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补闲集》所反映的民族文学振兴观

崔滋是一位极富爱国主义精神的文人。他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与其诗学观念互为表里，体现为一种正直文人为振兴民族文学而散发出的一片热忱。生当武臣政权巩固时期的他，不像当时的“时流辈”阿附权贵，也不像许多一心想拜高官而到处寻求名士举荐的士人，只是顺其自然，勤勉于尚州司录、国学学谕这样的下级官吏之职。后来通过宰相李奎报的提携，进身高官厚禄之位，受国君之宠爱，但他绝无傲视万物之态。这样的一个“谦虚文人”，面对文坛复杂的形势，为整顿文风，发扬民族文学传统，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坚决态度，充当文学批评的先锋。他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深得李奎报等文坛主将们的赏识，被推荐为文翰辅弼之位，以至受到当代权臣“续补《破闲》之托”。崔滋深知这是事关朝鲜民族文学遗产保护和继承问题的重要之托，也是国遇内忧外患时期振兴本民族文学之重大一步，从而投入毕生学问和经历完成它。

高丽高宗(2014—1259)朝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除了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外，中国东北的契丹遗民不断寇掠边境以至大规模入侵高丽，经常屠城、烧杀掳掠，威胁着首都开城的安危，经过高丽军共同抗敌，最后还是打败和屈服契丹残余势力。不久早已虎视眈眈高丽的蒙古军开始挑衅，终于于1231年和1247年两度大规模入侵高丽，高丽军民虽英勇抗战，但还是抵挡不住蒙古军的进攻，最后缔结耻辱的停战协定。这时期高丽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崔忠献、崔瑀、崔沆三代父子，虽然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不得人心，但还是逐渐稳定局势。他们对外抵抗和妥协并施，对内也恩威兼顾，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基础。频繁的外侮不但激起了高丽人民的爱国爱乡热情，也从思想文化上激起了其民族自尊意识，使得其掀起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东明王篇》、崔滋的《三都赋》等大量反映爱国主义题材作品的出现，决非偶然，都是与这种民族受难的时代息息相关。

高丽高宗朝政治的另一种重要举措，就是尽管依然是武臣执政，但根据统治国家的需要，复活武臣政变以前时期的文治主义政策。一开始，武臣政变成功后，郑仲夫、李义方、李高等为镇压毅宗时期的文臣势力，实现之前复仇的愿望，大量杀害、放逐和排挤文臣阶层，使得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崔忠献打倒前任武臣李义旼势力以后，建立新的武臣政权，总结以前的经验和教训，开始重视对文人的启用问题，四处派人寻找隐居于田野中的有能文人。到了其子崔瑀执政时期，则有计划地拉拢和登用文人，逐步建立武臣统治下的文人参政体系。

在武臣执政者的怀柔政策下，宰辅李奎报等陆续向朝廷推荐崔滋等品学兼优的年轻文人，使一批新进文士担任朝廷文翰之职，为高丽王朝的长久繁荣服务，这些都构成着当时高丽特殊政体下新的发展模式。当初高丽王朝的社会基础来源于新罗末叶的后三国，建国后的高丽统治阶级逐渐构建文治主义的文人政治体系，以科举制度为主要的铨选模式，使高丽社会走向新的发展之路。但过于文人化的政治制度，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过于文治主义的王权集团，从而文人以“文”阿附王权，君王以“文”肆酒放纵词臣，最后酿出个常受非人待遇的“愤怒武臣起事变天”。缺乏治国经验的武臣统治阶级，刚一上台，为更大的权与利互相争斗、倾轧和残杀，政权轮流接替，最后到了崔忠献一派手中，便固着下来。崔氏武臣子孙几代人生于动乱时期，又靠一早“黄袍加身”取得政权，深知武人武治的社会危害性。他们看到国家复杂的行政事务、新的思想文化的构建、外交及其专对、社会文艺等，都离不开文人的参与和主导，也就是说“没有脑子”的国家和政体是一个莽撞的国家和政体，为了使崔氏武臣集权一代代传下去，就得让文人与他合作。

基于这样的认识，崔氏武臣集团自崔忠献开始，则采取了吸纳文人的政策，特别是到了其子崔瑀执政时代，笼络和怀柔大批有才德之文人，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们采取的主要政策有:1.恢复和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和职能；2.提高文官的政治、生活待遇；3.在某些方面提高文臣的职权范围，以文臣压武臣，以达到限制武臣的特权等等。这样政治措施，不仅加强了王权，也加固了武臣的统治地位。这样的政治措施也为文人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政治基础，为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提供了实际的现实基盘。与此同时，这样的政治措施为高丽文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现实环境，为文学二度繁荣提供了新的机会，给文学批评预备了重新活跃的现实基础。连当时高丽实际的统治者崔瑀也都亲自过问文学之事，过问诗话发展情况，并要求崔滋补“破”而立“补”。对高丽的文学批评来说，出现这种积极的社会环境，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

高丽诗话的发展，得益于当时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如前所述，十二、十三世纪的高丽王朝深受中国东北契丹残余势力、金末女真人、蒙古势力等不断的入侵，民族不堪蹂躏，虽一次次打退侵略者，但还是国无宁日，国力难支。朝鲜一直与中国宋朝保持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按照传统华夷观念始终把赵宋看成中国正统，将自己看成继承文化衣钵的“小中华”，把契丹、女真、蒙古人看作无知的“野人”或“禽兽”，但如今受其不断的侵略和蹂躏，这深深刺痛其民族自尊心。再则高丽人认为，自己长期吸收中华文明，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与中国本身可比肩的程度，特别是汉文学发展往往“不让中朝”，甚至也有超越之处。由于北方民族不断的侵寇和威逼，南宋小朝廷日益衰靡，蒙古势力逐渐强盛并侵逼高丽的安危，其两度大规模的入侵和寇掠严重破坏了高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特别是蒙古兵所到之处烧杀掳掠，肆意破坏文化财产，很多贵重的文物和书籍遭到烧毁和掠夺。在这种历史环境下，高丽人民的爱国情绪和文人士大夫的民族文化自尊意识空前高涨，一股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和书籍、收集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编纂和出版民族文学作品的热潮逐步掀起。可知崔瑀命崔滋编写“续补”《破闲集》之诗话著作，绝非偶然，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接受这一任务的崔滋，深知使命之重大，投入毕生精力着手这一工作。一旦开始这一“续补”工作，在收集和整理原始资料的过程中，面对汗牛充栋的民族文学乃至诗学遗产，他的心中不时充满骄傲之情。特别是高丽建国以后至高宗时期三百多年间所取得的汉文学成就，在《补闲集序》中，崔滋认为高丽王朝大兴文治主义，可谓“人文化成”，“赞扬风化”而“贤俊间出”。光宗九年开始的科举制度，是高丽学术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分水岭，为其汉文学发展奠定了制度和人才培养上的基础。景宗、显宗时代，高丽的文教日臻成熟，出现了大批文学人才，以大儒学者崔冲文宪公徒为首的十二公徒，为高丽后进的栽培事业立下了重大贡献。文宗时期，“声明文物粲然大备”，以金富轼、郑知常为首的大批文人活跃于文坛，产出了大量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到了高丽明宗、神宗以后，汉文学达到新的高峰时期，出现了像李仁老、李奎报、金克己、陈澕、孙得之等大批著名于世的文学家。这些人“金石间作，星月交辉”，把高丽的汉文学推向了新的繁荣期。在大批文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时期优秀作家和名作备出，“汉文唐诗于斯为盛”，汉文学达到了“不让于中国”的繁荣景象。崔滋在序文中以骄傲的口吻历数著名文人以后，叹息对其“编成文集者，唯止数十家，自余名章秀句皆湮没无闻”，从而决心自己一马当先，为民族古典遗产的收集和整理全力以赴，并认真总结本国诗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写出一部有关本民族诗话的著述，以报效国君和文学事业。

崔滋的《补闲集》，与李仁老《破闲集》最大的区别在于在编撰主导思想上以本国、本民族文学为主要的涉容对象，力图写出本国、本民族诗话纯品，以实现与中国诗话全然不同的本国诗话品格。他在《补闲集》卷下中，明确表示“《补闲》只载本朝诗”，只是不得已时稍带一点中国的李、杜、韩之类诗人，因为“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故编末略及之”。迄今为止的学术界，根据《补闲集序》，一般都认为它只是“续补《破闲》”而已，意思就是在内容和形式体例上它和《破闲集》并无多大差异。但应该知道，这种认识大错特错，严重脱离了《补闲集》的实际内容。正如崔滋自己所说的那样，《补闲集》只载高丽本朝诗文及其品评意见，以达到撰写出本国、本民族诗话的目的。的确，《补闲集》中活跃着无数高丽本朝诗人，装载着无数高丽本朝诗歌和诗论、诗评文字，其音容笑貌历然在目，其深邃的诗歌品评观点生动地启迪着后人的睿智。

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他的《补闲集》还融进了大量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学家的诗评和逸话。作者在记述这方面内容时，往往以满腔的自负意识，力争做到生动、感人。《补闲集》中的这些内容，多涉及外交活动中的人和事，都是用文学为自己的祖国争光的人及其事迹，此时的诗评或文评往往充满明快的笔调。如崔滋在记述著名文人朴寅亮使宋过程中所表现的诗歌才华时，写道:

朴参政寅亮奉使入中朝，所至皆留诗。《金山寺》云:“巉岩怪石叠成山，上有莲房水四环。塔影倒江蟠浪底，磐声摇月落云间。门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棋白日闲。一奉皇华堪惜别，更留诗句约重还。”行次越州，闻乐调中奏新声，旁人曰:“此公诗也。”至浙江风涛大起，见子胥庙在江边，作诗吊之曰:“挂眼东门愤未消，碧江千古起波涛。今人不识前贤志，但问潮头几尺高。”须臾风霁，船利涉。其感动幽显如此。宋人集其诗成编，今传于世。

朴寅亮是活跃于高丽文宗朝的文人，历官礼部侍郎、右仆射等职。1080年，他任参知政事时与金觐等出使宋朝，此话记述的就是其时的诗谈。他在为完成外交使命奔走于中国各地时，写出的《金山寺》、《过子胥庙》等诗歌，深受当时宋代诗坛的赞赏，逐步形成一段佳话传播于大江南北。这段诗话，后来全靠崔滋的这部《补闲集》的记录，成为千古文学佳话。记录中的《金山寺》、《过子胥庙》二诗，感情真挚，形象生动，意境悠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过子胥庙》一诗，感通神明，止息风涛，使一行人顺利过江，留下一段美丽的诗话。他在中国，“所至皆留诗”，有的被当地人采纳，被于新声，唱遍大江南北。“宋人集其诗成编，今传于世”，也有记录称宋人赞赏之余将他的诗与金觐的诗合而为《小华集》，出版传播。在这段诗话中，崔滋满怀激动，道“其感动幽显如此”，还说“宋人集其诗成编，今传于世”，话语中充溢着骄傲之情。

姜邯赞将军是高丽睿宗、仁宗时期著名的爱国将领，有关他的各种传奇故事历史上广泛传播于朝鲜各地。有关“文曲星下降人间”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这个故事有点过于离奇，充满神秘主义色彩，但他还是以历史史实和猎奇故事相结合的方式记述了它。他在《补闲集》卷上中讲曰:

姜仁宪公邯赞，大平七年壬午擢甲科第一人，显宗统和二十七年己酉为翰林学士。是年十一月，契丹圣宗亲将兵而至，上幸锦城。以河拱辰请降，丹帝还师。凡策皆出姜邯赞。上以诗慰奖曰:“庚戌年中有虏尘，干戈深入汉江滨。当时不用姜君策，举国皆为左衽人。”今俗传云:有一使臣夜入始兴郡，见大星陨于人家。遣吏往审之，其家妇适生男子。使心异之，因求其子而养，是为姜公。及为相，宋使有鉴识者来见公曰:“文曲星不现久矣，不知何在。今公即是。”乃下阶皆礼之。此说甚荒唐。然今古搢绅相传又任相国，宅有记，故载之。

姜邯赞将军是一位文武双全的高丽名将。他曾获文科状元，官至翰林学士，是高丽朝廷中难得的通晓兵书、胆识过人的文人。他出仕的年代，内忧外患，边事频仍，国家多难。其时正处于契丹圣宗年间，多次发动对高丽的侵略战争，想用武力屈服高丽，以解自己的后顾之忧，还想达到经济掠夺的目的。他共发动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但次次遭到高丽军民的英勇抗战，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第三次以一百万军队大规模入侵高丽之时，高丽以西北面行营都统姜邯赞为上元帅，率领二十多万将兵御敌于宁州一线，利用有利地形，运用能动的战略战术，最终以“龟州大捷”打败了契丹侵略者。这大大鼓舞了高丽上层和广大军民的斗志，促使契丹人不敢再次轻举妄动，使高丽迎来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安宁。经过艰苦的反侵略战争的高丽人民，从内心爱戴姜邯赞将军，遂用歌舞、文学作品歌颂其功德，有关他的英雄故事也传遍全国各地。高丽第八代显宗王，也为心腹爱将姜邯赞写诗，以慰劳其心，诗中认为“当时不用姜君策，举国皆为左衽人”，指出如果没有姜邯赞正确的指挥，高丽无疑将变成夷狄之域，从而高度评价姜邯赞为捍卫国家主权和人民安宁所做出的奇功。最后，崔滋在记录有关姜邯赞诞生时天上大星陨落于姜家的故事时，虽认为“此说甚荒唐”，但他还是以敬重之心记录它，以纪念民族英雄。

崔滋在《补闲集》中，还记述了大量有关佛教僧侣为国增光的诗话，以丰富了书的内容。有关大觉国师的逸话，就是其中一例。《补闲集》所载有关大觉国师如宋朝和辽，苦练佛道，闻名于当时中国大江南北的故事，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补闲集》卷下记载道:

尝读《文烈公集》，见《大觉国师碑》。师以王子求出家，如宋问道，得贤首、达摩、天台、慈恩、南山等五宗法门。至泗上，礼僧伽塔天竺寺、礼观音像皆放光明。北辽天佑帝闻其名，送《大藏经》诸宗疏钞六千九百余卷。燕京法师云谞、高昌国阇梨尸罗嚩底，亦皆以策书法服为问。辽人来聘者皆请见。吾使入辽，则必问师安否。日本人求师碑志。其为异国所尊如此。师余力外学经史百子，皆寻其根柢。率尔落笔，文辞平淡而有味。今得数诗尝味之，文烈公“平淡”之言，信哉!《到飞来方丈礼普德圣师》，云:“涅槃方等教，传授自吾师。两圣横经日(元晓义相受《涅槃维摩经》于师)，高僧独步时。随缘任南北，在道勿迎随。可惜飞房后，东明古国危。”(师本高句丽盘龙寺沙门，飞房至百济孤大山。后神人见于高句丽马岭，告人曰:“汝国败无日。”)《题锦石庵》云:“老苔斑似锦，瑞石列如屏。时有高僧倚，长眠养性灵。”《题龙岩院》云:“踏尽残花上翠微，徘徊瞻景欲忘归。他年若也酬前志，高卧烟霞与世违。”

这里的“大觉国师”，指的就是朝鲜历史上杰出的佛教学者、高僧义天(1055—1101)。他是高丽第十一代国王文宗第四子，十岁削发为僧，十三岁授僧统之职，为朝鲜天台宗始祖。1084年微服搭乘宋商船渡海至山东密州(现诸城)，后受宋哲宗欢待，游历启圣寺、相国寺、兴国寺、育王广利寺等名寺，拜学于当时中国著名的有诚法师、圆炤法师、印度僧三藏天吉祥、正圆法师、慈辩大师、怀琏大师等名僧手下。1086年归国以后，任开京兴王寺主持，设教藏都监，教正和刊印从宋朝传入或购入的佛教经典、儒书等四千七百余卷，并完成《续大藏经》的编纂和出刊。他继承朝鲜古代佛教五教、九山传统，开讲天台教，融合教宗和禅宗两大派，主张“教禅一致”，最后通合高丽各派佛教。义天是高丽爱国高僧，在中国受宋哲宗爱惜，辽天佑帝的尊崇，从其授《大藏经》诸宗疏钞六千九百余卷”，

历访名寺高僧，处处授课深教大法，备受敬重，为海东高丽争光争气。义天不仅扬名于国外，也是朝鲜天台教的开山之祖，是实现高丽佛教思想大融和、各教派大通合的大师，从而名垂青史。崔滋在《补闲集》中专设义天一条，就是因为其诗才“出色”，其诗“平淡有味”，可以做诗家之龟鉴。集中所引《到飞来方丈礼普德圣师》、《题锦石庵、《题龙岩院》三诗，诗思妙远，仪态素净，用词简洁素雅，诗象“清淡有味”。无论从诗意之勾勒，还是自写法的精妙，都可谓诗中之精品。