“诗人以为与杜子美‘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其琢句精工相似”，曰“古今琢句之法，唯杜少陵得之”，曰“未若草堂‘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语峭意深”，曰“改‘独’为‘尚’，则草堂句也”等等评语都充分说明即使是著名诗人的创作，也都深受杜诗之陶冶和养育。应该说，杜诗在朝鲜高丽影响深远，几乎没有一个诗人没有受过杜诗的熏陶，几乎没有一个文人没有在“杜风苏雨”中成长。连声称“《补闲》只载本朝诗”的崔滋，也间或加载一些杜诗或与杜诗有关的高丽诗，因为“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
中国唐代是诗坛群星荟翠、星光灿烂的时代。除了杜甫以外，高丽人还极尽推崇李白、白居易、韩愈、杜牧等中国唐代诗人。崔滋的恩师李奎报在《答全履之论文书》中，谈论唐人的创新壮举时曾说道:“请以声律以来，近古诗人言之，有若唐之陈子昂、李白、杜甫、李翰、李邕、杨、王、卢、骆之辈，莫不汪洋闳肆，倾河淮，倒瀛海，骋其豪猛者也，未闻有一人效前辈某人之体，刲剥其骨髓者。其后，又有韩愈、皇甫湜、李翱、李观、呂温、卢仝、张籍、孟郊、刘、柳、元、白之辈，联镳并辔，驰骤一时，高视千古，亦未闻效陈子昂，若李、杜、杨、王而屠割其肤肉者。”唐人高超的诗艺及其对高丽人的影响关系，崔滋在《补闲集》的许多地方，做了多方面的记述。崔滋评价诗人、品评诗作，常以唐人及其诗作来作衡量标准，如他在《补闲集》卷中说:
陈补阙澕评诗，以“文顺公《杜门》云‘初如荡荡怀春女，渐作寥寥结夏僧’，如牙齿间置蜜，渐而有味；李由之和耆老相国诗云‘睡倚乍容青玉案，醉扶聊遣绛纱裙’如咀冰嚼雪，令人心地爽然无累。置蜜之辞未若咀冰之语。”仆于此评未服，彼咀水之语，虽新进辈月炼日琢，则万有一得。置蜜之辞，深得杜门之意，非老手固不可道。陈与由之及当时鸣诗辈共和耆老相国诗，“裙”韵最强，至于复用，皆有难色。而由之道此联，陈即惊动，故有此语。陈补阙《读李春卿诗》云:“啾啾多言费楮毫，三尺喙长只自劳。谪仙逸气万像外，一言足倒千诗豪。”及第吴芮公曰:“逸气一言可得闻乎?”陈曰:“苏子瞻品画云:‘摩诘得之于象外，笔所未到气已吞。’诗画一也。杜子美诗虽五字中，尚有气吞象外。李春卿走笔长篇，亦象外得之，是谓逸气。谓一语者，欲其重也。夫世之嗜常或恐凡者，不可与言诗，况笔所未到之气也。”
大诗人陈澕在品评李奎报的诗《杜门》和李由之的诗《和耆老相国》时，点评道前者读之“如牙齿间置蜜，渐而有味”，而后者读之“如咀冰嚼雪，令人心地爽然无累”。崔滋认为这种评价意识与唐人颇有关系，如“置蜜之辞”，其“深得杜门之意，非老手固不可道”。陈澕还在《读李春卿诗》中，评价李奎报诗为“谪仙逸气万像外，一言足倒千诗豪”，对此崔滋深表同感，表扬陈澕有评诗之鉴识。在他看来，李奎报年轻时的诗歌创作豪情万状，深得李白之奥境，而其中年以后的诗作老成顿绰，逸气十足，则深得“杜子美诗虽五字中，尚有气吞象外”的气品。
高丽人评诗，贵创新。他们坚决反对对中国诗的模拟之风，把蹈袭古人、“人屋下架屋”看作诗人的耻辱。他们推崇中国各朝名家，但绝不盲从，而是有所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他们认为尽管汉文学形式的根子在中国，但这种艺术形式被朝鲜人掌握以后，完全变成了朝鲜人自己的文学。即然是朝鲜人自己的汉文学，那肯定有朝鲜人自己的文学特色，朝鲜文学界肯定有自己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像李奎报这样的诗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崔滋在《补闲集》中，用许多真实的事实证明这一点，到处体现着这种民族文学观。即使是中国唐代文学，高丽人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决不人云亦云。对此崔滋在《补闲集》卷中里头曰:
见文顺公文稿作小序，略云:“发言成章，顷刻百篇。天纵神授，清新俊逸。人以公为李太白”，盖实录。然以仆言之，其醉吟之际，狂海荡然，锦肠烂然，即已相类。至于律格严正，对偶真切，于忽忽不暇中尤见功夫，似过之也。又作《读雅诗叙》云:“诗三百篇，非必出于圣贤之口。而仲尼皆录为万世之经者，岂非以美刺之言，发其性情之真，而感动之切入人骨髓之深邪?然则虽刍荛贱隶，苟其言中道，则圣人之所不敢舍。况大贤君子之所作，文义俱胜，华实相副者，独不列于《雅》《颂》之列乎?”予近得《乐天集》阅之，纵横和裕而无锻炼之迹，似近而远，既华而实，诗之六义备矣。”弃庵之言然，白诗于风雅之义，深浅异耳，其关于教化一也。杜牧自负文章俊逸，讥乐天之诗尨杂浅陋。当时狸德若视日者，皆从而作谤，譁然同辞。故至于今诗人虽不及知古人所谓“白俗”之意者，犹曰“长庆杂说，何足看也”。笑哉。凡新学诗，欲壮其气力，虽不读可矣。若搢绅先觉，闲居览阅，乐天忘忧，非白诗莫可。古人以白公为人才者，盖其辞和易，言风俗叙物理甚的于人情也。今观文顺公诗，虽气韵逸越侔于太白，其明道德陈风谕略与白公契合。可谓天才人才备矣。
崔滋见了李奎报文稿小序中的“发言成章，顷刻百篇。天纵神授，清新俊逸，人以公为李太白”一段以后，深表切中要害，但是他认为还是不够充分。他认为李奎报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李白，如“其醉吟之际，狂海荡然，锦肠烂然，即已相类。至于律格严正，对偶真切，于忽忽不暇中尤见功夫，似过之也”。崔滋还高度评价白居易，并推崇备至，说“予近得《乐天集》阅之，纵横和裕而无锻炼之迹，似近而远，既华而实，诗之六义备”。唐杜牧曾自负自己的文章俊逸，“讥乐天之诗尨杂浅陋”，对此崔滋反讥笑不已。他认为这是“文人相轻“之举，并对“当时狸德若视日者，皆从而作谤，哗然同辞”，不以为然，而更对“今诗人虽不及知古人所谓‘白俗’之意者，犹曰“长庆杂说，何足看也”的现象看作可笑的事情。他指出自古说白居易为人才者，“盖其辞和易，言风俗叙物理甚的于人情”。崔滋认为李奎报的有些诗也深受白居易的影响，“虽气韵逸越侔于太白，其明道德陈讽喻略与白公契合”。仔细阅读并作以比较李奎报的诗和白居易的诗，不难发现崔滋的这些评价，完全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